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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美国总统特使侮辱蒋介石风波

http://www.newdu.com 2017-11-11 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 佚名 参加讨论

    1948年底,蒋介石政府被人民解放军发动的一系列攻势打得焦头烂额。为尽快获得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蒋介石派宋美龄到美国开展公关活动,并亲自写信给杜鲁门总统,要求美方除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外,还要求杜鲁门派高级将领来华帮助指挥作战。
    杜鲁门为应付来自国会的压力,决定派其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走一趟,实地了解一下中国的经济及过去的美援运用状况,然后再作决定。
    霍夫曼对蒋介石政府毫无好感
    1948年12月11日晚,霍夫曼一行到达上海。
    蒋介石喜出望外,之前特在其官邸召集幕僚讨论、研究如何接待好霍夫曼。蒋介石心腹王世杰在会上提醒蒋介石说,据美国驻华大使馆传来的信息,霍夫曼是个不喜欢热闹也不大讲排场的人,如果搞得太隆重,恐会引起他的反感。蒋介石仔细一想,觉得王世杰讲得有道理,决定将接待规模缩小一些,只派外交部长王世杰到上海机场迎接,中午由行政院长孙科和王世杰在上海招待一餐,他再相机在南京官邸作一次宴请。
    霍夫曼一下飞机,中外记者一拥而上,向他提出各种问题。由于记者太多,提的问题太杂,他不知回答哪个好,便对记者们说,他无法一一回答各位提的问题,只能发表一个简单的谈话。记者们虽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霍夫曼做官多年,其个性是心直口快,有话藏不住。他对记者们说:他此次是受美国总统杜鲁门之派来中国的,其任务是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和美援实施情形,没有其他目的,不会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也不想会见中国政府的任何高官。
    第二天上午,霍夫曼与蒋介石政府"美援委员会"的高官王世杰、叶公超等人举行会谈。在会谈过程中,国民党高官们认为此次机会难得,应抓住时机要求美方提供紧急援助。于是,他们将过去的美援运用情况放在一边,提出先谈援华问题。
    王、叶都说,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军事状况很糟糕,也可以说到了崩溃的边缘,请求美国政府从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紧急对华援助,帮助中国政府渡过目前的难关。
    叶公超还反复向霍夫曼强调,蒋介石对他这次来华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霍夫曼在援华问题上扛扛重担,紧急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一些援助,不要使蒋介石失望。
    霍夫曼见国民党高官一见面就开口要钱要物,心里颇不悦。他直截了当地对王世杰、叶公超说:"美国的对外援助是一年向国会申报一次,现在提紧急援助不大可能。"
    王世杰等高官们又说,中国政府实在是太困难了,现在无法提年度对华援助,可否向国会另提临时性援助方案,以使援华工作不至中断。
    国民党高官们如此急切地要钱,使霍夫曼非常反感。他忍不住批评说:"既然你们对美援追得这样紧,那我就直言相告,我们过去对华援助并不少,既有钱,又有物,还有武器,但你们蒋委员长及其指挥作战的军事将领们太无能,没有用好我们的援助,使我们至今看不到什么成效,令我国政府非常失望。最令我们伤心的是,我们援助你们的许多武器、物资已落入共产党及其军队之手,共产党再用这些武器打你们的军队,并加速了你们的危机。如果我国政府再像先前那样援助你们,你们政府岂不垮得更快?共产党军队得到的武器岂不更多?我想,如果美国政府再要援华的话,不能再援助蒋委员长领导的政府,只能帮助愿意保持自己自由的人民。"
    霍夫曼的一席话,刺得在场的国民党高官们面红耳赤,无言以对。据参加会谈的一国民党官员后来说,霍夫曼的话讲完了十几分钟,场上仍无一人讲话,可见会场的气氛之冷。
    孙科受刺激,向蒋介石辞职
    这天中午,由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科设宴招待霍夫曼。霍夫曼原本不愿参加这次宴请,说他已对外讲了不与国民党高官们接触,因孙科一定要请,霍夫曼推托不掉,只好勉强答应出席宴请。
    孙科在席上告诉霍夫曼,他从翁文灏手中接任行政院长还不到一个月,知道国家已陷入困境。他这个院长不好做,也做不了多久,因蒋介石非要他干,他推辞不掉,只好硬着头皮接过来做。现在,对他困扰最大的问题是经济,每天从早到晚,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向他要钱,他又拿不出来,故头痛不已。
    孙科一说完,霍夫曼直言不讳地说:"蒋委员长任命这个当院长,任命那个当院长,为何不任胡适先生做院长?胡适为中国的一大伟人,他学识渊博,责任心强,两袖清风,一心奉公。他当年在美国任大使时,既为中国争取了美援,又在美国介绍了你们国内的抗战情况,还传播了中国文化,在美国各界获得极高的评价。胡适先生在美国颇有声望,如果由他当中国的行政领导人,美国的援助就会源源而来。蒋委员长在美国政界的名声不怎么好,你们现在向美国要援助,就很困难。"
    霍夫曼的这番言论,使孙科相当难堪。
    由于话不投机,孙科在席上食中无味,谈之无趣,宴会很快就结束了。
    当天下午,孙科向蒋介石简要汇报了他与霍夫曼见面的情况,并提出辞去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问他为何而辞,孙科如实向蒋说明了原因。他还告诉蒋介石,国内经济已临近崩溃,无法可想,求外援美国政府又不信任他,难以争取到美援,他在这个位子上就无法往下干了。他把院长职务让出来由美方信任的人干,可争取到美国的援助。
    蒋介石听了,没有同意,并劝孙科说,他上任时间太短,如果辞职,就会造成政局不稳,人心混乱。此时换人,也不易争取到美国政府的援助。局势如此艰难,无论如何要撑下去,不要胡思乱想。
    1948年12月12日下午,霍夫曼先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国志愿救济团体代表亨利等座谈。在座谈中,司徒雷登、亨利等人对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高官的腐败无能抨击甚多。
    13日下午,霍夫曼在上海举行记者会,他对在场的中外记者们说,中国国内的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特别是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政府也拿不出好的办法应对,这是国共内战造成的结果。中国人民的生活非常贫困,国力甚弱,根本不应有内战,应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人士的联合政府。如果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当初听了美国政府的忠告,局面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一记者又问他美国是否有新的援助中国的计划时,霍夫曼没有直接回答,只说:"美国政府今后对华即使有援助,也不会给予现政府,将以人民为对象,而不以政府为对象。"
    尽管霍夫曼的言论使蒋介石很难受,但考虑到霍夫曼是美国总统特使,又系美国政府负责对外经济合作和援助的官员,手中握有财、物大权,蒋介石心里还是很想会见霍夫曼。为了与霍见上一面,他指示在上海的孙科,希望孙将霍夫曼劝到南京来。
    孙科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劝霍夫曼到南京走一趟。不料,霍夫曼不买他的账,声称不愿到南京,使蒋介石相当难堪。
    14日一天,孙科不断劝说霍夫曼到南京,并一再对他说,他到中国来了,就是贵宾,在礼仪上,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应该会见一下他。如果不愿会谈,与蒋介石在一起吃餐饭也行。对华援助问题,中国政府自然很想得到,如果霍夫曼现在觉得此事有难处,蒋介石不会让他为难的。
    经过孙科这一阵好说歹说,霍夫曼才勉强同意到南京。
    宴请演变成一场外交风波
    晚上8点,蒋介石用一架专机将霍夫曼接到了南京。
    随后,蒋介石在"总统府"用最高档次的宴席招待霍夫曼。蒋介石已知道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对他颇有意见,也知道霍夫曼对他不感冒,故在席上尽量不谈政治,也不提对华援助,只谈罗斯福总统与他的友谊,谈过去的美援对中国各项事业帮助甚大,还说他一直没有忘记对华友好的罗斯福总统,中国人民也会永远铭记罗斯福总统的恩德。
    蒋介石的上述言论,霍夫曼听了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并尽量少说话。有时蒋介石问他,他也只"嗯嗯"一两声。
    由于双方没有共同语言,这次宴会只进行40多分钟就草草结束了。
    霍夫曼从总统府出来后,记者们紧紧尾随他,要求采访他与蒋介石谈了什么。他对记者们说:他多次说过,他不愿与中国高级官员会晤,故与蒋介石什么也没有谈。他还说,他原来未打算到南京,今晚之所以到南京与蒋介石餐叙,是国民党政府官员在上海周旋的结果,他是被迫的,没有办法才来的。
    霍夫曼对记者们的谈话,深深刺痛了蒋介石。蒋感到受了很大的羞辱,气得大叫道:"霍夫曼太不懂礼貌,太不像话!要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东西,我一定不与他见面!"
    骂过之后,蒋介石又下令外交部长王世杰紧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以表达对霍夫曼侮辱蒋介石和中华民国政府言论的抗议,并强烈要求霍夫曼向蒋介石和中国政府道歉。
    王世杰无奈,只有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约见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没有料到,蒋介石宴请霍夫曼的结果会演变成一场外交风波。没有办法,他只好一面找霍夫曼谈话,一面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报告美国国务院。
    霍夫曼听了蒋介石的抗议,若无其事,他说:"我没有错,只不过说了几句真话,蒋介石不服、有气,那我就要问问他,过去美国给中国的那么多的援助到哪里去了?中国国内的局势为何还在一天天地恶化?共产党及其军队为何被他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大?"
    15日,美国国务院给司徒雷登来电,告知霍夫曼的一些谈话事先未告知国务院,国务院也未授权霍夫曼发表那些言论。霍在中国的一些说法,是他个人的看法和意见。对霍夫曼羞辱蒋介石的言论,电文并没有一字批评。
    霍夫曼回到美国后,杜鲁门及其政府既未对他进行批评,也未给他任何处分。从杜鲁门对他的态度可看出,霍夫曼在中国发表的对蒋的轻蔑、羞辱言论,是杜鲁门、马歇尔等美国高官们想说而不便说的话罢了。
    人物简历
    蒋介石(1887-1975) 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1907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留学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23年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势力。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率师北伐途中,于 1927年发动了"4·12"政变,在各地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不断进行新军阀混战。1931年 "9·18"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围攻红军革命根据地。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抗日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任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
    抗日战争期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参加美、英、中三国开罗会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6年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命令进攻解放区,单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宪法。1948年擅自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被迫发表《引退谋和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1949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与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叶公超,名崇智,字公超,广东番禺人,生于江西九江,1904年10月20日出生。191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赴美国留学,获麻省赫斯特大学学士学位。后复转赴英国,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离英后,再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192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27年春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同年任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并兼吴淞中国公学英国文学教授。1929年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1935年复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1938年5月,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马来亚专员。1942年2月,回国至重庆。后奉委为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1946年返国。1947年3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兼欧洲司司长;7月任外交部常务次长;12月任庆贺缅甸独立特使。1949年1月,任外交部政务次长;3月代理部务;5月任外交部部长。
    叶公超后去台湾。1950年2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5月兼"侨务办委员会"委员长;8月任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首席全权代表;同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52年9月至1957年8月,连任出席联合国第七、九、十一、十二届大会首席会议代表。1954年5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1958年8月,调任"驻美国全权大使"。1961年11月免职,复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2年秋,任故宫、中央两博物院常务理事。1965年12月,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常委。1978年聘为"总统府"资政。1981年11月20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77岁。著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
    哈利·S·杜鲁门(Harry S. Truman,中名仅有一个S,1884年5月8日-1972年12月26日),美国第三十四任副总统(1945年)。他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于任内逝世后继任成为第三十三任美国总统(1945年-1953年)。
    在杜鲁门的任期内发生了很多世界大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冷战的开始、联合国的成立以及朝鲜战争。
    1945年,杜鲁门为提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避免在日本本土发起登陆战造成长可能的大规模伤亡,签署同意使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原子弹小男孩)与长崎(原子弹胖子)两城市,造成大量伤亡与辐射污染,但也成功迫使日本提早投降,结束了太平洋战争。
    战后,据传闻杜鲁门以细菌战人体实验资料为交换条件,赦免了日本的生物化学武器部队731部队首脑石井四郎等人。该731部队曾经在中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活人实验。有人据此认为杜鲁门客观上成为日本法西斯的帮凶。
    1947年他建立了美国中央情报局。1949年他曾提出"公平施政"的口号。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下令出兵朝鲜半岛协助韩国。他在任后期威信下降,又受到极端反共主义者麦卡锡的攻击,共和党人控制了议会,1953年他卸任回乡。他在任期间提出"杜鲁门主义",即美国对世界反共主义政权的物质及军事援助,该主义成为后来美国制定冷战政策的核心。他提出了"自由世界"(即非共产主义国家)和"极权政体"(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政权)的概念,是冷战格局形成的关键人物。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生于中国杭州 - 1962年9月19日逝于美国华盛顿)是一位美国基督教的传教士。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曾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和校务长。他还是一位外交官,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由于毛泽东写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Farewell Leighton Stuart》)的文章而使他在中国非常有名,但是在他的祖国--美国却是默默无闻。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司徒雷登即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立志于传教。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从事传教,并钻研汉语。
    1908年开始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民国8年(1919年)1月,他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此后,他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司徒雷登四处募捐,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轮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少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司徒雷登还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21年他受聘为中国教会教育调查团成员。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直到离开中国。中华民国35年(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反人民内战,并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各种阴谋政治活动,又拉拢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企图培植中间势力。同年10月,来杭参加杭州青年会复会典礼并祭扫其父母之墓,杭州市参议会授予他"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当时有人这样评论: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他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留在那里。1949年8月2日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随即退休。据说在他离开中国前夕,曾经和中国共产党高层秘密接触,也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事宜,但是被提前召回,未能成行。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回到美国后,他先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
    主要著作有《启示录注释》《司徒雷登日记》《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等。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2008年11月17日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至此,他的遗愿才算完成。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年12月31日宾夕法尼亚州尤宁敦 - 1959年10月16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外交家,美国陆军五星上将。他于1901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任陆军参谋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帮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出谋划策,坚持先攻纳粹德国再攻日本,为美国在二战的胜利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5年他退役。退役后的他曾参加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他在1947-1949年曾任美国国务卿,在1950-1951年任国防部长。他提出过"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并因为此计划改善了西欧战后经济水平而于1953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孙科(1891年10月20日~1973年9月20日),字哲生,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孙中山之子,曾任国民政府考试、行政、立法院院长等职。
    1895年随祖母移居美国檀香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17年回中国。1921年任广州市长。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开府,任政府委员。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31年在蒋介石与胡汉民之争中支持胡汉民,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九一八事变後国民党内寻求合作,任南京行政院长,但政府旋因财政拮据倒台。1932年年底任立法院长。抗战期间续任立法院长。
    1947年任国民政府副主席。1948年初,竞选第一届行宪副总统,败於李宗仁後,再被任为立法院长。同年11月,获蒋任为行政院长。蒋介石於1949年1月下台,由李宗仁代任总统。孙科以南京不稳,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一度令李宗仁政府无法运作,亦无法与共党和谈。
    1949年3月,辞职移居香港。1950年游经巴黎、西班牙等地,於1952年定居美国洛杉矶,以种菜、读书渡日。1965年由美国至台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院长,1973年9月20日在台北逝世,埋葬於阳明山双重溪。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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