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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邮编：210016 【摘 要 题】现代人物研究 【正 文】 在孙中山时代，国民党内唯孙马首是瞻，无论是在领导权或是在理论权威性上，党内没有人敢于超过孙中山而凸现自己。那些舞文弄墨的国民党文胆们，如胡汉民、戴季陶等人，也只不过埋头于为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做进一步的诠释工作而已。但到了1926年，国民党进入蒋介石时代以后，由于蒋氏长于行动的特色，使其在理论上显露出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出现了多种理论派别，他们都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继承者自居，并对之加以大同小异的各自解释，演变成为不同的“三民主义”理论流派。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这些论说成为蒋介石时代国民党思想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蒋介石不算是一个理论家，在他一生中所崇尚的是“行动高于理论”的原则，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力行主义”。在他统治中国的几十年内，先后由他的秘书陈布雷等人代笔，按照他的意图，对国民党的政治理论多次进行了修订和阐述，而蒋本人除了由他人代写的各种演讲稿、报告书外，并没有出什么自著的系统理论著作发表，其思想脉络，基本上都是体现在上述的这些演讲、书稿之中的。 在整个蒋介石时代，他在执政思想理论基础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只不还是在继承和阐述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时，对其进行了适合自己需要的修改与演绎，主要是汲取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唯心主义的内涵，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学说与三民主义思想进行了嫁接，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中的消极成份扩大，从而削弱了它的革命精神。其具体表现便是产生了具有蒋介石个人思想特征的“儒学化”的蒋记三民主义。 一、蒋介石个人经历对其思想形成的影响 蒋介石思想内涵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及个人经历的背景。 蒋介石自小失去父亲，与母亲相依为生。他的母亲王太夫人是一位生性要强的中国传统式妇女，因为自己身为女性，为当时的封建社会环境所迫而不能有所作为，又加上早年丧夫，她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对蒋介石从严要求，倾注了全部的希望。在母亲的压力下，蒋介石虽从小顽皮不驯，但也被迫读了不少的传统经书典籍，从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的影响，在他的思想深处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意识的根基。这从他成年以后对传统儒学的提倡、发动“新生活运动”以及竭力倡导忠孝仁爱、四维八德的封建思想中可以得到证实。 与许多同时代的青年人一样，蒋介石的幼年，也是从读“四书五经”、“诗云子曰”开始文化启蒙的。他的老师便是故乡浙江溪口镇上著名的汉学家蒋谨藩。他师从蒋老先生读《大学》读《中庸》，“不知道背诵过多少遍”。（注：蒋介石：《科学的学庸》，《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卷，〔台〕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91页。）在不知不觉中便受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浸淫。当然，这时的蒋介石学习目的只是为了给将来参加科举考试打下基础。 进入青年时代后，蒋介石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与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与其他激进的革命青年一样，他曾在一段时间内对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嗤之以鼻，说它们都是些“腐朽的空论”。蒋介石自己曾回忆说： “我到18岁的时候在箭金学堂，顾葆性（即顾清廉）先生重新要我再读这一本《大学》，当我读到这两句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看到‘天子’两个字，乃以为《大学》一书，不过是讲忠于帝王和如何统治天下那一套腐朽的空论，觉得很讨厌，便从此丢弃不愿再读了。”（注：蒋介石：《科学的学庸》，《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卷，〔台〕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91页。） 但是，又过了10年之后，蒋介石却在那本《大学》的影响下，完成了他的人生观的确立： “到28岁的时候，总理为我们讲明《大学》一书的价值，我重新又来看，……才知道这部书是一部最有价值的政治哲学，将它彻底研究之后，我更体会到这部《大学》，亦是一部最有价值的军事哲学。后来再不断研究，就觉得其中每一句话，都有其深切的道理。于是我的人生观，乃由此建立，亦可说我的革命人生观，在28岁时，就确定了。”（注：蒋介石：《科学的学庸》，〔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卷，第96页。） 这一段自述，十分形象地说明了蒋介石在青年时代思想上转变的过程，在他成年后，革命的思想已渐渐为守旧的思想所代替，回归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框架内。 二、蒋介石思想理论基础来源 （一）蒋介石思想基础来源之一：传统的儒家思想——《大学》 《大学》一书，原为我国古代战国秦汉间儒家论说及解释礼制的丛书——《礼记》中的一个篇章。在以后600年间，历代儒教理学家对之进行了考注补充与推崇吹捧，使之成为与《中庸》齐名的儒家经典著作，其地位凌驾于群经之上。由于《大学》已被孔孟之后的一代名儒思想家、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推崇到了“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的高度，因此在占据中国传统主流的儒学圈内，这本书被认为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做事，如何成为一个知书明理、有高尚道德品行修养的人，特别是如何统御他人方法的一部人生及政治教科书。 在蒋介石的一生中，他最崇尚的一本书，就是这本中国古代的儒家典籍“四书”之一的《大学》。 在中国传统的典籍中，蒋介石对《大学》的赞誉评价最高。他说： “我以为这《大学》一书，不仅是中国正统哲学，而且是科学思想的先驱，无异是开中国科学的先河！”（注：蒋介石：《科学的学庸》，〔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卷，第95页。）“一部《大学》，就是孔子所讲为学做事，成德立业的科学方法。其由小而大，由本而末之精微开展的系统理论，实在是孔子最重要之科学的遗教。因为《大学》是科学的，所以我说《大学》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大学’。尤其是《大学》的第一章，乃为世界上最早的科学理论，亦即科学的祖宗，或者说是基本的科学方法论。其实《大学》一书，不仅是讲基本科学方法之科学的祖宗，同时更是我们中国正统哲学之唯一宝典”。（注：蒋介石：《科学的学庸》，〔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卷，蒋介石：《为学办事与做人的基本要道》（1935年2月1日），〔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卷，第949页。）“‘大学’为做人做事成功立业之大道，所谓做人的道理即在‘大学’之道。”（注：蒋介石：《大学之道》，转引自易君左《总裁思想体系之研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以下简称二史馆）。） 蒋介石进一步说明道： “就《大学》所讲的道理来概括的将科学的内容即基本的科学精神和方法提示几个要点：第一就是要即物穷理，第二就是研究与预备，第三就是分工合作，第四就是精确真实，第五就是要条理与系统，第六就是要自强不息。”（注：蒋介石：《为学办事与做人的基本要道》（1935年2月1日），转引自易君左《总裁思想体系之研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以下简称二史馆）。）《大学》所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笃与诚在意义上是连用的。笃行，就是贯彻始终完满达成的意思，亦就是我常常所说的‘力行’。” 蒋介石不无夸耀地说：这是他“自己三十年来读书和做事的经验与心得，关系于个人和学校乃至国家的前途与革命的成败非常之大！”（注：蒋介石：《为学办事与做人的基本要道》（1935年2月1日），转引自易君左《总裁思想体系之研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以下简称二史馆）。） 《大学》之道的本质就是“明德”与“亲民”，其方法是“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而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格物”就是分析事物，分析社会与形势以求知，但求知并不是最终目的，改造社会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实行所知，这便是所谓的“致知”，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知难行易”的思想。 其实《大学》一书所宣扬的中国古代儒家封建思想与个人品德修养方法，以近代的观点来看，综其内容也提不到蒋介石所讲的高度。蒋介石之所以那么推崇《大学》，表现出他对中国传统儒学思想及其传播功效的崇拜和迷信。 （二）蒋介石思想基础来源之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致良知” 以我国明代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王守仁（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它被尊为中国历史上理学思想的发展巅峰。其最高理论阶段便是王阳明提出的“心学”。 王阳明“心学”的实质，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心外无物”、“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三个要素。在本质世界观上，王阳明是以自己的“心”的存在为世间万物存在的基础，他顽固地认为只要他的心死了，世界也就不存在了，这是完全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 王阳明在“心外无物”的思想基础上又提出“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论，目的是强调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说”，他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而“圣人”保持了这种“良知”，“愚夫愚妇”们则因私欲过重而蒙蔽了“良知”，造成了他们道德上的缺陷。为了让人们都能同登“极乐世界”，就必须要他们恢复过去的本质，这就是“致良知”，也就是要扫除一切私欲，服从封建统治及其道德规范，“存天理，灭人欲”，切不可造反闹事，一切听天由命。 此外王阳明还首次提出了他所创造的“知行合一”论，说人的意识与行动是一个整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意思也就是说人们的一切“恶念头”的出现也就同行动上犯了罪一样，不仅不能造反，即便是造反的念头也不能有，否则就成不了圣贤了。这种理论宣扬的目的，十分明显地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封建思想与封建统治服务的。 但是，以辩证的观点来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在当时对于打破宋代以来程朱理学片面强调“知”而无视“行”的一统天下，活跃人们的思想，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他强调“行”的作用，在客观上也鼓励了后来的思想家去创新，这在实际上也违背了王学的宗旨，这是王阳明所没有想到的。（注：关于王阳明的思想，可参考《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蒋介石对王阳明“心学”理论崇拜有加，特别是对其“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论说十分欣赏，他曾饱含感情地说过：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自18岁从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50年来，更曾经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使我百读不厌，心向神驰，不知其乐之所止”。“我最初就很得益于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的心传”，“王阳明的《传习录》阐明‘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学做事的根本。”（注：蒋介石：《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1941年7月），《蒋总统言论选集》，〔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版，第154页。）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学说对蒋介石思想形成的影响及其作用。 （三）蒋介石思想基础来源之三：封建帮会思想 1906年5月间，蒋介石在日本东京初次结识上海青帮头目陈其美，（注：参阅Lon:The Early Chiang Kai-Shek,p.121-122。）这对于他的一生影响至大。在历史上，出于团结一切反清力量的需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曾与青红帮等民间会党组织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当时同盟会为了借助帮会的力量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任命陈其美为中部同盟会庶务部长。蒋介石与陈其美一见如故，他对陈的江湖作风及在帮会中的地位十分折服，两人意气相投，引为知己，后又结为“盟兄弟”。在陈其美的影响下，蒋介石沾染了不少的帮会习气。 武昌起义后，蒋介石应陈其美之召，于10月30日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了上海帮会组织的活动。次年1月14日，他奉陈其美之命潜入法租界广慈医院，暗杀了正在这里治病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蒋介石与陶成章在历史上并无恩怨，只因为上海光复前后陈其美与陶成章为争夺领导权，产生矛盾，愤恨之下动了杀机。蒋介石刺陶之后，拿着陈其美给他丰厚报偿，匆匆逃往日本躲避，直至是年冬，该案风声渐渐平息，才悄悄返国潜回浙江老家。（注：《蒋介石年谱初稿》，二史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97页。） 蒋介石刺陶“一枪成名”，开始了他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活动史，从此中国现代史书上出现了蒋介石的名字。过去曾有评论说：“刺陶事件对蒋氏政治生涯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蒋氏登上政治舞台前所从事的第一件反革命的行为。但是由于这行为，更加博得陈其美的青睐与信任。陈是江浙财团的政治代表，透过陈的关系蒋氏逐步靠向江浙财团。上海帮的财团及帮会组织，终成为二七年政变以后蒋的最大支持实力。”（注：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10月版，第16页。） 其后在1914年，蒋介石又追随陈其美参加了在上海等地的反袁起义。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蒋介石异常悲痛，以至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他对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与陈立夫偏爱有加，授予治党大权。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在上海混迹了6年，虽与孙中山保持了联系，但他仍然摆脱不了对帮会的留恋，曾委托“海上闻人”虞洽卿介绍，礼拜青红帮大亨、上海头号帮会头领黄金荣为师，并向黄投了“门生帖子”。这是蒋介石一生中的一个特殊标记，足证封建会党思想对他的影响深度。 后来，蒋介石升为北伐军总司令，率部回到上海，黄金荣连忙派人向蒋退还了他的“门生帖子”，但蒋介石仍亲自登门拜访，对他持以师礼，直到1947年农历11月初五黄金荣80岁生日时，蒋介石以一国总统之尊，还亲驾上门，叩首贺寿，他不惜以“国君”之尊来履行江湖上的“规矩”，这说明蒋黄之间师徒关系之密切，另一方面暴露了蒋介石受封建帮会思想侵蚀的严重程度。（注：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曾有人分析说：“蒋介石当年之所以充当杀手，和他的性格、教育环境及其交游有重大的关系”。（注：陈鼓应：《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事件》，转引自李敖所著《蒋介石其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关于蒋氏的个人性格，据他自己的描述是：“幼性顽钝，弗受绳尺”，“放嬉跳跃”，常遭“刀棒之伤”，（注：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二史馆藏书。）他的老师毛思诚也记述说，蒋在学堂常“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个性粗鲁，动辄拳打脚踢”，“如果有人反抗他，他是不惜以拳力支持其领导权的”。（注：〔台〕董显光：《蒋总统传》，二史馆藏书。）他的这种暴戾性格，直到成年以后并无太大变化，正如蒋介石自己在给胡汉民、汪精卫的一封信中所自承的那样：“弟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至今不惟皮玩难改，而轻浮暴戾，更甚于昔日”。（注：蒋介石：《与展堂、精卫书》，载《蒋主席名著全集》第四集，〔台〕复兴出版社1947年版，第1205页。）蒋介石的这种性格特征，加上后来他所受到的“粗浅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及对德国“铁血主义”的崇拜、混迹上海滩时所受陈其美等人帮会作风之影响，终而形成他狂暴、偏狭、蛮干以及对外惯于玩弄权术靠阴谋取胜，对内要求愚忠个人、进行“龙头老大”式的封建独裁统治等“上海滩”帮会流氓的心态。 （四）蒋介石思想基础来源之四：日本武士道精神与德意法西斯思想 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毕业后又一度进入高田日本陆军十三师团当兵。从青年时代起，他便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认同了日本武士道传统的“尚武”精神与对武力统治的信仰，并把它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致良知”观结合起来。 1932年6月6日，他在中央军官学校讲话时说：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哲学，就是被日本人拿去做了他的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的内容，没有旁的，简单说，明治维新以前，德川幕府时代，他们就拿中国程朱与陆王等学说来研究，有些士人是讲程朱之学，有些士人是讲陆王之学，结果就对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有了所得，就是说，士道不仅是知，还是要来行，他们得到了‘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学说，做他们的立国精神，他们就拿这个动的哲学来侵略别人的国家。……我相信中国人若是拿几千年遗留下来固有的民族道德，以阳明的‘知行合一’动的精神，再加上总理‘知难行易’行的哲学来阐明，融会贯通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我相信中国一定不会做侵略民族，他一定是一个世界上的和平之主，而同时也至少可以保障我们国家民族不会给人家侵略。”（注：〔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演讲，第602-603页。） 1934年7月20日，在庐山军官团总理纪念周上，蒋介石又讲话说： “王学的要义，一是叫人‘致良知’，一个就是‘知行合一’（即知即行），日本的武士道，就是袭取了这两句口号，而能继续不断的力行，乃有今日的日本。”（注：〔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演讲，第357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是把日本武士道作为他心目中成功的精神典范来加以推崇的。 除了深受日本武士道的影响外，蒋介石更曾对于德国法西斯情有独钟。在旅日期间，他曾两度准备赴德留学，“在日专习德文，为留学德国预备，并创办军声杂志……盖力思研究外交与军事，为政治上辟一条途径，勇迈前进耳。”（注：《蒋介石年谱初稿》，二史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他在自己办的《军声》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盛赞德国的军事教育与训练制度，主张应向德国学习。他对德国首相俾斯麦的“铁血主义”政策十分崇拜。虽然他加入了反清革命，但他对于这场革命性质意义的认识是很浅薄的，“蒋先生的两只脚一脚虽踩在革命的大道上，但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对他来说“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做皇帝（注：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6页。）的新名词。基于这种思想，蒋介石对“武装力量的培养向往之至”。他十分佩服德日民族的“尚武”精神。在他的政治思想尚处在萌芽状态之时，“他已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秘诀”，并“力主将‘铁血政策’作为中国的指导原则”。（注：［美］陆培涌：《蒋介石的思想追求》，载《现代亚洲研究》，第4卷第2期（1970版），第232页。）这种“尚武”思想与蒋氏倔强固执的性格相结合，造就了他一生的“独裁”与“专制”的作风，及至他在掌握了国民党大权以后，这种作风随着他地位权力的增长而愈演愈烈。而其最具体突出的表现便是蒋对于强权政治的器重与依赖，为了确保并贯彻他的强权统治，蒋介石一是靠军队，二是靠特工，即从公开的和秘密的两个方面依赖枪杆子与暴力镇压手段来“坐天下”。 在20世纪的20-30年代，西方刚刚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名噪一时，其对外侵略对内镇压、残暴奴役人民的面目尚未完全暴露，名称并不腐臭。相反地，它作为一种有力的增强国家机器统治机能的良方，对于那些具有浓厚封建主义传统、缺少民主精神的国家还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在当时的中国便是如此，许多政界与知识界著名人物，出于救国之迫切愿望，认为法西斯主义的集权与强力政策，对医治一盘散沙的中国，无疑是一剂良方。大量的出版物都在介绍和研究法西斯主义与中国、与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的关系。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的著作也被很快翻译成中文出版发行。在国民党内，党政军大员如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宋子文、孔祥熙乃至张学良等，纷纷出访德意考察，大批的中国留学生、军校学员与商界、军界代表团也被派往德意学习。 作为国民党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在思想理论甚至感情上，都对德意法西斯怀有好感，把学习德意的经验作为一个方面的重要工作。他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为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 经过比较，蒋介石得出结论认定：“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是非藉经过有效能的统治权之施行不可。”而且这还是出于“民意”的要求：“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注：转引自河阳等著《蒋介石揭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1932年4月2日，蒋介石更在高级军事会议上明确提出：“德国强盛的先例，就是我们的榜样”。（注：〔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演讲，第483页。） 在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受欧洲法西斯思想影响较大的时期，他把上述思想与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理论联系起来了，一度时期在其建党与建军方法上大力效仿德意法西斯，组织了“力行社”、“复兴社”等带有特务组织色彩的军人团体，在组织内部明文规定以蒋介石个人为最高领袖，成员们闻蒋之名就要立正致敬，实行从内容到形式的完全个人效忠。在蒋介石的鼓励下，在国民党及军队内产生了大量的公开鼓吹实行法西斯主义的言论与行为，甚至连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在考察德意回国后，也发表文章认为“独裁是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途径”，“复兴社”分子则大声疾呼“通过法西斯主义，一个国家就能迅速地摆脱苦境，实现军事化和统一”，国民党要人张继甚至公然主张推举蒋介石做“中国的希特勒”。这股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浪潮持续多年，所以有学者说：“蒋介石深入分析德国的成功的经验，取来与中国传统道德相结合，以后者界定前者。”（注：［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版，第223页。）这也就是蒋介石在20世纪30年代大力推进联德外交政策，发展他与纳粹德国关系的基本原因所在。直到后来德意法西斯的对内残酷镇压对外侵略扩张的真面目暴露无遗，法西斯名称已臭，蒋介石这才渐渐不提此话。 蒋介石对日本武士道军国主义及德意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向往与崇拜，是他的思想历程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他推崇武士道与法西斯主义的目的，仍然是要把这些来自国外的暴力统治、独裁思想及其组织形式与中国的封建统治传统结合起来，训导人民做自觉的愚民与顺民而驯服于他的统治。 三、蒋介石思想体系组成要点述评 蒋介石在统治大陆期间对内实行的是封建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较为狂热地崇拜日德意等国的军事法西斯主义，视之为巩固其统治的法宝。但作为一个孙中山的信徒，蒋介石也不能丢弃“三民主义”的政治理想，于是，他折衷地兼顾两者，提出了“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的口号，想把两者融合为一体，为己所用。 在公开的场合，蒋介石大讲“三民主义”，言必称总理，他说：“我们要在二十世纪的世界谋生存，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主义，只有依照总理的遗教，拿三民主义来作中心思想才能统一中国。……再不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了。”（注：蒋介石：《中国建设之途径》，［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577页。）他以此来作为对抗共产主义和反共的理由。 蒋介石把他的三民主义划分为政治建设、物质建设、心理建设与社会建设、伦理建设五个部分，统称为“五大建设的理论体系”。而其中以政治、心理、伦理建设三部分为其理论之构成基础。 （一）政治建设 蒋介石将孙中山参考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学说而创立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权能分立学说定为他的政治建设理论的基本框架，但他也对其进行了适合自己需要的修改。在训政理论方面，第一，他强调以“革命的民权”来代替孙中山的“充分的民权”；他说“总理所主张的民权，不能随便赋予于不了解革命主义以及没有誓行革命主义决心的一切人……”；对于个人自由，蒋介石提倡所谓“合理的自由”，他表述说：“限制个人的自由，以保持人人的自由；牺牲个人的自由，以求得国家之自由。”（注：蒋介石：《总理遗教概要》，［台］《总统蒋公思想论文总集》卷1，国民党党史会1966年版，第14-15页。）这些话，被他用来曲解为压制民权与自由的理由，这就与孙中山先生的愿意背道而驰了。第二，他特别强调“党国不可分”的观点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独裁统治地位。他说“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的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台］《总统蒋公思想论文总集》卷1，第166页。）此正所谓“没有中国国民党便没有中国”之意。在将国民党与中国的命运强加在一起的同时，蒋介石似乎又为国民党在中国的一党统治地位找到了“合法依据”。1931年，他在国民会议上说：“必经过训政之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自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7年编印，第105页。）遵照蒋的这一思想，这次国民会议通过了以“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为主旨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国民党在中国独一的统治地位。（注：《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二史馆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蒋介石曾不无得意地写道： “中国国民党乃是全国国民共有共享的一个建国的总机关。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台］《总统蒋公思想论文总集》卷1，第166页。） 蒋介石的这些思想是继承了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中的个人英雄史观等思想，加以扩大所至，它一方面反映了蒋介石个人思想中的消极面，另一方面也是和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与落后的经济发展条件相对应的。这就是蒋介石思想理论产生的主客观原因。 （二）心理建设 蒋介石的心理建设理论的构成，包括有两个主要方面的因素。其一是他的国家民族精神，第二是他所理解的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即“力行哲学”。 第一个方面，蒋介石把心理建设与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建设联系在了一起。他认为在孙中山的思想中，心理建设就是民族主义思想养成的重要一部分。他说： “凡是一个民族，能够立在世界上，到几千年不被人家灭亡，这个民族一定有其立国精神的所在，就是所谓‘国魂’……‘国魂’是什么？就是民族精神。 凡一个国家总要有民族的精神，然后他的民族性才能养成”。（注：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6页。） 从比较全面客观的角度分析，除了出于政治立场的考量而综其一生的历史，总的来看，蒋介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不仅出自于他的言论，而且得证于他早期的坚持抗日到底与晚年的坚决反对台独与维护国家统一。 在第二个方面，蒋介石认为御辱救国之根本在于恢复“固有的民族道德”，同时吸取新的外来思想，形一种成新的民族性。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就是要贯彻“知难行易”与“力行哲学”的思想。蒋介石说： “现在我们要恢复民族精神，要中国的国家民族复兴，就先要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道德，尤其要实行总理知难行易的革命哲学”。（注：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第587页。） 他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解释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挥，并从中引导出他的“力行哲学”的理论。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论述。 总的来看，在“心理建设”方面，蒋介石表现和强调了对国家、民族立场及其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但他试图把儒学传统学说嫁接到三民主义上来解决现实的问题，用传统的儒学人生观、道德观与价值观来医治当时中国的社会痼疾，以造成一个蒋式三民主义的社会构架，结果没有成功。 （三）伦理建设 蒋介石宣扬复古的儒家思想，当然不能离开现实的考虑，他的一切思想宣传，其直接意图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因此，在以其思想指导社会新的伦理建设实践方面，他就要宣扬恢复封建道德，欲以之来安定社会，收拢人心，而达维持统治秩序的目的。 蒋介石对于伦理的理解“是说明人对人的关系”，“亦即是人对于家庭、邻里、社会、国家和世界人类应该怎么样。阐明他各种关系上正当的态度，诉之于人的理性而定出行为的标准。”（注：蒋介石：《政治的道理》，〔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7页。）他从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思想出发，认为一切人都有与生俱来的“爱人”的天性，因此只有建立在这种爱心基础上的伦理政治才是最有根底、最完善的政治，而法制则只不过是代表着强制性的国家公共权力，有其局限性。因此，他把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社会伦理建设的目标定为“倡明我国固有的人伦关系”，“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一言以蔽之，仍然是要复古。 在蒋的眼中，所谓的“固有道德”就是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其具体内容就是：“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三达德”（智仁勇）、“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些旧道德是高于和重于国家法律的。他说：“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负政治责任者的生活行为态度，皆要合乎礼。”（注：蒋介石：《政治的道理》，〔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87页。）他又说：“我提倡四句口号作为我们民族立国之精神的基础，这四句口号就是‘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我们要个个人尚礼守法，见义勇为，负起责任，严守纪律。”（注：蒋介石：《为学之目的与教育之要义》，〔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其意思是要人民个个“从我做起”，注重道德修养，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由亲至疏，从而达到“对家庭、社会和国家完满负责”的效果，实现几千年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们所梦想的秩序和儒家信徒们所谓“内圣外王”的理想。（注：所谓“内圣外王”的含义，指的是儒学家们在个人品德修养达到至高的“内圣”基础之后，能够有机会来运用他的这种底蕴与才干去经邦济世，干一番事业，达到“外王”的目的。它是儒学家思想中的至高境界，也是历代封建知识分子们所刻意追求的目标。） 除了主张这种以血缘关系强调单方面的义务的内容外，蒋介石的伦理建设第二大内容就是“忠君爱国”，他把这作为新伦理建设的基础。他在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要求全体国民“对国尽忠，对民族尽孝”，又主张“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另一方面，在要求国民党员及属下效忠于他个人方面，蒋介石一直是在不遗余力地作努力，他自己曾有过自比皇帝的言论。1934年9月11日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学员训话时，就曾说过： “无论专制国家、民主国家，乃至于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有一个元首或领袖，在帝制国家里，称为皇帝与天子，民主国家，便称为大总统与主席，名义虽不同，而其为代表国家的领袖则一。所以《大学》里的天子，我们可以广义解作国家元首。”（注：转引自河阳等《蒋介石揭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这番话，暴露了蒋氏内心深处的一点不便明说的意图。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蒋介石早年就对日本军国主义与德国“铁血主义”思想向往之至，这是他的思想历程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他推崇德意法西斯主义的目的，仍然是想把这些来自国外的独裁思想与组织形式与中国的封建传统结合起来，训导人民做自觉的愚民与顺民而服从于他的统治。这也就暴露了蒋介石的“新伦理”本质之所在。 蒋介石为了贯彻他的复古思想，曾经采取了许多的措施。1933-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把“四书五经”编为教科书，在广东等省中小学里实行强行推广阅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还通过了在全国进行“尊孔祭圣”的决议，以每年的8月27日为“孔诞纪念大典”日，在全国学校举行纪念活动；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前线，为贯彻他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抵抗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亲自提倡发动了一场“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的宗旨是要“提高国民的道德”，所宣称的就是要以“四维八德”的封建规范来约束人民的衣食住行各种行为，使之符合于蒋介石的思想观念准则。通过这场运动，蒋希望人们都能有“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行为”、“清清白白的辨别”、“切切实实的觉悟”，“其意义就是要使我们全国同胞，都能恢复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精神。”（注：蒋介石：《二十五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国民自救救国之要道》，〔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第3150页。）实际上，这场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蒋介石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的规模与影响最大的一次尝试。在这场运动中，蒋介石全面公开地提倡“恢复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精神”，要把他的“新伦理”灌输到全国人民中间，以此来“抵抗共产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这首先在科学理论上就是以落后来对抗先进，是不可能成功的。其次，在当时国破民穷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人们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障，又怎能去享受这种“新生活”？尽管国民党的各级组织在“CC派”党干的大力推动下普遍推行这场运动，但实在是收效甚微，到了抗战后期，也就渐渐无疾而终了。 作为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个人的思想对那个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也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某些痕迹。但是，因为蒋的思想本身并没有什么具有发展意义的东西，而只是一味地追求复古，因此它就没有创造力，也就没有了适合于历史潮流发展的生命力。 总而言之，蒋介石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侵蚀的政治家，他从中国落后的封建意识出发，以儒家的价值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去衡量一切考虑一切，甚至用他们来理解阐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其结果当然是将三民主义扭曲化，并在其实践中碰壁，引导国民党政权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蒋介石思想的特征是一种充满了封建主义色彩与内涵的旧思想意识，它是对孙中山民主思想的一个倒退。经过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四年的历史经验证明，这种有悖于历史发展的新瓶装旧酒式的理论是行不通的。因此，在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下，以封建专制思想为基础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不可能建设起一个民主的国家的。而近代中国走向民主的大趋势也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四、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儒学化思想及其实践 （一）蒋介石将三民主义儒学化 蒋介石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解为对中国古代《大学》之道的继承，而不是新的革命思想，其本质就是“明德”与“亲民”，其方法是“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而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一基础上，蒋介石又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相联系起来。他认为：“孔子之道，至汉儒而支离，至宋儒而空虚，至王阳明而复兴，迨至我们总理而集大成。”（注：蒋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台〕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第544页。）这样一来，孙中山便成为孔子、王阳明的继承者，三民主义与孔孟儒学、宋明理学于是便成了师承关系，而他蒋介石也就是孙中山的继承人。 蒋介石思想中的哲学部分是继承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与宣扬其自行总结的“力行理论”。他明确地说过： “总理的‘三民主义’与‘知难行易’的学说，即是始于衣食住行之微，而极于大同之治。所以知难致其知，而以行易致其用。所以，总理的主义学说，除形式上富有时代的色彩外，其本质、方法、作用，完全与大学之道相符合的；所以可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明德，、‘亲民’的道理。要信仰‘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在止于善’的道理。”（注：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第593页。） 王阳明的理论是几百年前的陈货，为什么蒋介石对之有那么浓厚的兴趣呢？这是因为蒋介石与王阳明在认识论上有着共同点，那就是注重“行”的哲学。 蒋是一个实干家，他对纯理论的东西不太感兴趣，而集中精力试图比较简单地从理论上来说明他的“快干”、“硬干”、“实干”方针的正确性，但他又要继承孙中山的理论遗产，继续鼓吹三民主义。于是，他便自然地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作出为我所用的阐述。 实际上，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知难行易”思想只是借用了古代行知观的概念，其实质是与王阳明的理论内涵完全不同的一种近代民主革命思想，他是以整个的宇宙为对象，要求人们把认识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科学与理性思维的基础之上，从局部的深入了解发展到整体的归纳总结，从而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以得到真知。按照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他是承认“客观事物的存在是先于理论”的，这与王阳明的思想完全相反，两者毫无承续关系。不仅如此，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还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自身的认识也会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提高，从“不知而行”到“行而后知”再到“知而后行”，体现出他对知行两者“由行得知”“知可导行”辩证关系的完整阐述。应当承认，孙中山先生的这种革命的哲学思想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可以指导当时中国革命的实践。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也承认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在其“知”的对象方面比王阳明的广泛而进步，他说：“王阳明所讲良知的‘知’，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觉，不待外求；而总理所讲“知难”的知，是一切学问的知识，是不易强求。”（注：蒋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第537页。）但在对待两者之时，蒋介石似乎更喜欢王阳明。他特别喜欢强调孙中山与王阳明的一致性： “王阳明所讲的是‘知行合一’，总理所讲的是‘知难行易’，统统是反对从前‘知易行难’只知静而不知动的哲学。这两个哲学，就作用方面说，可说只有一个，因为统是注重在动的方面，而且统是注重在行的哲学。”（注：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第588页。） 他否认“知”后对于“行”的能动作用，直接说“知难行易”的根本就是要人们去“力行”。 1939年，蒋介石曾专门写过《行的道理》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蒋介石又把他的“诚”的理论与“行”的理论相配合而形成一个思想体系。他把“诚”作为理论本体，把“行”作为实现“诚”的方法，即所谓以“诚”为体以“行”为用。蒋介石对“诚”的解释是“择善固执”、“贯彻始终”，其具体内容为“明礼义”、“知廉耻”；而为了实现“诚”的目标，“则必有一方法焉，此方法为何？曰‘行’。”（注：易君左：《总裁思想体系之研究》，二史馆藏档。） 蒋介石说：“有了这个‘诚’字和智仁勇三个字做革命的原动力，我们还要能够‘力行’。”（注：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转引自易君左《总裁思想体系之研究》。）他又进一步阐述说：“古往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人类一切真实的成就，都基于力行。”“古往今来凿山治水的巨大工程，腾空钻地的伟大发明，旋乾转坤济弱扶倾的革命工作，都是我们人类‘力行’所成就，所以问题完全在于我们有没有贯彻始终的决心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注：蒋介石：《行的道理》，转引自易君左《总裁思想体系之研究》，同前出处。） 他把“行”作为他唯一的人生哲学和行动的准则，并认为“行”与“诚”是不能分离的。他写道： “‘行’的出发点，只要是发乎天性，出乎至诚，是利他而不是利己，是救人而不是害人。那么，所谓‘诚者物之始终’，开始的时候就已伏有最后成功的因素，循此而行，前进不缀，就不见有什么难行之事，亦决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所以我们行事，只要以‘至诚’去‘力行’就必能笃行实行。唯有笃行实行，才能算是‘行’。”（注：蒋介石：《行的道理》，转引自易君左《总裁思想体系之研究》。）“古人说‘诚之所至，金石为开’，这一个‘诚’字就是‘力行’之神髓，可以克服一切、战胜一切。”（注：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转引自易君左《总裁思想体系之研究》。） 蒋介石所阐述的无非是“以‘诚’行‘行’”和“以‘行’成‘诚’”的“诚”与“行”两者的辩证关系，但他万变不能离其“孙”，最后总是要和孙中山的思想理论达上联系才罢。于是有人歌之曰：“总裁发扬光大国父‘知难行易’之遗教，首倡‘力行’哲学，教人笃行实行，亦即硬干实干；复明白指示‘力行’之效，乃以国父‘知难行易’学说为其基点，而从‘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之认识上出发。不但此也，总裁更秉其天赋之英明，大声疾呼而续一语曰：‘不行不能知’。”（注：易君左：《总裁思想体系之研究》，二史馆藏档。）将此为视之为蒋氏的理论大发明与对孙中山理论的发展。 为什么说“不行不能知”呢？蒋介石解释说： “因为我们都是后知后觉，我们除了基本的革命大义以外，所知的实在有限，因此我们一方面固然应当竭力求知，同时还应该从‘力行’中去求‘真知’，凡是我学问经验中认为已经获得的知识，如果不是经过实行而证明为有效，就不能断定所知者为真知。所以我们一切的事业，必须实行而后始有真知，也唯有能行而后能知。” 由此，我们可知蒋介石对孙中山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关键一点就在于他加上了一个“不行不能知”。表面上看，这里似乎包含有“实践出真知”的意思，但蒋的本意却不然，在“行”与“知”的关系问题上，他把‘行’的层次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加以特别强调，实际上是对孙中山理论的一个反修改，从而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蒋介石十分坚定地说：“这个‘行’的精神，就是革命精神！”（注：蒋介石：《办学办事与做人的基本要道》（1935年2月1日），转引自易君左《总裁思想体系之研究》，二史馆藏档。） 蒋介石对中国古代封建传统及其儒学思想的推崇，也反映在他对历史人物的偏爱上。在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最崇拜的历史人物是曾国藩、胡林翼、戚继光等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生于乱世而最终成为“匡世扶倾”的干才，而他们同时又都是中国封建传统的卫道者与忠臣孝子，所信奉的是孔孟儒学人生观与价值观；其中如蒋对曾国藩的崇拜，便是典型的例证。 曾国藩是晚清的名将与功臣，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他靠组织湘军为清政府效力而扬名，最后剿灭了足以威胁清王朝的太平军，立下了显赫战功，成为清廷重臣。同时，曾国藩在清末乱世之际，有感于政治废弛，主张以理学经世，以实学砥砺，毕生崇尚程朱理学，又兼取各家之长，是一个典型的孔孟儒学的卫道士，同时又领兵治政，自创体系，开办洋务，扶大厦于将倾，现儒将之风度，成为蒋介石一生崇拜的对象。 蒋介石对曾国藩的崇拜达到了近乎膜拜的地步，他长期熟读《曾文正公全集》，并将曾国藩的义理之学、经世思想及治兵用人之道编为曾氏语录携带于身，时常对照检查自己。他还下令将《曾胡治兵语录》颁发所辖各级军官，要他们遵照奉行。在他的眼里，曾国藩是德才智兼备的完人，在思想及行动上都是值得效法而终生受用不尽的。故而蒋的塾师毛思诚在《蒋介石年表》中曾记述说：蒋“尤喜王阳明、曾文正、胡文忠三集，手未暂释，”其“所学的曾国藩的精神……为其以后终生的精神食粮。”（注：毛思诚：《蒋介石年表》，二史馆藏。） 从蒋介石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哲学和《大学》的迷信，结合他对孔孟及其他中国传统典籍的喜好、对曾国藩之类中国古代封建思想与统治的捍卫者，即为儒学知识分子所崇拜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样板人物的全心推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受旧的封建思想理论影响之深。相比之下，他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乃至于三民主义理论的兴趣甚至也不如前者，蒋介石反复强调孙中山对古代儒家思想的继承性与统一性原因也就在于他更推崇后者。 蒋介石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及其哲学思想的儒学化阐述，并不仅限于“力行理论”一点，而是全方位的。这与他的世界观及人生观有本质的联系。正如前述，蒋介石从小所受的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教育根深蒂固，并未因为他后来投身于反清革命而有根本的改变。这从他主政中国的二十几年里醉心于独裁统治和最终实行“父子相传”等行动中已得到再再的证明。而更加突出的是蒋介石的言行不一，总其一生中的所作所为，其违背中华优良传统与儒学道德训诫的例证比比皆是，不可胜数。 （二）言行不一的蒋介石 蒋介石具有极强的个人自信和权力欲，他的一生是追逐权势的一生，他为了实现当中国的“帝王”的梦想，极善于运用权术，甚至于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因此，他常常说的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他要求别人仁爱宽厚、信义和平，“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还以基督徒的“良心”相标榜，但他自己却常常言行不一，并表现出许多无信无义及寡廉鲜耻的行为，其核心只有一个，即服务于自己的权力与利益。 1921年12月5日，蒋介石在偕新婚之妻陈洁如自沪赴港的航程中，他曾在得意忘形之中自承：经“反复思考，终于下定决心，要成就三件事情，”一是要得到陈洁如为妻；二是“要赢得我们领袖孙中山的信任，以便将来成为他的继承人”，最后是“要成为中国唯一的军事领导人，并且要将全中国统一于一个中央政府之下。”他决不为他人“做嫁衣”，而是要开创自己的基业。他还坦承“我很有野心”。（注：陈洁如著：《蒋介石陈洁如的婚姻故事》，〔台〕《传记文学》1992年2月。）1926年3月26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注：王德胜：《蒋介石年表》，〔台〕世界书局1982年版，第106页。） 综其一生之作为，从早年为“龙头大哥”陈其美两肋插刀，亲手暗杀与他毫无冤仇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并混迹于上海帮会；到后来在广东十多次以“脱队”来要挟孙中山；利用“中山舰事件”、“廖仲恺被刺案”进行反共排斥异己；发动“四一二”血腥政变，大肆屠杀政治对手；软禁“党国元老”胡汉民；用“银弹”收买阎冯桂系军队将领；成立“中统”、“军统”特务组织，以军警特为鹰犬，用暴力暗杀对付反对派，直到后来自食其言长期囚禁张学良、残杀杨虎城全家，最后在台湾搞掉孙立人、白崇禧……蒋介石的种种劣迹再再说明了他有口是心非、心狠手辣与阴谋权术的一面。这与他在公开场合所大声疾呼的“平等仁爱”“四维八德”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使他的说教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哲学、心理、思想及人生观、世界观、理论方面，蒋介石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创造者，而是一个趋于守旧的被动的接受者，他所做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阐述别人的和过去的东西，并希望用这些千年陈规来训导规范现代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他所需要的是其中对他有利的封建统治思想与方法，而对另一些出于人生基本道德规范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标准，他自己却不愿和不能以身作则。 但是，人类历史已发展到了20世纪，如果这些过时的封建思想儒学规则还有一点点可以维系社会生存于不坠的生命力，那么清王朝和封建制度也不至于垮台，国民党的反封建革命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一点，蒋似乎没有想到。他一辈子所大力提倡的这些封建思想和进行复古教育实践的结果证明，他错了，这使他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成为了一个短命的朝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