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提戈涅与僭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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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社会，自公元前12世纪中期以降，僭主便在希腊大陆的许多城邦出现了。“公元前500-350年的时期中，目击了个别城市中许多僭主和建筑王朝的兴亡。” 我们对僭主的具体了解可以追溯到色诺芬的《希耶罗》，其中虚构了一个现在所谓的知识分子西蒙尼德与西西里叙拉古僭主希耶罗的围绕建筑统治的一番对话，古典学家们纷纷深入字里行间对其进行注疏，施特劳斯就认为这番对话反映的是一个类似马基雅维利向君主建言献策式的对话，科耶夫则认为反映的是知识分子与僭主的紧张关系。且抛开注疏家们的观点，单从西蒙尼德与西西里叙拉古僭主希耶罗的语言中，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些僭主制与僭主生活的特点。僭主有享受不尽的锦衣玉食、全权掌管着后宫佳丽的性权利，然而却要时刻为自己生命担忧。希耶罗诉苦说：“我害怕群众，却也害怕孤独‘害怕没有卫兵，却又害怕卫兵本身。” 由此可知，僭主得时刻提防民众的憎恶与刺杀。然而，必须指出，这种但是对僭主制的憎恶发展到最极端的阶段，是在庇西斯特拉图家族后期才出现的，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还原了庇西斯特拉图的发家史，他三次成为僭主、三次被逐，但是他“毫不弄乱先前已有的各种管制，他根据既定的制度制度治理城邦”，希罗多德甚至还赞美这位僭主“贤明和巧妙”——至于引起民众敌视，乃是他的子孙后代的罪孽了。因而令人疑惑的是，究竟僭主制的性质何为，它何以在根本二元对立于民主制的同时又受到史官赞誉呢？
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名著《安提戈涅》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读视角。安提戈涅是自刺双目的俄狄浦斯的女儿，在俄狄浦斯垮台后，安提戈涅的叔父克瑞翁取得王位，她的一位哥哥为守护城邦而战死，另一位则背叛城邦，勾结外地，倒打一耙进攻底比斯，同样战死而亡。守护城邦的兄长得到了克瑞翁的葬礼许可，勾结外敌进攻城邦的兄长则被暴尸荒野，安提戈涅不顾克瑞翁禁令，坚持要为暴尸荒野的兄弟举行葬礼，触犯了克瑞翁禁令而被处死。这一出悲剧，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双方各执一词，执迷不返，而造成不可解决的永恒悲剧的伟大故事。
在这出剧中，一般认为克瑞翁是僭主。在俄狄浦斯刺瞎双眼后，他用非法的手段登上王位，并且对安提戈涅实行了在观众开来颇为残酷的死刑，以维护法律条款的不可易性。但是，当细读文本时，可以发现这位僭主身上某些吊诡的、反僭主的特点。他自我表白道：“我要遵守这样原则，使城邦繁荣幸福。任何一个掌握着全绑大权的人，倘若不坚持最好的政策，由于有所畏惧，把自己的嘴闭起来，我就认为他是最卑鄙不过的人。”确然，如果出于同情心，认为安提戈涅葬兄是出于天伦之爱的合理性，又有何理由苛责克瑞翁处死安提戈涅——他坚持的是城邦法律条款的合理性。在克瑞翁身上，并未表现出僭主追求个人物质利益享受的诉求，相反，他始终把城邦利益放在第一位，他说道：“在我的政令之下，坏人不会比正直的人更受尊敬，但是任何一个对城邦怀好意的人，不论生前死后，都同样受到我的尊敬。”这并不是克瑞翁自我夸耀的空口大话，他坚决维持新的法律与秩序，意味着对民众进行有别于古代“神圣国王”、咒语宗教式的神话秩序而开展出的以城邦国家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制度的启蒙，这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也是一个人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开始使用与展示自我能力的过程。在一支歌队的歌中，宣扬“人是一种奇异的动物”，因为“他学会了怎样运用语言和像风一般快的思想，怎样养成社会习性”、怎样驯养动物、怎样使“城邦耸立起来”、怎样“对未来也有办法”。克瑞翁代表的正是这样一种祛魅后的的新秩序，而祛魅，或曰除咒，正是理性化的过程。观众们往往憎恶于他对待一个弱女子安提戈涅的冷酷与残暴，并把这种本来是严格恪守新的法律秩序的行为对与僭主统治的作恶多端的习惯性想象混为一谈，进一步抹黑了僭主制。不能忽视的是，正在在这种看似冷酷的新秩序中，人的能力得以张扬，一种不再为人情因素所左右的理性主义的政治诞生，克瑞翁宣称：“我们必须维持秩序，决不可对一个女人让步。”在这一刻，安提戈涅所遵守的“必须埋葬死者”的古老法则败给了克瑞翁的新法，自然权利让渡给施特劳斯所谓的“历史观”，由理性正义实施的管理终止了冤冤相报的循环，可以想象，鲜明的僭主在严格遵守新法的过程中，必然使城邦迈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繁荣与法制的境界。
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民主”的定义，要点之一是：“任何一种旨在缩小社会经济差别（特别是由于私人财产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差别）政治或社会体制”。不难看出，《安提戈涅》一出剧中，志在坚持法律，富裕城邦的僭主政治已经显露出“与希腊城邦的经济、政治及城市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不过并非完全如此）”（菲利普·内莫语），僭主克瑞翁所代表的正是一个理性政治诞生的标志性的阶段。确实，僭主是一个居于寡头制与民主制之间，具有过渡意义与积极作用的政治制度——当然这里的过渡并非在时间维度上的指称，毋宁说是一种优越性的考量。资料表明，僭主们往往出身民众派，他们以贵族派为自己共同的敌人。他们“保护农民，支持贸易，通过国家建设公共工程和举办盛大节日这些策略增强了共同体的感觉，通过与盟国结盟恢复了或者说维护了外部的和平。”确实，我们可以说，僭主——诸如被希罗多德所称赞的庇西斯特拉图们——所起的作用在客观上和斯巴达吕库古变法、雅典索伦改革的作用是相似的，那就是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铺路。不可否认的是僭主制度确实有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描述的“奴役人民”、“残酷统治”的一面，但也不能就出于对希腊民主的绝对推崇而否定僭主制在客观上对政治进程进化的作用。
从《安提戈涅》出发，一个有趣的现象生焉：僭主并不是民主制度的反面，吊诡的是，它往往是民主制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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