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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是生产性经济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 , 通过畜养食草类动物来扩大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的 范围 , 是一种经济 、 文化和社会现象 。 游牧的定义包含四个要素 : 以畜牧经济为主要生业形式 ; 为利用最佳草场采取季节性迁徙 ; 这种迁徙是全年有系统的迁徙 ; 从事这种经济生产的人占大多 数 。 从这些条件可以看出 , 游牧只是畜牧经济的一种最极端 、 最发达的类型 。 对游牧社会的分析 涉及到人 、 牲畜和生态环境以及与其相关的因素 。 畜群的构成主要受牲畜的特性与环境的关系制 约 ; 放牧的游动方式是由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畜群构成决定的 ; 人对畜群的控制能力体现了人们 的财富积累 。 财富积累的差异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水平 , 而畜群的构成和放牧方式的不同组合则构 成了不同的游牧类型 。 草原地区在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过渡时进入了游牧经济阶段 。 整个旧大陆主要的游牧类 型有北亚类型 、 欧亚草原与半沙漠类型 、 近东类型和中东类型 , 其中欧亚草原与中国北方地区相 邻 , 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 这一类型的分布可以进一步分为以蒙古为代表的亚洲腹地 、 以哈萨克为 主的中亚以及东欧草原 。 这一地带的畜群以绵羊和马为主 , 只是在特别干旱的戈壁与阿尔泰山或 草场不理想的地区以山羊为主 。 [ 1 ] 一 、 从欧亚草原看中国北方的游牧文化 欧亚草原以乌拉尔山为界分为东 、 西两部分 。 在它的南边分布着希腊文明 、 印度河与黄河流域文明 。 欧亚草原与这些农业文明的交往构成了世界古代史的主要内容 , 主要见于希腊历史著作 《 历史 》 和中国历史著作 《 史记 》 中 。 中国北方地带是欧亚草原的东端 , 介于欧亚草原文化和中原农业文化之间 , 与欧亚草原文化 既有共性 , 也有自身特点 。 中国北方的文化是由本地的土著文化 、 来自欧亚草原影响的文化和来 自中原农业文明影响的文化三部分组成 。 东周时期从西部的甘宁地区到东部的冀北山地的文化面 貌呈现出很大的一致性 , 是中国北方游牧文化带的形成时期 , 考古遗存主要是墓葬 。 如果对出土 器物按照文化因素来划分 , 陶器和日常用品是长城沿线各地土生土长的文化因素 , 占据着主导地 位 ; 车马具 、 工具 、 武器和服饰品的装饰风格普遍受到欧亚草原影响 , 如动物纹装饰和双鸟回首 剑以及鹤嘴斧 , 草原文化因素占据次要位置 [ 2 ] , 反映了两地在生态 、经济类型和社会发展阶段 上的相似性 。 各地还有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 , 其中冀北地区的中原青铜礼器反映了农业文明对这 一地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 。 草原文化因素多的鄂尔多斯地区中原文化因素最少 , 中原文化因 素最多的冀北地区草原文化因素也最少 , 两者基本成反比 。 国内外对欧亚草原的考古学研究一方面是对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的研究 , 有文化因素的比较 以及文化的传播与吸收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 ; 另一个方面是对这一地区经济类型的研 究 , 我们在这方面研究比较薄弱 , 因此在这里把它作为讨论的重点 。 以下研究将说明欧亚草原经 济类型的研究与中国北方游牧文化的发展模式的讨论是可以互补的 。 二 、 欧亚草原的开发过程 游牧经济的前提有以下几点 : 该地区对农业的不适应 ; 出现了适应新环境的食草类动物 ; 有 可供骑乘的牲畜 ; 有一定程度的财产差别 ; 出现了农业与牧业的分工 。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 , 真 正意义的游牧经济的出现比以前想象的晚得多 。 根据上面列举的游牧经济前提看 , 探索游牧经济 出现的时间主要就是寻找考古学中与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化 、骑乘动物 ( 马或骆驼 ) 的驯化证 据以及食草类家畜的证据 。 俄罗斯学者库兹米纳 ( Kuz m ina, E ) 为我们描述了这个变化过程 : [ 3 ] 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前 6 — 5 千纪 , 农业经济从东南欧传入黑海沿岸 , 考古遗存中出现了猪 、 牛以及小麦和大麦遗存 。 第二个阶段是公元前 4 千纪 。 在乌拉尔山以西野牛的数量骤减 , 代之而起的是猎取野马 。 这 里的生态环境适合家畜的畜养 , 同时农业经济传布到这里 , 开始畜养牛 、 绵羊 、 山羊以及猪 。 出 土的家畜骨骼占到了整个动物骨骼的 50% 左右 。乌拉尔山以东地区 、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部分 地区 , 在发现的 800 多个遗址中基本不见家畜骨骼 。 丰富的渔业资源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稳定的 食物来源 , 这里没有发展生产性经济的需求 。 第三个阶段是公元前 3 千纪 。 在乌拉尔山以西的广大草原 , 年降雨量由北向南逐渐递减 , 使 得传入的农业没有得到发展 , 但是这里却提供了理想的畜牧环境 。 在北部每年 1 公顷的土地可以 提供 1 500 公斤的干草 , 在气温较高的南部只能提供 700 公斤干草 , 所以这一地区的竖穴墓文化 的畜牧业发达 。 这时从近东传入了四轮车 , 从高加索传入双轮车 。 从多瑙河与高加索传入的金属 制造技术为当地车的制造提供了可能 。 车的普及使畜牧经济可以利用更遥远的草场 。 以乌克兰的 米哈伊洛夫卡 ( M ihajl ovka ) 遗址为例 , 遗址下层的动物骨骼中牛占全部骨骼的 45% , 羊占 30% , 马占 20% ; 遗址上层的统计为牛占 69% , 羊占 30% , 马占 10% 。 这一阶段乌拉尔山以东 的亚洲草原 , 由于与西部居民的接触出现了畜养的家畜 。 第四个阶段是公元前 17 — 16 世纪 , 是青铜时代的顶峰 。乌拉尔山以西出现了木椁墓文化 , 以东出现了安德罗诺沃文化 。 由于它们分布范围很大 , 使整个草原的文化面貌高度一致 , 合金双 范铸造技术和马驾驭的轻型车已经普及 。 东部地区有丰富的锡矿资源 , 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青铜器的合金质量是最好的 , 数量也最多 。 《 苏联冶金史 》 中介绍安德罗诺沃文化村落时说 , 金属制品 在全部发现的人工物中占半数以上 。 [ 4 ] 东部地区第一次在文化发展水平上超越了历史上一直领先 的西部草原 。 在发现的金属矿区遗址中有武器和车 , 说明存在为抢占矿产资源的战争 。 这时的草 原向外输出养马技术和战车制造技术 ,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第五个阶段是公元前 15 — 13 世纪 , 气候更加干热 。草原地区以绵羊为主 ( 50 — 63% ) , 牛 次之 ( 26 — 34% ) ; 森林草原则以牛为主 ( 37 — 52% ) , 绵羊次之 ( 37 — 44% ) 。 通过对陶器内的 腐殖土等的分析表明 , 这时有确切的对牲畜的第二类产品 — — — 乳制品的使用 。 这种肉乳结合的食 物结构使得食物来源比只食用肉更加稳定 , 导致人口增加 。 而人口的增加与肉乳食品结构将导致 草场的匮乏 。 1 平方公里的草场只能喂养 6 — 7 头牛 , 在 20 — 25 年就将耗尽一个草场 。 而一个草 场的复苏则需要 50 年的时间 。 这种局面导致木椁墓文化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居民每 20 — 25 年迁徙 几十公里 。 所以在考古调查中可以发现 , 这时期遗址的特点是 : 地层薄 、 墓葬数量少 , 但居址数 量多 , 文化分布范围很大 。 他们在开拓新的草场 : 中亚 、 天山和帕米尔高原 , 甚至到达了中国的 新疆地区 。 第六个阶段是公元前 12 — 9 世纪 , 气候向干冷发展 , 经过长期大规模的放牧 , 草原环境改变 了 。 原来的畜牧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环境了 , 形成了新的驱赶式的放牧方式 。 为实行这种新的 放牧形式 , 出现了三个明显的变化 : 一是动物的种类发生了变化 , 便于迁徙的羊大约占 81% , 马的数量也增加了 1 倍 ; 二是出现了轻便的房屋 ( 即帐篷 ) ; 三是骑马技术 。这些新因素和游动 放牧的方式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展 , 最终在斯基泰文化时期得以确立 。 三 、 中国北方地区游牧文化带的出现 甘肃省天水地区大地湾遗址 [ 5 ] 有仰韶文化和前仰韶文化 , 属于中原农业文化区 。到了东周 时期 , 这里收集到的青铜器是与固原地区相同的北方游牧文化的器物 。 [ 6 ] 这说明从新石器时代至 战国时期 , 这里的经济类型从农业经济转向了游牧经济 。 这是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发展的缩影 。 北方地带的西部主要是甘肃 、 青海和宁夏 。 甘肃东部地区的农业文化在庙底沟文化之后 , 继 续向西扩展 , 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形成了马家窑 — 半山 — 马厂文化 , 从其动植物遗存以及聚落 和工具看 , 都属于农业经济 。 公元前 2200 — 1700 年的齐家文化 , 经济类型出现了分化 : 甘肃地 区仍然是以农业经济为主 ; 青海地区如互助总寨遗址有细石器石刀 , 基本见不到猪的骨骼 [ 7 ] ; 青海尕马台遗址也是以细石器为主 , 很少见作为农具的大型石器 , 随葬品中流行后来游牧文化墓 葬中常见的小件铜饰品 [ 8 ] 。 公元前 1700 年以后的社会结构小而分散 。分布在甘肃西部与青海东 部的辛店文化的动物骨骼有羊 、 牛 、 马 、 猪 、 狗与鹿 , 以羊为主 。 [ 9 ] 食草类动物的增多说明了畜 牧业的发展 。 辛店文化发现的房址比齐家文化少的多 。 这时的经济应当是农牧混合经济 , 畜牧正 在呈增多的趋势 。 在年代下限更晚的卡约文化中 , 出现了游牧经济 , 基本不见居住遗址 。 工具中 以细石器 、 骨器为主 , 不见猪的骨骼 , 墓葬中流行殉牲习俗 。 卡约文化已分布到了无法从事农业 的高海拔地区 。 [ 10 ] 北方游牧带的中部是内蒙古等地 。 这里最早的居民是后冈一期文化和随后的半坡文化居民 , 他们到达了岱海以及河套地区 。 后来的庙底沟文化居民继续北上 , 形成了阿善一期与庙子沟文化 等地方类型 。 内蒙古的农业文化仍保留了细石器 , 说明他们对动物食物的依赖比中原的多 。 龙山 时代鄂尔多斯以东地区有大口二期文化 , 陶器流行篮纹装饰 , 房屋抹白灰面 , 与中原文化联系比 较多 ; 河套以北的包头地区有阿善三期和西园遗址 , 细石器增多 , 陶器减少 , 与中原文化差别 大 , 经济上更加依赖动物资源 , 同时有较多石头围墙的城址 。 以上两个地区反映出内蒙古龙山时 代在经济类型上的差别 。 进入公元前 2000 年以后 , 河套地区的朱开沟遗址 [ 11 ] 各层位孢粉分析表 明 , 龙山时期的 I 段仍属森林草原景观 , 温度也适宜农业 ; 到了 III 段 ( 公元前 2000 年左右 ) , 已变为灌木草原景观 , 气候向干冷发展 ; 到了相当于早商的 V 段 ( 公元前 1400 年左右 ) , 已接 近于草原景观 。 畜牧的动物种类也相应发生变化 : 第 I 段的猪 、牛 、羊比例为 1 ∶ 0 . 45 ∶ 0 . 36, 第 I V 段为 1 ∶ 1 . 15 ∶ 1 . 15, 说明到夏代晚期牛羊的比例已超过了猪 , 畜牧在农牧混合经济中占 据了主要位置 。 早商二里岗上层文化的到来结束了朱开沟文化 。 晚商阶段在晋陕北部出现了李家 崖文化 。 [ 12 ] 李家崖遗址有防御工事 , 吉县的墓葬中有随葬短剑和战斧的武士墓 , 这些现象说明了 武装化的趋势 。 农具和牛羊家畜反映出一种定居的农牧混合经济 。 西周时期的内蒙古清水河县西 岔遗址 [ 13 ] 仍然是定居的农牧混合经济 , 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铸造工具和武器的陶范 。从公元 前 1000 年以后的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期 , 内蒙古地区的考古遗存发现的很少 , 而这正是从畜牧向 游牧经济转变的时期 。 由于这时期遗址数量很少 , 我们对这个转变无法清楚地了解 。 北方游牧带的东部是辽西与燕山南北 。 以辽西地区为例 , 在早期的兴隆洼文化与赵宝沟文化 时期 , 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 。 红山文化时期以农业为主 , 同时中原的仰韶文化的影响促进了农业 发展 。 进入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发达的农业经济时期 , 与中原联系密切 。 当这个文化结 束以后 , 进入了文化的非稳定期 , 这时的魏营子文化分布小 , 遗址堆积薄 , 外来文化因素复杂 , 有北方青铜器的工具和武器以及西部的朱开沟文化的花边鬲风格 。 在魏营子文化之后 , 这里进入 了青铜时代的第二个发展高峰 — — — 夏家店上层文化 。 这个文化是农牧混合经济 , 受到北方草原与 南部中原文化的双重影响 。 同时期的中 、 西部都没有发现这样发达的文化 。 可以说夏家店上层文 化居民所采取的经济和文化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 。 当地亦农亦牧的自然环境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 原农业与草原牧业都能够生存的地区 , 构成了历史上草原到中原之间文化联系的重要通道 。 历史 时期的草原民族 ( 契丹 、 女真 、 满族 ) 也都是在这里经过修整后建立地方政权和入主中原的 。 从以上对长城沿线各地的分析可以看出 , 在相当于中原的仰韶文化阶段上述地区都进入农业 发展阶段 。 到了龙山时代 , 农业经济在各地出现一些差异 , 有些地区出现了少量畜牧成分 。 在夏 代进入青铜时代以后 , 开始了农牧并存 , 只是各地农 、 牧成分有所不同 。 各地环境变化与畜牧业 出现有一个从西向东的发展过程 : 西部畜牧取代农业的过程连续性比较强 , 在夏代羊就已经成为 最主要的畜种 ; 中部在夏代晚期畜牧经济占据了主要位置 , 到了商代早期出现了草原景观 ; 东部 干冷化的低谷和遗存的减少发生在商代晚期 。 [ 14 ] 从春秋中期开始 , 长城沿线的北方文化带陆续进 入游牧经济阶段 。 春秋中期到晚期的遗址数量很少 , 但是进入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 遗址数量大 增 , 表明了游牧经济的普及以及新的更加适应环境的经济形态所带来的社会的大发展 。 四 、 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游牧化过程的比较 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开发过程有很大的一致性 。 首先 ,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的农业经济 也是由黄河流域传入的 。 青铜时代为了适应干旱的环境出现了农牧混合经济 。 伴随着对食草动物 依赖性的增强 , 金属技术也在发展和普及 , 有生产工具 、 武器和车马器 , 出现了随葬短剑与战斧 的 “ 武士 ” 墓 , 反映了武装化的倾向 。畜牧的发展使得草场日趋紧张 。金属工具的出现为远距 离放牧提供了技术支持 ( 此时中原青铜时代的生产工具仍然是以石器为主 ) 。公元前 1 千纪初 , 气候的干旱达到了顶点 。 随着由利用乳品而导致的畜群规模的扩大以及远距离放牧的发展 , 人们 开始为争夺草场发生战争 , 马作为坐骑开始用于战争 。 这些变化导致游牧经济的出现与普及 。 中国北方游牧文化作为欧亚草原的一部分 , 既有与欧亚草原的共性 , 也有自身特色 。 农业文 明对中国北方的影响比对欧亚草原的影响大 。 中国北方中 、 西部的农业是中原传入的 , 是中原文 化边缘化的过程 。 东部地区先有当地土著文化 , 中原文化的到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 在北方文化带形成过程中 , 中原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 从商代中期开始 , 中国北方中 、 东 部与中原文化联系密切 , 内蒙古的朱开沟文化和冀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都是在商早期文化北上后结束的 。 花边鬲和北方青铜器的东传形成了北方文化带的雏形 。 西部地区与中原基本没有什么接 触 , 社会始终处于分散的发展阶段 。 在北方游牧文化带最终形成的春秋中期至战国时代 , 欧亚草原和中原的影响都起了很大的作 用 。 形成的内因是生态环境的相似使得北方各地的经济类型逐渐向游牧化发展 , 游牧和马的使用 使得这一地区的相互交往日趋频繁 , 促使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出现了趋同的现象 。 先是工具武器 等实用器物的相似 , 然后是陶器与动物饰牌等文化的认同 。 形成的外部原因是整个欧亚草原的游 牧化使得文化出现了高度一致 , 即所谓的斯基太时代 。 它对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适 应相似的经济类型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工具和武器以及所谓的 “ 野兽风 ” 纹饰 , 这个传播加速了 北方文化带在物质文化面貌上的一致性 。 中原文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战国时代的统一过程和长城 的建立给北方地区带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 , 并加速了文化带的形成 。 这种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的 影响在其后的匈奴联盟的形成中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 与欧亚草原游牧化过程相比 , 中国北方的这个发展过程还有一些缺环 。 游牧化过程有几个关 键点 : 第一是从农业经济到农牧混合经济 , 这个转变通过中国北方的考古资料表现得比较清晰 ; 第二个是农牧混合经济中畜牧成分逐渐增大的过程 , 这从朱开沟等遗址的资料也表现得非常明 确 ; 第三个是单纯的畜牧向游牧的过渡 , 从西周前期至春秋早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仍然是农牧混 合的定居文化来看 , 这个过程应当发生在中国北方的西周晚期到春秋中 、 晚期 , 而这时期发现的 遗址非常少 。 从欧亚草原的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 ,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 一是对 牲畜的第二产品 — — — 乳 、 毛的开发与利用 ; 二是善于长途迁徙的羊在数量上超过了牛 。 只有对家 畜乳 、 毛制品的开发利用 , 才能使得畜群的数量有稳定的增长 。 畜群规模的扩大导致草场的匮乏 以及游动放牧的出现 。 国外目前主要是利用对动物年龄的统计来研究这个问题 。 根据食肉 、 食用 乳制品和利用毛皮的不同目的的畜养牲畜的宰杀年龄分析 , 以食肉为主的牲畜被宰杀的年龄多在 1 — 2 岁以下 ; 主要是为食用乳品而畜养的家畜中有一半在 6 个月左右被宰杀 ; 利用毛皮而畜养 的家畜多是在 6 岁之前被宰杀 。 [ 15 ] 通过这样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出是否存在对家畜乳品的利用以及 利用的程度 。 对这种第二产品的开发利用是游牧经济的一个前提 , 因为在单纯以食肉为目的的畜 牧情况下 , 畜群规模是很难扩大的 。 对于羊逐渐代替牛而成为最主要家畜的过程的研究 , 需要在 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寻找更多的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晚期的遗址 , 并对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详细的 统计 。 五 、 草原畜牧与游牧经济类型的研究 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草原经济类型的研究可以通过考古 、 历史文献与民族学调查等不同手 段进行 。 民族学对草原经济的研究分为畜群的种属与组合、 畜群的规模以及放牧的方式等几个方面。 畜群的种属分为单一组合与复合组合 。 单一组合如北亚只畜养驯鹿 , 西藏只畜养牦牛 。 大多 数畜群为复合组合 。 畜群种属是由牲畜的习性 、 生态环境及经济价值和当地习俗决定的 。 欧亚草 原的畜群组合以小动物羊为主 。 羊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迅速再繁殖的能力 , 可减低自然灾害带 来的损失或保证在损失后迅速恢复 。 发达的游牧经济是由羊提供主要的肉 、 乳 、 毛的来源 , 同时 羊也是最需要人力来照顾的牲畜 。 欧亚草原的畜群以绵羊为主 。 中国北方地区墓葬的发掘报告中 很少区分山羊和绵羊 , 只有崞县窑子简报说两种羊的数量大致相等 。 绵羊吃草时不喜欢移动 , 而 山羊在这时可以成为领头羊 , 使羊群能一边就食一边移动 。 中国北方青铜时代的居民应该驯养绵 羊和山羊 。 大动物马 、 牛 、 骆驼等在畜群中占第二位 。 马的移动性较强 , 多是由男人驱赶到较远的地区 就食 , 无须与牛 、 羊争食 。 牛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所需草食 , 不需太多照料 , 多是由留在营地中的女人照料 。 笔者在呼伦贝尔草原看到牛多是留在驻地附近的 。牛的习性是需要比较多的水 , 不便于长途迁徙 。 所以养牛的地区水源充足 , 适合定居 , 这正是农业成分多的地区 。 马和羊善于 长距离迁徙并有密切的生态关系 。 马在冬季能踢破冰层以得到牧草 , 而羊吃草较马更接近草根 , 能啃食冰层下马吃过的草 。 马更重要的作用是在放牧时用为坐骑以利于控制和保护羊群 。 [ 16 ] 狗和猪一直被看成是不适应游牧方式的 。但是在燕山南北地区自西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以 来 , 就发现有大量的猪和狗的骨骼 。 到了游牧经济发达的战国时期 , 墓葬中仍然使用这两种动物 殉牲 。 猪可以在林地被放养 , 狗是作为帮助人驱牧畜群的助手 。 有狗的地方往往马的数量少 , 有 可能两者在功能上相似 。 《 后汉书 ・ 乌桓鲜卑列传 》 记载 , 汉代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乌桓 、鲜卑人 死后仍然用狗殉葬 。 因此 , 猪和狗应当是森林草原游牧类型中特有的家畜 。 畜群规模的最大量主要是由牧人的控制能力决定的 。在内蒙古 , 一个牧人徒步可以放养 150 — 200 头绵羊 , 骑马可以放牧 500 头绵羊或 150 匹马 。 如果两个牧人骑马可以放牧 2 000 头绵 羊 。 畜群的最小量是仅能维持一个家庭的基本生活 。 民族学调查在欧亚草原的几个数字反映了最 小的畜群 : 1776 年的数字是一个 5 口之家有母马 8 匹 , 公马 1 匹 , 母牛 10 头 , 公牛 1 头 ; 1881 年在一个哈萨克家庭有马 5 — 6 匹 , 公羊 10 头 , 母牛 6 头 ; 1892 年的数字是 1 家平均 50 — 100 头 牲畜 。 [ 17 ] 笔者在呼伦贝尔草原调查的一个 7 口之家养绵羊 100 多头 , 山羊 20 多头 , 马 12 匹 , 牛 40 多头 , 这户牧民食用的谷物是用货币买来的 。 而且这户牧民说他们家饲养的牲畜是比较少的 。 饲养牲畜多的家庭拥有的绵羊可以达到 2 000 多头 。 畜牧方式可以分为纯游牧 、 半游牧 、 半定居游牧和定居饲养 。纯游牧是没有任何农业经济 , 因此这种方式常常与半游牧共存 ; 半游牧是以农业为补充 , 有全年的季节性草场 ; 半定居游牧是 大多数人定居 , 少数人在外放牧 , 或常年在外 , 或利用夏季草场 ; 定居饲养只是定居农业的补充 形式 。 从以上列举的畜牧方式可以看出 , 游牧与定居是两个极端 , 它们之间还有许多过渡形态 。 中国北方各地墓葬的殉牲情况有很大差别 , 应当代表了各地畜牧经济的差异 。 [ 18 ] 从殉牲的种 属看 , 冀北以狗或牛为主 , 冀北东部不见殉牲羊 ; 内蒙古东部的岱海以羊为主 , 晚期牛增多 , 单 纯殉葬羊的不见了 ; 在冀北和岱海地区马比较少见 ; 内蒙古西部和银川南部 , 马在殉牲中占主要 位置 ; 固原以羊为主 , 马次之 。 从各地殉牲种类看 , 内蒙古西部和银川以马为主 ; 甘宁地区以羊 为主 , 马 、 牛次之 ; 岱海地区以羊牛为主 , 马比较少见 ; 冀北地区以狗和牛为主 。 从殉牲的数量 看 , 冀北和岱海有殉牲的墓一般在半数左右 。 以毛庆沟为例 , 一般每个墓葬有 3 具动物头骨 , 个 别的达 10 具左右 。 由于殉牲数量少 , 头骨摆放的十分规整 。内蒙古西部和甘宁地区有殉牲的墓 达 90% — 100% , 每个墓殉牲多在几十具头骨 , 马牛等大牲畜摆放在前排 , 小牲畜羊一般是放在 后面 , 层层叠压 , 不再摆放 。 在 《 史记 》 、 《 汉书 》 和 《 后汉书 》 中的 “ 匈奴传 ” 或 “ 南匈奴传 ” 统计的汉军与匈奴战争 中 , 虏获匈奴牲畜记录也是以马 、 牛 、 羊为主 。 文献中记载的匈奴与我们研究的东周时期北方系 青铜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比较接近 。 这说明墓葬中的殉牲是当时各地经济类型的直接反映 。 从墓葬中殉牲的牲畜种类和数量看 , 西部的甘宁地区和内蒙古西部的游牧化程度最高 ; 东部 岱海地区牛的增多说明畜牧的游动性较小 ; 冀北地区羊很少 , 不是游牧经济的特点 , 尤其是冀北 东部未见殉牲的羊 。 民族学调查与墓葬中显示的性别与牲畜种类是一致的 : 男人多随葬马 , 而女 人多随葬单纯的牛 。 这反映了在游牧社会中男人的游动性比女人强 。 作为欧亚草原东端的中国北方地区 , 东周时期的大量系统的墓葬资料反映了中国北方各地经 济类型的差异 。 这种研究应当加入到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研究的国际性课题中 , 并有所建树 。 欧亚 大陆桥的建立在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建立以前早已存在 , 只是在规模和数量上有所区别 。 这对 于我国与欧亚内陆国家的交往提供了历史背景资料 。 而几千年来对欧亚草原的开发与利用以及对 环境的影响 , 对我们开发西部 、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