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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1879年（清光绪五年）生，广东番禺人。幼名衍鹳，后改名衍鸿，字展堂，别号不匮室主，汉民是他在《民报》上著文时用的笔名，并以此行世。胡汉民早年即受新思想薰陶，1905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被孙中山指定为本部秘书，负责掌管机要，编辑《民报》。辛亥革命前胡汉民奔走海内外，策动了数次武装起义。1911年11月，广东宣布独立，各界代表推举胡汉民为广东军政府都督。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胡任南京临时政府的秘书长，协助孙中山处理日常事务。此后，胡参加过“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及建立广东根据地等活动。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宣布由胡汉民留守广东，代行大元帅职权，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孙逝世后，胡的地位渐趋下降，受廖仲恺遇刺案牵连，被派往前苏联访问。1927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合作，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他积极推行“清共”，提出要“以党治国”，实行“训政”，并负责制定了《训政纲领》，筹划五院制国民政府的建立，并出任立法院长，致力于起草各式法律法规。1930年底，胡汉民与蒋介石在是否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问题上产生分歧，矛盾激化，胡被软禁扣押。九一八事变后，胡被释放，最终定居在香港。胡遥控西南的党务政务，与广东地方实力派结合，主张推动抗日，组织反对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运动，一时成为国民党内反对派的重心所在。1936年5月，胡汉民病逝广州。国民政府以国葬规格将其安葬于广州东郊的龙眼洞狮岭文斗塱。[①] 一、关于胡汉民资料的典藏与刊布 （一）报刊资料 胡汉民一生与文字宣传有缘，注重办报办刊，故在报纸杂志上留下了大量资料，较重要而资料集中的有： 1、《民报》。《民报》是中国同盟会在日本办的机关报，也是胡汉民崭露头角的地方。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创办《民报》鼓吹反清革命，《民报》刊名是孙中山采纳胡汉民的决定而定的，《民报发刊词》由孙中山口授，胡执笔完成，首次公开标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胡还是第1—第5期的主编，并以“汉民”（意为“汉族之民”）这反抗意味的笔名著文，一举成名。胡在《民报》共发表23篇文章，包括：《民报之六大主义》、《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排外与国际法》等。《民报》是研究中国同盟会的重要资料，已影印重出。 2、《中兴日报》。《中兴日报》是新加坡华侨办的华文报纸，是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保皇派在东南亚论战的重要阵地。胡汉民曾受孙中山之命担任主编，他共发表了20余篇文章，包括《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驳总汇报惧革命召瓜分说》、《呜呼，满清所谓宪法大纲》等，驳斥保皇派，向华侨宣传革命。胡对此一时期的成绩显然十分满意，以致他1930年代在香港办报时，取名《中兴报》。 3、《民国》。《民国》是1914年中华革命党在日本创立的党刊，宗旨是声讨袁世凯窃国，捍卫民国。胡汉民担任主编，撰写《发刊词》、《强有力之政府辩》、《敬告杨度书》等。《民国》有影印重出本。 4、《建设》。《建设》是国民党在１９１９年创办的理论刊物，胡汉民担任总编辑，也是主要撰稿人，共发表论著、演说和通信等多篇，约１５万字。包括《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阶级与道德学说》、《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的制度》、《女子解放从何做起》、《吕邦的“群众心理”》、《孟子与社会主义》等。《建设》曾影印重出。 ５、《前进报》。《前进报》为莫斯科华侨创办的中文报纸，政治立场拥护国民党。１９２５—２６年胡汉民访问苏联期间，该报大量报道胡的活动，并全文刊出其数篇演讲。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将已将《前进报》影印重出。 ６、《三民主义月刊》。《三民主义月刊》1933年1月在广州创刊，是“新国民党”的宣传刊物，也是胡汉民晚年重要的舆论阵地。胡汉民亲撰《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作为“发刊词”，他宣称“我们办这一个刊物，迳直标出这一个‘三民主义’的名辞，这是因为我们确信三民主义是我们一切的中心，我们要重新提出这一个三民主义的名辞，来洗刷一般因为现实之败坏而加之于它的误解，我们要揭露三民主义的真实的面目，归还它固有的伟大永久的价值，在这个刊物中，我们要根据三民主义，批判时事，无论是中国抑或世界的。我们要根据三民主义，评衡学术，无论是社会科学抑或自然科学”。胡汉民晚年的重要论述均发表于此。由于受到种种限制，《三民主义月刊》的流传并不广，目前即使一些著名的图书馆也没有完整的收藏。故将胡汉民的代表性文章列于下：《从苏俄建设想到总理的建设方略》、《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从日本现势说到对日抗战》、《三民主义的心物观》、《论所谓法西斯蒂》、《为蒋日妥协正告友邦人士》、《党权军权之消长及今后之补救》、《英美俄协调与远东问题》、《塘沽协定与棉麦借款》、《辟谬——法西斯蒂与立宪政治之检讨》、《察哈尔问题》、《大亚细亚主义与国际技术合作》、《论中日直接交涉》、《对时局宣言》、《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政治上之责任问题》、《论均权制度》、《从国际现势观察远东问题》、《再论均权制度》、《为远东问题忠告友邦书》、《华北之前途》、《南京的对日外交》、《再论大亚细亚主义》、《武力迷梦者的法西斯蒂运动》、《纵共政策及其危机》、《军权与均权》、《和平协作的真伪》、《军治党治与同志对中国政治应有之觉悟》、《英美协调与国际的分惠——中国目前的外交危机》、《民族主义与自力更生》、《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民族主义》，等等。 此外，民国时代的其他重要报刊，如《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国闻周报》、《民国日报》（广州）、《香港工商日报》等，均有不同时期胡汉民活动的报道。 （二）档案资料 在有些档案馆内，保存着与胡汉民有关的档案。 １、台北的国民党党史馆。它是专门典藏、研究与出版国民党历史档案的机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篡委员会，因国民党失去在台湾执政地位，编制与经费一缩再缩。其保存的“胡评议员木兰捐赠中央党史委员会资料”，是胡木兰捐献的胡汉民全部资料，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目录统计有４１７件。[②] 此外，党史馆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速记录”（编号3·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纪录”（编号00·1）等档案中，也有胡出席会议的情况。 ２、台北的国史馆。它是台湾最大的档案典藏机构，近年才开放的“蒋中正总统档案”数量巨大，是研究民国史极珍贵的资料，其中的“事略稿本”、“特交档案”、“筹笔”等部分中，均有与胡汉民有关的内容（尤其是蒋、胡关系）。“国史馆”还藏有“胡汉民国葬案”（档案号0363.20/4734.01），收集有关胡去世后安葬的许多文件。 ３、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它是大陆地区收藏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文件的国家级档案馆，专设有“胡汉民个人全宗”（全宗号三O一O）。该全宗中除几封胡汉民旅苏期间的信件外，多是有关胡活动的剪报、出版物，或是其他人的回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不多。在该档案馆其他部门的档案中，也零散地收有胡汉民的资料，如“国史馆档案”（全宗号三四）、“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全宗号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全宗号七一一）、“立法院档案”（全宗号十）等。 ４、哈佛－燕京图书馆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收藏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手稿”。胡木兰女士在将一部分胡汉民资料捐献给党史会的同时，将数量更多的另一部分捐献给了美国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主要内容是胡汉民晚年寓居香港时期的往来函电，涉及当时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与人物，史料价值很高。该部分经过整理、注释，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２００５年内影印出版。 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后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中，有胡汉民１９２５年访问苏联期间与共产国际接触的详细资料。 （三）出版物 胡汉民在世时，就有一些他的文集、演讲结集出版。1949年后，台湾、香港又先后有其文集、回忆录出版，大陆地区则是在“文史资料”中有些零散的文章。基本情况罗列如下： 1、1949年前的出版品。胡汉民与蒋介石决裂前，其文集多在南京、上海出版。如《胡汉民先生在俄演讲录》（第1集），广州民智书局1927年5月；《胡汉民先生演讲集》（第1—第6集），上海民智书局1927—29年；《三民主义者之使命》，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1928年9月；《胡汉民先生最近言论集》，上海三民公司1928年11月；《党国要人胡汉民最近言论集》（上），上海大东书局1928年；陈肇琪主编《胡汉民先生过越汇记》，国民党安南支部出版；王养冲编《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上海民智书局1932年。该书包括1927—29年间胡汉民的讲演与文章，是胡被囚汤山以前“思想言论之总结集”，依性质分类为七辑：关于阐扬党义及评论党务之文字、泛论革命的心理建设之文字、计划革命的实际建设之文字、阐述立法原理及解释各项法律案文字、箴砭一切党务政治工作人员之文字、指导青年生活之文字、抒述在革命过程中若干杂感及回忆之文字。 1931底年胡、蒋决裂后，胡的论著主要在广州出版。《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二十年至二十三年三月》，广州先导社1934年；《胡汉民先生遗教辑录（自民国廿五年一月由欧归国起至五月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袁清平、李剑萍编著《胡汉民先生名著集》（上、下册），军事新闻出版部1936年5月；《不匮室诗钞》，国葬典礼委员会1936年；《胡先生纪念专刊》，胡主席治丧委员会；《胡主席汉民先生逝世纪念日》，广西民团周刊社。此外，胡汉民在《三民主义月刊》上发表的文章，也先后被“中兴学会”、“新群社”编辑成《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论所谓法西斯蒂》、《南京的对日外交》、《均权与独裁》、《英美的协调与国际的分惠》等小册子出版。 2、1949年后的出版品。1949年后胡汉民的资料主要在台湾、香港两地出版。《胡汉民自传》刊载于《革命文献》第３辑，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１９５３年（１９８２年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胡汉民自传》单行本）；吴曼君编《胡汉民先生选集》，帕米尔书店195９年；《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７７年；《胡汉民先生墨迹》，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年；《胡汉民先生文集》（1-4），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年；《胡汉民先生诗集》，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78年（以上三种为纪念胡诞辰１００周年而出版，“文集”系以《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为主编成，“诗集”为翻印《不匮室诗钞》）；《胡汉民先生遗稿》，（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8年。 １９８０年，香港出版了一套大型的胡汉民资料。香港存萃学社编的《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历史人物资料丛编之七），由大东图书公司１９８０年印行。全书凡２００余万言，计有３０００页，分为五册：第一册收入各家撰传三种，事记二种，自传、年谱各一种，并包括《不匮室诗钞》；第二、三、四册为根据《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编次而成；第五册收入胡氏自被囚释出后至１９３４年３月所发表之重要政论。这是目前所见最全面、客观的的胡汉民资料集。１９８５年台湾天一出版社了出版一套人物传记资料，其中有《胡汉民传记资料》七册。主要依据台湾的“国立中央图书馆”所编之期刊索引，将台湾的《传记文学》、《艺文志》、《中外杂志》、《中国时报》、《中央日报》、《广东文献》及学术期刊上的所有胡汉民相关的文字影印。 在回忆录、传记方面，香港《天文台》，1961年12月起分42期连载《胡展堂先生别传》，香港的《中国民主论坛》也曾分22次连载了胡木兰的《回忆我的父亲》（亦名《胡汉民先生的后半生》）。１９７８年是胡汉民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台湾举行了较大的庆祝活动。国民党党史会出版了胡的墨迹、文集四册与诗集。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口述历史座谈会，秦孝仪主持，胡木兰及黄季陆、郑彦森芬、楼桐孙、罗克典、钟天心、周雍能等参加，《近代中国》（季刊）出版特刊（1978年12月出版），发表《胡汉民先生诞辰百年口述历史座谈纪要》、《胡汉民先生的生平与志业——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８１次学术讨论会特写》及一些发言。胡木兰并发表《有关先父生平的几点补充》（《传记文学》第２８卷第６期）。 中国大陆１９４９年后没有出版过有关胡汉民的原始资料，仅由《近代史资料》分别于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３年转刊了《胡汉民自传》与《胡汉民自传续篇》，均系转载，后者还是由胡的《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一文更名而来。不过，在各地出版的“文史资料”中，零散地有一些关于胡汉民的资料。 综上所述，胡汉民的资料流传不广、典藏较分散、刊布较少，台湾与香港的出版物在大陆不易寻觅，而档案馆的资料受到种种限制，实际利用时也颇为困难。这些，都是导致胡汉民研究相对薄弱的重要原因。 二、有关胡汉民的学术研究 胡汉民是个对中国现代历史有影响的人物，时常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关于胡汉民的研究（蒋永敬教授称之为“胡学”）与中国现代政治环境的嬗变有着巨大的关系。 １９３６年胡汉民过世，是影响时局的重大事件，触发了两广“六一事变”。当时广州的《三民主义月刊》出版了胡汉民的纪念专刊，虽都是纪念性文字，谈不上学术研究，但其中的不少文章也对胡的生平、志业与思想进行了归纳总结。此后，中国陷入长期的战乱，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益加巩固，晚年坚持反蒋的胡汉民自然没有什么地位可言。１９４９年底，中国分成对立大陆与台湾两部分。对胡汉民研究在两地有不同的轨迹，海外其他地区的学者也有相关的研究成果，故分述如下： （一）台湾地区 在台湾，１９７０年代之前蒋介石的统治极其稳固，中国现代史的学术研究有着明显以国民党及蒋介石个人划线的倾向，胡汉民受到冷落：一方面认定他是“革命先进”——肯定他早年在辛亥革命前后辅助孙中山、创立民国，与蒋介石合作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的的功绩及坚定的反共立场。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逻辑”下，又无法解释蒋介石、胡汉民的矛盾，故对胡晚年的反蒋立场竭力掩饰，多避而不谈，或以“政见不合”轻轻带过。１９５４年出版的姚渔湘所著《胡汉民先生传》（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可为代表。胡汉民在“遗言”中将其主张归纳为，“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非肃清共匪，不能实现民生主义”，姚著竟然将其中的第二句改为“非推翻澄清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刻意回避蒋胡矛盾。 而当时，胡汉民唯一的嫡亲、女儿胡木兰滞留香港，参与“第三势力”的活动，更使一般台湾学者不敢染指胡汉民研究。１９６８年，胡木兰终于回归台湾，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当年１２月１５日为胡汉民九十冥诞，胡木兰假台北市实践堂举行纪念会，蒋介石亲临行礼，待遇极高。胡汉民又被作为“革命的圣人”、“开国元勋”而提起。 在此前后，台湾有几位年轻学者以胡汉民相关的论题撰写了硕士论文，其中包括郑梓的《民国前胡汉民思想研究（１９７９－１９１１）——革命的理想与实现》（私立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１９７９年），论述胡汉民的思想来源、在民国建立之前阐扬三民主义和创立民国的历史功绩。毕业于政治大学的成台生将自己硕士论文修正后，以《胡汉民的政治思想》为题由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１９８１年）。全书实际上是侧重于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０年间胡的思想，共６章：第一章导论，述胡汉民的时代背景、生平著作、思想渊源与发展；第二章胡汉民对三民主义理论之阐扬；第三章胡汉民对改革政治的各种看法；第四章胡汉民对外交的看法；第五章胡汉民对党务的看法；第六章结论。作者的结论是：“真正的胡汉民，自有其历史上的地位。在赤祸横行，风气不振的今日，胡汉民的革命理论和人格，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与怀念”。刘永国的《胡汉民对于三民主义理论阐扬之研究》（政治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论文，1983年），指出，“综论胡汉民一生的思想言论，处处无不萦回着三民主义而立论，而其维系党国重任的一生，亦无时无刻不是为‘爱党’‘爱国’而奋斗。就以其临终遗嘱所言，犹复以‘奉行总理遗教，完成救国使命’谆谆劝勉同志。胡氏毕生即是以三民主义作为信仰归宿及实现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从他对于主义的阐扬及实践而言，胡汉民的确称得上是‘对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最了解，最服膺，而又最笃行的’一人。”此外，陈春生撰写《从民报言论看胡汉民先生的革命思想》，发表于《近代中国》第８期（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台湾地区研究胡汉民的学者中，以蒋永敬教授成果最著。蒋教授曾长期供职于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简称“党史会”），他利用党史会的珍贵资料，撰写了《胡汉民提倡女权的思想及其成就》、《胡汉民与清党运动》、《国民政府实施训政的背景及挫折》等一系列论文。１９６１年，他编辑了《胡汉民先生年谱稿》（载“中国现代史专刊”第３册，台湾正中书局出版），对胡的生平与思想进行全面的总结，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推动作用。２０年后，他又充实了大量内容，修订为《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这是研究胡汉民的必备参考书。或许是缺乏相关资料，该年谱存在的瑕疵是对１９３１年“约法之争”后胡的活动记述相当简略，与此前的内容不成比例。 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与两岸学术交流的增加，１９９０年代后台湾学者的研究有很大变化。蒋永敬教授的《国民党三巨头胡汪蒋的分合》（载《传记文学》第62卷第3期），以“党权”、“民权”、“军权”三者的消长，来解读国民党三巨头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的分合关系，相当有新意。而张慧莹的硕士论文《胡汉民与蒋中正关系之研究（１９２３－１９３６）》（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２００２年，导师吕芳上教授），则克服了以往台湾学者在历史人物研究中以蒋介石为是非标准的缺陷，并运用新开放的“蒋中正档案”，对蒋胡关系有了全新的解释。 在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墨人著《诗人革命家——胡汉民传》（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出，１９７８年）值得一提。它是一部通俗读物，学术上无甚可称道的创新之处，但该书文笔流畅，且在叙述胡的生平事迹时，以其各个时期所作的诗歌为线索，体现出胡作为书生与诗人的一面，这是迄今其他学者所忽略的。 自２０世纪与２１世纪交替之际起，台湾政治环境丕变，中国现代史的学术研究风光不再，曾为史学研究重镇的国民党党史会不仅级别降格，职员、经费也一缩再缩，仅能维持。而胡汉民等民国早期人物，更少有人问津了。 （二）大陆地区 １９４９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革命史观”在学术研究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史学为中国革命而讴歌。胡汉民因其坚定的“反共”立场，被定位为“右派”而受到排斥。他晚年与蒋介石矛盾的性质，则沿袭毛泽东的话，定义为“狗咬狗”的矛盾。１９７８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学术界开始关注民国史与民国人物，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胡汉民研究由此开始。１９７８年出版的《民国人物传》第１卷（李新、孙思白主编，中华书局出版）中，即有周天度所撰写的《胡汉民》，简略介绍胡的生平事迹。１９８１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李新主编，中华书局出版）中，在扉页选登胡汉民的照片，相关的篇章中对胡在辛亥革命、创立民国过程中的功绩给予了肯定。1985年8月广州市政协举行胡汉民先生墓重修竣工仪式，广东省、广州市各界人士及胡汉民的亲属、故旧120多人参加，大陆官方首次肯定了胡汉民的历史地位。 年轻学者是胡汉民研究的开拓者。周聿峨的《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胡汉民》（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1981年，导师戴学稷教授），首次将胡汉民作为研究生论文的课题。论文系统地研究了胡汉民在辛亥革命时期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阐述与革命活动，并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总体上看，此时期的胡是革命阵营的重要人物，不能因其后来的“反共”就全盘否定。此论点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陈红民的《论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１９８５年，导师茅家琦、张宪文、姜平、杨振亚教授），选择胡汉民晚年为研究对象，以大量的史料为基础，具体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胡的“抗日”、“反蒋”、“剿共”三项政治主张，指出胡汉民虽然坚持“反共”、有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一面，但他宣传“抗日”主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意图与法西斯主义，在民族危亡、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１９３０年代，胡汉民的议论与行动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该论文将胡汉民放在特写的时代环境中加以研究，具体分析其主张，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李新教授认为论文为研究民国时期的复杂人物提供了新的范式，专门组织会议讨论并撰文推荐，该论文修改后以《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为题发表于《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陈红民的硕士论文还附有《胡汉民年表（1931年9月—1936年5月）》，弥补了胡汉民晚年资料欠缺的不足，《民国档案》1986年也将其刊出。左双文的《五四时期胡汉民思想论纲》（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１９８７届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导师韦杰廷教授），将胡汉民的思想置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动荡的五四时期加以考察。论文提出，这一时期胡汉民的思想有三个方面：“呼吁社会改造”、“宣传唯物史观”“、批判传统思想”。其结论是：“这一时期，胡汉民思想对一四新文化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对国民党方面参与者国共合作，一定程度上起了思想准备作用。对过去革命的总结、时代思潮的推动、唯物史观的初步尝试，是他这时期思想达到的一定高度的三个因素。这时期胡汉民思想的缺陷在于：将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混为一谈，对群众暴力的本能恐惧，对孔孟之道的妥协倾向等等。该论文不仅对胡汉民的思想发展研究有贡献，也丰富了五四思想史研究。进入２１世纪，仍有年轻学者将胡汉民作为研究对象。方慧的《胡汉民训政思想与实践的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论文，２００２年，导师王永祥、江沛教授），鉴于史学界对胡汉民的训政思想及其实践缺乏专题研究，对胡汉民将孙中山的‘党治’理论及五院制构想付诸实践等重要问题多有忽略，因而围绕“胡汉民训政思想和实践”展开论述。其结论是，“胡汉民训政构想是对孙中山训政思想的一定程度上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胡汉民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去理解三民主义，认为三民主义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理论，是国民党新生的源泉。另一方面，他积极从国外寻找一种可供国民党借鉴的、能够将孙中山的建国理想变成现实的有效模式。” 其他的相关论文有，陈红民、周聿峨发表《关于胡汉民与孙中山关系的几个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澄清了对以往认为胡汉民与孙中山有矛盾的几个问题，提出两人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分歧，但绝对不影响两人“领袖－忠实助手”的关系，况且有些分歧中孙中山亦有过失。此论文以实例纠正了“以孙中山划线”的观念，《新华文摘》全文转载。陈红民的《胡汉民的个性特征对其政治生涯的影响》（《江海学刊》，１９９１年第６期），运用心理学理论，归纳胡的个性特征，并结合史实，分析这些特征对其政治生涯以及一些相关历史事件的影响。陈瑞云的《胡汉民与南京国民政府》（载《民国研究》第２辑，１９９７年）指出，胡汉民设计了南京政府的纲领、政体，制订了相应的法规，先后担当党和政府要职，参与内政外交重大决策。其理论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确立了基础——他将共产党视为大敌，反对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反对欧美的民主政治与德意法西斯专政。他要的是“三民主义全民政治”，这个制度必须是党治的，使中央地方都在“党的统制”之下。 杨天石是第一位利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ing Library）珍藏“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手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手稿”）进行研究的学者，他的论文《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与蒋胡和解》（《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首次使这批珍贵资料为学界所知。而他的《“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从中国社会进步的宏观角度考察胡汉民与蒋介石之间的“约法之争”，远离了以往就事论事的方法，结论令人信服。杨天石对于胡汉民研究的其他成果，收入了他的两部论文集：《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和《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陈红民利用“往来函电手稿”撰写了胡汉民研究的系列论文，包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近代中国》第121期，1997年）、《从档案看三十年代“新国民党”在上海的活动》（《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2期）、《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价值刍议》（《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5期）、《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关于对日绝交的讨论》（《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在朝与在野：1932—1936年胡汉民与蒋介石之关系》（《二十一世纪》2000年2月号）、《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胡汉民与张学良关系述论：1931—1936》，（《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新国民党”在海外的活动：1932—1936年》（《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所用人物代号解读》（《东南文化》2002年第3期）、《“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周边の存在の国民党内派阀斗争に对する影响——胡汉民の政治主张を中心とする研究（1931-1936）》（载《周边から见た20世纪中国》，（日本）中国书店2002年）等。 在学术专著方面，１９８９年周聿峨、陈红民合著的《胡汉民评传》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次年，须力求著《胡汉民评传》出版（河南教育出版社）。在长期被冷落之后，两部同名的胡汉民研究专著相继问世，有些巧合。周、陈所著各以其硕士论文为基础撰写，史学家张磊在序言中评价该书在广泛地收集和认真地审订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勾勒出胡汉民毕生政治活动的轨迹，尤其注重剖析他的思想的多面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并阐明了他的重要特点——多变性。要之，胡汉民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大体符合实际的估量，不苛求也不溢美，令人信服”，“澄清了过去一些史学著作中存在的简单片面的不公允的见解”。该书在１９９４年修订补充后更名《胡汉民》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岭南文库”再版。须著的一大优点是文字流畅，对胡生平事迹的叙述着力均匀，评价也较公允。２００３年，陈红民撰写的《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此书由其博士学位论文《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研究》修订而来，侧重于根据具体资料探寻胡的人际关系，是胡汉民研究的最新成果。 （三）海外其他地区 由于胡汉民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海外其他地区的史学工作者也有涉猎。 香港地区。刘义章教授在胡汉民研究方面成果丰硕，他198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胡汉民：现代中国的学者—革命家》（Hu Han-min: A Scholar-Revolutio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a），导师徐中约（Immnauel C. Y. Hsu）教授。其后，刘教授撰写过《胡汉民在辛亥革命所扮演的角色》、《胡汉民的社会主义思想》、《胡汉民与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终结》等论文，均收入其论著《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香港华风书局1995年）。其后，他又发表《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以胡汉民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来论述》（载《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道路》，民国档案杂志社２００１年）。何致远的《抗战前“西南”的宣传措施及抗日主张（1932-1936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部课程哲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２年，导师叶汉明教授），利用了广东省档案馆所藏的西南政务委员会档案和《中兴报》，对胡汉民领导西南与南京政府对抗，进行的抗日、反蒋活动进行了研究，给予了正面评价。其中对在香港出版的《中兴报》资料的发掘，是其贡献。香港与胡汉民的政治生涯紧密相关，他在辛亥革命前与晚年长期居住于此，应该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加拿大的巴雷特（David P. Barrett）教授是外国研究胡汉民成绩卓著者，他在英国伦敦大学以《胡汉民思想中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为题目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Socialism, Marxism and Communism in the thought of Hu Hanmin (Ph. D thesis at University London, 1978 )）。他１９８２年３月号的《中国季刊》上发表了《胡汉民在“第一次统一战线”中的角色》（The Role of Hu Han-min in the “First United Front”），评价胡汉民在第一次国共时期的思想与活动，文章资料扎实，论述公允，是以西方范式研究胡汉民的代表作，被译成中文。他的另一篇相关论文是《国民党中国的外国模式：胡汉民的评论（１９２７－３６）》，载于《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德国的华裔学者郭恒钰教授近年来致力于前苏联档案的研究，他利用前苏联所存的共产国际的档案，研究１９２５－２６年间胡汉民的苏联之行，其论文《胡汉民访问苏俄》，发表于台湾的《国史馆馆刊》复刊第２１期。 在韩国，尹世哲教授曾发表《胡汉民与清党——参与过程及其理念之基础》（载《中国国民革命指导者的思想与行动》，知识产业社１９８８年）。他在撰写的另一篇论文《胡汉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民国研究》第２辑，１９９７年）中指出，胡汉民作为孙中山的长期忠实的助手，在确立同盟会及国民党的理论及其实践方面，起到了首要的作用。胡从开始即对社会主义表示出关心，但他却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胡的社会主义思想，可分为三个时期：《民报》时期他认为，社会革命应在中国的共和革命过程中以和平方式同时争取；《建设》杂志时期，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但不同意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或阶级理论，而是采取了“二重论”立场，认为应均衡地考虑“物”“心”；国共合作以后，他试图通过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化，来划清与共产主义的界限。胡强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虽有共同点，但有本质区别。“胡的这些观点，与国民党的精锐主义和党治主义是相吻合的。” 柳贤贞的论文《１９３０年代胡汉民对政势的认识与大亚洲主义》（延世大学校大学院史学科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５年１月，指导教授白永瑞），分析胡汉民在１９３０年代对大亚洲主义的论述，并以蒋介石、汪精卫的观点为对照，从而指出，胡汉民对大亚洲主义的论述，强调其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的一面，可以说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大亚洲主义”。作为一个政治家，胡的解释明显不同于蒋、汪，他将大亚洲主义与抵抗日本侵略、反对南京政府的对日妥协联系在了一起。 日本的西村成雄教授曾在哈佛大学阅读过胡汉民资料，他的研究涉及到胡汉民领导西南与南京政府的对抗，著有《论国民政府形成时期政治整合的历史特征：1932年西南政务委员会与南京中央之间的张力》（载《中国领域系列研究》第11号，1９９９年１月）一文。同时，他指导小野孝司完成了硕士论文《论1930年代前半期胡汉民的民族主义特点》（《１９３０年代前半期における胡漢民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に関する一考察》，大阪外国语大学修士论文， 2000年）。小野孝司还完成了《寻找胡汉民的真相——在中国搜集资料》（载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亚洲研究所《亚洲论坛》第22号，2001年）。在日本，能查找到的最早一篇相关论文是中村义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宋教仁与胡汉民争论的焦点》（载《东京学芸大学纪要》第24号，1972年），讨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革命党人内部关于“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场争论。 此外，通过目录查找到在美国有位威廉·朱慈福（音，Chu, William Tze-fu）先生在１９７８年撰写了学位论文《胡汉民（１８７９－１９３６）：一个政治层面的研究》（Hu Hanmin: A Political Profile (1879-1936)），可惜未能读到论文。 以上的归纳，不一定全面，且仅限于以胡汉民为主体的研究，而海内外关于中国近代史、民国史、与国民党史的著作、论文中，有不少涉及胡汉民政治思想与活动的内容，有的还相当有份量。从归纳中可以得出三点简单的结论：１、从时间上看，胡汉民的学术研究在１９８０年代之后有了较大的发展。２、从空间上看，胡汉民研究是受到海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３、相对于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人物，关于胡汉民的研究仍是比较薄弱的。 [①] 关于胡汉民生平，参见《胡汉民》（周聿峨、陈红民著，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蒋永敬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简单的介绍性文章亦有若干篇，如“刚正不屈的胡汉民”，载《民国著名人物传》第１卷（朱信泉主编，中国青年出版1997年）。 [②] 邵铭煌先生在《中国现代一女杰－－胡木兰》（《近代中国》第91期）中，详细介绍了胡木兰女士向党史会捐献资料的情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