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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认为，公元前500年前后的人类，有过许多类似现象。在精神创造极其丰富的这一时期，西方、印度和中国这三个彼此独立而又互不知晓的地区，几乎同时完成了轴心期突破，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除了人类自我意识的首次觉醒之外，另外一个类似现象是政治性的；轴心期以世界帝国的兴起而告终。 雅斯贝斯指出，在轴心期末期，西方、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兴起了主要靠征服起家的强大帝国。在这三个地区，大国以强力实现了统一，发生了从多个国家到世界帝国的伟大转变。世界帝国指的是包括那时三个地区已知的整个世界进程，在那个时期，它们同时发生了，尽管彼此之间几乎完全互不了解。那时在中国出现了中华帝国，在西方出现了罗马帝国。 这些类似现象的背后，应该存在许多并不相同的问题。比如，雅斯贝斯已经提到，在西方完成轴心期突破的民族是希腊人和犹太人，他们创立了西方世界的最初基础。然而负责建设世界帝国的却是另外的两个民族，即马其顿人和罗马人。雅斯贝斯并未强调的是，在中国完成轴心期突破以及建设世界帝国的实际是同一个民族，即通常说的华夏族。虽然嬴姓秦人与姬姓周人起初各有不同的祖先，但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已经融合在同一个华夏共同体中。此外，当时已知的整个世界，在西方是指包括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地中海世界，在中国主要是指中原地区或主要由华夏族构成的华夏世界。 在大国以强力实现统一以及兴起世界帝国的问题上，西方与中国也有许多重要的差别。在西方实现统一的是罗马人，而被罗马征服的却有从意大利到地中海的许多民族和国家；在中国实现统一的是嬴姓秦人，而被秦国征服的只是华夏世界内部的各诸侯国。 罗马与秦国的征服，在某一方面也有相似之处。这一方面是指，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当时这两个地区的已知世界都处于战争状态中。已知世界的战争状态，又与雅斯贝斯提到的另一类似现象有关。这一类似现象是：与轴心期极其丰富的精神创造相一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大量的小国和城邦，都有国家对国家，城邦对城邦的斗争。 可以肯定的说，正是因为轴心期时有大量小国或城邦的存在，才可能有轴心期末的多个国家到世界帝国的转变。不过，雅斯贝斯至少没有专门讨论这样的问题：除了多个国家变成一个世界帝国以外，轴心期时极其丰富的精神创造，与轴心期末世界帝国的兴起，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就中国而言，这种联系无疑是存在的。中国的轴心期突破，本身包含这样一种政治概念的形成，即包括整个华夏世界的天下应当统一起来，并且应当由一位至高无上的天子来统治。这是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已经阐述过的重要思想，也就是关于天下为一和天子统治的政治思想。在某种意义上，秦国对其他诸侯国家的征服，以及中国帝国的兴起，只不过是把儒家的政治思想从理论上变成了华夏世界的政治现实。 但在西方，轴心期突破与世界帝国的兴起，至少没有直接的联系。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西方的轴心期突破，首先形成的是城邦国家的概念，它阐述的不是已知世界的政治统一，而是希腊世界的城邦制度。尽管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服以及希腊化世界的形成，后来的希腊哲学尤其是斯多噶主义，已经有了关于世界国家的概念，但是在这之前，罗马人早已开始征服或统一意大利。尽管随后的政治进程表明，罗马人征服或统一意大利之后，几乎不可避免地也会征服或统一整个地中海世界，但是似乎不能认为，罗马人征服意大利是为了征服地中海世界。 这里的关键在于，在中国与西方，已知世界的政治统一是在不同的思想背景下实现的。在中国，政治统一的进程开始实现之前，有关统一的政治思想早已被人们充分阐述过了；在西方，政治统一的进程已经开始之后，有关统一的政治观念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逐渐被接受。因此不能假定，罗马应该可能像秦国那样，也是按照某种统一思想征服整个已知世界。 罗马人的世界帝国，是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扩张和征服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阿庇安的《罗马史》对这一过程有过一段简短的概述：罗马人虽然占有了一个包括许多不同民族的帝国，但是罗马人辛勤操劳了五百年，经过许多艰难困苦才在意大利本部巩固地建立了他们的势力。这个时期的前半段，他们是在国王的统治之下，后来他们驱逐国王，就采取了贵族政治，每年选举他们的统治者。在这五百年以后的约二百年中，他们的领土扩张得很大，在外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权力，使大部分国家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 除了意大利本部之外，处于罗马人统治之下的民族和国家包括：地中海东部的希腊人以及原来的希腊化各国，地中海西部的迦太基人以及西班牙和高卢。换句话说，几乎包括当时已知的整个地中海世界。对这个世界的征服自然是个基本的事实。不过，假如罗马人不是按照某种既定的思想征服这个世界，那就难免引出这样一个问题：罗马人为什么要征服其他民族和国家？ 罗马本身起初只是一个城邦，或是在国王统治下的一个拉丁城市。但与希腊城邦后来才有外敌入侵危险的情况不同，罗马几乎从一开始就处在同族或外族的各种势力的包围之中，因此几乎没有希腊城邦曾经有过的那种和平发展的机会。除了意大利中部的各种势力以外，意大利北部还有高卢人（凯尔特人），意大利南部还有希腊人（大希腊）。意大利半岛之外，还有一个范围更大的地中海世界，尤其有一个长期与希腊人争夺西西里的海上强国，即北非（阿非利加）的迦太基人。 当然，最初对罗马构成直接威胁的是意大利中部的各民族，或者反过来看，罗马也对这些民族构成威胁。库朗热说，由于罗马城处在拉丁人、沙宾人和伊特鲁利亚人中间，所以注定要一直受到战争的威胁。孟德斯鸠说，拉丁人、埃尔尼克人、萨比尼人、埃克人和沃尔斯克人酷爱战争，他们都住在罗马的四周，对罗马进行着极为酷烈的抵抗，这样他们就成了把顽强精神教给了罗马人的老师，也造成了罗马人想制服这些民族的顽强意志。 因此，罗马人为什么要征服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与罗马所处的特定环境有关。这种特定环境，既包括蒙森所指出的罗马具有商业上和战略上的优越地理位置，更包括库朗热和孟德斯鸠所指出的罗马与四周各种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对罗马之所以特别重要，则是因为罗马与例如雅典完全不同，它不可能离开或超越这些关系所构成的那种环境。 孟德斯鸠特别强调的也是这些关系及其构成的环境。在他看来，为了争夺公民、妇女和土地，罗慕露斯（罗马城的创建者）和他的继承者几乎永远是和他们的邻人作战的。罗马因此永远处于战争状态，而且这些战争又永远是激烈的战争。一个永远在进行战争的民族，一个以战争为政府统治原则的民族，必然会或是自己毁灭，或是战胜所有其他的民族。 不断战争的原则其实不限于罗马人，它同样适用于被罗马征服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公元前509年罗马建立了共和国，但是公元前507年罗马即被埃特鲁斯坎人所攻陷，幸亏得到来自库弥的希腊人的援助，埃特鲁斯坎人才被击退。公元前387年，高卢人（凯尔特人）也曾攻克并焚烧罗马。罗马征服意大利之后，地中海的其他民族和国家，也有征服罗马的打算和努力。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公元前218年到公元前201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迦太基的著名将军汉尼拔从西班牙进入意大利，15年间差不多征服了能够征服的地方。而此前的第一次布匿战争，迦太基人已经失去了西西里。 与其他民族和国家不同的是，不断战争的原则似乎对罗马特别有利，至少罗马成了不断战争的最后也是惟一的胜利者。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171年到168年）结束后，地中海世界的马其顿王国首先被征服，这标志着罗马从对地中海各国的作战变成了对这些国家的征服。同时也意味着，罗马人还有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某些特别因素，这些因素使得他们能够取得胜利。 不过这些因素与当前讨论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就罗马人为什么要征服其他民族和国家而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罗马人起初究竟有没有征服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思想和计划？蒙森在他的《罗马史》中说，如果我们回顾罗马自统一意大利至割裂马其顿的过程，则罗马的世界帝国绝不似扩大领土的无厌贪心所划定和实行的大计，却似乎是罗马政府不愿甚至违愿而被迫接受的结果。在他看来，罗马的政策始终不是由一个雄才大略的头脑拟订而世世相传的计划，而只是罗马元老院迫于时势采取的政策，这元老院太缺乏规划伟大结构的能力，所以不能以一位恺撒或一位拿破仑的精神来拟订计划。 假如罗马人根本没有统一已知世界的思想，罗马元老院自然也不会有建立世界帝国的计划。当然，蒙森的如下看法也是值得重视的：罗马的世界帝国实际以上古政治的一般发展为基础，上古世界不知道有各国的均势以及各国和平友善共存于世，所以每一国家已经达到内部统一，便致力于征服他们的邻国。即便只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最终也以征服为结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