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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和利益，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行正义是否一定带来利益？当然不是，而且，恰恰相反，正义往往带来不利——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行正义呢？有没有独立于任何利益的绝对的正义？这本是个哲学问题，却经由一位“历史学家”得到了极为深刻的阐述——修希底德在记叙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时，纠缠于他的头脑中的就是这个问题。 表面看来，在正义和利益的问题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双方——雅典和斯巴达，分别代表着两种极端的态度。斯巴达人追求正义，虔信神灵，凡事要让自己有理有据，不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绝不行动。他们发动对雅典的战争，是执行“解放希腊”的使命。而雅典则是个直言不讳的唯利是图者，对他们来说，除了“合乎利益”之外，行动再无需其他的理由，利益本身就是充足的理由。 他们极力扩张，控制和奴役自己的属国，完全是为了建立雅典帝国，扩大和巩固帝国的利益。按照君子喻于义，小人才喻于利的标准，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简直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然而，修希底德的思考却远超乎以上简单化的“黑白分明”。我们总能从他的文字中隐隐约约地读到某种模棱两可、却极其深刻的东西，很多时候，小人并不那么小人，而君子却露出不那么君子的本性。这种晦暗不清贯穿着《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整部书的叙述，提醒着我们，雅典和斯巴达的对比实际上非常复杂，有必要更加深刻地加以理解。同时，修希底德也给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这个对比的契机——如果说，在发动战争的理由和考虑上，斯巴达更强调正当性而雅典则完全从利益出发的话，那么，在战争过程中，一个关于双方对投降的敌人的审判的对比，却呈现出相反的东西。 修希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第3、4章中接连记载了雅典和斯巴达对各自的投降者的审判，判决的结果形成鲜明的对比：雅典宽容地处置了密提林，而斯巴达却残忍地消灭了普拉提亚。在两次审判之前，还记载着两个关于如何处置投降者的辩论，分别是：1，发生在雅典公民大会内部的对于如何处置叛变的密提林的辩论；2，普拉提亚人和底比斯人在斯巴达人面前进行的关于如何处置投降的普拉提亚人的辩论。这两个辩论之间的对比，比判决结果的对比更加重要。因此，必须仔细地分析这两次辩论。 一、关于密提林的辩论 伯罗奔尼撒战争打到第4年，雅典联盟发生内乱：密提林叛变了。雅典成功地镇压了叛变者。然而，在如何处置密提林的问题上，雅典人犹豫不定——最初，他们在强烈的愤怒情绪下决心采取残忍的行动：杀死密提林全体成年男子，把妇女和儿童变为奴隶。但是，当雅典人稍微平静下来，他们“开始想到这样一个决议是多么残酷和史无前例”。 于是，他们召开公民大会，重新讨论如何处置叛变者，就此，民主派政客克里昂和“攸克拉底的儿子”戴奥多都斯展开了辩论，前者力图维持最残忍的惩罚政策，而后者试图说服雅典人改变从前的决定。在争论中，双方都试图说明自己的观点是对城邦有利的。 最后公民大会采纳了戴奥多都斯的意见。首先，我们必须假定，这次辩论对于公民大会的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后我们要问的是，戴奥多都斯何以能够说服雅典人？下面，我将通过对辩论的内容的梳理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或多或少地知道了，雅典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城邦。 果断和反思 首先，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之前，克里昂和戴奥多都斯发表了各自对于“辩论”本身的看法。由于其目的在于维持先前的决定，因此，克里昂根本就反对辩论。在他看来，正确的做法是不假思索地实施惩罚，而不是优柔寡断，反思已经作出的决定。他说，“通过一些政策，后来又取消这些政策——这是最坏的事情……惩罚罪犯最好和最适当的办法是马上报复”。 而戴奥多都斯针锋相对地指出：“匆忙和愤怒是阻碍我们得到善良主张的两个最大的障碍”， 因此他坚持，要经过深思熟虑，方可作出决定，所以，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是绝对必要的。 作出决定的或急或缓，在肯定前者的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果敢和优柔寡断的对比；而在肯定后者的情况下，就成了武断和深思熟虑的对立。雅典人最后选择了“缓”，撤消了原先的决定。他们是“优柔寡断”还是“深思熟虑”？显而易见，这取决于戴奥多都斯的发言是优柔寡断还是深思熟虑，如果说雅典人毕竟赞同了这个发言的话。我们将会看到，跟真正优柔寡断的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相比，戴奥多都斯的发言实则坚定有力。与斯巴达相比，雅典是果断的。的确，在处置密提林人的问题上，雅典改变了决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决定的改变恰恰是果断的，因为戴奥多都斯极具说服力地论证了改变决定的正确性，而雅典没有在这个正确性的要求面前表现出丝毫的犹豫不决。“果断”并不是要排斥“反思”，只有在理智反思的基础上，果断才是有意义的；否则果断将成为情绪的奴隶。在这一点上雅典人是典范：他们一旦认清戴奥多都斯的建议的确有理，能够给城邦带来真正的利益，就毫不犹豫地听从了他。虽然对于叛变者的愤怒尚未完全消除，然而在雅典人看来，想要作出正确的决定就必须要克制情绪、服从理智。 情绪和理智 情绪和理智，这是古希腊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情绪是变化无常的，理智是稳固持久的，在雅典人看来，后者更可取。辩论的双方都提出了对“容易受情绪驱使”的民众的批评：克里昂不满于他们的“情绪改变”，他急切地希望，趁着仇恨和愤怒还没减退就赶紧作出决定。而戴奥多都斯一再强调要克制情绪，理智地分析究竟怎样才对城邦有利。看似都在否定“情绪”，但实则极为不同。克里昂一面说“民主政治不能统治别人”，因为民众的情绪总是变动不定；可就在同一段讲话中，他接着又说，“普通人治理国家比有智慧的人还要好些”， 为什么出现这个明显的矛盾呢？理由很简单——克里昂反对的是民众情绪从愤怒到怜悯的改变，而不是情绪本身。事实上，他要求公民大会听从原来的愤怒，避免“有智慧的人”所煽动的怜悯。因此，当他批评“民众的情绪总是变动不定”时，他是在批评民众的怜悯；当他反对“有智慧的人”治理国家时，他是在反对这些人对怜悯的煽动，前后一致并无矛盾。然而，戴奥多都斯明确地说，“我请求你们把我的建议当作一个比较好的建议而加以采纳。不要太为怜悯和宽容的心情所支配”， 也就是说，戴奥多都斯认为，凡是情绪都必须加以克制，重大问题的决策必须交给理智来做，既不受愤怒情绪的干扰，也不受怜悯情绪的干扰。克里昂批评民众情绪多变的同时，实际上又不断地煽动着愤怒的情绪；戴奥多都斯并不煽动民众的任何情绪，而是要求他们冷静地判断他的建议是不是“好的建议”，这才是真正理智的态度。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态度，雅典人才会最终采纳戴奥多都斯的建议。克里昂说，雅典人是出于怜悯的情绪才改变了决定，这恰恰是说不通的，反而暴露出他在政治上的幼稚——雅典的任何决定，无一例外都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而戴奥多都斯深刻地指出，只有理智的态度才能真正对城邦有利。那么，戴奥多都斯的建议如何有利于雅典呢？ 利益和正义 关于如何才对城邦有利，让我们首先来看克里昂的观点。他说，严惩叛变者是防止属国叛变的最好途径。“你们（雅典）的领导权依靠你们自己的优越势力，而不是依靠他们（属国）对你们的好感”， 最残忍的惩罚能够起到杀鸡儆猴的效用，又可以显示雅典强大而可怕的力量，使得属国屈服和效忠。因此，这是合乎雅典的利益的。克里昂并非没有道理，然而戴奥多都斯却指出了更为深刻的事实——法律从来无法制止犯罪，同样，再残忍的惩罚也不足以杜绝叛变的发生——“这从人的天性来说是不可能的”， 因为人生来就受“贪欲”、“希望”和“侥幸”的支配，“易于犯错误……没有任何法律可以阻止”。 因此，帝国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平定叛乱，而不是妄想根除它——于是，克里昂看似有理的说法暴露出其严重的弊端，因为严酷的惩罚将会“剥夺叛逆者悔过的可能和他们尽快地赎罪的机会，而使他们陷入绝境……抵抗到底……我们要花费很多金钱去围城，因为它不会投降”。 这无疑是对雅典极为不利的。同时，戴奥多都斯指出，“安全基础在于善良的管理，而不在于刑罚的恐怖”， 即使想要从根本上减少叛乱发生的可能，也应该“以德服人”，而并非通过力量和威胁使属国口服心不服。“不要在他们叛变之后，处以严重的惩罚；而应当在他们叛变之前特别注意他们，使他们连叛变的思想都不会产生”， 这才真正符合城邦的安全和利益。因此戴奥多都斯坚决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就处死所有密提林人，而是建议“只归咎于尽量少数”有罪的人。 克里昂缺乏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显然不够智慧。作为民主派，他认为“普通人治理国家比有智慧的人还要好些”。然而戴奥多都斯却证明了，只有具备深远的眼光、深刻洞察了人性的必然性的“有智慧的人”，才能为城邦指出真正的利益。这不得不令我们想到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哲学家做王才是最好的统治。结合上文分析的结论，即，在武断鲁莽和深思熟虑之间，戴奥多都斯选择后者；在冷静的理智和狂热的情绪之间，他选择前者，还有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他分析城邦利益时表现出的锐利的眼光——所有这些特点加在一起，令戴奥多都斯获得了一种哲人的形象，他对如何处置密提林的态度，更多的，他对正义、利益等重要的政治问题的态度（我们将在后面看到），是一种哲学家的态度。这是否意味着，采纳了戴奥多都斯的建议的雅典，也代表着一种对待政治问题的哲学的态度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在后文分析，现在，让我们回到辩论中来。 很明显，戴奥多都斯的建议更能满足雅典的利益，这使得他的发言更具有说服力，并因此而最终获得了公民大会的通过。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克里昂在发言中一再强调，究竟如何处置密提林，不仅事关雅典的利益，而且还是一个正义与否的问题——惩罚是正义的从而是必须的。 戴奥多都斯已经有力地论证了，宽容密提林对于雅典更为有利；然而，如果说惩罚罪犯才是正义的，那么看起来，在这次审判的辩论中，雅典依然遵循着“唯利是图”的准则——接受了戴奥多都斯关于利益的论证而否定了克里昂的正义的要求。那么，在克里昂所谓正义的要求下，雅典是否“应该”宽容呢？ 对此，克里昂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牢牢抓住两个看似自明的要点，力图论证惩罚的正当性。第一，密提林是有罪的，因为他们是“自愿”作恶， 而“我们只能宽恕那些出于无意的行动”。 第二，复仇是天经地义的，惩罚罪犯就是正义，而密提林的人民和他们的贵族统治者一样犯了罪，因为“人民是可以转到我们这一边来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因此他们都该受到惩罚。 针对克里昂的以上论调，戴奥多都斯首先摆明了这次辩论的问题所在：“如果我们是有理智的话，我们要考虑的不是密提林人是不是有罪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决议对于我们自己是不是正确的问题”。 也就是说，即使密提林是有罪的，从而在“正义”（“正义”这个词最原始的含义就是复仇）的要求下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但是，如果惩罚他们不会带来利益，反而带来不利，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做。显然，戴奥多都斯的用意在于，把问题的讨论重心拉回到利益上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法庭中，我们就应该考虑什么是适当的和公平的；这是一次政治会议，而问题是怎么使密提林对于雅典最为有利”。 在这一点上，戴奥多都斯表现出典型的“雅典性格”——政治就是直言不讳的利益，在政治的世界中，正义只有在它可以为利益服务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那种虚构一个不服从于任何利益的正义，而在实际上却利用它去满足某种利益的做法，是最虚伪的。然而，这种“雅典性格”就等于我们所说的“喻于利”的小人吗？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注意，戴奥多都斯并没有在一般的意义上否认正义。正如他的原话所言：“这是一次政治会议……”，也就是说，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务必开诚布公地直言利益，不要虚伪地大讲正义。然而，政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在法庭中，我们就应该考虑什么是适当的和公平的”。 戴奥多都斯心目中的正义更多的是一个法律概念， 也就是说，如果存在一种独立于任何利益的正义的话，那就是对于法律的无条件的服从。但我们可以问：法律就是正义的吗？法律的正当性的基础何在呢？——我们假设，现在这个问题被放在了辩论双方的面前。 克里昂的回答非常干脆：法律的正当性的基础，仅仅在于它被稳定地服从，从而产生有利的效果。因此他说，“一个城市有坏的法律而固定不变，比一个城市有好的法律而经常改变是要好些”。 一个法律即使是“坏”的，但如果它被稳定地服从，就比本身“好”却没有被稳定服从的法律“要好些”，因此，对于克里昂来说，法律本身无所谓好坏，没有自身的独立的正当性基础，它不过是个工具——利益的工具，用以产生和维持稳定的政治局面。然而在戴奥多都斯看来，法律恰恰不能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他将“政治会议”和“法庭”明确区分开来，虽然，在当时发言的语境中，这个区分是为了避免适用于法庭的正义被虚伪地运用到一切从利益出发的政治世界中来，然而这句话本身却表明，确实还存在一个“适用于法庭”的正义概念：“在法庭中，我们就应该考虑什么是适当的和公平的”。很明显，在戴奥多都斯看来，法律和政治不同，法律不能是“唯利是图”的，它不是利益的工具，而是本身就具有正当性的基础。所以，法律也必有真正的好坏之分，其标准在于正义与否，而不在于能否被稳定地服从——不能被稳定服从的法律可能是失败的，但并不因此而就是“坏”的。 然而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复杂了。在政治会议上只谈利益、不讲正义的戴奥多都斯，却坚持着法律意义上的正义；而在政治问题上大讲“正义”的克里昂，却否定了法律自身的正当性。如果说，真正的正义只能存在于政治之外、法律之中，那么，是戴奥多都斯，而不是克里昂，坚持着真正的正义。这时候，戴奥多都斯，以及赞同了他的建议的雅典，其“小人喻于利”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了。而如果说，政治世界中也有真正的正义——独立于任何利益的正义，那么，似乎克里昂还是比较有理的——然而这一点却经不起追问。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克里昂不是单纯地从“正义”出发的，他的全部努力在于论证以下一点：对全体密提林人施以残酷的惩罚，不仅是正义的，而且是合乎雅典的利益的。也就是说，他所坚持的是正义和利益在相关问题上的统一，而不是单纯的正义。于是，我们可以追问：如果惩罚是不利的，那么，是否应该牺牲利益而服从正义的要求呢？我想，我完全有理由推断，克里昂的回答将是“不应该”，否则他就是在全体公民大会的面前否定雅典的利益；然而，这个答案却使他陷入矛盾——如果不能牺牲利益而服从正义，即，如果正义说到底不过是利益的工具，那么，在政治问题上，任何一个发言者，只要论证了其观点符合城邦的利益就已足够，何必再扯出一堆正义的大道理？戴奥多都斯准确地断定，克里昂“正义”的扯谈，不过是煽动民众的愤怒情绪而已。 这样看来，说政治世界也有独立于任何利益的正义，是讲不通的。实际上，政治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城邦的利益，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任何城邦利益的政治正义，正如不存在违反自身目的的政治一样。硬说有，只能是虚伪——大谈正义的克里昂不过是“伪君子”，而只讲利益的戴奥多都斯好歹也是“真小人”。中国古话说得好，伪君子不如真小人。 雅典的选择 经过投票，公民大会通过了戴奥多都斯的建议：处死了叛变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宽恕了密提林的大多数人民。当然，雅典的选择不是出于怜悯和宽容，而是出于利益的考虑。然而正是这个真小人而非伪君子的选择，避免了一场屠杀——无论在任何意义上，我们清晰的直觉和起码的常识都会告诉我们，处死叛乱城邦的全体成年男子（既包括谋划暴动的罪犯，又包括只是听命于统治者而身不由己的无辜的人民），绝对是不正确的，正确的做法是（尽可能少地）处死主要的罪犯，而饶恕其他人。克里昂说，“有怜悯之感，……宽大为怀，不念旧恶——这三件事情对于一个统治的国家都是十分有害的”， 然而，任何一个具有健全理智的人都会承认，“这三件事情”乃是做一个好人所必须的。克里昂要求雅典人铁石心肠，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好公民本身就不等于好人，前来参与政治决策的雅典人应该是好公民（完全以城邦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好人（即不受人性情感的干扰，即使这种情感是作为好人所必须的），然而这种要求却使克里昂自己陷入矛盾：服从城邦的利益、服从统治者的命令是好公民的首要美德，在此意义上，跟从自己的统治者 进行暴动，是密提林人民政治美德的体现，克里昂却说，他们要为此而受到惩罚，理由不仅仅是他们损害了雅典的利益，还包括他们是“不正义的”（克里昂想要坚持其正义的说辞，就必须承认，密提林人的不正义并非相对于雅典的利益而言，而是某种绝对的不正义）。于是在克里昂那里，好公民的政治德性成了不义——那他还如何要求雅典人也做好公民，以至于要坚决地避免“有怜悯之感”、“宽大为怀”和“不念旧恶”呢？当然，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雅典作出宽容的决定也并非出于怜悯之感——然而有趣的在于：正是出于对城邦利益的考虑(若非戴奥多都斯给雅典人指明，他们很有可能看不到这个真正的利益)，雅典作出了一个不仅仅合乎自身的利益，而且还显得极为正当的决定——至少正如我们的直觉和起码的理智所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样看来，如果说在政治的世界中也能够实现正义和利益的统一，那么，雅典的决定就是一个正义与利益相统一的典范。 雅典的正确选择所依赖的是戴奥多都斯的智慧。上文提到了，戴奥多都斯是以哲学家的形象出现的，而克里昂是个典型的政客。哲学对待政治的态度，是理智的深思熟虑，避免变化无常的情绪的干扰，以深刻的人性洞察，和对城邦真正利益的高瞻远瞩，提出正确的政治决策和最好的行动方案。而缺乏智慧的政客，只会煽动民众的情绪，盲目而武断地作出不好的甚至有害的决定。修希底德告诉我们，雅典是这样一个城邦——哲学的态度是可以获得公民大会的通过，并参与到政治决策中去的。实际上，雅典的伟大领袖都具有哲人的品格，如果雅典人一直听从这些伟大人物的领导，那么他们极有可能获得胜利——即使神谕把雅典的战败归于侵略的不义。事实上，伯里克利早就告诫雅典人，不可妄图征服整个西西里岛，而正是雅典人对这个告诫的违背，导致了他们最终失败的结局。 这些都是后话，不管怎么说，至少到目前为止，雅典的形象是哲人的形象。至于它常常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凡事“喻于利”的小人，那只是因为它对以下现实着有深刻的洞察：在政治世界中，没有独立于利益的正义，所以，不如抛开虚假的面具，认认真真而又充满智慧地唯利是图。而克里昂所代表的政治，是政客的政治，它不仅缺乏哲学的智慧，而且编造各种虚伪的正义说辞来为自己辩护。政客的虚伪，本身也是缺乏智慧的结果——克里昂不正是因为在城邦利益的问题上辩不过比他智慧得多的戴奥多都斯，才需要百般强调自己的正义吗？ 尽管在最后的投票中，戴奥多都斯只是以微弱的优势胜出，但是，雅典毕竟选择了他而没有选克里昂。雅典选择了诚实和智慧——它是哲学的城邦。 二、关于普拉提亚的辩论 带着“戴奥多都斯如何说服雅典人”的疑问，我们分析了发生在雅典的辩论，我们发现雅典人是被他的智慧说服的。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在政治上，雅典选择了哲人的智慧，它是哲学的城邦。然而关于普拉提亚的辩论，却跟关于密提林的辩论非常不同，对于它我们根本就无法提出以下问题——底比斯人如何说服了斯巴达人？这是因为，斯巴达人甚至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听这次辩论，既没有听普拉提亚人的辩护和哀求，也没有听底比斯人的控诉。他们严酷地惩罚了普拉提亚，然而，这是早已决定好的判决，根本和这次辩论无关。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深刻透露出了斯巴达的真实面目。那么，为什么说这次辩论对于斯巴达人的判决没有任何影响呢？等到我们分析完这次辩论就能获得答案。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初，底比斯人侵入了普拉提亚，然而，直到战争的第4年，在斯巴达的军事帮助下，普拉提亚才被彻底征服，投降斯巴达。虽然普拉提亚是被侵略者，但是由于他们跟从雅典“奴役整个希腊”，并且在战争中使用了很多不正义的伎俩（包括几次三番地言而无信），因此，底比斯人控诉普拉提亚人，要求斯巴达给于他们严酷的惩罚，而普拉提亚人则力图为自己辩护，一场辩论就此展开。 旧账和新账 首先，普拉提亚人翻出旧账。他们提出，在希波战争中，普拉提亚是抵抗波斯、解放希腊的英雄，而底比斯人则跟随波斯侵略希腊。于是他们说，“我们应该有资格把我们现在可能犯了的错误和我们那时候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来较量一下。你们会发现我们的功绩远远地超过了我们的过失”。 然而，底比斯人指出，普拉提亚不过是雅典的走狗，“他们之所以没有和波斯人合作的唯一原因是因为雅典人没有这样作”， 他们抵抗波斯只是出于对雅典的服从而不是对正义的坚持，算不上英雄功绩。至于底比斯曾经联合波斯反对过希腊，底比斯人的辩护是，当时底比斯城的政体是糟糕的寡头制，处于统治地位的“小集团……以武力镇压人民，勾引波斯人进来。这不是整个城邦的行动”。 因此，抵抗了波斯的普拉提并不就是正义的，而联合波斯进攻希腊的底比斯也并不就是不义的。然而，这个结论影响到了斯巴达人的判决吗？本来，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斯巴达是极为讲究正义的城邦。普拉提亚人究竟是正义的还是不义的，这一点，应该对斯巴达人的判决具有重要的影响才对。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这一点将在后面的分析中变得清楚起来。 重提旧账没有令普拉提亚人变得理直气壮，他们转而控诉底比斯人最近的侵略。“抵抗侵略者总是正当的”， 普拉提亚人认为，这是底比斯人无论如何驳不倒的——因为他们确实主动侵入了普拉提亚人的城邦。然而底比斯人指出，“当时是你们自己的公民……自动请求我们的援助”。原来，底比斯人之所以进入普拉提亚城，是普拉提亚城内部的一个政党“邀请来” 帮助他们反对自己的政敌的，而底比斯最初进入普拉提亚的时候，也并未采取军事对抗的态度，实际上，是普拉提亚人先向他们进攻。同时，底比斯人指出，普拉提亚人在战争中的确行了种种不义 。并且，提到新账，更加令普拉提亚陷入不义的事实在于，他们是在“无人强迫的情况下，自愿地遵从雅典的政策”， 从而损害希腊的自由。 这样看来，无论是旧账还是新账，普拉提亚人都陷入不义。 然而，斯巴达人是因为普拉提亚的不义而作出了惩罚他们的判决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次惩罚是极为残酷的：斯巴达人“把普拉提亚人一个一个地带到他们的面前，向每一个提出同样的问题：‘你在战争中做过一点什么事情帮助过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吗？’当每个人回答‘没有’的时候，他就被拖出去处死，毫无例外”。 用修希底德的话来说，这是一次“屠杀”。尽管普拉提亚的确是不义的，但是，何必用这样残忍的方式惩罚他们呢？斯巴达自诩为正义的城邦，正义的要求是对不义者进行惩罚，然而，正义也仅仅要求惩罚而已——如此残忍的惩罚，就绝不仅仅是出于正义的考虑了。普拉提亚和底比斯的辩论，顶多说明了普拉提亚的不义，即它的应受惩罚，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它应该受到那样的惩罚。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巴达的判决并不是取决于辩论的结果。 那么，斯巴达究竟为什么要如此残酷地对待普拉提亚呢？修希底德尖锐地指出，“斯巴达人对待普拉提亚人这样残酷，主要地或完全地是为了底比斯人的缘故；他们认为在这个战争阶段中，底比斯人对于他们是有用的”。 也就是说，为了满足底比斯人愤怒的复仇心，从而讨好这个“有用”的同盟者，斯巴达牺牲了普拉提亚。 斯巴达牺牲的岂止普拉提亚？它还牺牲了更为重要的东西。 正义的牺牲 在分析关于密提林的辩论时，我们说，那场辩论更多的是从利益出发的。而这场关于普拉提亚的辩论，无论是普拉提亚人还是底比斯人，都更多的是从正义的角度出发的。其中的原因大概在于，底比斯人对自己于斯巴达的用处非常自信，故没有必要提醒斯巴达，满足自己的要求对于他们更加有利；而普拉提亚无法给斯巴达提供任何利益，因此，他们的发言不得不着眼于正义。他们找出种种理由，试图证明自己的正义，然而他们找到的全部理由都被随后发言的底比斯人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但是，尽管如此，普拉提亚人向斯巴达人提出的下面这个理由，却是本该值得斯巴达人考虑的： 普拉提亚人提醒斯巴达人，底比斯曾联合波斯反对整个希腊，而普拉提亚的土地上埋葬着在希波战争中丧生的斯巴达人，如果“把普拉提亚的土地变为底比斯人的领土的话，你们就是把你们的父辈和亲属遗留在……那些杀害他们的人中间”。 普拉提亚人曾经在希波战争中的功绩和他们现在的被侵略者的地位，都不足以论证他们的正义，相反底比斯人的反驳更加有理。因此，斯巴达对普拉提亚的惩罚，尽管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也多少兼顾了正义的要求。然而，普拉提亚提出的以上一点，是底比斯人无法反驳的，也是斯巴达人不能视而不见的。尊重和祭祀祖先是希腊世界的神法，而斯巴达人据说是虔诚地信神的，因此，这条理由应该是能够打动他们的——然而，事实上它却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斯巴达人完全不顾对祖先的触犯，出卖了波桑尼阿斯用来埋葬同胞的“友邦的领土”。 斯巴达从来都以解放希腊的正义者自居，凡事要找到义正严词的理由，虔信神灵，打仗前都要去求问神谕。然而，在利益和正义的两难选择的处境中，他们竟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利益而不是正义。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普拉提亚是正义的——它的确是不义的，然而对于斯巴达来说，正义与否的选择不在于是否惩罚普拉提亚，而在于如何惩罚它，这和雅典在处置密提林的问题上的处境一模一样。但斯巴达的选择却和雅典完全相反：雅典选择了正义的惩罚方式——处死主要的罪犯而宽恕其他人，这个选择之所以是正义的，因为它避免了显然是不正义的屠杀。而斯巴达却屠杀了普拉提亚人。尽管，它或许能够论证惩罚普拉提亚的正当性，但是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论证以屠杀作为惩罚是正义的，因为任何屠杀都不可能出于正义的要求，而斯巴达对普拉提亚人的屠杀，正如修希底德指出的那样，只是为了“为了讨好另一个国家”， 是不折不扣地从利益出发的。为了满足底比斯人的复仇欲望，以便巩固和同盟者之间的关系，斯巴达不仅牺牲了普拉提亚，而且牺牲了尊重祖先的神法，也牺牲了不可滥杀无辜的正义法则。 斯巴达的形象 在修希底德的《波罗本拟撒战争史》中，斯巴达究竟是怎样一个形象？不可否认，斯巴达人对神灵的虔信并不是虚假的，他们对正义的讲究也并不是完全的伪装。“伪君子”这个词用来形容克里昂也许是恰当的，但是用在斯巴达身上，就过分了。斯巴达人的确发自内心地虔信神灵和追求正义，然而，在利益面前，这种发自内心的正义感却是无力的，为了满足显而易见的利益的需要，它如此轻易地就被抛弃了——这再次说明，在政治世界中，本来就没有一个独立于任何利益的正义，因为政治本身就是从城邦利益出发的，它完全是实现城邦利益的手段。从单纯政治的意义上讲，斯巴达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这种选择是符合它的利益的。但是斯巴达人自己却不见得这样认为——他们会想方设法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正义的。于是，他们在处死每一个普拉提亚人之间，都明知故问道，“你在战争中做过一点什么事情帮助过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吗？”作为战争中的敌对方，普拉提亚怎么可能帮助斯巴达和它的同盟者？当每一个被告无可奈何地回答“没有”的时候，斯巴达就自认为获得了处死他的正义的理由——因为斯巴达同盟据说是要将希腊从雅典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正义的同盟，所以与这个同盟为敌就是敌对正义，就是不义，而杀死不义者就是正义的。如果换成雅典，就完全可以省了这个明知故问。 然而斯巴达之为斯巴达就在于，它需要这个明知故问。斯巴达需要政治正义，即使这种政治的正义是虚伪的，斯巴达对它的需要却不是虚伪的。我们必须看到，虽然斯巴达屠杀普拉提亚人是完全从利益出发的，然而它为自己的行动寻找正义的理由，这本身却并非完全受利益的驱使。实际上，凭借自己的强大，斯巴达不需要在任何人面前辩护自己的行动，但是他们的确需要在自己面前辩护——用一个正义的理由说服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斯巴达为真诚的政治伪君子，其虚伪真诚到了自欺的程度。任何在政治世界中时刻、处处宣称要坚持本来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的正义的城邦，都是政治的自欺者。而斯巴达作为典型的自欺者，成功地骗住了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说斯巴达不够诚实，只能说它不够哲学，没有深刻地洞察到政治世界的本质。缺乏哲学的政治，并非看不到自己的利益所在（斯巴达在这方面还是非常理智和深思熟虑的），然而，它的确看不到或并不接受政治世界真实的事实，从而也就无法彻底地政治。和雅典的果敢和敏捷相比，斯巴达常常显得优柔寡断、极其迟钝，原因就在于它无法真正做到只考虑利益，看到真正的利益就直奔而去，而是必须瞻前顾后地寻找利益和正义的平衡。然而政治世界中，正义是莫须有的东西，斯巴达的优柔寡断和瞻前顾后只会带来无谓的损失，使得它有效的力量远远不如精明的伟大人物领导下的雅典。若不是雅典人违背了他们的伟大领袖的告诫，很有可能，斯巴达将会是战争的失败者。 如果说雅典是哲学的城邦，那么斯巴达就是非哲学的城邦。雅典的政治，是在哲学的智慧的指导下的政治，因此，它能够做到政治利益和法律正义的结合；而斯巴达的政治，是缺乏深刻智慧的政治，这使得它一方面无法割舍政治正义的虚套、彻底地政治起来，另一方面在实际的利益追求中，却又连法律的正义都可以抛弃。 三、总结 通过对两次审判的分析，我们对比了雅典和斯巴达两种政治，看到了这两个城邦的形象绝非君子和小人那么简单。然而更重要的在于，关于文章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究竟有没有绝对的正义？”——我们得出了结论：至少在政治世界中，答案是否定的。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局，却是斯巴达的胜利和雅典的惨败，并且，在修希底德的叙述中，这个结局似乎恰恰是神谕的应验。更为蹊跷的是，神谕是从正义的角度进行预言的，它说，不义的雅典是注定要失败的。战争的结局究竟是偶然所致，还是真的是神谕的实现？雅典的失败究竟是因为政策的失误，还是因为触犯了神圣的正义？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真的有神，并且神根据正义的原则审判人类的政治世界，那么，政治的正义就确实存在着——然而它却这样存在着：在神的保证下，正义和利益保持着最终的完全的统一。但是这样一来，正义，恰恰又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成为了利益的工具，丧失了其真正的绝对性。绝对的正义存在吗？对此，修希底德什么也没有说，在我们最需要他的答案的时候，他却保持沉默。不仅如此，他还以一种极为戏剧化的叙事，把这个问题纠缠在了极为复杂的网络中——看似不义的雅典却正义地惩罚了投降者，标榜正义的斯巴达却违背正义地屠杀了阶下囚；雅典看似正义的选择不过是特别聪明地满足了自己的利益，斯巴达看似虚伪的理由却沾染着发自内心的正义感；哲学的城邦最终背叛了哲学的眼光，服从了征服的欲望而导致毁灭，缺乏对真实的洞察的斯巴达人坚持着莫须有的正义，却似乎是凭借其正义赢得了战争……修希底德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仅仅对比雅典和斯巴达的两种政治，这个任务笔者自认为是完成了；然而修希底德在这些呈现的背后究竟想要透露什么，却远远超越了笔者目前的研究能力。 也许，修希底德只是呈现而已，真正的答案需要每一个读者自己去构造——而每一种不同的答案，几乎就是一种不同的政治，甚至就是一种不同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讲，修希底德不仅仅是个历史学家，而且是最深刻的哲学家，因为最深刻的智慧常常在于保持沉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