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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继起，进一步认为：西部发生了文化断裂，东部才是古代文明的继承者。他们从比较的角度发问，“为何帝国没有在西部留存，而东部保留且继续存在了千年之久？”为此需要寻找东西部的差异性。在他看来，小亚细亚为东部帝国提供了人力和财富的持久来源，能够抵挡蛮族的入侵；保存帝国的行政管理控制全境，维持罗马文化的延续。(31) 受到贝尼斯等人的启发，琼斯通过三大卷《晚期罗马帝国史》，系统地揭示了帝国内部组织结构的生机和活力。他的研究再次有力地说明，帝国尽管存在内部缺陷，但是导致这些缺陷变成致命性因素来自于蛮族的入侵。即罗马帝国灭亡的根本性原因来自于外部，而不是像吉本和伯利所想象的那样是自然死亡。“帝国内部的脆弱性并不是其衰亡的主要因素。”(32)通过证明帝国自身没有衰落的必然性，他的研究为学术潮流的改变提供了最为广泛的基础工作。 20世纪60年代目睹着“罗马世界转型”说慢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1963年，在调查各种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解释理论之后，钱伯斯最后提出怀疑：“谈论罗马衰亡的时候，我们对吉本的判断表示勉强同意，即便是西部帝国衰亡也是个模棱两可的历史事件。帝国的消失可以另外表述为这种制度转型为中世纪的国家，然后是现代欧洲。”(33)到70年代，“罗马世界转型”说开始受到关注，尽管还处于次要地位。1978年由卡甘主编的《罗马帝国的终结：衰落还是转型？》就比钱伯斯著作的1962年版增加了一个副标题，表明两种模式之间的竞争态势。(34)到80年代，“罗马帝国衰亡”范式就有些非主流了。1986年，当费里尔发表《罗马帝国衰亡的军事解释》的时候，他要为自己还在研究衰亡的原因而进行辩护：“不难理解为何目前历史学家对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厌倦情绪了，这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感觉，没有人能够找到令大多数学者满意的答案。自吉本以来也没有多少‘新资料’，新发现的重要文献相对很少。尽管有几处令人感兴趣的考古工作在开展中，但考古学家更关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米诺阿和迈锡尼世界的浪漫领域，以及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35)因此，哈佛大学教授鲍埃索克在1995年，发表“罗马帝国衰亡范式的消退”演说，庄严宣告：“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位负责任的史家还会将罗马的衰落视为事实或者范式。作为在现代史上曾经起过作用的建构，这一范式现在已告终结。”(36)[本文转自：lunwen.1kejian.com] 就在“罗马帝国衰亡”模式因为缺乏新史料而令历史学家感到“厌倦”、晚期罗马史不那么吸引研究者的时候，爱尔兰裔史学家彼得·布朗却发现了大量“新史料”，吸引大批追随者，并开辟了新的专门研究领域——古代晚期，为晚期罗马史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增长空间。“如果彼得·布朗不是古代晚期之父，那他肯定也是其主导者。”(37) 三、“古代晚期”的兴起 所谓“古代晚期”，是一个历史时期概念。狭义而论，指的是约公元300年至600年的300年时间，相当于从君士坦丁皇帝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尤其指五六世纪。广义而论，则向前可追溯到公元50年至150年不等，后及公元800年，总共约六百年时间；更有论者希望将其扩展至公元1100年左右(38)。从地理上讲，古代晚期以地中海为中心，包括古典文化所辐射到的地域，从不列颠的哈德良长城到中东的幼发拉底河流域；也可以延伸至南到印度河流域，北抵葱岭以西。核心区域是地中海沿岸，罗马人所谓的“内湖”，边缘地区则包括受到罗马文化影响的区域。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涵盖地中海古代文化孕育的三大宗教信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古代晚期”本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1901年，奥地利学者李格尔在其《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一书中就提到过“古代晚期”概念，认为这个概念不仅在当时已经流行，而且“最贴近实际情况”；但是，他还是倾向于将“上起君士坦丁大帝，下迄查理大帝”这一段时期称为“罗马晚期”。因为他想到的是罗马帝国，研究的地域侧重于拜占庭帝国。(39)此后，不仅在德语世界，“古代晚期”(SpK5W805.jpgtantike)一直被学者沿用；而且，在英语世界，用“古代晚期”作为论著标题的例子也并非鲜见。(40)但是，真正在广大学术界和读者之中产生深远影响，从而使之成为独立的历史研究领域的则是彼得·布朗。早在1966年，他就在牛津大学发起成立“拜占庭与北方和东方的邻居们：公元500年-公元700年”新专业，实际上标志着“古代晚期”研究的开始。1971年，布朗发表通俗读物《古代晚期世界》(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标志着“古代晚期”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本文转自：lunwen.1kejian.com] 与李格尔相类似，布朗的《古代晚期世界》也聚焦于拜占庭帝国的艺术，但是围绕基督教文化作了更为广泛的文化史研究，他大量使用了“古代晚期”这个概念并获得成功。在《古代晚期世界》一书中，彼得·布朗开宗明义对流行的“罗马帝国衰亡”命题提出挑战，转而关注古典世界的转型。“贯穿本书的主题是公元200年后古典世界各种界域的不断转移和重新定位，这与传统的‘罗马帝国衰亡’命题没有什么瓜葛。‘罗马帝国衰亡’仅仅影响到罗马帝国西部行省的政治结构，这一事件未对古代晚期的文化发源地——地中海东部和近东——造成损伤。即使对于六七世纪西欧的蛮族王国来说，残存于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帝国仍然被当作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帝国，也沿用其旧名——共和国。古代晚期人们所迫切关注的问题是各种固有界域的痛苦调整。”(41)布朗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否定将罗马帝国政府作为历史变迁的核心力量，而是存在多种变化各种转型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关系。“只能说某些变化以某种方式相伴发生，以至无法孤立地加以理解。” 也是在这一年，布朗发表《古代晚期圣徒的兴起及其意义》一文，借鉴文化人类学方法，运用圣徒传来讨论圣徒崇拜如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兴起，它又具备哪些社会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