|
“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107次，所有20篇中均有出现。开篇第一章和末篇最后一章中都提到了“君子”，是《论语》中惟一一个贯穿始终的概念，可见其地位之重要。实际上，孔子当年办学，办的就是培养“君子”的学校，孔子就是“君子之师”，孔子之学就是“君子之学”。后来的儒学研究，学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礼学”和“仁学”上面。因故，本文不避浅陋，提出“孔子君子学”的概念，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君子”之义：“位”与“德”的纠结 所谓“君子”，从字面看，由“君”和“子”两个单字组成。“君”，《说文解字》：“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古文象君坐形。”段玉裁注云：“尹，治也。”下面的“口”，表示发布命令。因此，“君”的本义应为发号施令的统治者，包括“国君”以及“家君”等。“子”，是古代对男子的尊称，本义是“初生”，故后来借用为阳气初生时的时间单位——“子时”；也泛指后代，包括儿子、子女和子孙等。“君子”合起来指“君”的后代，当时是一种尊称，意为居于社会上层的贵族阶层成员，突出的是其“位”，是当时的“在位者”即统治阶层成员的通称。 顺便说说“君子”与“小人”的关系。原初意义的“君子”指当时的统治者；“小人”即“小民”，则指当时的被统治者，如《尚书·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二者本来只有“位”的区别，分别是“上位者”和“下位者”的称谓。春秋末年以后，“君子”与“小人”逐渐有了“德”的区别，也作为“有德者”和“无德者”的称谓。 孔子的贡献，在于对“君子”内涵进行了重新的界定，使之成为既有地位又有品位的专业管理者。孔子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因此，学生樊迟请求学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樊迟又请求学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门以后，孔子评论道：“樊迟真是个‘小人’！在上位者重视礼制，民众就不会不敬上；在上位者重视公义，民众就不会不服从；在上位者重视诚信，民众就不会不动真情。如果是这样，四方民众就会背着子女前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种庄稼？”这里，在上位者就是“君子”，“小人”就是小民老百姓，二者并不存在道德上的高低区分，只有地位上的上下差别。 《周易·解卦》有则爻辞：“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孔子解释：“《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周易·系辞上》）董仲舒更进一步指出：“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汉书·董仲舒传》）这里的“君子”与“小人”，也是地位上的差别。 居于上位的“君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位呢？据《宪问》记载，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耕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孔子称赞南宫适，明确把“君子”与“尚德”联系起来。“君子”者必“尚德”，“尚德”者必“君子”，“尚德”就是君子应该具备的内在本质，应该拥有的高尚品位。 必须具备“尚德”的品格，做到“德位一致”，这就是孔子界定的新型“君子”。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孔子办学初期，跟从他学习的实际上是那些并没有天生具有“君子”地位的郊野平民；只是到了后来，孔子名气大了，那些天生具有“君子”地位的贵族子弟们，才投到孔子门下。孔子本人主张“有教无类”，既要使“有其德者有其位”，也要使“有其位者有其德”。二者之中，孔子更重视前者。正如萧公权先生指出：“（君子）旧义倾向于就位以修德，孔子则侧重修德以取位。”①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了四个可以称之为“君子”的榜样。第一个是尚德遵道的南宫适（南容）：“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参见《公冶长》）第二个是推行道德教化的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公冶长》）第三个是实行德政的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第四个是遵道而行的蘧伯玉：“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四位“君子”之中，前两位是孔子的学生，属于“修德以取位”的一类；后两位是在位的官员，属于“就位以修德”的一类。这些人为孔子所致力于培养的“君子”目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型。 至此，我们可以归纳孔子对“君子”概念的创新及其价值所在：第一，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其基本含义是有位有德的管理者，包括“先进于礼乐”的先有德而后有位者，以及“后进于礼乐”的先有位而后有德者。第二，孔子把“尚德”引进“君子”的内涵，打破了传统贵族依赖宗法血缘关系对国家管理职位的垄断，为平民参政大开方便之门。这是孔子的伟大创建，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一样，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果，具有现代性。后来荀子则提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荀子·性恶》）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早在隋唐时期就建立了“科举制度”，后经英国借鉴，建立“文官制度”，成为现代公务员制度的滥觞。第三，孔子所界定的“君子”，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君子”是社会的管理者，必须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职责；另一方面，“君子”又是理想人格的化身，应该成为社会大众的道德楷模。经过千百年的演绎，第二重属性逐渐被强化，直至成为“君子”的惟一内涵。今天，我们用“君子”人格进行道德建设，适当回归“君子”的原本内涵，特别是其第一重属性，这对于提升社会管理者的道德水准，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政治文明，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君子之“德”：管理者的素质修养 在孔子看来，作为管理者的“君子”，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因此，君子的道德修养是其从事管理活动的必要前提。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修己以敬”说的是自我管理，首先管理者要通过修养提高自己，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修己以安人”说的是人事管理，管理者要通过修养提高自己，安排好下属，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修己以安百姓”说的是组织管理，管理者要通过修养提高自己，使民众安居乐业，使整个组织成员各得其所。 管理者的自我管理是一切管理活动的基础，一切管理措施的前提。孔子指出：“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1985年，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在《有效的管理》一书的前言中说：以往的管理学著作谈的都是怎样管理别人，而本书谈的是怎么管理好自己；“一个有能力管好别人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而只有那些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②。这个观点与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的“正己正人”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君子修养的方法，《论语》提出了一系列论述：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年轻时不要迷恋女色，壮年时不要争强好胜，老年时不要贪求无厌。 ——君子有三乐：“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季氏》）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乐，以宣扬别人的好处为乐，以结交众多贤明的朋友为乐，便有益了；以骄傲为乐，以浪荡飘游为乐，以大吃大喝为乐，便有害了。 ——君子有四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不凭空臆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 ——君子有五行：“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庄重就不致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大众的拥护，诚实就会得到别人的任用，勤敏就会工作效率高、贡献大，慈惠就能够使唤别人。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脸上的颜色，考虑是否温和；容貌态度，考虑是否庄重；说话的言语，考虑是否忠诚老实；对待工作，考虑是否严肃认真；遇到问题，考虑怎样请教别人；将要发怒，考虑有什么后患；看见可得的，考虑自己该不该得。 经过自我修养的管理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象呢？这就是儒家所谓“君子”的理想人格。根据《论语》的教导，大致有以下十个方面： 1.好学上进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君子整天想的不是怎样填饱自己的肚子，而是怎样充实自己的大脑。君子好学是为了充实自己、成就自己，所以不介意别人是否了解自己、称赞自己。《学而》开篇第一句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2.文质彬彬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关于“质”和“文”的关系，《颜渊》篇记载了棘子成和子贡的一段问答。棘子成认为君子只要有质就好了，没必要有文。子贡说，虎豹的皮是皮，羊狗的皮也是皮，人们还是喜欢虎豹的皮，因为虎豹的皮漂亮，可见文还是有必要的。 3.自尊自重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已者，过则勿惮改。”（《学而》）所谓“不重则不威”，有人理解成君子要摆架子，耍威风。其实，这里是要求君子自尊自重，只有自重人家才会尊重你。所以，孔子十分重视君子的仪容仪表。《乡党》篇大量记载了君子如何吃饭穿衣、言语脸色、行为举止的规范，有人认为烦琐，实际上正是君子自尊自重的体现。 4.恭而有礼 《颜渊》记载，司马牛对自己没有兄弟感到郁闷。子夏劝导他说：君子只要认真工作不出差错，对人态度恭谨合乎礼节，四海之内，到处都是兄弟，又何必发愁呢？君子讲究礼让、成人之美、以文会友、随和有节，都是恭而有礼的表现。 5.和而不同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和”是既讲原则又讲团结，是在对立统一基础上的和谐；“同”是盲从附和，一团和气。孔子提倡前一种境界，反对后一种风气。春秋时期政治家晏婴提出：“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左传·昭公二十年》）它就是“和而不同”原则的具体体现。 6.通晓道义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通晓道义，其行为取舍以道义为准绳。正如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卫灵公》篇记载，在陈绝粮，面对子路的抱怨，孔子对之以“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就是很好的例子。 7.言行一致 为了达到言行一致，君子首先要行先于言，“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这是为了避免说到做不到。其次，做到了几分就说几分，“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再次是慢说快做，或者少说多做，“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最后，说话要谨慎，慎言，“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子张》）。言行一致的原则运用到人事管理中就是要慎察，不能仅靠片言只语而选拔任用人，“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 8.心胸坦荡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具有高远的理想，为国为民，心底无私天地宽。君子与人交往随和可亲，无党无私，不偏不倚，自然心安理得、坦然面对。君子的行为修养，是为了完善自我，如果得不到别人的理解，也没有任何抱怨。《颜渊》记载，司马牛问什么是“君子”，孔子的回答是四个字：“不忧不惧。”君子做人做事都问心无愧，那又有什么可以忧愁和恐惧的呢？ 9.守死善道 蘧伯玉是孔子在《论语》中称赞的“四君子”之一。据《卫灵公》记载，蘧伯玉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就出来做官，在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却把自己的本领隐藏起来。孔子主张“守死善道”（《泰伯》），天下有道，就出来工作；天下无道，则可以隐居起来。如果国家政治清明，自己却一贫如洗，这对君子是一种耻辱；如果国家政治黑暗，自己却大富大贵，这对君子也是一种耻辱。真正的君子，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随时准备把理想付诸实践，但绝对不会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 10.通权达变 孔子主张：“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君子通权达变，对于天下的事情，怎样合适，便怎样干。“子见南子”就是一例：尽管南子名声不好，但孔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还是决定与南子相见。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君子可能会“屈身行道”，但绝对不会“屈道求身”；为了实现理想，他可以周旋于权贵之间，但绝对不会为了追求富贵而放弃自己的理想。 三、君子之“政”：管理者的道德教化 孔子办“君子学校”，培养出的学生，有不少既有“德”又有“位”，参与了国家管理的实际工作。他们在从政的过程中，又如何实践孔子的教导呢？这里举宓子贱的例子。 宓子贱也是“四君子”之一。据《孔子家语·屈节解》记载：宓子贱担任单父县县长，十分注意推行道德教化，“躬敦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恳诚，致忠信，百姓化之”。三年后，孔子派巫马期微服私访来到单父，想看看这个县长当的怎么样。巫马期看到有个夜里打鱼的人，把鱼捕捞上来后却又放回河里，觉得很奇怪，问其缘故。打渔人回答：“宓子不希望人们捕捉小鱼，要让它们长大后才能捕捞（以保护渔业资源）。我刚才放回河里的就是小鱼。”巫马期听了很受感动，回来后对孔子说：“宓子贱的德政真是达到顶点了。一般老百姓在暗地里的行为，也自觉地循规蹈矩，就像严刑在旁边一样。请问子贱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呢？”孔子回答：“我曾经对子贱说过：‘诚乎此者刑乎彼。’要依靠人民的道德自觉而不能单纯施用刑罚。子贱大概就是把这个道理运用到单父的治理中了。” 从宓子贱的例子可以看出，真正的君子从政所实行的必然是“德政”，其理论依据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德政”之“德”又如何体现出来呢？下面依照儒家讲的“五常德”——仁义礼智信，来看看君子之“德政”是如何展开的。 第一，为政以“仁”，关爱大众 《尧曰》记载，子张向孔子问怎样从政，孔子回答：“尊五美，屏四恶。”所谓“五美”，一是“惠而不费”，给民众以恩惠，自己却不需要什么耗费；二是“劳而不怨”，役使民众，民众却没有怨恨；三是“欲而不贪”，有欲望却不贪心；四是“泰而不骄”，泰然自若却不骄傲；五是“威而不猛”，威严却不凶猛。如何才能做到？孔子说道：“顺应民众能够得到利益的事情而使他们得到利益，这不就是给人以恩惠，自己却不需要什么耗费吗？选择可以役使民众的合适时间才去役使，谁会怨恨呢？想得仁便得到了仁，又有什么贪心呢？君子无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不敢怠慢，这不就是泰然自若却不骄傲吗？君子衣冠整齐，目不斜视，庄重地让人望而生畏，这不就是威严却不凶猛吗？”子张又问：“什么叫四恶？”孔子说：“不加以教育而加以杀戮叫做虐，不加以申戒而督查成绩叫做暴，政令松懈而限期紧迫叫做贼，给人东西出手吝啬叫做小气。”前面的“五美”体现了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后面的“四恶”则是法家的做派。“慢令致期谓之贼”，陈胜吴广被迫起义，不可一世的秦皇朝就是因此灭亡的。 第二，为政以“义”，造福百姓 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后世对孔子的义利观有误解，多半因为这句话。其实，这里的“君子／小人”不是从道德水准上说的，而是表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各自的职责。管理者的职责在于讲求治理国家的公义，而不是去追求个人的私利。当然，管理者所讲求的“义”也不是空洞无物的，它必须也必然产生相应的利益，只是这种利益是为民所谋，为民所生，为民所用。据《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孔子提出：“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义以生利”的管理活动，就是管理者用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又用精神价值制约物质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价值认识上的“见利思义”、行为准则上的“取之有义”、实际效果上的“先义后利”以及价值评判上的“义利合一”等环节。 《战国策·齐策》记载的“冯谖焚券”故事，正是君子“为政以义，先义后利”的生动案例。有一次，孟尝君派门客冯谖到其封地薛邑去收债。临行前，冯谖问孟尝君：“债收齐后，买些什么东西带回来呢？”孟尝君说：“你看我家缺什么就买什么吧。”冯谖驱车到了薛邑，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把债券赐给百姓们，并且烧了那些债券，百姓们高呼万岁。冯谖回到都城后，孟尝君问道：“先生给我买了些什么带回来了？”冯谖说：“您说‘看我这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私下考虑，您家里堆满了珠宝，厩棚挤满了狗马，阶下站满了美女；您家里所缺少的，只是义罢了。于是，我用债款给你买回了义。”孟尝君当时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过了一年，齐王不再重用孟尝君，孟尝君只好前往自己的封地薛邑。距离薛邑还有一百里路，老百姓就扶老携幼，站了整整一天，迎接孟尝君。这时，孟尝君回头对冯谖说：“先生当时给我买的义，今天才看到！”在这个案例中，孟尝君开头确实损失了“利”（债券），却得到了“义”（民心）。义对于统治者来说，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利。 第三，为政以“礼”，规范行为 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齐之以礼”，具有规范的作用。《礼记·仲尼燕居》引孔子的话说：“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错，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即事之治”，就是把礼当作处理一切事务使之具有秩序的控制规范。如果治理国家不用礼来约束，就会混乱无序。人们好像无人搀扶的瞎子或者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手足无措，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不知如何是好。因此，礼作为一种控制规范，其本质就在于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使整个社会联为一体。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社会规范，“礼”所规范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孔子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经解》）在“安上”方面，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只有君主按照礼的规范来使用臣下，臣下才有可能对君主尽忠尽职。在“治民”方面，孔子提出“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只有在上位者按照礼的规范来使用民众，民众才容易听从指挥。这与后世“儒术”中所掺杂的“君为臣纲”的法家思想，截然不同。 第四，为政以“智”，教化民众 《阳货》记载，孔子到弟子子游做县长的武城，老远就听到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半开玩笑地对子游说：“割鸡焉用宰牛刀？”意思是说，治理这么一个小地方，也用得着礼乐教化吗？子游答道：老师您不是说过“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吗？统治者通过学习则懂得关爱民众，民众通过学习则更容易听指挥。这里也体现了孔子教化民众的一贯思想。众所周知，“庶—富—教”正是儒家治国的三部曲。 可是这样，问题却来了。《泰伯》有句话：“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历来是有争议的，到底是“愚民”还是“教民”呢？关键在于断句的不同。众多注家中，康有为《论语注》的断句是可取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众可以使用，就顺势去指挥；民众如果不可以使用，就要去教化他们。这种断句和理解，体现出孔子及其儒家一贯的“教民”思想。实际上，在孔子看来，管理就是教育，管理者就是教育者，管理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教化民众是“君子”的基本职责。 第五，为政以“信”，赢得民心 在《论语》中，“信”有两层含义：一是受人信任，如“信则人任焉”（《阳货》），只有诚信，才能得到别人的任用；二是对人有信用，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就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了。既然君子为政以信，就要先赢得信任才能进行管理活动。对于民众，必须得到信任才能去动员，否则民众以为你在折磨他们；对于上级，必须得到信任才能去劝谏，否则上级以为你在毁谤他们。因此，孔子把管理者的诚信看得很重要。据《颜渊》记载，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回答：“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子贡问：“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国家就不能存在了。” 春秋时期，晋文公率领军队攻打卫国的原城，约定只打十天，十天打不下来就撤兵，于是每个人只带十天的口粮就出发了。虽然全军将士奋勇作战，但原城人顽强抵抗，过了十天，原城还没有被攻破。晋文公下令收兵回国。群臣都劝晋文公再坚持三天，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晋文公认为守信用比得到一座城池更重要，坚持按照约定收兵。原城和卫国人知道晋文公如此守信用，就都归顺了他。从中可见，信用的威力比强大的军队还要强大，因为信用可以赢得民心，而得民心者方能得天下。 如上所述，孔子的“君子学”内容丰富，亟待挖掘。尽管它诞生在两千多年前，今天的时代已经变化了，但是，不管时代怎样变化，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必要职能，管理的基本原理是相通的。无论传统的专制社会还是现代的民主社会，社会管理工作总需要一个“精英阶层”来做，关键在于如何培养、如何使用、如何管理这个“精英阶层”。在这方面，孔子的“君子学”对于现代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注释： ①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第68-49页。 ②P.F.Drucker,The Effective Executive,New York:Harper & Row,198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