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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的深夜，路易十六或许还在焦虑着如何在三级会议中，能够让宪法顺利地通过。可是，在巴黎，群情激动的人群早已冲上了街头，在短暂的呼喊当中，一举冲向了一切找得到的国家机器。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一个夜晚，在这个曾经一向优雅沉着的国度里，一个长达10年的血腥动荡的年代正在缓缓拉开它的帷幕。 2008年6月28日，一个普通的双休日，南部的一些省份刚刚经历过一场台风；长三角地区则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热浪；在厦门和南京的周边发生了两场小级别的地震，让人心有些慌张。但一切看起来依旧如往常一样平静。大多数的国人都刚刚从一场举国的灾难中走出，并慢慢地开始重新拾起对一个多月后即将举办的那场盛大的party的期待。 那场聚会，被大家普遍地认为将是这个国家重新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可是，在这个国家的西南方向，一个不起眼的县城内，却突然重现了如同1789年那个深夜，巴黎街头的那些景象。 开始，一些人在街头行走呼喊，慢慢这个县城的人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整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个初夏的下午骤然升高。终于最后沸点来临，人潮不可遏止地冲向一切国家机器，以及国家机器的标志。在这场冲击中，县委大楼、县公安局大楼等建筑被大面积损毁，几场警车被焚烧。 人潮在夜晚来临前慢慢褪去，剩下残损的建筑和车辆，在夕阳的照耀下，浓烟滚滚。 如果在那个现场，没有人会相信，自己是在一个经济总量占全球第四、外汇储备位居全球第一的现代大国，只觉得是恍惚亲临了历史上那些动荡的年代：1789年的法国、1930年代的德国、1969年到1976年的中国。 暴力的魅影，在21世纪的当下，依旧阴魂不散。 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让暴力这个“肿瘤”在困扰了人类数千年后，依旧在人群中滋长和蔓延，无法得到根除。 或许我们要说，在暴力的背后，通常是一颗颗缺乏宽容的心，通常是一个个急切期待利益实现和保障的灵魂。那些将自己的权益表达诉诸于暴力的民众，自然是缺乏等待变革的耐心，以及缺少利用现行体制来实现和保障自身的知识和技巧。可是，我们更应看到，这些心和灵魂早已没有了诉求的方向。他们不知道、也没有机会，可以去坦诚地、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的要求。那些本应关注和保障民众权益的机关们，为了更加肆无忌惮地延伸自己手中的公权力，已经习惯于漠视这些弱者的利益，并且粗暴地回应他们的要求。于是，造就和培育“肿瘤”的有机环境就逐渐形成了。 在这种环境下，每个个体的价值观开始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如细胞癌变一样开始扭曲。 试想一下吧，没有“哪管身后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或者有一个能够果敢推进变革的路易十六，是否就能及时地给民众的权益诉求找到必要的渠道呢？那么不同阶层的人群或许就能理智地坐下来，在彼此的沟通和妥协中，达成一致吧（这不就是美国宪法产生的根本么）。或许，也因此，1789年开始的那场十年浩劫或许就能避免，那么多人就不用陷入到命运无边轮回的噩梦中，也因此，卢浮宫或许可以在欧洲温和的阳光下更加熠熠生辉吧。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一幕幕的悲剧仿佛策划好一般轮番上演：前一轮的革命者总是在后一轮中成为革命的障碍，被送上断头台。期间没有司法审判，没有程序正义。判断犯罪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符合“革命者”对“革命”的判断。所有人都被分为两派：革命、反革命。在这种意识下，所谓代表“公意”的权力在暴力的推进下，不断伸张自己的触角。 而6月底发生在那座小县城的震动，则是否揭示了现行体制下，公权力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无限地伸张已经同民众的私权利间形成了足够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又因为民众缺乏足够的政治常识和诉求渠道，以及公权力的粗暴应对，而已经贲张到了一种临界点。那么让双发能够平心静气地坐下来理智地交换看法，本身就是一种奢求了吧。 因此，一切的冲突和暴力“肿瘤”的背后都在指向制度的缺陷，以及因此造成社会环境以及社会成员价值观的扭曲。 看来，要根除暴力这个社会“肿瘤”，只有从制度改变开始。 来源于豆瓣读书网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