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卡鲁斯坠海图 戏剧简介 高考艺术类专业考试考前辅导名师授课高通过率电话：13810619103 《鸟》无疑是阿里斯托芬戏剧中最绚丽、最引人入胜的剧目：这是一部充满灵感的作品，倾注了剧作家的心血和才情。 在公元前421年上演的《和平》中，有个不经意的笑话表明阿里斯托芬已有一段时间在酝酿“到鸟儿居住的地方去旅行”。当然，我们无从知晓创作这个喜剧的念头到底在什么时候开始的。《鸟》于公元前414年写成，当时损失惨重的雅典之战正在西西里进行。人们也许会质疑这场战争与珀斯忒泰洛斯和欧厄尔庇得斯的机会主义旅行之间是否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而不会怀疑他们的“逃跑”与阴郁的气氛之间的内在关系，在这样的气氛中，弥漫着一场漫长而又并非总是喜讯的战争。毫无疑问，阿里斯托芬在如此困难的时期选择讲述这样的故事并非巧合，故事的政治本质被栩栩如生的幻想色彩包裹起来，而其中各种冲突都被赋予欢快的外表，并在乐观的梦幻世界中释放出来。同时，阿里斯托芬在这部戏中寓教于乐－这也正是喜剧作家的职责所在。 甚至可以用“包罗万象”来作为这部喜剧的标题。在剧本中，剧作家探索出一种方式来调和几乎是所有与他有关的主题：在《黄蜂》中，他嘲讽雅典人无休止的争论；在《云》中，他奚落苏格拉底及其门徒；在《和平》中，他揭露占卜人的欺诈、鉴赏家的傲慢自大以及外交官的自私自利；当然，在文艺批评的范畴中，他会毫不犹豫地在舞台上嘲弄无名“诗人”，甚至直呼其名，嘲弄酒神狂热份子Kinesias和其他人。《鸟》是阿里斯托芬最长的喜剧：洋洋洒洒的序曲，两幕人物冲突（包括动作和台词）以及漫长的祭祀场景，两段冗长的合唱（合唱队直接对观众演唱）与故事情节紧密相联，两个不速之客，两个信使场景，三段插入的合唱，与彩虹女神战斗的场景，普罗米修斯的背信弃义，诸神的特使，以及结尾时宏大气派的婚礼场景。要不是所有这些场景都微妙地烘托出灵感和欢歌笑语，要不是这些场景巧妙地融合进环环相扣的整体结构之中，如此列举种种场景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 空中的梦想家 珀斯和欧厄尔是两个雅典公民，雅典城里不断的诉讼让他们对城邦生活感到厌倦，他们决定“找一个逍遥自在的地方好安身立业”。借助乌鸦和喜鹊，他们找到了传说中的鸟国。鸟国国王戴胜是一出希腊神话里的主人公，他原本是道利亚国王特柔斯，因为和妻子的妹妹通奸，被姊妹二人报复，最后三人都变成了鸟，特柔斯自己变成了头上有三簇毛的戴胜。 鸟国成员们的智慧，就像他们的脑袋一样，是小而又小的，通过一番花言巧语，珀斯和欧厄尔就化解了他们的敌意，并且让他们接受了自己提出的方案:建立一个理想的城邦——“空中鹁鸪国”。因为鸟国位居天地正中、人神之间，如果能建起城墙，阻断人类向奥林波斯诸神献祭时飘起的香气，一定会成为要挟宙斯、进行夺权的必杀技。 按照这个异想天开的“空中建国方案”，城墙被迅速建好，效果也立竿见影，神界的“反骨仔”普罗米修斯(可别忘了人类的火种可是他盗来的)也偷偷跑来给这帮建国者们出谋划策。在这个过程中，为了窃取即将到来的胜利果实，人类城邦里的诗人、讼棍、巡视官等一干人众也企图混入革命队伍，结果被一通棍棒赶了出去，笑料不断。 最终，鸟国的鸟人们获得了胜利，他们的国师珀斯娶到了代表宙斯王权的巴西勒娅为妻。一切皆大欢喜。 珀斯当初对戴胜说，Ihavea dream，那就是建立“空中鹁鸪国”。而阿里斯托芬的《鸟》在雅典上演之前的公元前四一五年，雅典人也对波斯帝国说，Ihavea dream，那就是远征西西里，让雅典成为一个海洋帝国。不同的是，鸟人们获得了胜利，雅典人却因为内乱和被败坏的民主，导致雅典远征军在叙拉古城下全军覆灭。后来，柏拉图在他的对话《蒂迈欧篇》和《克里提亚斯篇》中，记载了一个海上霸权大西岛的朽坏，以承载对雅典海洋帝国梦的哀思；阿里斯托芬则以一出戏谑的“空中鹁鸪国”的胜利，对希腊人的帝国迷梦开了一个玩笑。究竟谁更高明，我也不知道。 太阳太近，大地太远 不过，这“空中鹁鸪国”的梦，倒让我想起另一则神话。 代达罗斯(Daedalus)是雅典城的著名工匠，他被米诺王二世召去岛上修建一座迷宫，用来困住米诺牛(这又是一则神话了，按住不表)，迷宫建好之后，米诺王唯恐代达罗斯将迷宫的秘密透露出去，将他关了起来，只有幼子伊卡鲁斯(Icarus)和他为伴。 代达罗斯决定设法让爱子逃出去。他看到天上的飞鸟，灵机一动，为伊卡鲁斯用蜡制作了一双翅膀，想让他飞过爱琴海，回到雅典。这大概是人类最早关于飞翔的梦想。他叮嘱伊卡鲁斯，不要飞得太高，以免离太阳太近，烧化翅膀。 这场以追求自由开始的飞行，以伊卡鲁斯的坠海告终。他忘记了父亲的叮咛，飞得太高，翅膀在阳光中融化，伊卡鲁斯葬身大海。 后来，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大画家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约1525—1569)根据这一题材，创作了《伊卡鲁斯坠海图》(Land-scapewith the Fall of Icarus，现藏布鲁塞尔皇家古典美术馆)。再后来，英国大诗人奥登看到这幅作品，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美术馆》。 我的朋友林国华说，伊卡鲁斯飞得太高，离神明太近，离大地太远，就像荷马笔下，那些离神太近的英雄必将遭受苦难和毁灭一样。天空与大地，本来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有太多的变体，晚近的捷克作家昆德拉用它来思考现代伦理，提出了“轻”与“重”的难解谜题。在近神的阳光中飘舞燃烧，还是在人世的迷宫里负重挣扎，尘土亚当们，选择吧。 阿里斯托芬的高明之处，就是在天空与大地之间，在神圣与世俗之间，用想像的“云中鹁鸪国”，给出了一个玩笑般的平衡。云中鹁鸪国是阿里斯托芬的乌托邦，一如新大西岛之于培根，大洋国之于哈林顿。 在阿里斯托芬“云中鹁鸪国”的乌托邦里，人类城邦里的污秽，都被一一涤除。珀斯赶走了立法者和政治家，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赶走了喜剧诗人，诗人和哲学家的战争，果然古已有之。 珀斯说他的梦想，是希望生活在这么一个城邦:每天醒来，唯一的烦恼就是不知道该去谁家赴宴，还有就是那些漂亮男孩的父亲，总是抱怨他不亲近自己的孩子(古希腊的中老年男性公民有狎玩男童的癖好)。食色性也，这真是一个好地方。至于说这个云上的乌托邦怎么到达，你问我，我也想去呢，你问阿里斯托芬，他正躲在喜剧演员的面具后面偷笑呢。酒神精神，喜剧传统 希腊共和国文化部长米哈伊勒·利亚彼斯在推荐这出戏时说，鸟儿们飞到北京，表明了人类对理想国永恒的向往，也将为北京的戏剧爱好者带来酒神狂欢般的激情。 部长的向往很好很天真，但是用酒神精神来说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我看却未必妥帖。《悲剧的诞生》里，尼采用“酒神精神”来表达一种奔放的生命力和意志力，这和尼采后来为了反对叔本华而创造的“强力意志”概念实出一辙。悲剧里有的是“酒神精神”，悲剧里有太多的崇高和命运的不得不然，它宣谕了人之为人的边界。喜剧则不然，它是功利的，它消解了崇高，却让人开始思考另一种可能性。 喜剧若是脱离现实，便失去了土壤。《鸟》的剧本里，阿里斯托芬讽刺了当时的一大批人。西西里远征，老成持重的统帅之一，尼西阿斯被嘲讽为犹疑不决的老朽；苏格拉底被说成是一个招魂的巫师，阿里斯托芬太看不惯这个总神神鬼鬼的哲学家了，后来干脆重新写了一出喜剧《云》来讽刺他。这些妙处，剧院里的先生小姐们，未必领会得通透。 你能说阿里斯托芬不爱雅典吗，否则，他为什么念念不忘“雅典人”。爱得深沉，才会笑得奔放。将苦难背在身上，还是轻轻放下，这是两重境界。就像我去年读过最好的小说，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虽然穿越了犹太人千年的悲苦，读来却全无撕心裂肺，因为奥兹将历史的苦难轻轻放置在一个隐约的背景上，转而把目光投向耶路撒冷一扇扇窗口背后，触摸历史大幕下日常生活的纹理。 和那些心里总是装着邦国天下、六道轮回的哲学家不同，阿里斯托芬知道，真正的雅典人，不是活在西西里远征前，野心勃勃的亚西比德慷慨激昂的演说台下，也不是活在柏拉图隐晦难明的对话集里，雅典人活在竞技场中，活在广场上，活在剧院里，那里没有神话，有的是健全的公民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