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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氏是徽州的大姓，尤其是在绩溪，当地18万人口中，大概每七个人中就至少有一个姓胡的。自古迄今，胡姓人才辈出，仅以明代以来为例，著名的如明朝抗倭名将胡宗宪，清代"礼学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中华老字号"胡开文"墨庄之经营者，现代文坛巨匠胡适，复旦大学语言学家胡裕树，华东师范大学20多年前决然离世的文学才俊胡河清等，都是绩溪人。不过，这些人虽然都姓胡，但彼此并不同宗，有的虽然同宗，但却不同族。据说，绩溪胡氏以境内的徽岭为界，有岭南、岭北之分，俗有"南胡"和"北胡"的说法。具体言之，依其迁入绩溪的先后，胡姓人群又分别有城北之"金紫胡"，大坑口的"龙川胡"，县治遵义坊的"遵义胡"以及"明经胡"等。这些在外人看起来颇为细微的差别，却时常引起误解。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蔡元培在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撰写序文时，即曾张冠李戴，想当然地将他人先祖之胤脉移花接木，害得胡适数十年后仍不得不出面郑重声明予以澄清 在绩溪诸胡中，有关"明经胡"的来历最具传奇色彩。根据族谱的记载：唐朝天祐元年（904年），朱温威逼唐昭宗李晔从长安迁都洛阳，御驾途中，何皇后分娩一子。此时，唐昭宗为篡位心切的朱温所弑。皇宫近侍胡三目击时艰，遂携襁褓中的皇儿潜回皖南，并易姓名为"胡昌翼"。此儿长大成人后，已是五代后唐时期，胡昌翼以明经科及第，此后便在徽州开枝散叶，子孙蕃昌，世族昭著，人称"明经胡"。"明经胡"亦有"李改胡"之俗称，意思是他们的祖先源自李唐皇室这些，当然是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民间传说。对于此类"源远流长"的谱系，出自"明经胡"的胡适就颇不以为然，他在为其红颜知己曹诚英家族所编的旺川显承堂族谱撰序时就指出："中国的族谱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源远流长的迷信。没有一个姓胡的不是胡公满之后，没有一个姓张的不是黄帝第五子之后，没有一个姓李的不是伯阳之后。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不知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后代都到哪里去了？"不过，据当地人考证，胡雪岩、"胡开文"和胡适等，皆同属于"明经胡"，他们既同姓又同宗。 十数年前，安徽有位文史学者写了一本考证胡雪岩、胡适等"明经胡"的著作，盛情邀约叶显恩先生和我为之分别撰写序文。那是我平生首度为他人著作佛头着粪，故而颇为慎重，也还花了一点功夫。对方如期收到序言后，似乎很是满意，除了多次致谢外，大概算是作为回报，他寄了一大信封的徽州文书资料送给我，其中就有胡雪岩在绩溪为族人出头打官司的诉讼案卷（抄本复印件），此外，还夹有一份胡适兄弟的分家阄书 由母亲主持的分家 胡适兄弟的分家阄书稍有残破，内容也比较简单，其序文曰： 吾家祖遗旧产，仅基地一方、菜地一条而已。先夫仕宦十余年，清介自持，身后俸余，亦只数千金。其时稼儿虽已授室，秬、秠二儿年犹未冠，穈儿才五岁耳。余念家事之艰，诸儿之幼，不惮劬劳，悉心训督，迄于今日，已十五年，诸儿均已长成，各能自立，余心殊慰。自维对于先夫，亦可稍释其责，乃告诸儿，为作分析之计，俾各治其事，各安其居。综计先夫所遗，除历年日用婚娶所费，存囗囗囗囗囗经营商业所亏外，举内外所存田地、屋宇囗囗囗囗囗公亲代为主持配搭，立囗【元】、囗【亨】、利、贞四阄，盟于先夫之神前，拈阄执业，务求各极其平。其间应坐、应贴各款，或体先人之意，或尽为子之道，或推友爱之情。诸儿各顾大义，出自本心，深可嘉焉!至秠儿虽已继出，兹亦与派田产四分之一者，遵先夫之遗训也。外欠之款，归秬儿独任者，本其志愿也。夫兄弟如手足，友爱之情，初不因分合而有间。自分之后，愿诸儿相扶相助，亦如其未分之前，无少变异，是则余之厚望也夫! 宣统元年四月日立阄书人胡冯氏押 仝男 嗣稼 押 嗣秬 押 嗣麇 押 仝孙 思永 押 亲房 吉庭 押 嗣稷 押 嗣秫 押 胞弟 冯敦甫 押 凭公 钟宏 押 孝成 押 朗山 押 执笔 禹臣 押 分家阄书序 阄书所见胡适分得的田产 从上文可见，分家阄书共一式四份。在阄书上押署者有分得家产的三个儿子：长子谱名排行为洪骏，乳名嗣稼；次子排行名洪骓，乳名嗣秬；四子排行名洪骍，乳名嗣穈（即胡适）。胡适的三哥排行名洪駓，乳名嗣秠，但他并未出现在分家阄书上（详后）。对于该份名单，稍微留心者便会发现，这家人谱名排行中的"骏"、"骓"、"駓"、"骍"都与骏马有关，而乳名则皆带有"禾"字偏旁。根据今人的研究，此类冠名寓意遥深，似乎昭示着胡氏先人的苦心擘画安常便是福，守分过一生，他们殷切期盼子嗣在本地能守住祖业、辛勤耕种，在外埠营商求学则骏马奔腾、事业有成。 上述这份分家书的封面上题有"思永执"三字，可见当为胡适的侄子胡思永所保留。胡思永系胡适三哥胡洪駓（嗣秠）之子，生于1903年，此次分家时不过7岁。后来，胡思永于1919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因肺痨病及失恋之刺激，年仅21岁就含愤去世。他与绩溪人汪静之一样，皆属"五四"新诗人，其遗诗后由好友、同乡程仰之辑录，共成103首，名为胡思永的遗诗，于1924年由绩溪人汪孟邹在上海创办的亚东图书馆出版。关于该书，胡适曾为之作序，并声称："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的嫡派。"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在传统中国的分家习俗中，诸子均分是各地民间分家的基本原则，徽州自不例外。订立分家文书时，通常是邀请众人（如族中亲戚等）作证，按照参与分家子孙的多少，将产业平均分成数份，每份标明字号如孝、悌二阄，天、地、人三阄，元、亨、利、贞四阄，仁、义、礼、智、信五阄，礼、乐、射、御、书、数六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阄等。届时，还要在祖先灵前燃香发誓，让诸子以拈阄的方式，决定自己所应分得的那份家产。也正因为如此，分家书通常也被称作"阄书"。 在胡适的老家绩溪上庄一带，旧时有些夫妻婚后多年无子，为确保"香火"传承，就要到别人家收养一个继子。收养继子的顺序，首先是本家兄弟之子。若长房无子，二三房兄弟，哪怕只有一个儿子，也要将其过继给长房，以确保长房不致乏嗣。倘若兄弟皆无子嗣，则由近及远收养继子。据胡适之父胡传的钝夫年谱记载，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心斋、理斋二叔祖及伯母汪氏，与珍兄之柩皆回里。钝夫以秠儿后珍兄，承继先伯考之祀"。钝夫即胡传（字铁花），而"秠儿"则系胡洪駓（乳名嗣秠），为胡适的三哥（亦即该册阄书的收执人胡思永之父），他于1880年过继给"珍伯父"为嗣。胡铁花兄弟五人，其中，铁花最为年长，所以"珍伯父"显然应是年长于铁花的族内从兄。 胡嗣秠被父亲过继给族伯父，据说因此而痛苦不堪。对此，胡适后来有感而发，在安徽白话报上发表论承继之不近人情，认为过继一事，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伤天理、最伤伦理、最岂有此理的风俗"。此文发表于1908年，比该份分家书还早一年。由于过继，胡嗣秠丧失了在家庭中平等继承家产的机会，而只能由他的儿子胡思永获得部分家产。故此，上述这册分家书当为"利字阄"，因"三房继出，思永得"。从"利字阄"的家产清单来看，其田产不过六分八（不到一亩），远低于其他三房，各类"大买田"之收入共计46秤。所以序文中说，因其已过继给胡适的"珍伯父"，故田产并未均分，只是由他的儿子来收入这区区46秤。 该册分家阄书制作于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序中的"先夫"，也就是胡适的父亲胡传（18421895）。胡传字铁花，号钝夫，出生于徽商世家，他本人也曾运茶前往上海经销。胡适出生后两个月，胡铁花就被台湾巡抚邵友濂调往台湾，担任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为此，胡适和母亲也曾在台南居住过十个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全军覆灭。1895年，胡铁花将家眷送回徽州故乡，只留次子嗣秬跟他留在台东。此后，马关条约签订，台湾绅民坚决反对割让，决意自主抗日，遂推举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总统，帮办军务刘永福为主军大总统。1895年6月上旬，日军攻陷基隆，"台湾民主国"旋即解体，但抵抗日军的战斗仍然持续了数月之久。当时，总兵刘永福坚持抗日，并请胡铁花协助。此后，胡铁花因病重，致两腿不能行动，只得内渡，不幸于8月病故于福建厦门。从徽州文书形成的惯例来看，分家阄书序文通常会缕述家庭的创业历程，该册阄书虽然简单，但也提及："先夫仕宦十余年，清介自持，身后俸余，亦只数千金。"对此，胡适在后来的四十自述中亦曾指出："父亲死后，只剩下几千两的存款。"与此恰可比照而观。 由于丈夫早逝，故而"立阄书人"为"胡冯氏"，亦即主持分家的长辈为胡适之母冯顺娣，这在徽州的分家书中，有时也被称为"主盟母"。揆诸实际，绩溪上庄一带的分家，财产搭配由父母做主，娘舅主事，另请中人撰写分单阄书。胡适的兄弟分家阄书就由舅父冯敦甫"主事"，而"中见"则是他的一些本家。其中，"主事"者冯敦甫，也是后来胡适与江冬秀成婚的介绍人；而"中见"中的胡朗山，后来也成为胡适婚礼的主婚人。这些，都见于胡适未刊稿归娶记一文（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6月22日）。另外，在传统时代的徽州，私塾先生手头通常都有一些村落日用类书抄本，其中密密麻麻地抄录了各类的应用文活套，每当村民有所需要，就会去找他们代为书写。而胡适兄弟的这份分家阄书，就是由他的私塾老师胡观象（禹臣）执笔代书。 胡适名下的田产 在传统时代，分家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宋人朱松曾写过一篇戒杀子文，其中提及：徽州婺源人一般都只生育两个儿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惧其分己赀，辄亦从旁取杀之"。朱松是著名理学家朱熹的父亲，上述文字见其所著的韦斋集。此段描述说明，早在公元12世纪的南宋时期，分家时的财产纠葛，已深刻地影响到徽州人的家庭规模。 兄弟本是同气连枝，自竹马游嬉迄至骀背鹤发，彼此相与周旋常达数十年之久，但成人之后，有的却因分家时的财产纠葛而同室操戈，竟至不相往来。清人姚永朴在旧闻随笔中曾提及，著名学者俞正燮系徽州黟县人，其人嗜书如命。黟县有个孙姓富人，筑有"居敬堂"，藏书多达万卷，俞正燮只要返回故里，就常常前往那里读书。孙氏对读书人颇为尊重，不仅慷慨借阅，而且还免费为之提供饮食。有一天，俞正燮进城，见有衙役正在修葺一处新宅，装潢布置得相当华丽，俞氏便很好奇地问起何以如此大兴土木，对方回答说："孙某富人，今兄弟析产，将讼于官，此吾辈获利时也!"听罢此言，俞正燮很是感慨，急忙赶回，将此事告知孙姓富商。于是，孙氏兄弟重归于好，分家亦得以和平落幕此一故事反映出分家析产在日常生活中是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斗粟尺布，煮豆燃萁，稍有不慎，便会兄弟阋墙，引发诉讼纠纷。 关于徽州的分家惯习，晚近时期的民间文书中有不少描摹。譬如，抄本通用杂字就写道："承分祖产，管业至今，拨单可据，品股均匀，拈阄为定，毋许争论，各遵规条，不可相侵。"上述的四言杂字，是在徽州民间流传颇广的一册启蒙读物。一般说来，浅显易晓的启蒙读物所载，往往是当地民众最为实用的通俗常言，集中反映了民间社会通常的惯例。在这方面，胡适兄弟的分家阄书则是一个具体的例证。 胡适在家排行老四，乳名"嗣穈"，他所拈得的是"亨字阄"，在其名下的田产包括： 身字一百四十九号、一百五十一号，田税壹亩贰分，土名箬笠冲，大买起佃田拾肆秤，佃人汪茂生；盖字四伯【百】九十号、九十八号，田税柒分，土名粟里冲，大买起佃田拾秤，佃人先友；囗字四十九号，田税柒分，土名柯家百邱，大买原租田拾秤，实租柒秤，佃人柯细让； ，田税叁亩肆分柒厘肆毫叁丝，土名西岭降，大买起佃田五亩零五升，佃人叶运恩； 一伯【百】六十二号囗屋基地税捌厘肆毫，土名前村，现造前后通眷楼屋全堂，并屋前廊步三间，晒坦壹片，通共西边一半，屋后厨灶公用。 文昌会两股。 徽州的土地字号是以千字文为序加以编排，千字文中有"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惟鞠养，岂敢毁伤"之句，故此处的财产清单中有"身字"、"盖字"。从"亨字阄"来看，分在胡适名下的田产大约有十亩。就清代徽州的地权分配状况来看，当地农户一般耕地面积不到十亩，自有地如超过十亩，那就要雇用一些短工或长工，或者是出租一部分的土地。胡适出身于徽商世家，将土地出租给他人代为耕种是常态。对此，胡适在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中曾指出，"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地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扰，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监割"也就是地主临田监割，按当地通行的分成比例征租，叫做监分（亦即分成租）。佃户交纳分成租，通常较交纳定额租要宽松一些。另外，徽州的地权形态分成"大买"和"小买"（即田底和田皮），前者是土地所有权，后者是佃农耕作权或土地使用权。就当地的具体情况来看，每秤大约是20斤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亨字阄的最后，还有"文昌会两股"，这与上庄一带的民间信仰密切相关。对此，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有一节谈及自己"从拜神到无神"的经历，其中说道："我家中的女眷都是深信神佛的。依家乡的风俗，我母亲也曾把我许在观音菩萨座下做弟子，还给我取了一个佛名，上一字是个观字，下一字我忘了。我母亲爱我心切，时时教我拜佛拜神总须诚心敬礼。每年她同我上外婆家去，十里路上所过庙宇路亭，凡有神佛之处，她总教我拜揖。""文昌会"是徽州绩溪一带常见的会社组织，迄今，在绩溪县委党校内还有清代金紫胡氏宗祠附属的文昌阁，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在上庄附近的旺川村，明末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一册日记记载，村中的文昌阁悬钟重一千余斤，花费的白银多达31两6钱。当时，村民还在老屋立文昌会，共有24人参与祭灯和修屋，每人出银1两。及至11月，迎文昌神登座。次年2月，又立文昌会，参与者共计30人，每人出银5钱。该段出自应星日记的记载，反映了当地文昌会的组织方式。举行文昌会的时间一般是在二月初三，参加者多达数十人，每人出银5钱，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一股"。文昌会通常置有田产，并将其田产招租生息。各人所持有的文昌会股份，是参与会期的祭祀及分胙的一种权力，对于家庭而言则是一种财产，可以世代继承，当然也可以转让、买卖。 "绩溪上庄胡氏" 上个世纪50年代，胡适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邀，做过16次口述回忆。20年后，当年协助胡适完成此项口述的唐德刚教授将之译成中文，取名为胡适口述自传。其中的第一章为故乡和家庭，对"徽州人"和"绩溪上庄胡氏"家族作了简单的描摹： 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一共有六个"县"。我家世居的绩溪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祁门之南便是婺源县。婺源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婺源却是他的祖籍。 徽州全区都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余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 以绩溪上庄为例，太平天国以后，胡氏一族在家的老幼男女大约是800余人，而"阖族为工商于外者"则多达400余人。胡适出自茶商世家，早在清嘉庆年间，他的高祖就在浦东川沙开设了茶叶店，店号"万和"，及至其祖父时，胡万和老店大大发展，在上海开了茶叶分店，在汉口开设徽馆（徽菜馆或徽面馆）。其中，以胡万和最为重要，该店经营有方，财源茂盛。胡适14岁离开绩溪前往上海读书，学杂费用均由川沙店支付。 川沙原为浦东滨海的僻野荒陬，清嘉庆十年（1805年）奏准设立抚民厅，及至清末的宣统三年（1911年）才改厅为县治。有鉴于此，据说当地曾流传着一句"先有胡万和，后有川沙县"的俗谚。对此，胡适回忆说： 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川沙的小镇，经营一家小茶叶店，根据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一百元（约合制钱十万文）。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后来他们又从川沙本店拨款，在上海华界（城区）又开了另一个支店。在太平天国之乱时，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难期间，和以后如何挣扎，并以最有限的基金复振上海和川沙两地店铺的故事，都有详尽的记录。这实在是一场很艰苦的奋斗。据1880年（清光绪六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大致合当时制钱二百九十八万文（约合银元三千圆）左右。这两个铺子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 据钝夫年谱记载，父亲胡奎熙精于商贾榷算，"十余年间，竭力经理，外偿积欠，内给一家衣食婚娶之费，复扩而充之"。这十余年间，正逢战乱，胡奎熙在艰难竭蹶之中不断创业，先后扩充店业六处，最盛时有四处茶铺同时经营。不过，因兵燹战乱，这些茶铺旋开旋歇，最短的存在时间仅止四年。及至1873年胡奎熙去世时，只剩下上海、川沙的两处店铺。1880年，胡铁花与其叔祖分家，川沙一处店业归铁花一脉所有。 此外，上揭的分家阄书序文中还提及："外欠之款，归秬儿独任者。"胡适的大哥从小就是颟顸无能的败家子，吸食鸦片烟、赌博，钱一到手即刻挥霍殆尽，每年除夕家中总有一帮债主前来讨债，所以在家里没有什么地位。阄书中的"嗣秬"，也就是胡绍之（18711929），为胡适同父异母的二哥，此人是胡适三个哥哥中最能干的一个，曾随父亲前往台湾任职，1895年胡铁花病故后，胡绍之扶柩返乡安葬。他17岁起就主持家业，统揽生意和家政，往来于上海、汉口之间，颇为辛劳。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家本没有钱。父亲死后，只剩下几千两的存款，存在同乡店家生息，一家人全靠这一点出息过日子。后来存款的店家倒账了，分摊起来，我家分得一点小店业。我的二哥是个有才干的人，他往来汉口、上海两处，把这点小店业变来变去，又靠他的同学朋友把他们的积蓄寄存在他的店里，所以他能在几年之中合伙撑起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兴泰茶叶店。"正是得到友人的支持，胡绍之与他人合伙，经营瑞兴泰茶叶店，以及汉口的茶店、酒楼、公义油坊等。这些，均由其一手经营。直到1915年，绍之在给胡适的家信中才提及："七代之店（川店），何忍及吾身而闭歇"，不过，当时的胡绍之已无意营商，家业因用人不善、疏于管理而江河日下 值得注意的是，1909年制作的这册分家阄书中，并没有提及胡家的店铺资产。这一点，应与徽商的经营文化密切相关。胡适与徽墨名店"胡开文"之经营者同属于"明经胡"，也同样出自绩溪上庄村。1949年以前，胡适与家乡的银钱汇兑，常常是以芜湖的"胡开文"墨庄为中介。无独有偶，胡开文墨庄的阄书亦保留迄今。从阄书上看，"胡开文"就规定"分家不分店"，具体的做法是每个儿子的利益，都以股份的方式在店铺中体现。也就是将店铺的资产分成数股，在儿孙中挑选一个人经营，其他人则以股份的方式每年参与分红，这就是"分家不分店"。这样，既能很好地保证经营规模之不断扩大，又不致因分家而造成商业竞争力的丧失。此种"分家不分店"的做法，在传统时代的徽州极为普遍。想来，胡适家的情况亦与此颇相类似。 父亲遗嘱要求胡适"努力读书上进"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91年12月17日），胡适生于上海大东门外的川沙（今属浦东新区）。据说，童年时代，胡适最喜欢背诵的一首诗是："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现在，这首诗被镌刻在上庄胡铁花的墓园内。人心的曲折隐微，世事的复杂多变，生活在大家庭中的胡适，大概对此是感同身受。 胡铁花娶妻凡三次，前妻死于太平天国之乱，续弦生了三男四女后也过世了。此后，胡铁花再取一位农夫兼裁缝的长女，此即胡适之母冯顺娣。冯顺娣17岁嫁与胡铁花做填房，两年后生了胡适。又过了四年，胡传去世，冯顺娣23岁就守寡，做了一个有许多成年儿女的大家庭之"晚娘"。她所面对的，当然不是子媳承欢、孙曾绕膝的局面。当时，胡适的大姐较冯顺娣大七岁，大哥比她大两岁，孪生的二哥、三哥仅比她小四岁。故此，她虽是名义上的一家之主，但丈夫前妻所生的儿子、媳妇，对她却并不买账。特别是两位不明事理的儿媳，妯娌间常为一些鸡毛蒜皮闹得不可开交。谁也占不了上风时，她们便会将气撒到婆婆身上，甚而会以尖刻的语气指桑骂槐。每当此时，冯顺娣只能忍气吞声，尽量避免冲突，实在忍无可忍时，便悄悄地前往邻家去闲聊一会，或者一个人独自卧床柔声大哭，哭她早丧的丈夫 铁花先生的早逝，让冯顺娣这位倔强的女人将全部的希望都集中在亲生独子身上。对此，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这样写道： 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都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穈儿（我的名字叫嗣穈，穈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 我十一岁的时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亲向他们道："穈今年十一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 二哥不曾开口，三哥冷笑道："哼，念书!"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 我母亲忍气坐了一会，回到了房里才敢掉眼泪。她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我若出门求学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所以她只能掉眼泪，终不敢哭。 但父亲的遗嘱究竟是父亲的遗嘱，我是应该念书的。况且我小时很聪明，四乡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是能够念书的。所以隔了两年，三哥往上海医肺病，我就跟他出门求学了。 在徽州，"遗嘱"也作"嘱书"，是对分家的简单交代。虽然这五份遗嘱没有保存下来，但在胡传日记中，还保存有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2日）写给二哥嗣秬的一份遗嘱（亦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其中对于自己一生的经历有简单的描述。从徽州分家书的惯例来看，如果主持分家的是他本人，类似的自叙生平通常会置于阄书序言的第一部分，主盟者藉此以彰显祖德昭示来兹。 胡铁花病逝时，胡适仅三岁多，但严父生前每天用红笺方块教授，咿哑学语的他已认得800多个汉字了，故而铁花先生认为孺子"天资聪明"，应当"努力读书上进"。1895年5月，胡铁花在临终前两个月，给妻儿留下遗嘱，说"穈儿天资聪明，应该令他读书"，并要求胡适"努力读书上进"。后来，胡适曾追忆："先母督责至严，每日天未明，即推适披衣起坐，为缕述先君道德事业，言我一生只知道有此一个完全的人，汝将来做人总要学尔老子。天明即令适着衣上早学。"当时，在绩溪上庄村西头有一座两层两进的普通民居，村人胡禹臣在屋里设一私塾，取名为"来新书屋"，寓意是前来就读的孩子日新月异地成长。胡适曾在这里读书，度过了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时光。胡适曾说："我们做小孩子时候，天刚亮便进学堂，去上早学，空着肚子，鼓起喉咙，念三四个钟头才回家去吃早饭，从天亮直到天黑，才得回家。晚上还要念夜书。"其时，与胡适同一私塾读书的有十来个孩童，但他们大多不爱学习，对读书没有兴趣，常常逃出去，躲在麦田里，宁可在麦田里挨饿也不愿意念书。而胡适则与之不同，他天资聪颖，悟性又好。另外，其他学生送给先生的束修每年仅只两块银元，胡禹臣认为学金太轻，故而只教他们念书、背书，不给讲解。而冯顺娣则渴望胡适读书，所给的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六块银元，以后逐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冯氏希望先生对胡适严加管教，要为自己的儿子讲解书本的内容，一字一句，皆须讲明意思。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胡适才得以驰鹜翰墨，学业突飞猛进。 因先祖商业的关系，胡适的二哥、三哥都在上海接受教育。是时，欧风东渐，新潮澎湃，他们在大都市受到时代思潮的洗礼，因此不要胡适"开笔"做八股文，也不要求他学做策论经义，而只是请胡禹臣为之讲书、广拓见闻。对此，胡适在徽州谈一文中，对徽州的教育及其前景有过精彩的描述： （徽州人）到了十三四岁，把那些什么开宗明哪，天文哪，梁惠王哪，都读完了，做父母的，便不叫儿子读书了。穷苦的庄稼人家，便叫儿子帮着老子做活，一天辛苦到晚，自不用说了；以外的人家，儿子到了十三四岁，便叫他"出门"。怎么叫做"出门"呢？譬如有人到上海来，便叫儿子跟他来上海，找一家店铺，送进去学生意。这叫"当学生"。（原载1908年11月14日安徽白话报第5册）对于徽州的这种商业传统及其文化影响，胡适有过极为贴切的回忆： 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 当时，在全国的各大商埠，处处都留下徽商活动的足迹。不少商人甚至在各处落地生根，他们的子弟往往是在大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得以一改穷乡僻壤的扃闭野塞，从而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胡适于14岁时（1904年）跟随三哥赴上海，入梅溪学堂（后改入澄衷学堂、中国公学和中国新公学），在上海住了六年，从此黄卷青灯，壮志鹏飞。并在1910年以后赴美，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登坛立帜，最终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二哥关照之下的学业 据说，胡适早年曾随叔父在泾县药店做过几个月的学徒，但他无意于商贾，于是写信给二哥要求读书。1904年，胡绍之自上海返乡，他认为适之天资聪颖，父亲又有"要穈儿好好读书"的遗嘱，父命不可违，遂问冯顺娣说："我想带穈弟到上海读书，不知您放心吗？"胡母速声答曰："好!好!这也是还你父亲的遗愿。"这是胡适一生的关键性大事。后来，他在上海六年的学习，一切全靠二哥的关照。 胡适的二哥胡绍之是位颇有见识的人物，他在胡适到达美国康奈尔大学之初，就致信鼓励： 吾弟天资超卓，宜可大成，频年为家境所限，中途废学，又无名师益友以相砥砺，故所成未广。今幸得此机会，此实先灵之默佑。万望从此矢志向上，专心力学，以收桑榆之效。 至家中各事，有余力任，尽可不必置怀。堂上薪【菽】水之奉，已照来信代寄，以后按年当照此办理，毋庸弟之分心。以后弟经费如有所余，或暂存银行，积成巨资，以为日后所需；或置购图书仪器，以资学问之研究，不必急于还债，亦不必兼顾家中。总以全付精神，贯注于学问之上，务求达此目的然后已。其余均不重要，一概抛之九霄云外，所谓智者急先务也。（胡绍之致胡适，1910年11月，见杜春和编胡适家书，页492-493）当时，胡家四房虽已分家，但二哥对于胡适仍颇多关照。1909年7月29日，胡适在禀母亲的家信中曾指出："家中析产阄书，均已见过。"此外，他在四十自述中也提到此次的分家析产： 戊申、己酉（19081909）两年之中，我的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己酉年，大哥和二哥回家，主张分析家产；我写信回家，说我现在已能自立了，不要家中的产业。其实家中本没有什么产业可分，分家时，兄弟们每人不过得着几亩田，半所屋而已。 当时，胡适正在中国新公学学习，虽然手头并不宽裕，但见过大世面的他显然再也看不上老家的那几亩地、半所屋了。这位乳名嗣穈、学名胡洪骍的徽州乡下少年，1906年进入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接触到严复的天演论，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改名胡适之。1910年7月赴北京参加"庚款"留美官费生考试，起用了"胡适"的名字。此后，更是意气飞扬，别图进取"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这位"带着兰花草"走出徽州的少年"嗣穈"，此刻早已脱胎换骨，成了叱咤风云、舍我其谁的文坛祭酒 不过，尽管胡适欲放弃这份祖业，但分家是徽州的传统，显然无法率性而为。兄弟分家阄书中"亨字阄"所列的田产，仍然一直挂在他的名下，想来是由母亲冯顺娣代为经管，故而1915年8月2日，冯氏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仍然这样说道："家中自分析以后，每年所收租谷，只得一人之粮，此外毫无一丝出息。"所谓分析，也就是指1909年的分家析产。1928年3月29日，胡适在致妻子江冬秀的信中还写道： 家中的事，我想起一两件，请你替我办理： （1）我自己名下的田，请你托几个本家来谈谈，分作两份，一份归稼嫂收租，一份归秠嫂收租。田虽不多，于他们两家总有点小补。 （4）几家老佃户，都同我家有感情，不必更换。 信中的"稼嫂"和"秠嫂"，分别是胡适的大嫂和三嫂。可见，直到母亲去世，胡适才对自己名下的田产重新做了安排。是时，他的大哥和三哥皆已去世，胡适如此安排，颇有矜孤恤寡、照顾两位嫂子起居的意思。另外，根据徽州的惯例，佃农承租耕种，需与地主签订契约，其中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如有违约（比如欠租、短租等），地主可以另行雇佣他人。历经十数年，胡家所雇的佃农皆是乡里乡亲，主佃关系似乎颇为融洽，地主与佃农之间并未出现剑拔弩张的情形 胡适的兄弟分家阄书作于清末宣统年间，迄今已一百余年，该份简单的徽州文书能够保留至今，大概要归因于天壤间的种种机缘巧合。面对着数页泛黄的故纸，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铁花先生的那几份遗嘱，如果没有母亲冯顺娣的坚持和悉心栽培，如果茶商之家的生计日用朝不保夕，如果不是二哥的支撑门户，以及对异母兄弟血浓于水的亲情扶持胡适是否还会是中国现代史上耀睛夺目的那一位？想来，多少"少时了了"的"穈先生"们，也曾靠着一纸阄书上的几亩薄田，辟土殖谷易耨深耕，在水遥山隔的皖南乡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最终成了胼首胝足的一介老农；或是终老于"无徽不成镇"的居廛列肆间，通财鬻货贸贩取赢，锱铢必较着银钱的出入 历史不能假设，更没有无从确知的答案。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文章来源：《文汇报》2015年8月7日第23-26版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x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