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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林同奇先生去世的消息，已是头七了。久未与老人联系，听到这个消息虽觉突然，却不意外，毕竟生死如归途。仔细想想，距离他退休之后来到美国，这个对他而言的思想重生之地，已经悄然过去三十一年了。 至今仍清晰记得，七年前我在波士顿北部的Reading镇与林同奇先生初次会面的情形。那是一个幽静的小镇，乘坐从波士顿出发的通勤列车，出站后，还要穿过小而精致的镇中心。路边是一排排美国乡间常见的木屋，继续前行，走过一片秋日里景色也颇为动人的墓地，就能抵达林同奇先生的家了。隐匿在树丛中的房子紧挨公路，间或有车驶过，但并不嘈杂。与周边一般美国人家些许不同的是，屋外有竹扎的篱笆墙，初次见到，一眼便被这或多或少浸润着东方气息的空间感所吸引，心里不由自主地提醒自己，"这应就是了"。 之所以对初次造访的情景有深刻的记忆，或许是因为我对林先生一直有某种难以言表的感恩之情。尽管向其问学的时间不长，并且七年前一别，后来也只有偶尔的电话与邮件问候，但林先生在那段时间对一位后学的提携、启发和鼓励，却是令人感怀的。 当时的我，正处在对学术与个人生命意义的强烈怀疑阶段。就在这之前两年，因偶然的机会，我在华东师大结识了一位美国政治哲学家James M. Rhodes教授，Rhodes教授是研究柏拉图的专家，也是一位天主教徒。有幸与他在北京和西安相处一月，在北京长城上，在西安碑林中，我们曾有过多次深入的对谈，启发我良多。在他看来，寻找"超越性"是哲学家的使命，所以他笔下的柏拉图，"宗教"气息十足，只是这种"宗教"气息，更与东方思维接近（沃格林与印度奥义书之间存在很深的关系，许多研究沃格林的学者也都认为，沃格林的思想，更容易被亚洲理解）。因受Rhodes教授的启发，才让我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学术道路与个人精神生命之间的关联。可惜今年初，Rhodes教授也因癌症去世，令人嗟叹! 因有Rhodes教授的相助，我方有访学波士顿的因缘。但是，在听了列奥斯特劳斯的得意门生Christopher Bruell讲解柏拉图的数堂课后，我却直觉地感到，这并不是我心目中想要寻找的"哲学"。虽然Rhodes教授也曾说，在美国很难遇到真正的"哲学家"，但是对我而言，寻找精神的出路，本不就是来美国的初衷吗？ 正是在这样的机缘下，我想起了哈佛大学退休的、这些年一直在研究史华慈思想的林同奇先生。史氏的著作在国内已有阅读，如那本赫赫有名的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是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经典文本，也是我们硕博士课程的必读书目；但或许更重要的是，史华慈对法国思想家帕斯卡的体解，和他那种强烈的"寻道"气质，都让我隐约觉得与他有一种潜藏难言的精神联系。 后来有机会读到林同奇先生那篇包含思想活力的文章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初探，无形中也进一步让我对史华慈的思想有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正是在这样的因缘推动下，我开始阅读他那本研究先秦思想的名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虽然感到内容精彩，但是其整体的思想脉络，对当时的我而言，仍然是无法把握的。 既然在柏拉图的世界中寻找不到出路，何不去探访一下这位重视史华慈的老先生呢？正是在这样的动机之下，我便请许纪霖老师代为联系林先生，表达想去上门拜访的意愿，老先生欣然应诺。 时隔七年，我仍然记得那天初次会面的场景。甫入客厅坐定，寒暄几句之后，便自然谈起此行的目的，谈起了史华慈，以及我当时正在翻译的一本介绍沃格林的著作。或许是林先生觉得孺子可教，他起身走入书房，拿出那本画满红绿色标记的英文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找到一段句子，让我立刻读完，并谈谈想法。 这样的单刀直入，令人惊讶，因为以"道"相见的情景，在我有限的学术圈阅历中，不仅难遇，且与学界前辈的交往经验，多只流于人际的客套与俗情，而少有那种单纯的对思想的渴求。 当时林先生究竟问了什么，早已忘记，但结果似乎是，林先生大概感觉这位后生的回答尚不算离谱，便提出若有闲暇，可来家中一起研读史华慈先生的这本名著。此书的中译不算精确，林先生觉得其中许多细微处在译本中并没有体现出来，甚至希望我能发心，参与到这本书的重译工作中去。当时的我，并未立即承允这番重任，一是感觉自己力有不逮，难以胜任，且有另外的翻译工作尚未完成；二是对先秦诸家，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道家，而对书中的儒家部分兴趣缺缺。出于自己的偏好，我只答应将庄子的章节重新尝试翻译。 从此以后，我便与林先生有了不频繁却密集的交流。不算频繁，是因为见面次数其实不算多；说密集，则是因为每次会面或是电话中交流的内容，都是与史华慈有关，基本没有闲话的余地。老先生有时还会主动来电，与我讨论某段文字究竟有何意涵。对当时的我而言，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心中难免有些惴惴，因为老先生总会问一些我根本不大会注意的细微处，例如文本中某些句子之间起承转结的语气问题。在他看来，史华慈的"秘密"就藏在这些看似简单，实则微妙的语气之中，有些貌似肯定的结论，常常会因为一个连接词而变得意思完全不同。如此细微的文本阅读方式，事后想来，应该是林先生非常尊敬与重视史华慈的思想，才会以对待经典的方式阅读其文本；另一方面，则是林先生的阅读研究习惯就是如此。无论是他翻译在中国发现历史，还是对牟宗三圆善论的解读，都可以看到林先生的这种文本解读风格的特点，细密而有见解，同时也有思想的大局观，使得看上去琐碎的解读，最后仍能归于某些宏大的思想关切。对林先生治学的这些体会，我当时并没有清晰的认识，而是很久之后才慢慢体悟出来的。 正是在这般往复问学中，我对林先生眼中的史华慈，开始慢慢清晰起来，也逐渐了解他为何如此"痴情"地投入对史华慈思想的研究中。 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中，史华慈大概算是一个异类。其最初的博士论文研究，不过是顺应二战时期美国想要了解"共产主义为何在中国兴起"的疑问。在研究过程中，史华慈开始对中国思想的特质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才有了他在1964年出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在这本书中，史华慈没有采用中国学者习以为常的"现代化预设"，把中国当做一个近代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将严复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和对话者，来观察近代这场民族主义"富强运动"的内在逻辑，乃至透露出反思西方物质文明的立场。这样的研究趣味，使得史华慈的研究在中国学界其实少有共鸣者，他的结论既没有一般研究所表现出来的那般清晰与坚决，也与近代史学界对严复思想的认知存在云泥之别。或许可以说，史华慈的著作虽然早早被翻译为中文，但只不过被当作是众多海外中国研究的一家之言而已。如果不是史氏头顶上的"哈佛光环"，这本著作的命运想必会更为边缘。 在闲聊中，林先生偶尔会谈及对史华慈思想认知的心路历程。当年他来美国探亲、访学，因为翻译柯文那本在中国发现历史而长住于此。虽然同在费正清中心，与史华慈常有接触，但并不了解史氏的研究，对其思想的价值更是没有意识。只是由于陪伴刘梦溪采访史华慈，林先生才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身边有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因缘变幻莫测，就在之后不久，史氏却因病去世! 在谈起这段"错失"的问学因缘时，一向平和的林先生总会有些激动，"美国学术界不了解史华慈的价值!他们在讣告中称史华慈为中国研究专家，不对!史华慈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反映出林先生与美国主流中国研究在视角上的差别。事实上，林先生也观察到，史华慈与其师费正清之间的学术风格存在很大的不同，他甚至认为，史华慈的许多文章读起来感觉就是直接批评费正清的! 林先生是少于闲谈的，但也会不经意间谈起自己的早年经历。例如他与其兄林同济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这其中的细节，他曾写入那篇令人动容的纪念长文"我家才子，一生命苦。可叹!"与同济一起的日子中。但另外有些趣闻，则只听林先生口头提起过，并没有在文中读到。当年因抗战而远赴重庆，辗转于中央大学与复旦大学就读，他曾陪兄长林同济去探访过熊十力。不知林同奇是哪方面得到熊的称许，为了表示对他的认可，还踢了年轻的林同奇两脚。谈起这"突如其来"的两脚时，林先生边说边笑。或许他对这样大名鼎鼎的狂狷学者，多少有一种既尊敬又觉有趣的感受吧。 不过，回忆并不全然是令人欣慰的。每当提及在国内的岁月，林先生会说，"我荒废了差不多四十年时光，在那段时间里，我什么都不敢思考。"正是这停滞空白的四十年，使得他直接从民国时期的学术思想界跨到退休之后的哈佛生活，因此他的问题意识、治学趣味，乃至他所欣赏的学者，都大抵上属于"老派"的风格。 所谓"老派"，指的是林先生关心的，仍然是古来至今各个核心文明所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人"是怎样的存在？虽然他并没有时间来系统阐述自己的思想，而多是借着对其他学者的研究来寻找他心目中的答案，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对牟宗三、史华慈的关注，是因为这些思想家点燃了他早年的关怀，从此开启了一段新的思想旅程。 对当时正处于"精神迷途"的我，能够与林先生相遇，向他请益，学问上的收获自然是无疑的，但是更令我感觉共鸣的是，他在日趋僵化的学院生活中给我展现了一位纯粹的"寻道者"的生命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和Rhodes教授都是在以他们的治学、思考为我未来的学院生活指引了某种可能的方向。虽然他们治学的领域和我如今关注的学术领域没有太多关系，尽管他们当初在学术上的指导也似乎只留存一些吉光片羽，但是他们给我传递出的讯息是，这种精神的寻求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其特别的价值与意义。 老人的生活是简朴而规律的，坐拥一块小池塘的阳台大概是他休息、放松的地方，一旦坐在那里，老人谈论的内容似乎才可以暂时远离史华慈。在那里，他会兴致勃勃地为我介绍为鸟儿喂食的投食器，也会问问我未来的学术计划等。我提起想在博士论文里把近代思想史中的"经世与修身"议题作一些深入的探讨，林先生一方面肯定这个选题的意义，也热心地给我提了许多建议，但这些建议，往往最终又不知不觉地绕回到对史华慈观点的讨论上。 当时的林先生，已经完全沉浸在史华慈的精神世界中，这种沉浸，是在努力与被研究者一起思考，而在疑惑时，他也会尝试换不同的角度去向作者发问，当时的我，其实不经意地跟随着林先生去扮演一位"发问者"，尽管我的角色并不成功。 林先生晚年虽然勤学好思，但文章著作并不多，尤其是去世前几年，或许是因为身体问题，我也没有看到老人有什么新作问世。如何去评价林先生的学术，作为后学，我没有资格妄加评判，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林先生从轴心文明关注的"人类存在"问题入手，去发展其晚年的治学道路。虽然他自己仍然停留在中国思想传统的脉络中，但却试图借着史华慈的眼睛，来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在我看来，他的身上并没有特别鲜明的"儒释道"色彩，但是多少又浸润着各家的精神气质。他是远离政治的，甚至感觉得出，他十分不喜欢具体的政治，但对政治的理念仍然是关注的；他的举止虽然也有一丝道家的"无为"气质，但却很喜欢谈论史华慈比较约伯与庄子对死亡看法之间的差异。他似乎更认同史华慈的结论，那就是庄子的"鼓盆而歌"，这种对死亡的超然态度，似乎有些太过容易了。 离开波士顿后，我"狂热"地投入汉传佛理的学习和实践中去，并且渐渐开始有些理解佛教的意涵。在我与林同奇先生的交往过程中，我们几乎没有谈论过佛学，但他曾提过，史华慈本来准备深入佛学，但出于种种原因，并未进行下去。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其实并未远离林先生的关切，只不过是沿着他未完成的探索方向继续走下去。 在不经意的一次闲谈中，我提起林先生客厅中的一幅字，那是他最亲密的兄长林同济写的。林先生告诉我，林同济晚年倾心道家，颇有出世之意。林同济在1980年造访伯克利大学的演讲结束时，讲了这样一段话，这也是他临终前的绝唱："容我这样说吧：中国人认为一旦你将自己和宇宙关联起来，你就变成某种神圣的事物。你对宇宙作出了终极忠诚的承诺。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师聚合了：这就是中国之道。" 林同济的字颇有飘逸灵动气质，却隐隐含藏拙趣，对文字的内容，当时并未细思。时隔多年，为了回忆当年与老人的一些交往片段，我翻出了当年拍摄的老照片，才注意到那幅书法的最后一句原来是"乾坤混沌本无名"。 作者：成庆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15年8月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