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抗战时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晚年曾撰昆明往事，开篇便是："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这段话，若将地点及校名抽离，代入自己所在的区域与大学，可作为无数抗战期间内迁的中国大学师生的共同心声来解读。至于后世读者，面对如此跌宕且辉煌的"往事"，很难不肃然起敬。 90%的大学内迁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面对强敌，国民政府提出以空间换时间，即所谓"苦撑待变"。因此，也就有了近乎不可能的大撤退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了政府内迁、工厂内迁、企业内迁、学校内迁、文物内迁等。如此大规模内迁，"衣冠西渡"，没有丧失战斗意志，固然很不容易；而西南大后方接纳和安置了大批内迁的机关、工厂、学校和人口，保存和发展了抗战力量，同样值得高度赞许。本文所讲述的"战时中国大学的风采与气象"，必须放置在如此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楚。 最初的激烈动荡刚刚过去，迁徙后方的大学也基本站稳了脚跟，出于总结经验、自我鼓励以及招收新生的需要，大学开始"讲故事"。商务印书馆1941年1月10日刊行的教育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乃"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加上以后几期杂志，总共讲述了37所大学"抗战以来"的情况；与此相映成趣的是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年3月所刊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王觉源编），全书收文47篇，也就是说介绍了47所大学。而1941年10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第3版刊有抗战后专科以上学校集中区域，此文原为表格，分作"区域""学校""学生数"三栏，提及不少前两种书刊遗落的大学。综合起来，1941年仍在招生的中国大学，除了三个文本共同涉及的28校，加上教育杂志介绍的8所、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谈论的19所，以及解放日报提及的29所，共84所。战前中国大学仅108所，也就是说，八成以上仍在坚持，其中办在上海租界的15所，坚持在北平的6所，其余67所则努力转移到国民政府控制的区域。必须说明的是，最初统计时，便已排除了不被国民政府承认的"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以及办在东三省的若干"伪校"。 从最初的慌乱中喘过气来，五分之四仍在办学的专科以上学校，竟然屹立在国统区，这个数字非常可观。必须略加厘清的是，首先，上述专科以上学校，不一定都是内迁的，包括本地原有的大学（如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而且，"西迁"虽是主流，也有在省内迁徙的（如厦门大学、河南大学）。其次，解放日报所刊表格，附注中已经说明："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不在内"。而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等，虽没有被纳入国民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系统，但办学宗旨别具一格，日后人才辈出，同样值得高度重视。第三，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及上海等地又有不少高校停办（协和医学院、沪江大学）或内迁（燕京大学迁成都、交通大学总校迁重庆），中国大学版图发生很大变化。第四，最近二十年，随着学界研究的日渐深入，抗战中大学内迁的数字在不断增加。不谈办学规模及学术水平，单从数字看，在战事失利、国土大面积沦丧的极端不利状态下，竟然有大约90%的中国大学办在原本教育及文化相对落后的大西南西北，这实在让人惊叹。 战时如平时 战时中国大学的内迁，乃是"为了保全国家元气"，其间国民政府之决定迁移大计以及拨给相关款项，确实大费周章；可我更看重的，还是各校师生员工的勇敢与毅力。最近二十年，各大学在编写校史时，都会强调其抗战时期的内迁路线、过程、场景及人物；而文人学者以及广大读者也对此感兴趣，相关出版物很多。这里略加概括，提点抗战中中国大学大批内迁的意义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具体说来，战时中国大学的内迁有如下特点：第一，不是个人逃难，而是集体行动，且一路上弦歌不辍；第二，教学上，不是应急，而是长远打算，所谓"战时如平时"，更多着眼于战后的建国大业，保证了战时培养的大学生的质量；第三，学术上，不是仓促行文，而是沉潜把玩，出有思想的学问，有情怀的大学者这一点人文学尤其明显；第四，广大师生因大学西迁而见识中国的辽阔与贫困，于流徙中读书，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精神境界得以提升；第五，大后方传出的朗朗读书声，代表某种文化自信与道德优势，召唤无数沦陷区的青年学生，穿越重重封锁线前来求学；第六，除了具体的学术成果，大学内迁为西南西北播下良好的学术种子，此举对于中国教育平衡发展意义重大。 八年全面抗战，漫天烽火中，中国大学大规模内迁，大部分教授响应号召，随大学辗转迁徙，且一路弦歌，其精神与气象，值得后人永远追怀与记忆。我曾撰文辨析，如此壮举，古代中国没有，同时期欧美名校也没有。但抗战是全民族的事，各行各业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敬可贺的业绩，大学只是其中的一环。谈论抗战中中国大学的"光荣与梦想"，不宜抽离大背景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政府的筹划以及民众的支持，再加上师生们勠力同心，方才成就如此不朽功业。如今硝烟远去，大学师生在追忆这段往事时，不宜自我膨胀，只讲"弦歌不辍"的意义，忘了这琅琅书声背后有巨大的支持与牺牲。 谈论抗战中的中国大学，着眼于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会有不同的论述策略。在如此艰难的状态下，大学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不坠青云之志，令后人无比钦佩。只是眼下诸多回忆及论述，讲政治立场的多，讲教学状态的少。谈前者，无数感人的故事与场景，可信手拈来；谈后者，牵涉大学的制度建设以及整体的精神氛围，更需仔细分辨。在一个全民抗战同仇敌忾的时代，大学的风采与气象，不仅体现在政治立场，更落实在具体的教育宗旨与校园氛围。 教学、师生与学术 对比十年文革的荒废学业，或近二十年的急起直追，全面抗战八年中国大学的教学状态可圈可点。着眼于对当下中国大学的启示，我愿意特别强调以下三点：第一，以教学为主；第二，注重师生关系；第三，坚持学术标准。 内迁大学的教授们，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照样有很好的业绩，这点很让人欣慰。但不同专业的学者，受战争影响深浅不一。人文学教授虽也有图书资料匮乏的困扰，但可以另辟蹊径，凸显著述的见识与情怀；理工科教授不一样，讲课没问题，若需要精密仪器配合，则不免捉襟见肘。西南联大物理学系教授吴大猷在回忆录中谈及，他如何请北大校方在岗头村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找一位助教把三棱镜等放在木制的架子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效应工作。"我想，在20世纪，在任何实验室，不会找到一个仅靠一个三棱镜，并且是用一个简陋木架做成的分光仪。"靠如此简陋的仪器做实验写论文，实在也太难为教授们了。实验设备不足，科技情报缺乏，很难追踪世界学术前沿，这本是治学的严重缺陷，可内迁大学的教授们，因地制宜，扬长避短，限制研究生培养，改为以本科教学为主。教书为主，科研为辅，使得抗战中中国大学的教学水准值得夸耀。以西南联大为例，截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出版的1996年，联大教师中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69人，学生中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80人，合计149人。此外，日后赴美深造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在〈超晶格〉（1945）之后记中称："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空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与今日中国大学拼命发展研究院不同，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真正得意之处在本科教学。这些受过良好训练的本科生，日后因缘际会，或出国继续深造，或在实践中自己探索，逐渐成为一代名家这或许是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启迪。 战时内迁的中国大学，一般办学条件都很差，靠什么支撑度过重重难关，除了民族大义以及抗战必胜的信念，还有师生间的相濡以沫。西南联大迁昆明后，1938年春曾在蒙自设文法学院，负责筹备的郑天挺教授日后回忆："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同学初到蒙自时，我每次都亲到车站迎接，悉心照料，协助搬运行李。其他教授亦如此。"这种师生亲密无间，除了中国书院传统，某种程度上也是战时经济困难以及生活空间缩小造成的。著名史学家、当年联大历史系助教何炳棣，晚年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提及："我相信当时联大人的日常活动半径不会超过25或30分钟的步行，生活空间如此急剧的紧缩是造成联大高度我群意识的有力因素"；"从1941和1942年起，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逐渐使一贯为民主自由奋斗的联大，变成一个几乎没有身份架子，相当平等、风雨同舟、互相关怀的高知社群。"而著名数理逻辑学家、当年联大研究生王浩，也在回忆文章中称："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别的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 既学术也精神 战时中国大学最令人感叹的是，在那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没有放低教学质量与学术标准。阅读诸多大学的校史档案，辨析其课程设计、考试方式以及论文答辩等，对此深有体会。这里仅以1941年教育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所刊二文为例，看遭遇轰炸后大学的表现。1939年10月13日日机轰炸昆明的西南联大，投下百余枚炸弹："师范学院全部炸毁，同学财物损失一空；文化巷文林街一向是联大师生的住宅区，也全炸毁了；在物质方面，日人已经尽可能地给了打击。然而，就在轰炸的次日，联大上课了，教授们有的露宿了一夜后仍旧讲书，同学们在下课后才去找回压在颓垣下的什物，而联大各部的职员，就在露天积土的房子里办公，未曾因轰炸而停止过一日。"同年1939年2月5日，日机十八架侵入广西宜山，专炸浙江大学，共投弹118枚，教室及宿舍受损严重："惟学校经此次猛烈轰炸后，不得不加以整理，于是停课三日，于二月九日照常上课。"如此紧张的局面，一说遇炸次日照样上课，一因停课三天专门记录在案，可见校方对于学业的重视。后文开列抗战以来浙大由杭州而建德、而吉安、而泰和、而宜山、而遵义的迁徙历程："虽迭经播迁，而每学期实际上课之周数，平均在十八星期左右，若加缴费注册选课等时日计之，则近二十星期矣。"所有在大学读过书或教过书的人都明白，这等于说，浙大即便在迁徙过程中，也都不曾停过课。 几乎所有关于内迁大学的追忆，都在强调"生活上的艰难"压不住"精神上的愉悦"。当初也有不少抱怨，日后却全都成了美好的回忆。内迁大学之所以值得永远怀念，不妨借用冯友兰谈及抗战初期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的一段话："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那个文学院的学术空气，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其实，放长视线，众多内迁大学，最让后来者怀想不已的，正是此逆境中师生"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因而，"又严肃，又快活"。这一工作状态，在我看来，既学术，也精神，乃大学之为大学的理想境界。 抗战期间，中国大学不仅没有溃败，还发展壮大，此举放在整个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谈论或炫耀，都毫无愧色。此乃中国现代大学史上最艰难但也是最意气风发的时代，其理想与情怀是后来者所望尘莫及的。如何描述此等奇迹？单靠冷冰冰的数字或教科书式的总结，很难体现我的敬畏、缅怀与景仰，于是，不揣冒昧，以文学性的"风采与气象"为题，希望读者能心领神会。(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5年8月25日第9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