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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亚里士多德记载，厄菲阿尔特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一些权力，把它们移交给了五百人议事会、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关于有哪些权力被移交给陪审法庭，亚里士多德作了如下记载： 自波斯战争后十七年来，宪法一直受到阿勒俄琶菊斯议会的控制，虽则它也逐渐经过修改。但是随着大众力量的增强，索缚尼得斯之子厄斐阿尔忒斯当了人民的领袖，且在政治生活上享有清廉正直的声誉，便来攻击这个议会了。首先，他就阿勒俄琶菊斯议员的行政行为对他们起诉，因而除去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而后在科农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他又剥夺去这个议会一切保护宪法的格外权力，把某些权力交给五百人议会，另外一些则交给民众会和陪审法庭。[3]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保护宪法的格外权力”包括哪些呢？我们从他的其他论述中可以得到一些线索：在梭伦改革以前，战神山议事会“职掌保护法律，但事实上它管理最大多数的和最重要的国事，对于违反公共秩序的罪人，不用控告，就可以课以刑罚或罚金”。[4] 梭伦改革时，“把保护法律的职责授与阿勒俄琶菊斯议会，这个议会仍旧是宪法的监察人，它监督最大多数的和最重要的国家大事，惩处罪人尤其有最高的权力，无论是罚金或是判刑，它又可以任意将罚金收入补偿卫城的开支，而不用说明开支的理由，它又可以审讯阴谋推翻国家之人，虽则梭伦对于这样的阴谋者已经定下来法律”。[5] 一些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战神山议事会保护宪法的格外权力包括：负责审理叛国的案件；对即将到任的执政官进行任职资格审查（dokimasia）；[7]对即将卸任的官员进行账目审计（euthyna）。[8]战神山议事会掌控了这些职权，实际上就掌控了雅典国家权力的核心，是雅典国家最显赫和最有权势的机构。厄菲阿尔特通过改革，把这些职权分别交给了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仅仅保留了战神山议事会审理故意杀人、投毒致人死亡、纵火和宗教案件的权力。根据奥斯特瓦尔德的考证，陪审法庭从战神山议事会接管了保护宪法的许多职权：1、对反叛国家的案件进行终审，五百人议事会虽然可以审理告发到议事会的反叛国家的案件，但是如果议事会做出死刑判决或者超过500德拉克马罚款的判决，案件就要提交陪审法庭终审，极少数的案件由公民大会做出终审；2、负责审理在账目审计过程中揭露出来的官员违法乱纪的案件。[10]雅典的所有官员在即将卸任的时候要提交任期内的经济账目，经专门的会计员审计后提交到陪审法庭，法庭就每个官员的账目进行表决，如果官员的账目有问题，就由陪审法庭做出相应的判罚。3、五百人议事会对九执政官进行第一次的资格审查后，必须由陪审法庭对九执政官进行第二次的任职资格审查。[11]另外，陪审法庭还获得了一项新的权力，对所有官员进行任职资格审查。[12]雅典的所有官员在就任之前都要接受陪审法庭的资格审查。法庭主要负责审查他们的法律资格，即审查他们是否具有公民权、年龄是否在30岁以上、任职是否超过两次以上、是否符合其他特殊规定等。[13] 关于厄菲阿尔特改革的具体内容虽然还存在着种种意见分歧，但厄菲阿尔特改革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一些权力看来还是历史事实。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厄菲阿尔特为什么要剥夺战神山议事会的这些权力？学术界对此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看法是，公元前487年执政官的选举从庇西特拉图时代开始的投票选举改为抽签选举产生，这就意味着执政官虽然仍旧从第一和第二等级中选出，但已不可能完全由雅典显赫和杰出的人物担任，抽签选举大大降低了显赫政治人物当选的机率，卸任的执政官也可以成为战神山议事会的成员。所以，从公元前487年到公元前462年这25年的时间里，战神山议事会的议员构成逐渐平民化，人员构成的这种改变使得这个机构降低了在雅典政治事务中担当重大职责的能力，所以厄菲阿尔特要对之进行改革。[14]这种观点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为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及陪审法庭这3个机构更是以雅典的平民大众为主体，难道他们就堪当重任吗？华莱士的观点和第一种截然相反，他认为厄菲阿尔特时代的战神山议事会之所以遭受攻击完全是雅典当时的形势发展使然，因为战神山议事会已经成为国家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笔者也倾向于后者的观点，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厄菲阿尔特之所以剥夺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可能是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民主派和贵族派斗争的结果。公元前5世纪80至60年代，根据对内对外政策的不同，雅典政坛分成两派：民主派和贵族派。客蒙是贵族派的代表，对内坚决维护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势，对外主张亲斯巴达的政策；厄菲阿尔特是民主派的代表，对内主张授予平民更多的民主权利，提倡反斯巴达的政策。在这一时期，虽然雅典政治是向着逐渐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在70年代，由于雅典的显贵家庭和贵族代表人物在波斯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一些杰出的军事将领以战神山议事会为依托暂时取得了对民主派的优势地位，战神山议事会也因为和这些人物的密切关系在政治上具有了较以往更大的影响力。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提到： 在这个时候，国家已经随着民主政治的成长而逐渐发展起来；但是，波斯战争之后，阿勒俄琶菊斯议会又变成有权力的机关，并且主持国政，它获得领导地位并非由于有过什么明确的决议，而是由于萨拉密斯海战的原因。当时由于局势所趋，司令官们已经陷于完全绝望之境，宣布每个人都应当照顾自己的安全；然而阿勒俄琶菊斯议会却预备一笔经费，每人分发八德剌克马，使他们担任船上水手。为着这个原因，司令官就不如这个议会那样令人尊重了。这些时期，雅典统治得很好；因为在这时候，人们履行军事义务，在希腊人中博得很高的荣誉，而且取得了海上霸权来对抗拉西第梦人的意志。[16] 学者郭小凌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值得怀疑。因为和战争几乎是同时代的希罗多德在记载中并没有提到雅典人惊慌失措，而是坚决抵抗；而且有铭文资料显示雅典的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在公元前480年从容指挥全城的大撤离，完全和战神山议事会无关。稍后的修昔底德在回忆伯罗奔尼撒战争前的历史时也丝毫未提及这一点。[17]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相信雅典的将军们在战争中手足无措、指挥失当的说法，虽然还不能确定地说战神山议事会在公元前479至462年重新获得了主持国政这样大的权力，但是至少可以推测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势在此期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否则厄菲阿尔特就不会在成功地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之后被暗杀。 民主派和贵族派的矛盾因波斯的入侵而暂时搁置下来，但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后期，当外来入侵的危机减弱的时候，两派的矛盾重新激化起来。以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为代表的民主派就不可避免地压制贵族势力的发展，打击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势。公元前462至461年的事件为厄菲阿尔特提供一个有利的时机。 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发生大地震，希洛人趁机反叛斯巴达人，斯巴达国王请求雅典援助。虽然厄菲阿尔特强烈反对，但客蒙还是在公民大会上赢得了公民的支持，率4000重装步兵前去斯巴达镇压希洛人起义，和斯巴达人一起把希洛人包围在伊托麦（Ithome）。公元前462年，斯巴达再次请求雅典的援助，客蒙再度率军前往。[18]趁着客蒙和他的大批支持者不在雅典的有利时机，厄菲阿尔特先是向陪审法庭起诉战神山议事会的议员接受贿赂或滥用权力，削弱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度，进而在公民大会上获得平民的支持，一举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19]与此同时，客蒙率领的雅典士兵的英勇表现让斯巴达人感受到威胁，他们把雅典人当作危险的阴谋家遣回。这样的羞辱激起雅典公民对亲斯巴达派的强烈不满，尤其把矛头指向了客蒙。在公元前461年，客蒙被一个微不足道的借口放逐10年。[20]民主派在和贵族派的斗争中善于利用民众的情绪铲除异己，巩固了他们在雅典政坛上的地位，为民主改革措施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第二，波斯战争中雅典第四等级公民的力量得到壮大，他们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在马拉松战役之前，雅典军事的主力是重装步兵，主要由雅典的第三等级出任，第四等级在陆战中充当轻装步兵，属于军队中的配角。但自从雅典改变了战略，大力发展海上力量之后，第四等级上升为主力兵种的成员，他们在军队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尤其在萨拉密斯海战中验证了他们的实力，为雅典最后战胜波斯立下了汗马功劳。就连对雅典的民主制进行严厉批评的伪色诺芬也承认，出任战舰划桨手的平民是整个城邦力量的基础，所以他们理应拥有比贵族和富人更多的权利。[21]可以这样说，第四等级公民已经成为公元前5世纪雅典国家变成海上强国后不可须臾或缺的力量，他们也构成了雅典民主最深厚的基础。[22]军事上的支柱地位和他们有限的政治权利是不相称的。梭伦改革以来，第四等级虽然可以出席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但他们几乎没有出任国家官员的资格。在克利斯提尼改革时期，第四等级没有资格进入五百人议事会。到公元前457至456年间，执政官的资格才扩展到第三等级，可能到公元前5世纪末，第四等级参选执政官才被默许。[23]公元前487年虽然采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执政官，但仍旧是从第一和第二等级中抽签选出，[24]而战神山议事会的成员来自卸任的执政官，任职终身，所以富人依然占多数。战神山议事会作为贵族势力的最后堡垒必然会引起第四等级的不满，所以在公元前5世纪70—60年代，军事地位得到增强的第四等级公民要求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利。民主派的代表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可能也认识到要满足雅典平民的要求，以保证城邦的稳固，所以民主派对贵族派势力发起攻击的时候，第四等级应该在公民大会上支持了他们。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谈到了平民力量的增强推动了雅典民主的发展： 各种政体也可因为邦内诸职司之一或其他部分的荣誉或权力的增涨而倾向于寡头、或平民、或共和制度。举例来说，雅典在波斯战争中，元老院卓著勋绩，他们把持国政[这就渐趋于寡头政治]。继而时易势迁，大多数征自平民（贫民）的海军获胜于萨拉米斯之役，奠定了雅典的海上霸权，这些有功的平民（贫民）转而加强了民主的力量。[25] 以厄菲阿尔特为代表的民主派正是借助第四等级公民的强大力量完成了这次重大的民主改革，不仅赋予了陪审法庭新的职权，也促使雅典的民主政治趋向完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