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从幼年上学，到读中学、读大学和读研究生，几乎一生都在读书。那些读到大学和研究院的人，都是考试的优胜者，自然也是读书有得的人。中国从汉代的荐举制，到隋唐之后的科举选士，也都是选拔德才兼备的读书人；两千多年来的文官制，是用知识分子治国。不论这些读书人是从政还是耕读，都离不开读书。古人讲“半部论语治天下”，虽不免夸饰，但说明读书是增长才干的主要方法。 在二三千年的学术史上，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特别有天赋的人。如创制史学体例的司马迁，注释老子的少年天才学者王弼，乾嘉学派的高邮王氏和注释《说文解字》的段玉裁。到了二十世纪，则有能精通十二国外文且能背诵新旧唐书及五万首唐诗的陈寅恪，被胡适先生称为当代最博学的人；钱伟长先生学一门外语只用半个月；成仿吾先生每天可掌握的外语词汇量是五百个，十四岁时就在日本出版了《德和辞典》，1957年率中国教育代表团到德国，还可以用德语发表讲演，文革中还可以用四种外语翻译外国著作；童书业先生能背诵《十三经注疏》，看书时只须看每页的对角线，就可以几个小时间背下二三十万字的书。一部学术史，各有一些天才人物独领风骚，有的著作成为后世永远不可企及的高峰。 与这些天才人物相比，我们可以说都是凡夫俗子。但创造学术史，不能只依靠百年不遇的天才人物，更要靠一般知识分子。历史科学是一种功力之学，不可专恃天才，十之八九要靠努力读书积累。没有特殊天赋的一般读书人，只要勤奋好学，善用方法，仍然可以造就出好的成绩。因此，我们应该自觉地讲求读书方法。方法就是我们的工具：桥和船。有了桥和船，虽然我们不是跳远冠军和游泳冠军，却可以由此达彼，远航万里。 一、为学以立志为先 读书做学问，不只是要增加知识，更重要的是要锻炼自己成为健康纯净的学术人。一个人读书为学，能否有成，就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有志向、有自信、有计划。 为学必先立志。学术是天下公器，对于学者来说，首要的事是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纯真的学术情怀，清静自守，不慕荣利，一心沉潜于学术研究，立志为学术文化事业献身的精神。这是治学的动力，是一个学者的第二生命。“学者欲学圣人，须是立志第一，志是入道先锋”。（清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三）学问功夫，以立志为先。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为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立志向学，何患不进。“立志不坚，只听人言语，看人文字，终是无得于己。”（朱熹《性理精义》卷七）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蹉跎时光，一事无成。（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今人悠闲无心，只是不曾把学问当一件事，遇事胡乱地蒙混打发过去。虽细微之事，犹无可成之理，况为学大事，岂有可成之理？ 有志者，事竟成。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是一个人成功的主要原因。赵朴初诗云：“壹志金可镂，多闻道不穷；艰难成学业，终达妙高峰。”一个人立志向学，是他连朝接夕，嗜书成癖，对书本沉溺痴迷，专心致志，几十年如一日地勤学、勤思、勤问的不竭的动力。 其次是要有自信，不学则已，要学就要有一种锲而不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好。 其三，是读书治学要有计划。可以立一个一生的计划，也可以立五年八年的计划。将计划分散贯穿到每个月、每个星期、每一天，自己不姑息自己的懒惰，每天读什么书、抄多少资料、写多少东西，都要自己有个指标。今日事，今天一定要完成，决不可顺延到明天。 有志者为学可能不成功，但却有成功的希望，无志者为学必定不成功，也失却了希望。 二、博学与专精 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求学亦必有规矩。 《中庸》讲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是我们读书方法的高度概括。 治学着重于“精”和“通”两个字。治学专精，才能有成绩，为要专精，也要有相当的博通，尤其是历史学科内的各领域的博通。 首先，读书学习要有宗主。居近识远，处今知古，惟有读书学习一法。学问是要求真理，释己之疑，明己所未达，增广才力，锻炼器识，不是用来炫耀个人才能的，天下古今未有无主之学。学问之道，以各人自己用得着者为真，学海无涯，而人生苦短，以短暂之个体生命，欲吸纳无涯学海，是不可能的。所以人的读书求知，也只能是在极有限的领域中的冲击。无所不涉的博通，是夸父追日、愚公移山之智。（《文史通义 博杂》） 治学要有根基，积蓄得深厚，才能有成就。不读书是当今通病，许多学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一块石头造不成金字塔，一根木头造不了洛阳桥。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交叉是当前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广。在自己的专业书之外，要读一点相关学科或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要建立自己的研究中心，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论题读书找资料。认真读书，从中找资料，找通识。对资料，要竭泽而渔，善于从常见的资料书中找出特殊的好资料。通过读书找资料，加厚自己的基础，培养自己的学术敏感和学术激情，培养自己的在该领域的学术潜质。潜质深厚才能左右逢源，无往而不可。 张罗捕鸟，网罗多目，得鸟者只是网罗中的一个目，但用一个目捕鸟，却不可得。做好每一个目，才能形成一张大网，有一张大网，每个目才得以支撑。网与目，互相依存，无网之目，或无目之网，都失捕鸟之功。 治学如弈棋，胸中谱多便可以生悟；学赋读千首赋，得以广其资，亦得以参其变也。小儿搏泥为娃娃，击之石上，铿然有声，泥多者声宏，若以一丸之泥做娃娃，其声必小。此古人所以提倡读万卷书的原因。多读书则胸次自高，博识多知，文章有根据，下笔有取舍。 其次，读书贵专精不贵杂博。我们主张又博又专，读书先务精而不务博，以专为主，有余力乃能纵横。博文为约礼之资，详说为反约之具。博与约不是两件事，而是根据研究需要所必然要求的。专门以外的东西，尽可能的有所不知，专门以内的东西，非知到透彻周备不可，有一专长，又有充分常识最好。读书可以分为精读、泛读和浏览等形式。泛读可以一目十行，不求甚解；而精读则是将所选的重要的书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一字一句，处处求解，处处求懂；可以取名家精品，仔细阅读，用心揣摩名家的研究与写作的技巧。有时不妨将精品论著逐段摘抄，将全书全文分解，解剖其论点、论据和论证的逻辑系统。看人家是怎样运用论据，对资料进行分析归纳，怎样进行推理和论证，每一层次的逻辑关系等。 读书多而不用或不善用者，几乎等于白读，至多是两只脚的书橱。 高明的人，不在于比别人多读了多少书，而是善于用一种思想或理论将知识系统化，能道人所未道，见人所未见，疑人所不疑，信人所不信，化腐朽为神奇。胡适先生曾把知识做过一个譬喻，一个个知识好比是一个个制钱，满屋制钱堆放在地，漫无头绪，不如将这些制钱用一根根麻线穿起来，成为一串串的钱。有了这样一根线，就能把一切于自己有用的知识很快穿起来。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究其原因，是因为心中有一个大战备，有总体观念，有一套策略方法，能将各方面调配好，驭众如驭寡。 三、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求知于书中，得知于书外。 读书求知与禅家相似，须有悟道。欲悟，亦无他法，熟读精思而已。真悟必出于真知，真知必出于真学。多读精思，自有悟入，此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读书不深思则为人所欺，人家说沙可做饭，我们也人云亦云，跟着说沙可做饭，然而沙终不可当饭吃。死书误人，所以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离开读书去思考，凭空玄想，蔽于皮毛之见，一知半解，就是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法则只是死法。所以要在读书时深思，在读书解疑中会意渐悟。学与思两者不可偏废，学则不恃己之聪明，唯先觉是效；思则不恂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学非有碍于思，学愈专而思愈远；思正有助于学，思之困惑则反激学必勤。（王夫之《四书训义》卷六） “蚕食桑，而所吐者丝，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酿者蜜，非花也；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痰瘤”。（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三）读书要融会贯通，吸取精华，敢于怀疑，敢于发挥。读书不敢怀疑，不能贯通，犹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要汲古不泥古，落笔无古人，精神始出。“不学则前人之智，非我有矣；学而徇迹引墨，不失尺寸，则诵死人句耳。” （方以智语） “思之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 （《管子 尽心下》）读书而有心悟者才是真读书。袁枚称：“我有禅灯，独照独知，不取亦取，虽师勿师”。（袁枚《续诗品 尚识》）读圣贤书，是要将书当作启迪智慧的工具，不是要奉之为教条，当作锢闭才智、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日本的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带研究生，就指定学生第一部书是念《日知录》，因为《日知录》内容非常广泛，涉及文献中的经学、历史、文学、经济、典章制度等，而且都是经过顾氏精心熔裁和撰写的，既可作为研究资料，也可作为学习搜集资料与鉴别资料的范本，作为写作札记的方法学典范。 三、读书的具体方法 ㈠循序渐进。 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作为一个学者，当日日有所知，日日有所不知，永不满足，求知不止，学而不厌，读书不倦。历史学是一门功力之学，学问之事，则是由功力以至于道的阶梯。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积硅步而致千里，积卑下而登高峰，其间无可间断与凌越之处。不经初阶，而欲飞升绝顶，未有不中途挫跌者。在学术之路上，没有武侠小说中所说的那种平步青云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的事。 每个学者，首先要知道应读什么书。中国有目录学，张之洞编有《书目答问》，列有一千种必读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有三千余种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有《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一二三辑），囊括了二十世纪各方面的论著，可以从中查书。我们应从这些索引书中找出我们应该读的书，搞清楚学术研究达到了什么境地。读书而不用书目，恰如远航没有地图和气象图，只是随波逐流胡乱闯，难免不触礁沉没或遇风暴翻船。 ㈡读书要心到、眼到、手到。抄书、校书、注书与抄卡片 读书要一心向学，专心致志。如果说读书有什么秘诀的话，秘诀就是专心，集中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于当前要务上。先其所当先（fiest things fiest），专一不二（do one thing at a time）。这就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人有三性，记性、作性、悟性。记性积而成学，作性扩而成才，悟性达而为识。（章学诚《文史通义 答沈风墀论学》，中华书局版，第307—308页。）抄书与抄卡片，是发挥人的记性和作性，以达到融会贯通的悟性的好方法。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就有以抄代读的抄读传统。据说苏轼能过目成诵，但他一生中五抄《史记》。唐代虞世南将积年抄录的书文有意识地分类排比，抄辑其中可作为作文辞典之用的资料，类列为八十部，八十一门，成为传世的著名类书《北堂书钞》。清代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黄氏《逸书考》，动辄辑佚数百种，实际上也是抄书之功。摘录类的书钞，有元代陶宗仪的《说郛》；合抄类的有清代沈炳震的《新旧唐书合钞》，陶宗仪的《说郛》百卷，无有全本，张宗祥先生南北奔走，终于将百卷的《说郛》残本补齐，宗仪之书，其传播和起死回生，都得力于抄书。我见过《钦定国史臣工列传》，共计十四册，都是工楷端丽，没有一个错字；另一部《国朝八十家列传》，共十六本，是归安姚氏抄本，都是难得的善本。 胡道静先生一生中用五十年工夫，所校凡二十余本，做成了《梦溪笔谈校证》，被顾颉刚先生称为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并称绝世双璧的巨著。他认为，抄书的作业，是读书学习的奇妙的方法。手抄一书，胜读十遍。借来的未见之书，不舍昼夜，写副本存储。选定一部书后，凡见其他书史中有涉及本书之文，无论是解析、引申、驳议，都一一抄录，附在每章每篇之后，久积便成为该书的注本。 抄过的书，恐有笔误，皆校勘三五遍。或借得旧本，善本，比勘一过，用朱笔记其异同；或借得人家校订的本子，过录其校字与校语。所以，校书成为读书深思的一种方法。一本有一本之善，不校不知其善。（胡道静：《抄校讽诵六十冬》） 我学习前人的经验，也一直很注重动手抄书。我个人抄书经验告诉我，有时一条材料看过几遍，并没有什么感觉，也没发现有什么价值，而一旦动手抄了，就会突然发现其中以往没有注意到的新意跃然纸上，多少年想找找不到的东西竟在眼前，真有如获至宝的感觉。我为了写作《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一书，翻阅、复印和抄写了省档案馆二千多卷宗的档案，二十年间摘抄的资料约五六千个文件（条），用软盘考贝，要装五十多张软盘。我手抄的上万张卡片，大部分是抄的书上和档案上的资料。最近我检查我存在微机中的文件，见其中一个文件，是我摘抄的二十四本书的内容摘要，约十六万字。抄书使人宁静，抄书使人深思，不但抄下了自己需要的资料，更能冷静地理清著作的逻辑关系，看前人分析问题的方法与视角，前人运用资料进行论证的思路。 作札记。从事学术研究，要把随时见到地材料随手记下来，注意平时积累。古人很多著名的书，都是由笔记札记积累而成的，如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陔余丛考》都是平日所见所悟的材料和思想随手记录下来，最后分类排比，用一个题目综合起来，加以说明评论，将该问题的历史渊源、沿革写出来。 ㈢学会作卡片。卡片要概括一个小题目，写上编号，每一张卡片只写一件事，末后要写明作者、篇书名、出版社、出版年月、页数，以备将来核对原文。卡片积累多了，可以以类相从，分类排比，重新组合也很方便。系统摘抄的卡片，使用时就可以依写作需要，系统整理，将该题目的知识、资料、个人评论等都按系统串连起来，往往在比较分析中，新的观点新的想法也就出来了。 坚持写读书笔记。要经常写写读书笔记，写读书笔记是练习写作的一种轻便方式。也可以把记笔记与写书评结合在一起，在笔记中随时将书评和提要写到笔记里面；可以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对所读的书写出一个提要，这对逼迫自己认真读书、领会书籍精髓大有好处。“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张之洞语） ㈣大胆写眉批。读书时要随时写眉批，将自己读书时对书中内容的看法写在天头和地脚上。该书哪里说的对，哪里不对，哪里有错，哪里重要，哪里好与不好，都可以眉批中写出来。有的人读书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时间长了都忘记了，读完一本书什么想法也没有，什么收获也没有，读了的书等于没读。要大胆地写，批错了也不要紧。作札记和写批眉批，都是煅练学识自进于道所必不可少的历练，时时表述其学问所见。 我的老师王仲荦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我在仲荦师见到一部章太炎先生手校的书——《嘉庆一统志》。在这部八大本的《嘉庆一统志》的天头地脚和空行上，章太炎先生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眉批按语。 我说的读书，是专指读文史哲方面的经典著作，读启迪人智慧有利于人心斯民的好书，决不读一句文化拉圾书，更不读那些诲淫诲盗坏书。我有一个研究地质的朋友，他的导师是曾当过地质部副部长的一位工程院士。这位院士要求自己的研究生读完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别的武侠作家的书，理由是读了这些书，就可以开阔眼界，了解社会。这位朋友问我：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人要了解社会读什么书。我告诉他：学文科的人可读的书很多，读《史记》、《资治通鉴》或读各种《纪事本末》，根本用不着读武侠小说。而且，我很坦诚地告诉这位朋友，我从来没读过一本武侠小说，而且这辈子不会读那些东西。 我对西洋史没有高见，仅有大学学世界通史的常识。依我的经验，一个人要研究别国的文化，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这不只是语言的差异。一个人不在另一个国家生活十年八年，是难以真正懂得别国的文化的。1984年我参与接待了到中国访问的五个日本顶尖级的汉学专家。他们五个人，最大的49岁，最小的37岁，全部都是教授和研究员，都有多部著作；山东社科院派出的五个人，最大的也是49岁，最小的27岁，我们五个人是清一色的助理研究员。我们座谈了一个星期，涉及多个领域的一些前沿的学术问题。双方探讨七天之后，社科院院长问我对这些顶尖的汉学专家的评价。我对院长谈了我对他们的估价：我说我最佩服的是37岁那位日本学者的标准流利的汉语，这些顶尖级的汉学专家的学术水平，依我看只相当于山东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的水平。事实上，中国研究外国历史文化的所谓专家教授，也只相当于人家中小学的水平，远远达不到在世界上在与人家对话的水准。我的老师陈同燮先生，是周恩来总理的南开附中和南开大学的同学。齐思和是他的学生。他在欧洲前后生活了十五年，精通四五种外语，这才谈得上对外国史的研究。谢德风翻译了《波罗奔尼撒战争》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前，就是由陈同燮先生审校的。我帮助先生整理和清抄过文稿，陈先生的对谢氏译稿的校改简直是大开花。陈同燮先生亲口对我说：中国研究世界史的学者，达不到在世界上与人家对话的程度。所以中国的世界史教授，文革前只有三级教授，而没有一二级教授。 先生所言极是，我完全赞同先生所主张的“还是应当鼓励年轻人学习西方文化，睁开眼睛看世界么。谈到历史研究，也应当鼓励有心人去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不但从广义上说，我们不能自我封闭，孤立于今天的世界之外，走闭关锁国的道路，而应当面向世界，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与技术；就是从政治层面上讲，我们也应当承认世界上先进国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学习人家的国家管理方法，引进世界先进的政治体制。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就是西方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国民政府所推行的五权分立，是美国三权分立的中国化。所以学习西方文化，研究其他国家历史与治国方略是理所当然的。 但从学术上讲，我们学习外国文化研究世界是一回事，以之作为自己的专业，要想在研究外国文化方面成名成家就是另一回事。今后我们需要有一批人学习西方文化、研究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需要一批这方面的专家，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一般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了解外国的社会与文化，也是一定的、必不可少的。 恕我不恭，象陈寅恪先生那样的能精通十二种外语且在外国留学七年多的大师除外，就一般的专家学者来说，教授和教授的水平与创造成果，可以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以我了解的山东省内的几代世界史专家，象陈同燮教授在国外生活十五年的专家屈指可数，好多人不过是外语好一些，他们的所谓著作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编译，完全谈不上对外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创新。 原青岛大学历史系主任王阁森先生的大儿媳妇沈女士，也是东北师范大学日知的世界史研究生，后来她获公费到美国专门攻读美国史博士。这本来没有任何问题的，但美国方面的导师却对沈女士说：“你来美国研究美国史没有什么意思，读完博士回中国还可以当大学教师，在美国实在找不到工作。你是山东人，为什么不研究山东邹平的历史社会？您如果愿意改读研究山东邹平历史的博士，正有一个大家可以带你。”后来沈女士果然改为研究邹平历史了，并获得博士学位，留在大学当教授了。美国在抗战前即十分重视邹平县的乡村建设和乡农学校，1980年后一直跟踪研究邹平县的历史文化，如今成果十分可观。 从这件事上看，我们个人选专业和选研究向，是应该选那种既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又能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课题。 司马先生的读书论，虽然是真切地体会出来的，但是依然是有些问题。就是说，这是读什么书的方法，或者说治什么学的方法，难道读逻辑学的书，读物理学 、数学的书也要这样的方法，难道从事哲学工作也要这样的方法，我认为即使从事历史学也未必就是这样的方法？如果没有这个交代，你的教诲就是一个普遍的理论。其实没有普遍的读书理论，因为现在的学科分化了，只有特殊的研究领域，学习领域，它们的方法是各个不同。 你的方法论的确是你的治学领域，特征所决定的，比如考据的历史学，描述的，事实描述的历史学，或者人类学的社会学，你的方法还是有道理的，即使理论的历史学这样的方法都不行，这样的考据只是提供一些历史事实，而历史事实是要解释的，是需要理论的批判的，也就是说历史学是要和历史哲学，历史学的哲学携手合作的，但是在你的考据的研究中，只有事实的工笔描述，仔细考证，却没有历史学哲学，因此这样的历史学依然是一种局部的工作。也就是说你的方法即使在历史学研究中也是不充分的。依然脱不了乾嘉学派的狭促。 一朴先生： 您说“我以为司马先生定然还是要做一个文化的守望者的。……我以为真正的读书人的必是要为了国家文化、为了学术做一点事的”。所言极是，但我不敢当是文化守望者。不是我能胸怀天下，而是我一生得不到一个与人平等竞争的机会，我是被逼在死角里，能允许我做而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研究学问。余虽不敏，然余诚矣。我所以愿在网上发布杂文，也算是一种宣讲出口。 八十年代初，当我考入山东社会科学院时，我虽自恃基础较好，认为自己一定可以出成绩，但对于如何搞研究却懵然无知。我们为院所里的前辈专家做各种杂事，希望人家能带我们，指导我们研究的方法。然而，我们终于大失所望，人家对我们用软拒绝的办法，在人前人后都说我的好话，甚至说我是“未凿之玉，可造之才”，但在如何选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方面，人家讳莫如深，王顾左右而言他。所以当时我就暗自发誓：等我将来当了教授，我一定要厚待青年后学。这就是我为什么以花甲之年还在这发稿、惹人讨厌的原因。不意到了青岛大学后，历史系被取缔，我评职称晚了八年，到如今已无法对青年有所帮助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