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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Chiang Kai-shek and Taiwan's Recovery Chu Jingtao (47th box,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 【作者简介】褚静涛（1966—），男，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台湾问题研究。南京大学47号信箱 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推行殖民统治。蒋介石青年时代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理念，关注台湾问题。国民政府建立后，他屈从于日本占领台湾的现状，设立台北领事馆，加强大陆与台湾的民间联系。在抗日战争中，他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使美英承诺在日本战败后将台湾归还中国。成立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筹划收复台湾的具体工作。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收复台湾。蒋介石在收复台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应予以肯定。。 【英文摘要】Japan occupied Taiwan in 1895,and carried out the colonialpolicy.As a nationalist,Chiang Kai-shek paid much attentionto Taiwan in his early years.Submitting to Japanese' rulingTaiwan.Chiang Kai-shek established Taipei consulate, and thenstrengthened the popular relations with Taiwan.Making use ofthe advantag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Second Sino-Japanese War,Chiang Kai-shek asked United States and GreatBritain to admit that China would recover Taiwan when Japanwas defeated.Taiwan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was responsiblefor the actual; work of Taiwan's recovery. NationalistGouvrnment finally recovered Taiwan in 1945. However, Chiangkai-shek played an inportant role in taiwan's recovery. 【关 键 词】蒋介石/台湾收复/作用 Kai-shek/Taiwan's recovery/Role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82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800（2000）03—059—10 蒋介石在收复台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台湾的学者已倾注了大量精力进行研究，对他予以高度评价，但鲜少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来探讨台湾回归祖国；近几年来，大陆的学者亦开始注意台湾回归祖国的过程，惜对蒋介石在收复台湾中的作用未能充分关注。笔者不惴浅陋，在查阅出版的档案、回忆录等史料的基础上，就蒋介石在收复台湾过程中的地位作进一步探讨。 关注台湾问题 蒋介石何时关注台湾问题， 学术界的看法不尽一致。 蒋介石生于1887年，日本1895年侵占台湾的时候他才8周岁， 是否此时或以后的一段时间他已开始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残暴侵略，台湾的学者多持肯定态度，取材于蒋介石晚年的回忆。1946年10月蒋石在台湾发表训词：“今天欣逢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中正特来参加这次庆祝大会，与我相别五十年的台省同胞，同聚一堂，共同庆祝光复，使我五十年的宿志得如愿以偿。……我们国父倡导国民革命，即以光复台湾为革命主要目的之一。国父在台湾失陷的一年，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当时发布宣言，就提出‘恢复台湾巩固中华’的口号。此后我们全国革命党员以及中正本人，无时无刻，无不本着国父的遗教，努力奋斗，决心湔雪国耻，全力光复台湾”（注：《蒋介石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会训词》，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南京出版社，1989年）（上），页300。）。蒋介石还回忆：早在民国三年（1914 年）我去东北策动讨袁军事时，总理即曾对我说过，“日本人如果不将东北和台湾交还我们，并保护朝鲜的独立，我们国民革命运动是不能停止的，你要将这个意思告诉日本将领”。结果则是“招待会的主持人是一位日本联队长，听了我的话大为不满，面红耳赤而去。第二天就请我离开东北”（注：李云汉撰：《蒋中正先生与台湾》， 台北， 《近代中国》109期，1995年10月，页163。）。按照蒋介石的言论，他渴求台湾回归祖国，乃基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宗旨，是国民党人的奋斗目标。由于清末民初，孙中山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满清王朝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黑暗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革命党人的力量尚处于劣势，能够得到列强包括日本的支持是孙中山努力谋求的，收复台湾本不是孙中山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因此，笔者认为，对蒋介石的这番回忆不宜轻信，应从他强调收复台湾的重要性的角度来理解。 不可否认，蒋介石在青年时代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理念。1912年，他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撰文道：“各国抱殖民政策，以兵力为后盾，20世纪以后，太平洋沿岸将成为各国驰聘逐角之场，祸在眉睫，我人必讲求保国之道”；“何吾政府，……一忍再忍，丧权辱国，莫此为甚，……又不觉为吾国前途痛哭也”（注：王俯民著：《蒋介石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页33～34。）。据此推断，他对日本侵占台湾应是义愤填膺。至于蒋介石何时公开谈及台湾问题并有文字可考？笔者查阅了蒋介石早年的一些文章、演讲稿，应在他主持黄埔军校时期。1925年7月26日，他对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训话：“如果一旦为帝国主义者用经济力量亡了中国，那时不但是不许你开银行做生意，就是你在外国银行的存款，也不许你自由取用，你要提取少许，都要被他监督用度。这不要看别的，只看台湾和韩国的富翁，在日本银行所存的钱，支取的困难，监督的严密，就可明白了”（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档案出版社，1992年），页400。）。 “取消不平等条约”是国民革命运动的基本内容之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甫建立，蒋介石便放弃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为其外交方面的纲领，试图通过与列强的和平谈判，达到废除旧约、另订新约的目的。通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一点成效，如基本上实现了关税自主。对台湾问题，蒋介石受制于《马关条约》，不敢公开提及。1929年，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主席任内，应台胞的请求，与日本协商，决定在台北设置领事馆，以加强台湾和大陆的民间交往。当国民政府派驻台湾的第一任总领事林绍南抵达台北时，受到台胞热烈欢迎（注：谢东闵等著：《国民革命运动与台湾》（台北，1980年）， 页5。）。其时，一部分台籍青年辗转来到大陆，自动组织团体，有北京台湾青年会、上海台湾青年会、中台同志社、台湾民主党等，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并寻求国民政府的资助，但蒋介石害怕刺激日本侵略者，严禁各级党政机关与台胞的抗日组织接触，在大陆一度高涨的反对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斗争渐趋沉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蒋介石以中国尚无充足的力量抵御日本的侵略为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忙于剿灭共产党红军及各地的反对派，但也面临着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全国各界与日俱增的要求抗日的压力。1934年4月， 他在抚州公开表态：日本人“将我们当作朝鲜、台湾这些地方一样”，中国“又受了日本一个最大的侮辱”，“不仅是东四省的失地我们要收复，而且台湾、琉球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旧有领土，一尺一寸都要由我们手里收回”（注：蒋介石撰：《日本之声明与吾人救国要道》。）。蒋介石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浪潮下，作出反对日本侵略的表白，以减缓国民党内抗日派对他的谴责。就当时中国的实力与面临的内忧外患，一些国民党官兵听了将信将疑。因蒋介石这次演讲当时没有公开刊出，所以未引起社会舆论重视。 表明收复台湾的严正立场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 发动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1938年4月， 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日本自明治以来，早就有一贯的大陆侵略计划。过去甲午之战，他侵占我们的台湾和琉球，日俄战后吞并了朝鲜，侵夺我们旅顺和大连，就已完成了他大陆政策的初步；他就以台湾为南进的根据地，想从此侵略我们华南和华东；而以朝鲜和旅大为他北进的根据地，由此进攻我们的满蒙和华北。……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要维护东亚永久的和平，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必须针对着日本之积极侵略的阴谋，以解放高丽、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这是总理生前所常常对一般同志讲的”（注：《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讲词》，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 3集《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页1～2。）。 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公开提出收复台湾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极大鼓舞了台胞的抗日激情，纷纷回到大陆组织团体参加抗战，主要有浙江的“台湾独立革命党”、福州的“台湾抗日复土同盟”、华南的“台湾民主革命总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等，许多人还加入国民党。1940年3月，蒋介石令朱家骅、陈立夫、王芃生等“负责约同日韩台在渝之革命首领会商”，筹划推动“日本台湾朝鲜的各项革命运动”（注：《蒋介石电》，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2集《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页305。）。 随着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利益冲突的升级，1940年11月，蒋介石写信给罗斯福总统，提出希望美国提供飞机援助的问题，认为“一支以中国沿海机场为基地，直接威胁日本本土、台湾及其新近攫取的海南岛的打击力量，亦可成为对日本夺取新加坡与荷属东印度企图的最为有效的威慑力量。……该部队还可单独行动以攻击日本本土、台湾和海南岛”（注：《美国外交文件》1940年第4卷，页699～700。 转引自陶文钊等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页273。）。此时， 蒋介石开始试探性地向罗斯福提出台湾归属的问题。 1941年12月 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次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向中外宣告“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注：《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页3。）。据此，中日过去所订的条约当然废弃，《马关条约》对台湾的束缚完全消失。于是就国际法而言，台湾自中国对日宣战之日起，即已恢复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法理地位。1942年4月间， 在重庆掀起了一个声势颇大的收复台湾宣传运动，国民政府一些军政要人如孙科、陈立夫、冯玉祥等人，或发表广播演说，或出席宣传集会，或撰写纪念文章，阐述台湾与中国的隶属关系和收复台湾的意义。 1942年4月， 台湾革命同盟会呈请党政当局准予成立“台湾省政府”，“以励人心，而副民望，使六百万台胞得以信奉三民主义，五十年失地得以归依祖国”（注：《台湾革命同盟会致国民政府》。）。其时德军正挥师斯大林格勒，苏联红军坚决抵抗：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与日军厮杀，胜负仍难逆料。蒋介石对“成立台湾省政府”的建议没有表态。 到了1943年，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转入全面反攻阶段；美军在中途岛及瓜达尔卡纳尔群岛大败日军，逐渐取得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朝着有利于同盟国的形势发展。1942年11月3日，外交部长宋子文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日本所侵占之土地均应于战后交还原主，“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注：《宋子文答记者问》。）。其时，盟国有一部分人提出自己关于战后世界安排的看法，如东北划归苏联、台湾国际共管等。美国幸福、生活、时代三大杂志合草的“太平洋关系备忘录”第四段，提议战后在太平洋建立一条防御地带，列入台湾，划归国际共管。为此，1943年初《大公报》发表题为《中国必须收复台湾——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的文章，指出“根据国际公法，台湾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领土。日本从中国手里夺去台湾，台湾应该归还中国。根据大西洋宪章，台湾也该归还中国”。呼吁“中央对台湾问题最好即作具体的措置，以沦陷省区待遇台湾”（注：《大公报社论》。）。 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仅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收复台湾。中国若不能在盟军攻克台湾之前谋求美英承诺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归属问题将变得复杂化。1943年初，宋美龄访美，蒋介石嘱其会见罗福总统时，可商洽中国被日本强占的领土处置问题。1月29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我国只求于实际无损，战后能收复台湾、东三省与外蒙，则其他外来虚荣皆可不以为意也”（注：《蒋委员长抗战日记摘要》，台北，《近代中国》109期，页34。）。2月，驻美大使魏道明电告蒋介石，罗斯福总统已表示“日寇所有岛屿，除其本国外，均应就同盟国警备立场支配之，台湾当然还中国”（注：《魏道明电》。）。罗斯福的承诺使蒋介石稍感宽慰。3月，蒋介石著文指出，“台湾、澎湖列岛本是汉人开发的区域，屹峙东南，久为我们中国的屏藩，迄至明末，乃为荷兰人所侵据，而终为我郑成功所收复，其事迹真可歌可泣。……以国防的需要而论，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统，如有一个区域受异族的侵据，则全民族全国家，即失其自卫上天然的屏障。……所以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无一处不是保卫民族的要塞。这些地方的割裂，即为中国国防的撤除”（注：蒋中正撰：《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 3月，普及本），页6～8。）。不难看出，蒋介石已经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覆亡只是时间问题，中国收回台湾主权排上了国民政府的工作日程。 通过外交途径实现美英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对于台湾的前途，美国内颇有争议，基本上有三种意见，即“台湾可独立和自治；归还中国；设立一临时联军托管制，在托管期间，台湾人民可准备举行公民投票，决定他们的最后政治命运”。而美国国务院的意见是，“台湾是要归还中国，而就美国或联军在台利益不作任何保留”（注：柯乔治著：《被出卖的台湾》，台湾海峡评论杂志社编《台湾命运机密档案》（台北，1991年），页39、41。）。 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国际地位逐步提升。罗斯福总统很想与蒋介石会晤，以商讨对日作战等问题。几经周折，1943年7月8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赞成其秋季会晤之约，并筹划会晤时共同宣言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东北与台湾必须归还中国”（注：何应钦：《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台北，1969年），页51。）。在罗斯福总统及丘吉尔首相的邀请下，11月，蒋介石亲赴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行前，军事委员会参事室草拟了关于开罗会议中国应提出的问题草案，包括日本应将“台湾澎湖列岛（两地一切公有财产及建设一并无偿交与中国）、琉球群岛（或划归国际管理或划为非武装区域）”归还中国。11月23日，他与罗斯福商谈，提出“日本于九一八事变后自中国侵占之领土（包括旅、大租借地）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罗斯福承诺“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应归还中国”。次日，美方草拟的公报草案提出“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小笠原等，当然应归还中国”。蒋介石核定后，认为文中“小笠原”更正为澎湖后可以同意。26日，英方亦提出一份修改案，主张“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英国外交次长贾德干称，此项修改之拟议，美国因英国会或将质询英政府，为何关于其他被占领地区并未说明归还何国，独于满洲、台湾等，则声明归还中国。上述各地固属中国，但殊不必明言耳。随行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指出，“如此修改，不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其他各国亦将发生怀疑。世界人士均多知此次大战，由于日本侵略我东北而起，而吾人作战之目的，亦即在贯彻反侵略主义。苟其如此含糊，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故中国方面对此段修改之文字，碍难接受”。他主张维持原草案字句。美国代表驻苏大使哈立曼赞成王宠惠的意见，称“吾人如措词含糊，则世界各国对吾联合国一向揭橥之原则，将不置信”。通过激烈的辩论，中美双方主张不变，最后英方同意维持原草案。蒋介石还提出，“要使当时之台湾海峡及南亚海上交通不为敌人所利用；要在1945年以前用武力恢复台湾”。26日，中美英三方签署开罗会议宣言，明确表示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注：《开罗会议经过》。）。 1943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开罗逗留七日，其间以政治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本月大部精力，皆用于会议之准备与提案之计划，慎重斟酌，未尝掉以轻心。故会议时各种交涉之进行，其结果乃能出于预期，此固为革命事业中之一项重要成就”。12月4日写道：“昨日发表开罗会议公报以后，中外舆情无不称颂为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寸衷唯有忧惧而已。12月31日写道：“本年自一月英美平等新约订立，乃至美国对华限制移民律撤销案之通过，以及开罗宣言东北与台湾交还中国，加之战后朝鲜独立之声明以后，我国次殖民地之地位与百年来所受之国耻，已扫除尽净”（注：《蒋委员长抗战日记摘要》，台北，《近代中国》109期， 页34。）。无疑，在当时中国尚无充分的军事力量直接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收回台湾的情况下，蒋介石通过外交上的努力，使美英两大国承诺将台湾的主权归还中国，解决台湾在日本战败后的归属问题，为中国最终收复台湾奠定国际法的依据，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在大陆参加抗战的台胞闻迅致电蒋介石：“顷见报载开罗会议重大成功，台澎等地归还中国，凡我台胞同深感奋，如蒙鞭策，愿效驰驱”（注：秦孝仪主编：《国民革命与台湾》（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1980年），页143。）。岛内的台胞，不久也从美军飞机空投的传单中，获知这一喜讯，有如“上天降福星”，奔走相告，期待台湾早日回到祖国怀抱。 着手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 《开罗宣言》发表后，蒋介石遂筹划台湾的收复工作。1941年2 月，他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中央设计局，兼任总裁，委任专人探讨收复失地的具体计划和措施。1944年春，他令行政院秘书张厉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研究并拟具复台政治准备工作、组织及人事等切实办法呈核，批准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下简称“台调会”），作为负责收复台湾工作的职能机构，派行政院秘书长兼全国总动员会议主任的陈仪为主任委员（注：《台调会工作大事记》，《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页4。）。 台湾长期受到日本的殖民统治，因此举凡行政制度、思想文化、社会意识以至于生活习惯，日本的影响均深植于台社会及台民众之中，而陈仪于1902至1907年、1917年至1920年间两度负笈日本，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及日本陆军大学，在国民党内有“日本通”之称，又娶有日籍妻子。1934年至1941年，陈仪担任福建省主席一职，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对闽南人的性格较为了解，而台胞绝大部分是福建移民的后裔。1935年，他奉行政院长汪精卫“以视察名义进行地方外交”之令，率代表团赴台，在日占台40周年大会上“观礼”，随后参观日月潭水力发电所、嘉南大圳、港湾设备及矿山、制糖工厂、大学、气象台等，获赠《台湾法令汇编》。回福州后，陈仪命随从编成《台湾考察报告》。可以说，陈仪是当时国民党内最具台湾相关知识的高级官员（注：钱履周撰：《陈仪主闽事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页32。）。 1944年6月2日，蒋介石批示：“关于将来台湾克复后军事及行政之负责管理问题可根据开罗会议时我方提出之原建议，先向美国商洽，俟有相当结果，再与英国商洽。……所拟关于行政院设‘台湾设省筹备委员会’一节，查现在中央设计局业已设置台湾调查委员会，如稍加充实，多多罗致台湾有关人士，并派有关党政机关负责人员参加，即足以担负调查与筹备之责，暂不必另设机构，以免骈枝之弊”（注：《蒋介石复电》，《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页3。）。为充实台调会的力量，9月25日他批准台调会委员名额增为11人， 并准派台籍人士黄朝琴、游弥坚、丘念台、谢南光、李友邦为会员。12月19日，他又批准台湾党部主任委员王泉笙兼台调会委员，以协调台湾党部与台调会之间的工作往来（注：《台调会工作大事记》，《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页7、9。）。 在蒋介石领导下，台调会就收复台湾工作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其主要任务是，调查台湾实际状况，编辑有关台湾的资料刊物，研究有关台湾问题的意见及方案；训练台湾行政、警察、银行、教育等干部、专业人员；规划未来台湾行政体制及各种机构接收办法。到1945年3月， 台调会共编成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行政制度、财政金融、贸易、交通、教育等概况资料19种，40多万字；分类翻译出台湾民政、财政、金融、司法、农林牧渔、工商交通、教育七大类法令，约150 万字（注：《台调会33年度工作报告》，《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页3～4。）。 接收工作以人才最为重要。1944年8月17日，蒋介石令陈仪、 陈果夫、吴铁城、张厉生、段锡朋、熊式辉等六人共同筹划此事，批示：“所有台湾所需党务与行政之高级及中级行政干部应即一并统筹训练。……同时注意现在教育界、工程界之台湾籍专门人才，以适应将来建设之需要”（注：《中央设计局函》，《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页29。）。9月1日，蒋介石又下令“会同中央警官学校办理台湾警察干部训练”。在台调会统筹协调下，中央训练团举办“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招收学员120人，分民政、工商、交通、财政、金融、 农林、渔牧、教育、司法各组训练，为期4个月，从1944年12月开学至1945年4月结业。四联总处的银行训练班训练银行业务人员40名。1944年10月，中央警官学校开办“台湾警察干部讲习班”，次年在福建设立第二分校，共训练各级警务人员932名（注：《台调会工作大事记》， 《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页7。）。 收复台湾后应实行何种行政体制，台调会及当时在重庆的台籍人士多主张采用不同于各省、而类似于日本在台总督府的行政体制，也有人主张“全盘改变日本统治时的制度，建立省政府，推行当时通行的一切法令规章”。但陈仪等人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1944年8月， 台调会拟成《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草案》，送蒋介石审核。蒋介石有在美军攻占台湾后施行“军政府”的打算，台调会拟在台建立特别省制的意见与他的想法相近。至1945年3月，蒋介石才核定《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该纲要规定“接管后之省政府，应由中央政府以委托行使之方式赋以较大之权力”（注：《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页107、111。）。8月，陈仪又向蒋介石提出不在台湾建立省政府， 改设行政长官公署，作为过渡机构，蒋介石予以首肯。9月4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公布，规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于其职权范围内，得发布署令，并得制定台湾省单行规章。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受中央之委任得办理中央行政。台湾省行政长官，对于台湾省之中央各机关有指挥监督之权”（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页150～151。）。而1944年4 月国民政府修正公布的《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设省政府综理全省事务，并监督地方自治。省政府于不抵触中央法令范围内，得依法发布命令。相比较而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具有比大陆各省政府更大的权力。蒋介石站在专治独裁的立场，支持陈仪取鉴日本在台湾总督府的施政效率，漠视台湾民众要求与大陆省份“一视同仁”的心态，未料到行政长官制度的高度集权与经济统制政策会招致台湾民众的强烈抗争，为“二二八事件”埋下巨大隐患。直到1947年5 月蒋介石用魏道明取代陈仪治台，台湾省政府才建立起来。 1943年底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提议直接攻占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以切断日军在东南亚的战略补给线，并进攻日本本土。为此美国海军军部制定了代号为“铺道”的攻台作战计划，并拟议与蒋介石取得协议，若可能，美单独军政管理台湾，一直到日本投降和战后总解决为止。尼米兹的计划遭到麦克阿瑟的反对，他主张先进攻菲律宾，而罗斯福总统对此不置可否。1944年美军占领雷特岛后，尼米兹等人经过商议，认为占领菲律宾、琉璜岛及琉球群岛应列为优先，遂放弃“铺道”计划，进攻琉球。1944年11月，美国空军遂大规模空袭台湾的日军设施（注：《台湾命运机密档案》，页51、53。）。 随着美军逼近日本本土和希特勒德国的覆亡，接收台湾迫在眉睫。1945年4月7日，蒋介石批准由台调会和党政军各机关主管人员每月开一次联席会议会商接收事宜（注：《台调会工作大事记》，《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页10。）。5月， 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再次尊重誓言“受日寇劫掠最早之台湾，重归祖国，始为我抗战彻底之胜利”（注：《蒋介石讲话》，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页910。）。其间，他接见台湾沦陷50 年来第一位台籍国民党代表谢东闵，问询有关台湾的情况，要谢东闵转告台胞“台湾的光复快要到了”（注：谢东闵著：《归返——我家和我的故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页179～180。）。 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1945年7月26日，美、英、 中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注：《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页77～78。）。8 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次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17日，麦克阿瑟以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内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中国战区统帅蒋委员长投降”，明确了将严格履行开罗会议以来的有关国际承诺、台湾立即由中国接收的安排。9月2日，日本在向各国盟国投降而签署的无条件投降书中表示“接受美、中、英三国政府元首7月26日在波茨坦宣布的，及以后由苏联附署的公告各条款”。9日，蒋介石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达关于日本向中国无条件投降的第一号命令。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收复台湾终于进入实施阶段。8 月2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常会、国防最高委员联席会议上说，“台湾不能回到祖国怀抱，则国家的独立自由就无从谈起，而抗战的目的亦无由达成”，要求部属全力以赴完成台湾接收工作（注：《蒋介石讲话》，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台北，1984 年）， 页171。）。27日，蒋介石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 不久又兼台湾警备总司令。9月1日，陈仪在重庆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总司令部临时办事处，派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具体负责，开始筹划去台受降接收的有关事宜，包括人员调配、去台部队调动安排、与中国战区美军总部联络、商讨接客计划及空海输送等。 10月25日，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向日本台湾总督兼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下达关于接受台湾、澎湖列岛日军投降及对该地区之接收的第一号手令。至此，日本将甲午战争后从中国窃据的台湾、澎湖列岛交还中国的一切法律手续均告完成。陈仪随即发表声明：“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注：《陈仪正式宣布台湾日军投降广播词》，《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页201。）。 台湾终于回归祖国，洗刷了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所遭受的奇耻大辱，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占中的最大收获之一。 蒋介石在台湾问题上的认识，表明了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充分利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利的国际环境，不失时机地实现台湾主权回归中国，最终于1945年10月使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他所起的作用应充分肯定。由于其政权是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并没有给台湾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反而导致“二二八事件”的爆发，使台湾本省同胞对外省籍同胞产生严重的感情伤痕，迄今仍难以抹平，蒋介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收稿日期]2000—04—25 【参考文献】 1.陈兴唐主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M 〕（南京出版社，1989年）。 2.王俯民：《蒋介石详传》〔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年）。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M〕（档案出版社，1992年）。 4.谢东闵：《国民革命运动与台湾》〔M〕（台北，1980年）。 5.张瑞成编：《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M〕（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 6.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M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7.蒋中正：《中国之命运》〔M〕（正中书局，1943年）。 8.台湾海峡评论杂志社编：《台湾命运机密档案》〔M 〕（台北，1991年）。 9.何应钦：《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M〕（台北，1969年）。 10.秦孝仪主编：《国民革命与台湾》〔M〕（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0年）。 11.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M〕（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12.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史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M〕（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 13.谢东闵：《归返——我家和我的故事》〔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 14.《国际条约集》（1945— 1947 ）〔 M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 15.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M〕（台北，1984年）。 【原文出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原刊期号】2000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