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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抗日战争时期张学良的往来信件 内容提要 本文以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学良资料”中的往来信件为主要史料，重点分析西安事变后他与蒋介石、宋美龄、戴笠及前东北军将领的关系，描述抗日战争时期张学良的软禁生活、思想变迁与人际交往的基本状况，揭示由此折射出的国民党内特殊的政治生态与人际关系，以期加深对张学良生平与思想的研究。 关键词 张学良 抗日战争 信件 蒋介石 宋美龄 戴笠 上个世纪末，张学良重获自由，移居美国。其后，张学良与夫人将个人资料交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善本与手稿图书馆（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保存，图书馆对张学良的资料做了复制、整理、分类与编目工作，并定名为“张学良、赵一荻文件与口述资料”（ The Peter H.L. Chang and Edith Chao Chang Papers and Oral History Collection，以下简称“张学良资料” ）。“张学良资料”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口述历史、往来信件、手稿、学习笔记、日记、艺术品、印刷品（出版品、剪报）等。张学良晚年曾多次接受采访，采访内容当时即被新闻媒体披露，甚至已成书出版。但信件却似乎尚未被完整地披露。[①]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笔者曾去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阅读“张学良资料”，从其中的信件部分看，与张学良保持函件来往的有张大千、张群、张景惠、张学铭、张治中、郑介民、郑毓秀、王以哲、魏道明、吴鼎昌、邢士廉、吴铁城、徐永昌、阎宝航、杨虎城、于斌、于学忠、于右任、曾扩清、邵力子、沈鸿烈、宋子文、万福麟、李登辉、李杜、李石曾、马占山、毛人凤、刘绍唐、莫德惠、彭孟缉、何柱国、胡宗南、蒋经国、蒋宋美龄、蒋鼎文、孔令侃、孔祥熙、白崇禧、鲍文樾、陈布雷、陈诚、陈立夫、陈果夫、陈仪、戴笠、董显光、杜重远、端纳、唐纵、孙科等１５５人。其中张与蒋介石家族（包括宋美龄、蒋经国）的通信最多。笔者认为张学良的来往信件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１、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张学良保留了一些给别人信的底稿；２、信件基本是１９３７年之后完成的；３、并不包括张学良与家人之间的通信；４、信件绝大多数没有公开发表过。 由于张学良的往来信件基本上是他因西安事变遭软禁后完成的，在受到严密监控，无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无论是张本人还是与他交往的人，都极少在信中讨论重大的国事，故这些信件对于研究重大的历史问题已无多少史料价值，但对于研究张学良的生平与软禁生活、其个人的思想变迁、心路历程及人际关系，仍有重要参考意义。而张学良保存自己发出信件的底稿，更为研究提供了许多便利。 以下，解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张学良资料”中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些信件，以有助于张学良研究。由于这些珍贵信件以前多未公开发表，故笔者引用原文时将尽量完整。由于在美国阅读时时间紧促，抄录时可能有错误，有些信件的标点为笔者所加，错谬之处在所难免，请研究者尽可能参照原件。 一、 张学良与蒋介石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７日，张学良陪蒋介石飞抵南京后即失去自由。１２月３１日，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当天，蒋介石向国民政府递了请求特赦张学良的呈文。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国民政府委员会发布命令，张学良交军统局严加看管。[②] 此后，张学良被单独关在南京太平门外的孔祥熙公馆内，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活。 １月７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 汉卿吾兄勋鉴：雨农来，备悉一切。中在乡，医嘱静养，略愈，当请兄来此同游。关于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中意：（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前往率领，免使分散，以备为国效命。（二）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权，可嘱其与墨三切商办法，余应照已发电令办理。请由兄翰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如是，不但军队与地方得以保全，亦即所以救国自救也。尤须使虎城等知全国公论。此次中央只令虎城撤职留任，而对部队又妥为处置，实已备极宽大，若再不遵中央之处置，则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此次中央之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主军事，亦已表示于国人，故彼等必须立即决心接受，不可有丝毫犹豫，方为自救救国之道。知兄近日关怀时局，必极望早得妥善之解决，以利国家。务望即以此意剀切函告虎城及各将领，使之安心遵从命令。如有卓见，并请酌为补充为荷。专此。即颂 时祉。 弟：中正启 一月七日 [③] 信中雨农，为戴笠字，为军统特务机构负责人，具体负“管束”张学良之责；中，系蒋介石自称；墨三，为顾祝同字；虎城，系指杨虎城。 西安事变发生时，蒋本人上山避捕，腰部受伤，回到南京后，即去近郊的汤山疗养。南京方面扣押、审判张学良，引起东北军西北军的强烈不满，如何善后，是蒋介石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１月５日，国民政府决定：１、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２、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甘肃省政府主席兼５１军军长于学忠，撤职留任。３、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邵力子辞职照准，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４、驻甘绥靖主任朱绍良辞职照准，驻甘绥靖公署撤销，派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同日，军事委员会南致电杨虎城，规定陕甘军事善后办法。 蒋介石致张信的中心内容，是如何收束西北军事与处置东北军、西北军，通报国民政府１月５日的决定。两人此时的身份，蒋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张是刚获“特赦”仍被“管束”之人。但蒋知道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巨大影响，仍与之协商西北军事善后事宜：请其推荐东北军的统率人选与劝告杨虎城等人遵守中央命令。蒋在信中软硬兼施地表示，中央对东北军西北军“实已备极宽大”，“若再不遵中央之处置，则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但从信中看出，蒋介石确实希望用政治而不是军事的办法早日实现西北善后“妥善之解决”，他不惜要求被“管束”的张学良指定善后人选及给有关人士写信，正是这种心情的表现。 仔细研读，蒋介石也有对张学良敲山镇虎的用意，信中那些要张向杨虎城等人转达的意思，又何尝不是暗喻要张接受现实，遵守“处置”？具体到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个人态度，从信中几乎看不出经过西安事变及军事审判后有多大的变化，开头仍称“汉卿吾兄勋鉴”，署名是“弟中正”，信中“如有卓见，并请酌为补充为荷”等，多系尊重商榷之语。而“中在乡，医嘱静养，略愈，当请兄来此同游”一句，甚至还更透出些许的兄弟式情谊。 一个月后，邵力子在其致张学良的信中，也有几处提到蒋介石对张的态度： 汉卿先生赐鉴：今晨抵沪，知子文先生伴送凤至夫人来山，惜闻信稍迟，不及赴机场恭送。子文先生想已将委座最近意思奉告。弟于九时许谒委座，详陈兄况及所谈各节，委座意极欣悦，拟于全会闭幕后，请驾移往首都，随时商谈一切。鄙见似亦以如此为宜。未知尊意如何？昨日国民政府会议，讨论委座所请左右复权案，未经决定，闻多数赞同，尚有一二人稍示怀疑之故。委座到京，当再提请，并先事解释，自不至再有问题。在委座处见陈端（甘财厅长）昨日自西安来电，报告孝候与墨三接洽一切，极相融洽。委座已于今午乘飞机赴京。力定晚车前往，到京后如有特别消息，当再随时奉陈。此时则尚无所闻也。匆上。敬颂 健安 内子敬叩夫人安。 力子敬上 廿六、二、十四 [④] 子文，为宋子文；凤至夫人，为于凤至；委座，系指蒋介石；孝候，为东北军将领于学忠字，于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后受张学良之托，全权负责东北军，与顾祝同（墨三）洽商善后事宜。信中提到的“全会”，是指定于２月１５至２２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写信人邵力子系西安事变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事变时被软禁，其后虽被撤职，但部分地参与事变的善后。 １９３７年１月，张学良被用飞机押解到溪口，被军统特务“管束”幽禁在距离溪口镇十余公里的深山——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即“张学良先生招待所”）里。国民党的一些要员如莫德惠、宋子文、邵力子等人先后去看望他，他与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蒋经国也在此邂逅结识。从邵力子的信可见，他已与张学良见面，而于凤至进山，是由宋子文（在蒋介石知晓的情况下）亲自陪送的。关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态度，信中透露出两层意思：１、蒋介石曾向国民政府会议提出对张学良的“复权案”，但因有“一二人稍示怀疑故”，而未能决定；２、蒋在与邵力子见面时，对张、邵所谈各节，“意极欣悦”，拟再次提出张“复权”事，并事先做说明工作，而一经解决，就将请张“驾移往首都，随时商谈一切”。虽然邵力子的信中未直接提及他与张学良谈话的内容，但从信中着重强调蒋一再要“复权”看，张学良十分在意蒋对自己的态度，对于解除“管束”，“复权”一事仍抱着较大的幻想。 不能简单地将蒋介石请求特赦张学良等举动和信中用语斥之为“虚伪”。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等人拘禁蒋介石，使蒋感到是个极大的屈辱。其后对张处置的过程中，蒋肯定是有私心的，但他也考虑到现实的各种因素，相当的克制。相关的研究表明，1932年蒋介石在权力基础较为稳固后，处置党内反对派时已经较注意策略。“蒋已经不完全强弓硬拉般地用武，他在地位比较牢固，所拥有资源较为充分的情况下，有时甚至会迁就党内反对派的某些主张，做出让步以换取政治上的主动。……这其实也显示了蒋介石一定程度的自信与处理党内矛盾手法的变化。” [⑤] 对张学良的态度，似乎也可归于此列。 然而，张学良苦等的“复权”问题并未解决，全面抗战爆发，张学良遂进入漫长的颠沛流离生活，随着战局演变，不断迁移——安徽、江西、湖南、贵州。其间，张学良数次写信给蒋介石。以下系其中三封： １、介公委员长钧鉴：雨农兄来山，欣闻钧座虽在夙夜辛劳之中，身体、精神两健，深为快慰。此非只钧座自身，乃中华民国之幸福也。学良山居如恒，竭力于知识及身体，尽能养修。唯一念及我同志同胞们在抗战中各尽其天职，罪孽深重如学良者，反安居后方。每一思及，衷心如焚。学良非有所希及，为良心所驱使。谨为陈述，俯乞鉴查。并叩 钧安 学良谨肃 十一月九日 [⑥] ２、介公委座钧鉴：国事日急，我公之忧劳自专日甚。欧洲局势变化，日寇更必急于图我，钧座起居有关民族之安危。迩来敌机狂炸行都，更望钧座为国珍重。良自是杞忧，俯乞鉴谅愚忱。专此。敬肃 钧安 并叩夫人安好。[⑦] ３、介公钧鉴：莫柳忱先生奉命来，述及钧座囗护良之情深，一如往昔。刘秘书正光前由渝返，转致钧谕，嘱良静养，并告读书要有系统层序。聆听之下，感愧莫名。除将良一切日常生活及读书情形详告莫先生外，兹略为钧座一陈：十年以来良涉猎书籍门类甚广，自从病后，专以明史为目标，一切文艺掌故，皆以明代为着眼。本想研究明清两代史，又恐涉猎过广，未敢存此奢望。因前读明儒学案、王文成公文集等等，对明代事小有印象，故先就明史着手，以后如有成就，再进一步研究清史。此良年来研究明史之大略来由也。兹特奉明。良年来眼睛见花日增一日，一因上年腹部开刀，二因年来常在菜油灯下用眼关系，对小字黑纸之书不愿阅读，致滞碍不少。烦琐之事，上渎钧听，知公囗良，故敢如此唠叨。肃此。敬颂 钧安 [⑧] 雨农，系戴笠字；莫柳忱，即莫德惠，莫为东北籍元老，代理过奉天省省长，１９２８年随张作霖返奉专车遇险，张毙命，莫亦负伤，后协助张学良主政东北，与张氏父子两代关系甚笃，曾数次受蒋介石之托去探视安抚张学良；刘正光，应是刘乙光，负责看管与照顾张学良的军统人员。三信均是张学良所留底稿，其中两封没有署名与时间，第一封虽有时间，却不知具体是何年。所以这样排列，因为第一信似是在抗战战局较平稳时写成的，第二信提到欧洲战局的变化及日本对重庆的“疲劳轰炸”，而第三信中有“上年腹部开刀”一语，查１９４１年５月张学良患急性阑尾炎住院，曾在贵阳手术治疗，由此推论，此信当写于１９４２年。 前两封信中，张均提到抗战时局，可见其虽被幽禁，但始终关心抗战进程，尤其是在第一信中的“唯一念及我同志同胞们在抗战中各尽其天职，罪孽深重如学良者，反安居后方。每一思及，衷心如焚。学良非有所希及，为良心所驱使”等语，虽委婉却非常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愿意为国效命，与日军决战疆场的壮志。其他资料显示，幽禁生活并未磨灭张学良的爱国热情，他不忘国恨家仇，数次写信给蒋，要求恢复自由，请缨抗战，其住湘西沅陵县的凤凰山时，曾在防空洞的石壁上亲自镌刻了“雪仇”二字。两信中，也深切表达了对蒋的关心。 第三封信则较多地向蒋报告自己的读书情况，尤其是研习明史的动机、研习重点及未来设想等。研习明史是张学良幽禁期间的养成的习惯，是其生活的组成部分。此一爱好，成为其幽禁期间重要的精神慰藉。笔者见识有限，这是张学良较早详细阐述其研习明史的文字。张的自述颇为低调，似乎纯粹是消磨时光，看不出研习明史有“以史为鉴”，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意义。 三封信显示，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仍不时“关心”张学良及其动向，派人安抚。而张在信中的态度与遣词用句谦卑，似乎已经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 经过长期的幽禁，张学良对蒋介石与蒋家的态度到底如何，十分引人瞩目。获得自由后，张在接受采访时对蒋的评价口径不尽一致，可能受谈话时不同的空环境影响及他率真的个性所致。行动比语言更能说明问题的实质。在“张学良资料”中，有如下信： 亲爱的张公公、婆婆：真感谢您们。这么周到，客气，还请我吃饭。饭也好吃，饭下之意更是可爱。再次感谢，并希望您们一九九一年平安、愉快。 晚 友梅敬上 一九九一年一月三日 [⑨] 蒋友梅系蒋经国长子蒋孝文之女、蒋介石之曾孙女，住在美国。张学良夫妇获得自由不久，即在美国请蒋家第四代吃饭，这件事本身就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虽然我们无法知道被蒋友梅称为“更是可爱”的“饭下之意”究竟是什么，但说此时张学良夫妇对蒋家并无恶感，应该是毫无疑义的。 二、张学良与宋美龄 “张学良资料”中，张与宋美龄的来往信件较多，信件讨论的多是生活琐事与个人情谊，宋美龄向张学良夫妇送礼金礼物。有些信件无法判断准确的写作时间。 夫人赐鉴：O幼年不幸，慈爱母见背，环境非佳，读书又少，秉性粗率，良友远离，以致举动多乖，乏人匡正。每一念及，深为疚心。自念入世以来，除先严时加训诲外，扶持爱护者，只有委员长一人。感激之深，铭心刻骨。O恪守夫人前在妙高台之训，惟委员长之命是遵，所以居山以来，每日以阅书看报检束身心为事，外间事一概不闻不问。惟自中日战事爆发以来，家仇国难，时萦于心，恨不能舍命捐躯，以抗强敌，是以前此有请缨雪耻之举。近两月中，每日注意锻炼身心，以备领袖之驱使，期为民族而牺牲，不敢自图安逸，苟全性命于乱世间。O受委员长之优容厚待，有如家人。委员长运筹决策，夙夜焦劳，凡属同志同袍，皆各效其能，以为抗战之助力。O处此时势，讵敢妄有希冀。扪心自问，实有难安者耳。否则饱食暖衣，山居优游亦或他人求之所不得。夫人平素待我良厚，故敢略陈下情，尚祈有以教之是幸。率泐不恭，惟希鉴谅。敬颂 神祉 [⑩] “O”是张留底稿时代自称的，相当于“良”或“学良”；“委员长”，系蒋介石。从“居山以来”、“惟自中日战事爆发以来”二句及信中激昂的抗日情绪看，推断信因写于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张学良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被从浙江奉化迁到安徽黄山）。 信中有两层主要意思：一是表达对蒋介石、宋美龄的感激之情。信中用词十分感性，不惜自贬，如“读书又少，秉性粗率，良友远离，以致举动多乖，乏人匡正”，“自念入世以来，除先严时加训诲外，扶持爱护者，只有委员长一人”等句。二是表达抗日决心。“自中日战事爆发以来，家仇国难，时萦于心，恨不能舍命捐躯，以抗强敌，是以前此有请缨雪耻之举。近两月中，每日注意锻炼身心，以备领袖之驱使，期为民族而牺牲，不敢自图安逸，苟全性命于乱世间。”真实地表达了张学良不但有为国捐躯的决心，且有实际的身心准备，这与张的个性与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然而，从全信的基调看，张学良此信的主要目的，不再是请缨抗战，反而是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恐怕前次的请缨信引起蒋的“误解”，而对自己的真实动机进一步说明，并重申对蒋、宋的感激与顺从。此信不直接写给蒋而是给宋，更耐人寻味。 在张学良被幽禁的生活中，宋美龄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宋一直与张学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宋时常赠张以生活用品、水果食物及资助等，无微不至，她对张学良也相当尊重，在一些英文信中，仍称张为“Marshal Chang Hsueh-Liang”（张学良元帅），张与在美国家人的信件联络，多由宋中转。而张对宋美龄的关怀非常感激，他的一些要求，也是通过宋提出的。他们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与一些共同的朋友。无法知道，宋美龄的作为是否由蒋介石授意。但客观上，宋以一个女性的温情与细腻，自然、得体地在两个强硬的男人对抗中增加了润滑剂，某种程度上化解了张的对立情绪。在这个意义上，宋美龄不愧是蒋介石的“贤内助”。 为更全面地说明张学良与宋美龄的关系，此处再引用一封抗战胜利后张学良被迁至台湾后 [11] 致宋美龄的信： 夫人赐鉴：昨夜接到陈长官公侠转来十一月十五日钧函及关于端纳先生去世中英文情报一本，和糖果两盒。展读之下，悲痛交集。这个老人可爱之处，是他真诚爱中国。我们两在一起的时候，时常讨论关于中国的问题，中国为什末不能强盛？中国为什末这样的穷苦？中国官场为什么这样腐败？他的意见改善是对的，但是他的心总是向着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如不是日本人这样的虐待他，还许他不会去了这样早。可恨的日本小鬼。DON死在中国胜利之后，他可以瞑目了。可惜他还不能看到中国真正的强大，中国人民真正的登诸袵度。假如他死在日本军阀手里，那是叫我们多们难过的事。这一点我们也安慰安慰我们自己罢。 现在我谢谢夫人你，关于DON的那本情报，夫人你真是有心人。若是死者有知，他也会对您敬礼的。 现在我再谢谢您那两盒糖，这真是“千里鹅毛”，尤且是“纪士林”那盒，可称万里了。 再准我报告报告关于我的近况：自移转台湾以来，陈公侠招待十分周到，住所出乎我意想之外的安适，并且有一个温泉，不是硫磺泉，是个炭酸泉（Cleareous Spring），这是名贵难得的很。我日常生活还是读我的明史，也没有什么特别心得，只是记些姓名掌故耳。 不知介公和夫人您们身体怎末样。近日在主席六十生日纪念册上，看见您们近照，看见介公好像胖了些，夫人您有点变了样子了。祝您们为了国家，多多的保重。专肃敬覆。并叩 钧安 并请代上介公前叱名叩安。 张学良谨肃 十二月五日 [12] 陈公侠，即陈仪，抗战胜利后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兼警备总部总司令，是最高军政负责人；端纳（也即信中的DON， W. H. Donald，１８７５－１９４６），澳大利亚人，曾任张学良的顾问，后转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由宋美龄一起帮助蒋介石处理外文事务，参与西安事变的解决，抗战期间被日军投入集中营达四年，１９４６年年１１月９日因肺癌逝于上海；主席、介公，均指蒋介石。 三、 张学良与宋子文 张学良与宋子文有较深厚的私人情谊。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的最初一段时间，就住在宋子文公馆。宋曾为审判张学良而对蒋介石不满，张被“管束”后，他亲自陪送于凤至去奉化与张学良会合。抗日战争期间，宋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等职，常往返于中美之间，与张学良在美国的亲属联络便利。张与宋子文通信较多，内容多是谈生活琐事，没有太多掩饰与客套，宋向张赠物（衣食品、香烟、渔杆等），张提出一些要求。[13] 以下是张致宋子文的一封信： 子文兄大鉴：见报载知兄已返国，弟等在此一切安适，惟前由香港带来之现款早已用罄，目下常囊空如洗。弟深知雨农状况，不愿常烦向他累索。现在百物腾贵，弟与四妹二人吸一吸香烟每月约千枝，就是别脚货“大小英”香烟，要近万元（弟还要Cheaterfield，假如兄能给我带些来，无任欢迎之至）。每月看看杂志，购买书籍，还有两个庸人的零费，我们四个人穿鞋袜，衣被等，每月总得几千，换个一双布鞋，总是百元以上，一条被单，总是二千元以上，要是做一套布的棉衣，总得三千。我们四个人只是刷刷牙，每个月就得五百元。现在钱太不算钱了，看起来数码好大，万元当不了战前几百元使用。弟从来没有这样穷过，有时弟与四妹相顾大笑，觉着手中一钱不名，真是好玩得狠。现在不能不向兄作将伯之呼，拟用四妹（赵鸾翔）名义向中国银行或兄借款数十万元，或将来由弟偿还，或立即由弟函美国家中拨还。两种办法，请择其一。总之，弟每月总得二万元零用（听只数目吓人，其实不过当年一二百元），请兄替弟想办法。否则几万数目，到手就了，下月又怎样办呢？弟目下快成犹太鬼了，吸香烟要吸到底，舍不得丢烟头。走路要择软的，怕费鞋哟。你们听见会笑罢。 再，此前函家中所要的东西，未晓这回交兄带来否？兄前次出国前送来皮鞋呢帽等，弟真舍不得带。现在弟已化为真正乡下人，大布之衣，大白之冠，也许有人误会弟是冯焕章先生的信徒了。我知道这是麻烦你。但是我又不得不麻烦你，请兄分神，并乞原宥。专颂 政安 弟：良再拜 四妹附笔问候。 雨农，即戴笠；四妹，即赵四小姐赵一荻；犹太鬼，意即吝啬；冯焕章，即冯玉祥，在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中以生活简朴著称，且以此要求部属。 这封近似“哭穷”的信，让我们看到了张学良的另一面：坦诚率真，文字中略带诙谐的自嘲，充满了苦中作乐的“黑色幽默”——为牙膏、香烟这等琐事犯愁，“吸香烟要吸到底，舍不得丢烟头。走路要择软的，怕费鞋哟”，多么形象的“乡下人”。而“弟从来没有这样穷过，有时弟与四妹相顾大笑，觉着手中一钱不名，真是好玩得狠”等，读来令人感慨不已——这还是那个风流倜傥的少帅吗？这还是那位豪门名媛赵一荻吗？这还是那对慕煞多少男女的情侣吗？透过这封坦诚的信，我们清楚而真实地了解了张学良抗战期间幽禁生活衣食住行的许多细节。而张学良幽禁期间一家的生活费用要他自己支付，不断需美国家属用各种方法给他钱。这是笔者以前所未闻的信息。 张学良的物质生活条件，不仅与少帅时代是天壤之别，甚至只能勉强温饱而已，反差如此之大，他的抱怨可以理解。考虑到抗日战争物资普遍匮乏，且他总被幽禁在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偏远山区，他还能抽到外国香烟、偶尔享受进口食品与衣物，亦已属不易之事。 四、张学良与戴笠 “管束”张学良的工作由军统负责，戴笠自然不敢怠慢，他一面要“管束”限制张的自由，一面要照顾其日常生活与安全。张学良有何要求，均由负责看管的军统人员交戴笠，经戴审查批准后办理，而张与其他人的往来信件，也多由戴笠审查后转交给对方。每过一段时间，戴笠要亲自去探望张，带去其所需物品及信件，转达蒋介石等人的意见（戴笠死后，此项工作由毛人凤、唐纵等军统负责人继续，张学良与他们也有信件往来）。 戴笠给张学良的信： 汉公赐鉴：自违教范，无时不在景仰之中，捧诵本月一日手示，敬悉一是。公托文白主席代呈委座之书，有无转呈，刻正在查询中，如未转呈，晚当代为转陈也。委座对公之爱护始终如一，而其期望于我公者亦至深且切。晚则上承委座之意旨与我公之期望，自当竭尽棉薄，以图报命也。理应随时趋候，面陈一切。但自抗战军兴十阅月来，到处奔驰，既因人事之纷繁，加以贱躯复病倒两月，致屡误趋教之行期，而宋先生与四小姐致公之书亦延搁至今未获面呈，殊深歉仄。致公三月四日寄四小姐之函，因曾叙及新由郴州迁至永兴，又将再迁湘西等语，时闻伤兵在湘到处滋扰，晚适在病中，为缜密我公之行踪籍期保护之周密计划故，未敢遽行转去。睿明如公，谅蒙鉴原。但晚曾以宋先生数月来常往来港汉之便，辄将公之起居状况等请其详为转达四小姐，对公一切请其放心也。晚因策动苏浙行动委员会之忠义救国军事，日内须出发皖浙边境一行，兹特将宋先生与四小姐及公致四小姐以后之函八封，及鹳庄兄寄来之德华银行支票一页，专员送上，至请检收。现宋先生在汉，不久仍须赴港，公可复其一信，并签好德华之支票，复四小姐一信交原手携回，以便转交。但勿请书明现在之住址为常德。以公之声望与晚之处境，不得不慎重将事耳，非有其他之用意也。晚犹有陈者，闻公尝邀游山水，坐钓河干，际此时局紧张，后方不靖之时，万乞深居简出，为国珍重。晚对我公之忠诚始终未敢稍削，用敢竭诚奉陈，幸乞采纳。敌国图攻武汉之情势日急，我军已有充分之准备，知关厪注，并此奉闻。敬颂 康乐 夫人均候。 晚 戴笠敬上 六月十一日 [14] 文白，张治中字，时任湖南省主席；委座，指蒋介石；四小姐，系指赵一荻；夫人，系指于凤至；宋先生，推断应该是指宋子文。从“自抗战军兴十阅月来”与“敌国图攻武汉之情势日急”两句及信末所署时间推断，此信写于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１日。 １９３８年２月，张学良夫妇转押到湖南郴州，以后又被转移到湖南永兴县，最后被安置于湘西沅陵县凤凰山。其间，张治中曾前去探望，张学良托他向蒋介石要参加抗战的愿望，“我希望能早日恢复自由，为抗战做点事情，不论什么事都可以。”遵照张治中的建议，张学良给蒋介石写了一信，请缨抗日。[15] 从戴笠信中的“公托文白主席代呈委座之书”一句可知，张学良对自己的信未得蒋介石回应不能释怀。信中明确显示，戴笠对张致赵一荻的私人信件也要检查，只因其中涉及到自己迁移的信息（告诉亲人身在何处，是最正常的事），就扣押三个多月，并原信退回，张甚至与家人的通信自由也没有。此外，“闻公尝邀游山水，坐钓河干，际此时局紧张，后方不靖之时，万乞深居简出，为国珍重”一句。说明对张学良的人生自由限制也相当严格。张爱好垂钓，是幽禁之下消磨时光的无奈之举，亦遭戴笠警告。 “张学良资料”中，共有与戴笠往来信件１０封左右。以下再列举三封： １、汉卿先生赐鉴：接奉七月十九日赐书，敬审鼎祺迪吉为颂。承嘱采购各件，当时即经饬属照办。顷据报告，除充毛呢及《明史》两种现未购到外，余均购妥。兹附同孔副院长等交寄各物装箱寄上（详见附单），余俟购齐即行续寄，并附上法币两万元，聊以伴囗，至乞察收。冬寒渐厉，敬希珍摄影为祷。专肃奉复。顺有 崇安 外附法币两万元，清单一纸木器厂板箱一只。 晚 戴笠敬上 十一月十一日 [16] ２、汉公赐鉴：钦电奉悉，已转呈委座及夫人矣。兹邮上蒋夫人致公一书，至请察收。另有蒋夫人嘱电港购美橘与罐头等，已交监察处寄便车带上矣，至请赐复。专此奉陈。敬祝 早复健康 晚笠手上 八、十九 [17] ３、副司令赐鉴：因黔桂线上军事吃紧，故晚于昨日赶来息烽，对钧座现在之居处实有迁移之必要，刻已另函详告乙光同志矣，务乞即作准备。晚因要事刻须驰往贵阳一行，准后天下午来息烽恭候，余容面陈。敬颂 崇安 四小姐恕不另。 晚 笠敬上 十二、四上午九时半于息烽 [18] 孔副院长，指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委座，指蒋介石；蒋夫人、夫人，均指宋美龄；乙光，系刘乙光，负责看管与照顾张学良的军统人员。第一信中提到《明史》尚未购到，查张研习明史较早，故应是写于抗战之初。第二信末有“早复健康”祝愿，推论应是１９４１年张学良手术之后，而其中“蒋夫人嘱电港购美橘与罐头”一句，在战局紧张之际，宋美龄专电从香港为张定购食物，说明此际张的健康确实有些问题。第三信明确说到要张学良从息烽迁移，当是１９４４年底的事情。战局紧张，张学良一家人的这次迁移是在匆忙的情况下完成的。 读戴笠致张学良的信，他与张学良的双重的特殊关系给人印象深刻：一方面，张是他“管束”的对象，必须限制张的种种自由。另一方面，他又要保证张的安全与基本生活，不能用强，甚至还要表现出相当的尊重。在当时国民党的政治生态中，缺乏民主程序，党内政治派别与人物的命运瞬息万变，虽然张学良已遭幽禁，但并不意味着永无翻身之日，故戴笠在信中用词甚恭敬，尊称张为“汉公”甚至是“副司令”而必自署“晚”，表白“晚对我公之忠诚始终未敢稍削”。他扣下张的信，却要找自己生病、“缜密保护计划”等理由开脱，并说“睿明如公，谅蒙鉴原”。如此看来，戴笠执行“管束”张学良的任务，要“上承委座之意旨”，同时满足张学良之“期望”，在战火遍地的当时，完成起来难度有多大。 五、 张学良与万福麟 幽禁中的张学良与原东北军的将领们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以下是他给万福麟的一封信： 寿山兄鉴：好！久疏通信，时常想念。听说你们打得甚好，弟听了十分快慰。但是又知鲍文越追随汪逆做了小汉奸，闻之令人发指。他忘了谁是敌人，谁杀害我们的同胞，谁强占我们的田园，谁来要灭亡我们，九一八火药气味，他已竟忘了么？真是令人可恨！这真是东北人的耻辱，更是东北军人的耻辱。弟个人更是又气又愧。盼望兄等努力抗战，用我们的血洗去这个污点，为东北群众们争一口气。弟虽息影林下，也不能不少有荣焉。我身体如恒，望释远念。即颂 健康，并祝胜利 弟 良 万福麟系原东北军高级将领，曾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黑龙江省省长，率部参加了保定、武汉等地抗战，任第２０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职。鲍文越（樾），原东北军少壮派，曾任张学良的参谋长和驻京代表，抗战期间被周佛海拉拢，出任汪精卫伪政府军事委员、伪政府军政部长。 这封信完全展现了张学良的爱国热情与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个性。信中对东北军旧部在抗战中奋勇杀敌，感到“十分快慰”。提到鲍文樾投敌附逆，极为愤恨，痛骂其忘本，“真是东北人的耻辱，更是东北军人的耻辱”。他要求旧部“努力抗战，用我们的血洗去这个污点，为东北群众们争一口气”。张自己被幽禁，有心杀敌，无力回天，只有要求原东北军部属牢记国恨家仇，努力抗日救国。 综观张学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来往信件，可以有几个简单的结论：１、张学良的爱国热情不因自身处境险恶而稍变，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抗日救国的决心；２、张学良颠沛流离，许多基本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３、张学良的生活条件较差，但温饱可基本保障。讨论此点，要考虑到残酷的战争环境因素。４、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对张学良十分关心，时常赠送物品；５、戴笠等人对“管束”张学良十分尽责——既限制其自由，又保证其安全，照顾其生活。 （本文写作中，得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刘大禹的帮助，特此致谢） [①] 关于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所藏“张学良资料”的基本情况，请见陈红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张学良、赵一荻文件与口述资料’”，《民国档案》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②] 张有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9页。 [③] 蒋介石致张学良函（1月7日），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藏。 [④] 邵力子致张学良函（1937年2月14日），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藏。 [⑤] 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0页。 [⑥] 张学良致蒋介石函（11月9日），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藏。 [⑦] 张学良致蒋介石函，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藏。 [⑧] 张学良致蒋介石函，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藏。 [⑨] 蒋友梅致张学良赵一荻函（１９９１年１月３日），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藏。 [⑩] 张学良致宋美龄函，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藏。 [11] 不少相关著述中，均指是蒋介石于１９４６年底指使保密局长郑介民将张学良“骗至台湾”。 [12] 张学良致宋美龄函（１２月５日），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藏。前面注释提到的“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张学良、赵一荻文件与口述资料’”一文中，笔者曾引用１９４７年９月５日张学良致宋美龄的信，也很能说明张与宋的关系。 [13]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阅读新近开放的宋子文档案的学者也发现，宋子文一直很关心照顾張学良一家。1947年宋子文打电报给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严家淦，要求拨台币20万元给专程去探望张学良的莫德惠，再由莫转交给张学良。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5_3_16_7_15_5_754.html [14] 戴笠致张学良函，（６月１１日），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藏。 [15] 张治中：《三访被幽禁的张学良》，《文史通讯》１９８１年第５期。 [16] 戴笠致张学良函，（１１月１１日），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藏。 [17] 戴笠致张学良函，（５月１９日），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藏。 [18] 戴笠致张学良函，（１２月４日），哥伦比亚大学善本与手稿图书馆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