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历经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 并给包括希腊在内的世界造成了巨大影响。雅典的失败原因是复杂的, 既有她自身政治体制的缺陷: 如公民大会不负责任的态度, 又有同盟渐趋解体, 无法获得同盟的有效支持。同时外向型的工商业经济因长时间的战争的消耗难以为继。斯巴达则在以上的方面表现出了不同, 并最终坚持到战争结束, 赢得胜利。 关键词: 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斯巴达;优势;劣势 希波战争结束以来, 为了争夺希腊世界的霸权, 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 最终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前431- 前404 年) 。这是一次波及全希腊的内战,它不仅 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 可以说影响到几乎全人类。[1]2 战争最终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 一 公元前五世纪是雅典的世纪。当时的雅典贸易发达、经济繁荣, 在制度和文化上是希腊的学校、政治军事上以提洛同盟为基础, 营造了一个像雅典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合体。然而,令人费解的是, 雅典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为什么会败于斯巴达这一看似比雅典势弱的国家? 本文拟从经济实力的变化、联盟的稳定性以及政治体制的异同比较二者的优势与劣势, 揭示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原因。 经济实力的强弱决定战争的胜败。希波战争结束后, 地中海世界的经济轴心逐步从小亚细亚城邦转移到巴尔干半岛的西方城邦及西西里。雅典位居商路的中心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希腊世界的商贸中心。到伯里克利时期, 雅典业已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商业城市。雅典向过境贸易商征收的商业税是其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公元前四世纪的一部作品曾评价雅典: 从海上贸易和航海事业的观点来看, 雅典是最使人向往的, 最有利可图的城市。[2]268 如从雅典的进出口贸易来看为工商业经济。在任何时代, 雅典入口商业最大宗的是粮食, 而雅典出口的货物就是雅典的物产金属细工、陶器、奢侈品、武器等。[2]268 然而, 雅典这种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存在致命的缺陷: 对外依赖性太强, 很容易被自己的对手扼住生命的咽喉。随着战争的爆发和联盟内部矛盾的激化,雅典的经济优势逐步瓦解。 此外, 雅典的财富还来源于各同盟国缴纳的贡款。提洛同盟成立初始, 贡款按各邦能力规定适中的岁币, 即460 塔连特。[ 1]27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 前426 年) , 已达到1300 塔连特。除岁币外, 加盟国还需缴纳种种税项, 负担诉讼费, 维持雅典防军, 支付雅典派来的官吏巡阅使、监察使等的薪金。因而, 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和同盟城邦的贡款为雅典提供了庞大的财富, 雅典成为当时希腊世界最为富裕的城邦。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也承认雅典无论个人或国家都是很富裕的。[1]65 但是战争爆发后, 雅典在爱琴海与赫勒斯滂地区主要的一些对外贸易港口都被斯巴达所控制, 雅典的主要贸易地区和运粮通道都置于了斯巴达的管控之下, 雅典经济收入减少, 粮食缺乏。[ 1]219 各盟邦在脱离提洛同盟后, 停止向雅典缴纳贡款, 雅典的财政收入大大缩水。亚西比得对斯巴达人谈到: 雅典从罗立温银矿取得的收入, 现在从土地、从法庭所取得的收入, 马上就都被剥夺了。最重要的是, 它会失去它的同盟国的贡款。[ 1]10为了筹措更多的金钱以供围城之用, 雅典不得不向本邦公民征收二百塔连特的捐税, 即战争特别税( 因只在战时征收而得名) 。[1]580 为节省军费开支, 雅典命令重装步兵需要自己划桨, [ 1]112 他们不仅是战士, 同时也是桨手。修昔底德评价这一军事设置说: 其所以这样, 不是由于人的缺少, 而是由于钱的缺少。[3]公元前413年3月斯巴达人派兵设防狄里西亚, 控制雅典乡村最富裕的平原区。修昔底德评价道: 真的, 狄里西亚的被占领, 事实上引起很多财产的被蹂躏和人力的丧失, 这是雅典势力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1]549 随着战争的进一步扩大, 财政支出不断增加, 收入却在慢慢减少。雅典人这时真切感受到了财政的紧张与困难。为增加收入开始对输入与输出雅典的货物征收5%的关税。而雅典人寄予厚望的西西里远征并未给他们带来财富, 以全军覆没的惨剧结束。 与雅典的工商业经济相反, 斯巴达以农业经济立足。伯里克利认为: 伯罗奔尼撒人自己耕种他们自己的土地; 无论在个人方面和国家方面, 他们没有金融财富。[ 1]130 虽然斯巴达的农业经济相对落后, 但是却较稳定, 不易受到战争的冲击, 这是斯巴达最终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 认为斯巴达的农业经济足够强大到可以支撑他打完这场近三十年的战争也是不现实的。至少农业经济这种持久的稳定性为他赢得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前期的基础。在后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西西里战争中, 斯巴达得到了叙拉古提供的战舰和军需品的支持。西西里战争后, 斯巴达又获得了波斯的经济支持并扩建了海军。那时的雅典, 已无力与斯巴达相抗。 二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两大同盟之间的博弈, 同盟的稳固性也是影响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 希波战争末期, 以雅典为首组织了海军同盟, 为维持同盟正常经费开支, 各同盟国向雅典缴纳盟金。公元前454 - 公元前453年, 雅典人以管理上的便利和保护同盟财产安全为借口,把同盟的金库由提洛岛移至雅典, 同盟各国继续向金库缴纳贡款。后来, 为筹备战争资金, 雅典把盟国的贡金增加了近两倍(前面对经济的分析中已有论述)。科林斯人对缴纳贡款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们的同盟国从来没有停止过捐献款项来维持自己的奴役地位。[1]94 对于盟邦, 在伯里克利看来: 对同盟者要紧紧地抓住, 因为同盟者所缴纳的金钱就是雅典的力量, 战争的胜利完全靠聪明的裁断和经济的资源。[ 1]130庞大的经济压力使同盟国的人民不堪重负, 再加上雅典不时在同盟中显示自己的霸权地位, 这不能不招致同盟国的反感, 各地盟邦暴动纷纷出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伯里克利就曾亲自镇压过两次大的盟邦暴动: 公元前446 年的优卑亚各邦暴动和公元前440 年的萨摩斯暴动, [ 1]88- 89 战争爆发后同盟脱离者更是层出不穷。 修昔底德认为盟国暴动主要原因是没有交纳贡款或法定数量的船舰, 有时完全拒绝提交船舰。但是雅典人又坚持严格履行义务, 于是便对不惯于牺牲, 也不愿牺牲的同盟国进行严重的压榨, 因此他们丧失了人心, 同时在实际的战争中, 他们的兵役负担超过了他们的应有份额。[1]78 密提林人在奥林匹亚同盟会议上道出了其反对雅典的理由: 斯巴达在对待同盟国的态度上与雅典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斯巴达没有要求他们的同盟国交纳贡款, 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公款, 从私人来源求得捐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18 但是却十分有意地让这些国家都由那些亲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来统治, [1]125 将各同盟国紧紧地控制在手中。除此之外, 因为雅典暴政以及对其同盟国的侵略, 斯巴达俨然将自己置于希腊人民解放者的角色, 认为斯巴达人要迅速以全力援助其同盟者。因此, 舆论的情感大致是倾向于斯巴达一方面的, 尤其是因为他们宣布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解放希腊。希腊各邦和个人都热烈地在一切可能范围内援助他们, 既用言词,又用行动。[1]238- 239 正因为斯巴达打着解放希腊的旗号, 这就赢得了希腊大多数人的支持, 而雅典在社会舆论中更加陷于孤立地位。 三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两国的政治体制的不同对战争进程的影响。雅典的民主政治, 经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得以确立,伯里克利时期臻于极盛。雅典人对自己的民主政治有着相当的自豪感, 认为它实现了公民内部真正政治权利的平等、参政机会的均等, 并尽可能使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 行使主人权利; 使公职人员受到严格民主监督。但是, 事实上雅典民主政治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完美无缺, 从大部西方历史贯穿而看, 雅典民主政治本身一直臭名昭著,[6]1存在着极大缺陷,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均有暴露, 尤其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 混乱而失控的民主政治成为雅典败于斯巴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公民大会是雅典的最高政治权力机构( 每月举行二至四次) 。在设立之初确实做出许多对雅典的有利决策, 但是后来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 他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逐渐发展起来, 变得越来越不能容忍审慎的态度和其自身的法律对它所作的约束。[4] 108 公民大会后来的主导人物克里昂所遵循的暴力原则反映了这种丧失理智的态度。戴奥多都斯在反对克里昂对密提林人进行惩罚的演讲中承认了雅典公民大会的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1]474 同时雅典对无辜的中立城邦弥罗斯做出的野蛮举动也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1]159- 160更甚至于,在战争期间, 公民大会不仅惩处失败的, 甚至是胜利的将军。[7]公元前429 年肆虐于雅典大瘟疫而导致的道德的崩溃也是原因之一。在其他方面, 由于瘟疫的原因, 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1] 169 基托说:在这一苦难时期, 对法律、宗教、诚实和规范的应有的服从早已消失殆尽了。[4]139 此后, 雅典人所崇尚的维持其帝国地位的三个动机: 荣誉、恐惧和利益, 已完全被自己内心的恐惧所代替。 公民大会在进行决策时也缺乏有效地监督制约机制, 事实上, 除了依靠老百姓的整体的正确判断力之外, 几乎别无可待。[ 4]128战争第二年是雅典所面临的一个关键而黑暗的时期, 不仅斯巴达第二次入侵阿提卡地区, 而且恰在这时大瘟疫席卷而来。公民大会将一切过错都归于伯里克利, 认为他是造成他们不幸的祸根。虽然他们最终在政策方面接受了他的劝告, 不再向斯巴达遣使求和但是对他的恶感还是普遍存在, 直到他们判处伯里克利一笔罚款, 他们才心满意足。[ 1]483 其次, 公民大会在对待国内党争的问题上, 没有十分有效的平衡机制, 其决策很容易受其左右。公民大会在开始讨论是否进行远征时, 多是出于党派利益的考虑, 对于尼西阿斯接连两次提出的反对意见置之不理, 反而在亚西比德带着个人动机的鼓动下做出了远征的决定。后来在进行远征将领的任命上, 公民大会再次做出了一种自认为是平衡两方势力的决定, 即任命主和派的尼西阿斯、主战派的亚西比德以及拉马卡斯同为全权将军, [ 1]355 但实质上却加剧远征军内部的离心力, 并进而导致了此后一系列战争的失败。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公元前427 年- 公元前347 年) 正是在此次战争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因此对雅典的民主制一目了然。他认为雅典已濒于丧失自立的边缘, 眼下, 她的自由已成为解脱责任和义务的自由, 其后果是国家或者个人的过度自由变成了滥施的奴役 。[8] 31何怀宏先生对雅典的民主制曾有过这样的评价:雅典的民主是一种过于极端的民主, 结果民主没有能制止战争,战争反而很有可能摧毁民主。[ 9] 伯罗奔尼撒战争使雅典人引以自豪的民主政治遭受了巨大的败坏, 这不能不引起现代人的反思。在一场用我们当代话语来说是持久的总体战性质的战争中, 任何国内体制, 无论其原本的素质如何, 都必定经受无情的折磨, 发生在其经久的重压下殊难避免的畸形。[7] 斯巴达虽然经济实力较弱, 政体上也不比雅典先进( 实行贵族寡头政治) , 但是从多利亚人定居在斯巴达的时候起, 斯巴达有一个特别长久的政治混乱时期, 但是斯巴达很早就有一个宪法, 它从来没有过主政治。四百多年以来, 他们的政府没有变, 这点不仅是他内部力量的源泉, 并且使他能够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1]56贵族寡头政治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保证了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 斯巴达以军事征服立国, 其国家的建立也是为了统治、镇压人数众多的希洛人的需要, 军事残余远超于任何别的希腊城邦。斯巴达人在把原住民变为奴隶后又经过两次美塞尼亚战争( 公元前740- 前720、——公元前640- 前620) , 将多数的美塞尼亚人都变成了希洛人。国家实力与凝聚力的不断增强, 使斯巴达拥有与雅典相抗衡的实力。而且斯巴达人具有很强的整体意识, 认为各个公民都是密不可分的共同体。基托认为: 他们必定是一个高度组织有着自我意识的群体, 他们不是力图使自己适应另一种既定生活模式的个人, 而是带有他们自己的方式并决心维护这一方式的共同体。[4]132斯巴达实行奴隶国有化, 这样可以保证公民之间不产生分化, 有利于社会内部的稳定和贵族的控制, 公民也全力于军事训练。 斯巴达的寡头政体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它高效率的优点。寡头政体的政权往往掌握在少数氏族贵族奴隶主手中。虽然斯巴达也有公民大会, 每月定期集会一次, 但是与雅典的公民大会大不相同。普通的公民大会成员无发言权, 只有听取贵族发言的权利。此外斯巴达公民在担任官职方面的机会很不均匀, 国家官职主要为贵族所把持, 一般公民很难担任官职。因此在战争中制定对敌政策时多为贵族直接决策, 而不像雅典要经过繁琐讨论, 大大提高了决策效率。 伯里克利为雅典的民主制自豪: 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 或者把决议提交适当的讨论。[ 1]149 认为不加讨论的冒失行动是最坏的后果。但是正因为这种民主的讨论让雅典在西西里远征中错失了战机。远征军的将军尼西阿斯、亚西比德以及拉马卡斯三人在进攻的策略和步骤上分歧较大, 而这正给叙拉古的备战提供了时间。这正和斯巴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斯巴达, 最重要的问题是由官吏决定的, 充满着浓重的寡头色彩。此外, 浓厚的尚武精神和兵营式的社会生活的熏陶, 使斯巴达公民勇敢、视死如归的军人气质在希腊世界享有盛名。阿基达玛斯虽贵为斯巴达国王, 却也亲自率军与雅典英勇作战。由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来亲自指挥军队能将指令快速而坚决地予以贯彻执行综上所述, 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 原有的海上经济优势因为长期持续战争的消耗而渐渐丧失, 财政来源逐渐枯竭,致使军队战斗力慢慢削弱, 并最终被斯巴达所征服; 其次, 为加强对同盟成员的控制、奴役, 采用残暴的镇压手段, 雅典与各同盟成员之间的矛盾急剧扩大, 招致各盟邦纷纷脱离, 使雅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再次, 民主政体弊端在战争中表露无疑,尤其是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种种失误、狂热、盲从、混乱、失控的表现, 使雅典在战略决策中屡屡出错。而雅典的对手斯巴达的农业经济基础和稳定的同盟有利于支撑长期的战争。其寡头政体在战时也发挥了它高效率的优点, 并在成功获得波斯的军事与经济援助下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终赢家。 对于战争的胜负原因的考察, 不外乎内因与外因。按照马克思主义对于内外因地位的分析, 内因是第一位的原因, 外因是第二位的原因。雅典的失败主要是其自身缺陷所致, 但是我们并不能说以上的缺陷必然导致他的失败, 而斯巴达因为他自身的各方面的优秀最终取胜。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公元前431 年爆发到公元前404 年结束历时27 年, 在这样长时间与残酷战争的重压下, 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最终的赢家。从当时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各方面都不发达的情况来看,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自进行这样旷日持久的战争, 尤其是在自己的对手的实力也不容小觑的情况下。雅典虽然一开始在各方面都有着绝大的优势, 但是经过27 年的磨耗其优势也不复存在。同时 雅典也不可能进行27 年战争而不遭受社会基础的可怕裂变和社会精神的严重病变。[ 7] 伯里克利之后的领导人所表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暴力与冷酷的形象与战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人开始变得自私与残酷, 同时整个社会对集体利益也呈现出一种异常的低迷。人们更为关心自己的事情, 即使在公民大会上进行集体决策时, 也多从金钱、地位和个人荣誉的角度出发。与此相反, 斯巴达则是一种较为封闭的体系, 这从斯巴达公民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意识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战时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且斯巴达的军事传统将公民整体组织起来, 以上均有利于斯巴达进行这样一场持久战,那么斯巴达能够取胜也就不足为怪了。 参考文献: [1]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M] . 谢德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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