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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死，那简直是一定的。因为他所坚持的每一条原则，所使用的每一种方式，几乎都使他的同胞感到恼火、甚至愤怒。这愤怒中的一部分来自于卑污小人，但更多的则是发自雅典正直良善的公民，苏格拉底的获罪决非偶然，更不是无中生有。我们已经知道了苏格拉底的原则，同时也一定要看看雅典人的理由??看看这两者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可调和的冲突？ “……在炎热的夏季里，他们在可怕地死亡着，他们在狂乱中死去。垂死者的身躯互相堆积起来，很难活下去的人们在街上到处打滚，神庙中堆满了死者的尸体，吃人肉的鸟兽不是远远地避开尸体，就是因为尝了尸体的肉而丧命…… ”这是公元前430年发生在雅典的一场可怕的鼠疫。鼠疫流行了将近三年，与此同时，雅典人还必须应付来自斯巴达的严酷战争。在此期间，雅典死去了1/4的军队和大批的居民，人民陷入瘟疫与战争的双重煎熬中。他们的生活脱离了常轨，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状态，“人们看到变化迅速突然，有些富人突然死亡，有些过去一文莫名的人现在继承了他们的财产，因此他们彰明昭著地纵情享乐，他们决定尽可能地花掉所有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暂时的……” 整个雅典城人心惶惶，此后几十年更是战祸频仍，城邦之内又一度出现“三十僭主”这样的祸乱，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城邦实是处在一群有着盲目荣誉感和肤浅见识的公民主持之下，政治上的朝秦暮楚和道德上的轻率多疑在所难免，一大批智者传授着所谓的辩论术，极尽偷天换日之能事，混淆着人们的价值观。固有的道德框架已经动摇，伯里克利铸就的雅典城濒于崩溃的边缘。面对着这样一个每况愈下的时代，人民不由得深深怀念起昔日的辉煌??文明高尚的社会、丰盈富裕的国库、还有称霸海上的军队??这曾经拥有的一切，都永远是雅典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回忆与骄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所有的骄傲都直接等同于一个时代的名字??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公民不会理解当世的忧患正是由那个辉煌时代埋下的祸根，他们也不会理解伯里克利时代处在“第一公民”严格控制下的“民主” 与当今的暴民政治有何本质上的不同。在社会盛衰变动之际，雅典人唯一的愿望只是再回到往昔，他们能给母邦开出的唯一的一剂药方也就是回复到曾经有过的一整套秩序。在他们想来，这便是恢复城邦繁荣的唯一可行之途。这想法十分自然，事实上绝大多数的雅典公民都怀有这样单纯而美好的愿望。他们大多正直良善，和苏格拉底一样热爱着自己的城邦。也正是这种热爱，使他们竭尽全力去维护雅典这座华厦的辉煌外表，使将希望寄托在伯里克利时代及其光荣的民主制度。他们只看到现在的民主在形式上同以前那个光辉时代的政治体制表面上的相同，便对之充满信心，衷心地拥护它，而把社会和道德的败坏完全归咎于一切与传统范式不符的东西：比方说确实败坏着城邦的僭主、又如站在云端玩弄着道德准则的智者、以及由于骄纵轻率而把雅典引入深渊的决策政要，还有不敬神灵而招致天怒的妄言人。这一切都成了所有正直公民的痛恨??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蛀蚀着雅典本已风雨飘摇的城基。 然而，极其不幸的是，在所有上述的这些事情中，竟没有一件能让苏格拉底和他的同胞取得共识??天乎？人乎？苏格拉底不是毫不留情地泼人冷水，就是莫名其妙地被扣黑锅。雅典人在经历了腥风血雨的僭主时期以后，对现在的制度和法律已是珍视到偏执的程度，他们看不到也不愿看到现有体系中不合适的一面，对于他们来说，事情“非左即右”，任何对该体系的非议甚至小小的改动，都自然而然地被视作为在与整个城邦作对。苏格拉底比任何人都热爱他的母邦，但他是清醒的。理性不容许苏格拉底忽视这个城邦中任何不恰当的地方，他清楚地看到雅典在道德、法律和政治体系中的纰漏，正义原则促使苏格拉底说出他的困惑，并且试图激起雅典公民的反思，与之一同探讨出一条更合适、更符合正义原则的道路。但这种反思对于苏格拉底和雅典人民来说，都不啻于一种灾难。一方面，苏格拉底对于现存制度公正的诘问，打破了人们对于民主和黄金时代的幻想，使一些激进的公民误会他意在颠覆，自然视之如寇仇；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一再的追问和反思，使得人们意识中具有无上效准的东西??习俗、法律、以及其他许多固有的道德观念都发生了根本上的动摇。它摧毁了人们一向依赖的准则，使人们感到无所适从。再加上苏格拉底那个要命的“否定原则”，他总是告诉雅典人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把人们头脑中的框架击得粉碎，却又不给人一个新的、可以依靠的支柱。苏格拉底并不是故意要使他的同胞们陷入一片茫然，没有谁比他更坦诚，可他真的是“不知道”。他的主观反思不可避免地以一种敌意的、破坏的姿态出现在雅典公民眼前，所谓绝对的最高准则到头来却使人们失去了一切常规的准则，产生了一切都是“相对”的幻象。任何善良单纯的公民都不能不对此感到茫然、惶然、最终是无法可想之后不可遏制的愤然。溃败时代中的雅典人是非常脆弱的，他们须要紧抓着一套相对安稳的秩序，作为自己虚弱惶恐的心灵的最大安慰，并以此维持着表面上薄薄的一层自尊。他们宁可相信这一切确乎是真的，也许这样不自觉的自欺正是一种支持着雅典人信念的力量。无论如何，人们禁受不起苏格拉底如此猛烈的诘问，更无法忍受他对人们头脑中秩序的破坏以及对他们心中可怜的骄傲的打击。苏格拉底无意中给雅典人的心灵蒙上了消极的阴影，也为他自己种下了悲剧的种子。这是苏格拉底的无奈，也是雅典人的无奈，我们很难说两者之间有谁做错了什么。苏格拉底动摇了雅典人最珍视的，所以他一定得死。然而还有更无奈的事情：上文曾提到了在雅典人神共愤的四种人，对于他们，苏格拉底的不屑决不会下于任何其他雅典公民。可是在许多雅典人看来，苏格拉底与那些人根本就没有多大的区别??谁让他碰巧与这四种人都有着某种关系呢？雅典人对于三十僭主血腥屠杀1500名民主党人的惨状记忆犹新 ，而那位被人恨之入骨的贼首克里底亚，就曾经受教于苏格拉底的门下；西西里远征的惨败，毁了雅典四万最精壮的战士和三分之一的国库资源，使得雅典众叛亲离、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力与斯巴达一决雌雄 。这次战争给雅典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羞耻，人们痛恨那始而极力鼓动远征，既而倒戈叛逃的“祸害”亚西比得（Alcibiades）??无论是出于什么不得已的原因，人们总认为是他毁了雅典城??不幸的是，这位反复无常而又骄纵轻狂的将军，恰恰又一度是苏格拉底最亲密的弟子和爱友。更不幸的是，这层关系不仅使苏格拉底成为叛国者的同党，还为他加上了不敬神灵之罪??亚西比得曾经卷入赫尔墨斯神像被毁一案 ，苏格拉底作为师友，自然难免瓜田李下之嫌。加之其素日常称神灵凭附，颇有自创新神之嫌。引起人们的猜疑或妒忌不说，再与亚西比得一案两相比附，互为佐证，就此便坐实了这渎神的罪名。然而，在创造新神的问题上，雅典人倒未必冤枉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提倡“认识你自己”，也就是通过自我观照，向内心的理性去找寻最高的原则，这其实是一种“理性神”。正如黑格尔所说：“拿每一个人的思维的普遍意识来代替神谕，这乃是一个变革。这种内在的确定性无论如何是一种新的神，不是雅典人过去一向相信的神。所以对苏格拉底的控诉完全是对的。 ”不过雅典人把苏格拉底的形象完全等同与智者，却真是千古奇冤了。众所周知，苏格拉底一生嘲笑智者，可是在同胞们的眼中，他与智者并无任何区别，就连与之私交还算不错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也把苏格拉底描写成一个仰首向天，是非不辨的智者的典型 。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在表面上，苏格拉底的论辩方式纷繁复杂，在一般人看来，与智者派的弯弯绕绕根本就是一样的令人迷惑。第二，苏格拉底总是摧毁人们固定的概念，又不给出自己的答案。无论他的初衷如何，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切都是错的”。这与智者今日河东、明日河西的“怀疑论”又是何其相似？第三，作为一个哲学家，苏格拉底和一般公民之间难免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深堑，人们不可能很好地去理解他，正如人们同样不能理解神巫般的智者一样，既然都不能理解，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将两者合而为一了。 行文至此，我们所说的一切罪名都已经足以使任何人置身于九死之地??然而苏格拉底，这个永远令人捉摸不透的老人，竟在最后的申辩中，又以极其挑衅的态度再一次打击了雅典公民的尊严 ，为自己的死亡之秤加上了最后的砝码，然后安然地遵从法律的安排。这是一个真正的爱智者用生命对于天地间“正义”的献祭。任何人都无法不被他深深地感动。然而，当我扪心自问：如果我是当年五百人公民大会的一员，我真的就不会在贝壳上写上“有罪”两字吗？我无法回答。我甚至想，如果让苏格拉底自己以公正心来投上这一票，结果又会是如何呢？哲学家所想所见的总是超于自身所处的这个社会，因而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将与现实社会发生矛盾，而法律又是社会精神的代表，所以他自然也会触犯到这个社会的法律。那么，当哲学家“犯法”的时候，他该怎么办呢？按照“遵循法律”的原则，他就应该***??可是他始终都不曾做错任何事。但如果不死，他便违背了自己的准则，他便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这难道是一个永远两难的选择么？ 雅典人有足够的理由处死苏格拉底，正如苏格拉底也有足够的理由去接受它??这并不是悲剧，也许，这也是“正义”的一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