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阿喀琉斯之踵
方宇军：民主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这一章的以上部分，我们尽可能引用西方思想家的论述，来说明西方民主在思想上的演变及存在的疑难;我们也努力把现代民主的实践还原于西方的历史现实中，以便于对西方现代民主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在这一节中，我们把这些方面综合起来，找出西方现代民主的致命之处。
我们以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和人与人的对立来构筑政治的核心，可以说是屡试不爽，而于现代民主政治而言，则更是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当第三等级挟带着经济上的成功和政治上的激情来与第一等级、第二等级抗衡时，自身利益的实现绝对是第一位的，这里没有温情脉脉的情调，也没有道貌岸然的矜持，而是赤裸裸的个人利益。一旦第三等级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上站稳脚根，不同利益的对立又再次作祟，把第三等级分立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凭籍经济上的强势试图让无产阶级在政治领域无能问津。然而，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既然民主政治的闸门已经打开，无产阶级也会用民主这个武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追求。但是，政治中毕竟是利益对立的，也就是讲求实力的，只有当无产阶级的实力能与有产阶级抗衡，能让有产阶级慑服，才能在政治上取得应有的地位，因此，无产者民主权利的争取，不无艰难，不无血腥，不无漫长。
在民主政治中，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在人数的优势一直抱有深深的畏惧，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无产者的民主呼啸落实在对有产者的财产侵夺上，有产阶级更是惊恐万分，于是组成有产者的国际联盟来扑灭无产者的民主要求。自此以后，“多数暴政”成了西方民主语汇中的关键词，对个人自由的一再强调和宪政民主的积极推进，主要就是针对“多数暴政”的。我们这里并不是要对“多数暴政”、自由主义或宪政民主作价值判断，而是要提请注意，在民主政治中，无处不在的是不同利益的对立、各自利益的攘夺。随着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强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对外殖民的暴利而无产者能分取一杯羹，随着现代民主制度上的不断完善，不同阶级、不同集团、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对立越来越采取协商、非暴力、妥协的方式。不过，人们之间的利益对立一直都是民主政治的主轴。
人们之间利益的对立，同样表现在国际关系中，而且犹有过之，不论是民主国家之间，还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从来都有利益的争夺，决定胜负的往往都是力量的较量。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断言:“无产者没有祖国。”“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意思是指无产者在自己的国家是与资产者相敌对的，被压迫的，无产者只有组成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消灭资产阶级，才能赢得自身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具有深邃的哲学意蕴，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战争-不论是侵略战争还是反侵略战争，几乎都能在国内得到无产者的支持(至少是不反对)，尤其是当无产者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中分取一杯羹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联合的教导，早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于是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一面挥舞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大旗，一面在非洲贩卖黑奴，在美洲驱逐原住民，在中国强行推销鸦片，在世界各国进行殖民掠夺。只有在这些后进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之后，或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已经得不偿失时，它们才会坐在谈判桌旁，不得不摆出一付民主协商的样子。同样，我们这里不是要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进行道德谴责，而是要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在民主政治(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中，盛行的是利益的争夺、实力的较量。
我们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民主政治中人们利益的普遍对立，有什么意义呢?它能使我们了解民主的真实底蕴，弄清民主的历史进步，洞悉民主的致命缺陷。下面我们简要陈说。
我们曾经说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利益对立更为普遍，而民主得以有生存的空间(参见本书第八章、五)。但是，民主政治中人们倾心甚至痴迷的一些重要方面，都存在问题，首先，民主不是人民做主，甚至不是大多数人作主，因为在人们利益普遍对立的前提下，不可能有“共同的幸福”，“人民的意志”，(熊彼特语)而至多是精英民主，是少数精英在操弄政治(参见本书第八章、三)。 民主政治中的自由诚然可贵，且有一定的正面效应，但在人们追逐自身利益、彼此对立的前提下，自由是自私的、对立的、片面的(参见本书第八章、四)。平等更美妙，但在民主政治中从来没有真正实现，也不可能实现，而采取的一些平等措施，反而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参见本书第八章、四)。人权是要切实尊重的，这是民主政治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但要慎防人权的贲张而损伤社会利益(参见本书第四章、三)。
民主政治真正的历史性贡献是对权力的制约，这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人类的文明史上从未有过如此有效的权力制衡，人们过去对权力敬之畏之，听之任之，经常遭受权力腐败的荼毒，民主政治在较大程度上破解了这一千古难题。民主政治的权力制衡思想，深深植根于对人性恶的认识，而人性恶是文明社会人性的一个重要侧面，是人类苦难和罪恶的渊薮，认识到人性恶，是实现有效政治或良性政治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是，把人性恶普遍化、唯一化，是要承担很大的历史风险的;而民主政治中对权力的制衡，又有将权力人格化、庸俗化的倾向，未能理解权力的神圣与超然(参见本书第八章、四)，并进而导致权力在另一种意义上的蜕变或腐败(这一点我们下面就要讲到)。
而对人类的过去(指近两百年来)、现在、未来具有更深重影响的是民主的弊病，由于民主政治的先导地位和强大气场，民主的弊病所产生的历史性后果会更严重。这些弊病西方先哲己阐述了不少(参见本书第八章、三)，我们也陆续指出了一些，以下只就两个重要的且在民主政体中难以匡救的方面，作一个重点的分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历来都被民主政治的理论家们看作现代民主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促成了人们更为狂野的利益追逐和更加普遍的人际对立，在社会财富急剧膨胀的同时，把人类带入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即使我们欣喜于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无意于精神层面的崇高完美，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恣肆仍会给社会财富造成重大的损失。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以来，不时而兴的经济危机就梦魇般地缠绕着资本主义，不仅使人们陷入失业、破产、焦虑、恐惧的现实困境，让社会财富在危机中大量蒸发，而且经济危机还是多次战争的触发器，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都与经济危机密切相关。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大，经济危机也愈来愈具有世界性质，所产生的危害也越来越大[2]。这一次(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至今没有消停;而困于内政的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洲，把矛头指向中国，是为了转移视眼，抒解国内压力?还是为了美国军火商的利益，刻意制造国际紧张?就不怕擦枪走火，引发新的世界大战?
对于经济危机这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痼疾，思想家们殚精竭虑，试图找出对治的方法，其中最著名且付诸实践的是凯恩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凯恩斯主义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得以实施，使资本主义享有了一段不算太短的黄金时期。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是:加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国内消费，增加政府投入，兴办国有企业，增强二次分配的力度，推行失业救济，编织日益扩大的社会福利网。这些政策措施，使经济危机得到缓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度过一段繁荣稳定的时光。但是好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胀”[3]，凯恩斯主义遭到否定，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经济理论重占上风，可是并没有扭转颓势，到了上世纪末，经济危机又有加密的趋向，直至2008年，经济危机有了一个大爆发。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机，还只是一个间歇性的病症，无论多大多长，总还有复苏的时候;近几十年来，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更持久更顽固更棘手的是这样一些方面:经济增长的长期迟缓;失业率的居高不下;贫富分化的扩大[4]。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亦既现代民主的主要国家)共同面临的头痛问题，这些问题在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中不仅没有缓解，而且有日益加剧的趋势，这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异于雪上加霜，现代西方民主的这个市场经济基础，看来是到了它的艰难时世了。
严格地说，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问题归诸于现代民主的弊病，是有点将经济与政治混而为一了，但把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视作现代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民主的政治学者们的惯常做法。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分析，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基础已经开始削弱甚至动摇之时，现代民主这个上层建筑还能辉煌多久呢?何况，即使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也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民主政治这个上层建筑不能有利于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时，这个上层建筑就存在重大问题了。
对现代民主政治最致命的是权力在另一种意义上的腐败，它因袭成习、积重难返，成为现代民主的阿喀流斯之踵。十多年前我曾经这样写到:“权力的正确含义是公正不偏，适度调衡。在现代的意义上，权力是保证和促进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正当实现的强制性力量，而不是无原则地迁就个人利益和被歪曲的社会利益。在民主政治的实际操作中，权力的来源是人民的选举。为了竞取权力必须赢得足够多的选票，而为了竞选又必须大量的经费支持，因此，在竞选中尤其在执政后，权力的执掌者迎合民众的意愿和满足利益集团的要求，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在这种总的情势下，人们对社会和政府的要求可能是不知厌足的，而政府对这些要求只能穷于应付，这当然可以用来标榜人民主权的伟大，但同时又不能不说这是政府权威的软弱;当公众的利益不能统一时(在人们的普通对立中这是经常发生的)，往往引致政府权威的进退失据;更让人不能控制的是，只要公众的个人利益急剧地倒向一边，而这种个人利益又非正当地实现时，在极端的情况下，会出现希特勒执政的那种民主悲剧(可别忘记，德意法西斯都是通过民主程序上台的)，在一般情况下，会出现滞胀这种由于社会福利等各项开支膨胀而产生的社会病症。总之，权力在民主政体中必须凌驾于各种社会对立之上，否则便难以做到中正不倚、公正不阿，而往往成为群众的尾巴，摇来摆去，以致一方面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婢女，另一方面理应遭到人们的轻视，从而导致权力的公正性、权威性的消失。这就是公共权力在另一种形式上的蜕变。”[5]
这种权力的蜕变或腐败，在两个层面对民主政治产生了毁灭性的作用。
在统治者或领导者这个层面，政治家们已然成了政治小丑[6]，在他们之间，竞选时互相攻讦，互揭彼短，执政后则互相掣肘，使政令难以通行;在他们与民众之间，竞选时自我标榜，乱作许诺，执政后则自行其是，对民众的承诺屡打折扣;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上，竞选时竞相对他国恶意攻击，执政后则和他国握手言和;极尽表演之能事。这些政治小丑在现实政治的钢丝绳上，摇摇摆摆，战战兢兢，只能顾及脚下的尺寸之路，无能有宏图远景之规划，更不用说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 深入了解人性善与恶的历史走向，为人类探寻一条更加光明、更加幸福、更加自由的人间正道。
在人民大众这个层面，权力已经沦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婢女，权力的公正性、权威性、神圣性遭到亵渎，权力未能实现对道的坚守，而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掮客，以迎合各种利益集团的要求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但人们的利益是彼此对立的，权力在这种彼此对立的利益争夺中，左顾右盼，进退两难，只好做起了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游戏，让社会福利(这做起来相对容易，也能得到更多人的拥护)这个蛋糕越做越大，人民大众的胃口也越喂越大，国库的亏空则与日俱增。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对权力的轻蔑日甚，人们的自我意欲更形膨胀。
民主政体中权力的这种蜕变或新型腐败，已经让公共权力衰微了，在国内不复再有什么远大抱负，或许在怂恿其他国家的“颜色革命”中，还能幻想民主的辉煌荣光;而民众在自我放纵的同时，却又不得不面对贫富分化的悬殊和社会对立的加剧。看来民主政治真的玩不转了。
这一次席卷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它不是孤例，带有普遍性质。权力的衰微和人们日见其盛的欲求让社会福利(这只是民主社会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最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方面)不断扩大，国家财政则不堪重负，直至危机爆发。即使到了这样的时刻，民主政治还是无能为力的，要弥补巨额财政亏空，或者必须加税，这富人不干;或者必须削减福利支出，穷人就要罢工游行;两边都不是省油的灯，不会轻易让步，这是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决定的。这个局面看来还要持续下去。结合以上所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弊端，从短期看，金融危机加剧了这一局面，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停滞和失业居高不下会使这一危局成为民主政治的定式。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2] 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更深入的分析，详见拙著《经济学的新思维-兼及西方经济学的评判》，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十二章。
[3] “滞胀”指经济增长停滞的同时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这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奇怪的病症，前所未有，因此当时只好新造一个英语单词stagflation来指称这一经济病症。
[4] 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失业的持续恶化的论证，参见拙著《经济学的新思维》第十、十一章。
[5] 方宇军: 《从中国到世界-文明社会的深层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页。
[6] 为免误解，这里应从本义上理解小丑:小丑是逗人乐的，但成不了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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