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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何炳松是较早倡导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学者。他率先将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向国人作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又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对西方史学中的史学学科理论进行译介和阐释;在使西方史学和民族史学相结合方面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他未能完全熔铸成自己新的学理,其学术思想中西方史学理论部分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部分仍处于脱节状态。
[关键词]何炳松 西方史学理论 鲁滨逊 “新史学”
何炳松在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五四运动前后,何炳松大力倡导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尤其是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同时抉发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之精微,为寻找西方史学理论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结合点,作了大量尝试性工作。但是他最终未能熔铸成自己的新学理,因而其学术思想中,西方史学理论部分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部分仍处于脱节状态。讨论何炳松的史学,对于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思考新世纪的史学的发展,都是有意义的。
一、何炳松传播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特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西学东渐,引起了学术文化各个领域的重大变革。史学也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何炳松在《〈通史新义〉自序》中说:“吾国近年来史学界颇受欧化潮流之激荡,是以努力于通史编纂者颇不乏人。其对于西洋史学原理之接受,正与一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1]。五四时期学人努力学习西方文化,但大多缺乏科学分析的态度,亦即何炳松说的“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何炳松意识到文化界这种偏颇的存在,并试图准确、全面地传播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可以说他在使西方史学与民族传统史学相结合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性工作。
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引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宣传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鲁滨逊(1863—1936),美国“新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1912年,鲁滨逊将其历年发表的演说和论文结集出版,题为《新史学》,这部书奠定了他在现代西方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何炳松在美国攻读史学和政治学专业时,正值鲁滨逊的“新史学”观点风行,深受其影响。他十分推崇鲁滨逊, 说:鲁滨逊博士,“他的历史知识,很渊博的;他的史学思想,很新颖的”。[2]又说,鲁滨逊的“新史学”观点,“虽然统是属于欧洲史方面,但是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历史的人的针砭”。[3]1917年他在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主讲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原版作为教材,后来又将其译成中文,于1924年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何译《新史学》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译著。
何炳松主要从如下几方面传播“新史学”理论和方法论。
———介绍“新史学”的历史进化论
鲁滨逊把达尔文的历史进化论作为“新史学”许多重要思想的基石,提倡用进化论观察和研究历史。何炳松据此指出,“进化的思想方法”是鲁滨逊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这种进化的思想方法,是近世动的时代难免的结果”。[4]“新史学”之“新”,首先表现在历史观念方面。何炳松将“新史学”的“新”思想观念归纳为几句话:“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人类是很古的,人类是进步的。历史的目的,在于明白现在的状况。改良现在的社会,当以将来为球门,不当以过去为标准。古今一辙的观念,同盲从古人的习惯,统应该打破的。因为古今的状况,断不是相同的。”[5]
在翻译鲁滨逊的《新史学》一书时,何炳松特别注意介绍这部书所贯穿着的进步和变化的观念。他说:“这部书所以叫做《新史学》的缘故,就是特别要使大家知道历史不是一种停顿不进步的学问,只要改良研究的方法,搜集、批评、融化新资料,他定能进步的;历史的观念同目的,应该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而且历史这种东西,将来一定能够在我们知识生活里面,占一个比从前还要重要的位置。”[6]何炳松把历史观的进步视为19世纪史学界的一个重大进步:“十九世纪以前的历史家,统是没有人类进步的观念的。到了现在,我们才知道世界是一个变化的东西。各种制度统是多年进步的结果。”[7]他认为,“新史学”理论的提出,是人类历史观进步的必然结果。
———阐发“新史学”派的“综合史观”
“新史学”派认为作用于历史运动的有经济的、地理的、心理的等诸多因素,因此他们力主拓宽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鲁滨逊说,旧日历史家,有偏重政治史的毛病,实则政治史一端,哪能概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呢?[8]他主张历史要反映人类活动的全部,不仅要反映杰出人物的思想行为,而且要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仅要注意政治史,还要关注其他领域的活动。鲁滨逊所主张的这种研究,何炳松将其概括为“综合的研究”。何炳松说:“现在史学上比较最合科学的新标准就是‘综合的研究’”。所谓综合的研究,就是说:“我们要研究人类文化的演进,我们不应该单单研究人类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教育的或者宗教的发展;我们要同时研究人类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教育的和宗教的等等活动的交互错综的情形。”[9]
———大力倡导“新史学”派所主张的多学科研究方法
鲁滨逊的“新史学”也包括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新史学”主张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鲁滨逊十分重视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相互联系与合作,他认为,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除了要有较强的史料鉴别能力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对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学、伦理学等“史学的新同盟军”学科有深入的了解。他说:“‘新史学’要脱去从前那种研究历史的限制。新史学这样东西,将来总可以应付我们日常的需要。他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种种发明”。[10]
何炳松接受了新史学的上述主张,极力倡导史学研究方法多元化。他说,单一的西洋史学研究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或“偏而不全”或“似而非是”。例如,统计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能为力者充其量仅物质状况或人类行为之外表而已”,而不能探究社会进化的真实原因。社会进化的真实原因在于“人类内心之动机”,而“人类内心之动机”是统计方法无法计算出来的。再如生物学的方法,何炳松认为单用这一方法研究史学也是不可取的。当时,有学者“以为人类既属生物之一支,而社会事实又属人类之产品,则人类社会之演化自应合乎生物学上之定律,因此遂将生物学上之方法与定律依据比论而引入历史研究中”。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即是代表,他宣传以生物学的观点解释历史,其观点被称为“生机史观”。何炳松指出,将生物学的规律运用于历史研究中是不恰当的,因为社会与生物间有根本不同之处:“前者具心理上之性质而后者则具生理上之性质是也。生物学之方法所能研究者,生理现象而已,非心理现象也”。[11]
历史综合研究是“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重要的方法论标志。多元的史学研究方法大大拓展了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何炳松向国内学术界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新史学”的重要观点,他提倡跨学科研究方法,强调对历史进行多元的整体性综合研究,这对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除宣传鲁滨逊的“新史学”思想,何炳松还介绍了与“新史学”派持相近学术观点的学者的学术思想,例如,19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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