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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唐代数学：王孝通生卒年不详，武德九年(626)时曾任通直郎太史丞,并参加修改历法工作。王孝通的数学专著是《缉古算经》，为十书之一。在《缉古算经》中，解决了大规模土方工程中提出的三次方程求正根的问题。李淳风（602年年～670年）曾奉旨注解古算经十书。十部算经是指：《周髀》《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张邱建算经》《五经算术》等，他为整理和保存我国古代的算学文献发挥了巨大作用，李约瑟博士称他为“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著作注释家”，他还著有世界最早的气象学专著《乙已占》，他与袁天罡的《推背图》以其预言的准确而著称于世。 5.唐代建筑学：唐代土木结构的建筑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当时首都长安城就是一个规模宏伟、世界上仅有的建筑群。据近年考古工作者的实测，长安城南北长8651米，东西宽9721米，周长36.7公里，面积达84平方公里。城内有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三个宫殿区，建有雄伟的宫殿和亭台楼阁；宗庙社稷、官衙廨署布列在皇城之内，街道宽阔挺直，里坊整齐划一，宗教寺院、公卿官员府第林立，组成了这座宏伟壮观的大都城。长安城的建筑设计对国内外的城市建设有着直接的影响，当时国内各州城和日本国的都城建设皆竞相仿效。现存的唐代殿堂建筑有山西省五台县境内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东大殿，它们是国内目前仅存的两座木结构古建筑。而西安市的大雁塔和小雁塔则是唐塔中最享盛名者。 4. 7.雕板印刷术：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最早的印刷术是雕板印刷，大约在7世纪中期，已经有了雕板印的佛像。到8世纪80年代，有了作为商人纳税凭据用的“印纸”出现。824年（长庆四年），在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写的序文中说到，有人拿白诗的写本和印本在街头叫卖或换取酒茶。到文宗大和年间，四川和江淮一带民间已经每岁“以板印历日”，在市场出售，以致不等朝廷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可见在唐后期雕板印刷已相当发达。 8.唐代宗教：唐朝积极提倡各种宗教。当时从波斯传来的有祆教、摩尼教和景教（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此外伊斯兰教也随大食商人在长安等地流传，但主要是在西域胡商中流传，唐人信仰的并不多。在唐朝流行的主要宗教是道教和佛教，其中又以佛教的势力最大，影响最深。道教尊老子李耳为教主。因为唐朝的皇帝姓李，所以从李渊起皇帝就以教主的后裔自居，积极扶植道教，企图借助神权来巩固皇权。666年（乾封元年），高宗下令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进一步尊老子为大圣祖，令人画老子像颁于天下，要求生徒皆习《老子》、《庄子》等，又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等，以壮大道教的势力。玄宗还派人四处搜寻道经，编纂《道藏》3744卷。当时两京和各州府都建有玄元皇帝庙，道观也很多，仅长安就有三十所。据统计，到884年（中和四年），全国共有1900余所道宫，道士达1.5万余人。 佛教在唐代逐渐形成了许多佛教宗派。各派虽有差异，但基本精神却是相同的，提倡灵魂不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引导人们逆来顺受，安心现状，所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在诸派别中，以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的影响较大。以慧能（638年～713年）为代表的禅宗，兴起晚，但影响却远超其他各派。禅宗相传是由南印度僧人达摩在北魏时创立。武则天时，禅宗分为南、北二宗。禅宗五祖弘忍大师有两个大弟子，一为神秀，一为慧能，神秀创立北宗，慧能创立南宗。南、北二宗各把自己的主张归纳为四句偈。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就是说，通过长期苦修，排除杂念，然后才能渐悟成佛。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反对神秀的渐悟说，主张佛在心内，只要净心、自悟，就不必苦修，不必背诵大批的经卷，便可以顿悟成佛。慧能的这种简单速成的方法，对于那些看不到出路的广大百姓，对于灵魂空虚的地主官僚有很大吸引力。因此，南宗战胜了北宗，得到广泛流传。到唐后期，它几乎取代了佛教的所有各宗派，垄断了佛坛。整个唐代，佛、道二教的斗争一直很激烈。唐高祖和太宗把道教置于佛教之上；武则天为反李唐皇室，又把道教压在佛教之下。唐武宗为了打击极度膨胀的寺院经济势力，听从道士的建议下令灭佛。宣宗继位后，又下令扶植佛教。由于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简化了教义和修行方法，吸收儒家的一些思想因素，增添了世俗宗法色彩，逐步从外来宗教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加强了自己的竞争能力，在与道教的斗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 9.唐代哲学：唐王朝一直采取儒学为先、尊佛崇道的开放文化政策，促进了儒、佛、道三教的冲突和融摄，推进了三教思想文化的大发展。中国佛教随着国家统一，南北佛教的合流，逐步完成了中国化，进入了鼎盛发展期。隋唐时期最主要的佛教宗派有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各宗派分别编制了世代相承的“法统”，并各自建立起佛教哲学体系。佛学成为隋唐时期中国哲学的最高形式。各宗派之间的融摄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唐以后，三教合一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隋唐王朝的重视和鼓励下，经学研习与仕禄之途挂钩，促进了经学的发展，但隋唐经学长于注疏，在哲学方面并无开创性的成就。中唐以后，在韩愈、李翱等的努力下，儒学开始复兴，为宋明理学的产生做了先期准备。同时佛教的流行，引起了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冲突。反佛运动兴起，傅奕认为佛教僧徒“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傅奕反佛是从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地主阶级政权的利益出发的。傅奕把人的“生死寿夭”归结为自然原因，揭穿了佛教徒所宣扬的佛决定一切的说法。傅奕还曾把魏晋以来的反佛人物编为《高识传》，作为反佛斗争的武器。唐朝反佛斗争最有影响的人物则是韩愈，他在《原道》和《论佛骨表》中，从三个方面对佛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一是指责佛道耗费大量财富，加重百姓负担；二是指责“佛本夷狄之人”，让佛教凌驾于儒学之上，有被同化为夷狄的危险；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是指责佛教灭弃封建伦常。韩愈的反佛言论触怒了宪宗，几乎因此丧命，后遭贬斥，但他反佛的斗志并未消沉。柳宗元在《天说》、《天对》及《答刘禹锡天论书》等文章中，表达了一定的进步思想。他认为宇宙是由混沌、运动着的元气构成。宇宙没有起点，也没有极限，自生自灭，自己运动变化，不受造物之神的主宰。大地、元气、阴阳就像瓜果、草木一样，都是自然物质，没有意志。他明确指出，生殖与灾荒是自然现象，社会的治乱则是人事，“其事各行不相预”。因此，他主张要重视人事而不空谈天命鬼神。刘禹锡在《天论》中进一步补充了柳宗元关于天的进步思想，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著名学说。刘禹锡认为，自然界（天）和人类社会各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它们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天不能干预人间的治乱，人也不能干预气候的变化。因为存在相互作用，所以天与人又能够“交相胜，还相用”。当社会法制畅行，是非清楚，人们了解祸福的原因，这时“人理”就能战胜以“强弱”为准则的“天理”，人们就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天命，这是人胜天。反之，当法制破坏，是非颠倒，人们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时人们就会把社会造成的祸福归之于“天命”，从而产生宗教迷信，这就是天胜人。刘禹锡相信，只要人类能够维持法制和是非，就一定能胜天。 10.唐代经学与史学：唐代科举都要考试儒家经典，因而推动了经学的发展。其经学发展的突出表现有：首先是考订经文。唐太宗以儒经“文字多讹谬”，不利于学生学习，令颜师古考订《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和《左传》等五经经文。颜师古多所订正，撰成《五经定本》，后颁布全国，成了官定的统一课本。837年（开成二年），在郑覃的建议下，唐政府又刻成了著名的《开成石经》。《石经》共114石，65万字。以上工作消除了五经文字歧异的弊病。其次，解释经义。唐太宗还令孔颖达与诸儒撰五经义疏。孔颖达采摘南北朝时期经师的义疏，成书180卷，名曰《五经正义》，消除了经学的门派之见。唐以前，史书大都是私家著作，唐太宗开始设立史馆，指定专人编修前代和本朝国史，并令宰相监修。从此，作为正史的纪传体史书的编修工作，完全操于封建政府之手。史书编修工作上的这一重要变化，反映出封建统治者更加重视总结统治经验，加强思想控制。唐以后各朝沿袭此制，连续修史，遂相沿成为一种制度。唐代编成的正史很多，二十四史中，唐朝编修的有八部，即《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以及由李延寿私人编修而获得政府批准成为正史的《南史》和《北史》两部。鉴于梁、陈、北齐、周、隋五史没有《志》，后来又增修了《五代史志》，这就是现在《隋书》中的《志》。《史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刘知几（661年～721年），字子玄，彭城人，是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史学家。《史通》二十卷对过去的史学著作，从体例、史料、语言文字到人物评价、史事记述，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表现出不受传统观点束缚和敢于创新的精神。《通典》是中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专史。作者杜佑（735年～812年），京兆万年（陕西西安）人。他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和改编，用了三十余年时间完成了《通典》二百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记载了从上古直到唐代宗年间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对于唐朝（天宝以前）的记载尤其详细。此书不仅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为后来的典章制度分类专史开创了先例。 11.唐代雕塑：唐朝的雕塑艺术，以石雕和泥塑最为多彩。如洛阳龙门、永靖炳灵寺等石窟中，有许多唐代的石雕造像，或造型雄伟，或刻划细腻，都是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四川乐山的石雕大佛坐像，高71米，雄伟自然，是中国最大的石佛像。在陵墓石雕中，唐太宗墓前的著名浮雕石刻昭陵六骏，刻划了六匹骏马的不同姿态、性格和神情，十分生动逼真。此外，乾陵和顺陵前的巨大雕刻群都极为壮观、精美，也是唐代石雕中的珍品。 著名的敦煌千佛洞是世界上罕见的艺术宝库。现存的492个洞窟中，唐窟达213个，几乎占了总数的一半。其中的立体泥塑佛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放射出健美的光彩。它们常常与壁画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显示出雕塑艺人的高度智慧和才能。唐朝墓葬中出土的三彩陶俑，都塑造得精致细腻，神灵活现，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雕塑品。 5. 13.唐代诗词：唐朝文学成就最为辉煌的是诗歌。清人所编的《全唐诗》，收集了唐朝2200多个诗人的48900多首诗。唐朝诗歌能获得空前发展，除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基本原因外，还有多方面的因素。唐朝是庶族地主大量涌上政治舞台的时期，给诗坛增添了一大批新诗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风格来反映现实生活，使唐诗能够突破六朝门阀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文风，丰富、充实了诗歌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魏晋以后，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渐趋成熟。隋统一后，促使南朝的绮丽文风与北朝的质朴风格相融合，这都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唐朝科举以诗赋取士，封建帝王们对诗歌的提倡，刺激了当时文人诗歌创作的热情。另外，当时国内各民族的融合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也为诗歌增添了新的营养。所有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唐诗创作繁荣。在初唐诗人中，号称“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成就颇大。陈子昂作为一个诗歌改革者，对树立内容充实、语言刚健质朴的新诗风，做出了贡献。陈子昂以后，唐诗便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才华横溢的诗人大量涌现，相互争辉。王维、孟浩然等以优美的田园山水诗闻名，高适、岑参等以悲壮豪迈的边塞诗著称；李贺以善用形象思维、表现手法奇特而别树一帜；李商隐以色彩艳丽的《无题》诗蜚声诗坛。在唐代众多的诗人中，最著名的是李白、杜甫和白居易三人。“诗仙”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原籍成纪（甘肃秦安）人，生于碎叶，幼年随父迁居四川。他是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一位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内容广泛，想象力丰富，热情奔放，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对后世影响极深。“诗圣”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河南巩县人，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写了《兵车行》、《三吏》、《三别》等著名诗篇，描述人民的苦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残暴。这些都是杜诗的精华。杜诗内容深刻，风格沉郁雄浑，语言精炼，叙事严谨，真实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因而有“诗史”之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原籍下邽（陕西渭南），生于河南新郑，是新乐府诗歌运动的代表。白居易主张作文写诗都要接触时事，反映现实生活。在艺术上，他的诗歌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纯朴自然的独特风格。他生活在唐朝走向衰落的时期，更有机会接触社会现实。他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为人们所喜爱。晚唐唐著名诗人温庭筠诗词俱佳，以词著称。温庭筠诗词，在思想意义上虽大多无较高的价值，但在艺术上却有独到之处，历代诗论家对温庭筠诗词评价甚高，被誉为花间派鼻祖。 14.古文运动：在南北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骈文，一味追求声律、词藻、用典，文风萎靡，形式僵化，内容空洞，不能反映丰富的现实生活。随着唐朝庶族地主势力日益占据优势，士族地主势力迅速衰微，这种贵族文体也就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出现了提倡古文的运动。古文运动名义上要求恢复周、秦、汉时期的古代散文体，实际上是要在继承古代散文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以自然质朴、注重内容的新散文体来代替走入绝境的骈文。唐初的陈子昂是这个运动的奠基者，主将是韩愈。韩愈力图在古代散文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更便于表达思想的新散文体。他提倡继承和吸收从六经、庄骚到司马迁、司马相如的古文成果，但反对只学古文的形式而不学精神。他强调写文章要有创造性，反对因袭模仿。他把自己所倡导的新散文体广泛地应用于各方面的写作之中，先后写出了三百多篇具有高度艺术技巧的散文。其作品气势磅礴，感情充沛，文字精炼，语言生动，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虽然不及韩愈，但他的四百多篇散文却有很高的成就。他不仅写出了《天说》一类宣传无神论的名文，还写出了《捕蛇者说》等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作品。这些作品语言简洁，文笔生动，思想性强，感染力深，是唐朝散文中的杰作。此外，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对自然景色的描写生动逼真，也有很高的造诣。 15.唐代书法：唐朝是中国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初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人的楷书潇洒飘逸，端严遒劲，继承了南朝二王书体的风格。孙过庭是有名的草书家兼书法理论家，有亲书《书谱序》一卷传世。唐中期的大书法家有颜真卿、怀素等。颜真卿把篆、隶、行、楷四种笔法结合起来，创造了方正敦厚、沉着雄浑的新书体，称为颜体，对后世影响极大。他的著名作品有《颜氏家庙碑》、《多宝塔碑》等。怀素的草书刚劲有力，奔放流畅，是书法艺术的珍品，《自叙帖》是其代表作。唐后期的名书法家柳公权以楷书见长，他融化诸家笔法，自成一体，世称柳体，代表作有《李成碑》等。 16.唐代音乐和舞蹈：唐朝在融合国内各民族乐舞的特点和吸收外来乐舞养份的基础上，创造了风格多样、优美和谐的中国民族乐舞。高祖时沿用隋朝的九部乐。太宗定乐为十部，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乐队规模很大，中外乐器和乐曲竞相争辉。其后，乐又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坐部伎有六种乐，演奏时坐于堂上，立部伎有八种乐，演奏时立于堂下。唐玄宗本人也是一个音乐家，他曾选坐部伎子弟三百人和宫女数百人，在梨园教以音声，称为“皇帝梨园弟子”，反映了当时音乐的盛况。唐朝舞蹈分为健舞和软舞两种，舞时配以音乐。健舞姿势雄健，舞曲有剑器、胡旋、胡腾等。软舞姿势柔软，舞曲有凉州、回波乐、鸟夜啼等。当时，来自中亚的柘枝舞流行一时。盛唐时，流行由西凉传来的霓裳羽衣舞，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对此有所反映。但舞者服饰华丽无比，非宫廷豪家无法演出。 17.唐代外交：唐代外交活动空前繁荣。 对日本：631年（贞观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遣唐使”。此后两百年日本派出遣唐使共十三次，人数最多时在550人以上。日本来中国学习的学问僧最著名的是空海。他回国建立了密宗。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他把佛寺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传授给日本。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就是鉴真及其弟子所建，它对日本建筑有重要的影响。鉴真对日本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被尊为“传灯大法师”。政治方面日本参考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仿照隋唐的官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参照隋唐律令，制订了《大宝律令》。在教育方面，天智天皇时期在京都设立大学，以后学制逐渐完备，各科学习的内容基本上和唐朝相仿。语言文字方面，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记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吉备真备用汉字楷体偏旁造成“片假名”，空海采用汉字草体造成“平假名”。这些新体文字的发明，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在科学技术方面，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板印刷等陆续传入日本。中国式的犁和大型锄传入日本并开始普遍使用。日本仿照唐的水车，制造了手推、牛拉、脚踏等不同类型的水车。唐朝的《大衍历》、《宣明历》，也被日本所采用。中国著名的医学著作《素问》、《难经》、《脉经》、《张仲景方》、《神农本草》和《诸病源候论》、《千金方》等书先后传入日本，他们结合自己的医疗经验，创建了“汉方医学”。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的都城，694年（延载元年）兴建了第一个都城藤原京。710年（景云元年），修建了平城京，794年（贞元十年）修建了平安京。这些城市的设计、布局都是摹仿唐长安城的。建筑所用砖瓦的纹饰也和唐代略同。 日本生活习惯方面，唐人打马毬、角抵、围棋等体育活动，亦先后传入日本。茶叶于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到平安时已兴起喝茶之风。唐服传入日本，亦为日本人所喜爱。在节令方面，端午节饮菖蒲酒，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九月九日重阳节，都由唐朝传入日本。当时中国对日之友好，于此可见一斑。 对朝鲜：唐初朝鲜半岛上是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的鼎立局面，他们都遣使和唐朝往来。唐太宗在平定东突厥和高昌后，以高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为借口，于644年（贞观十八年）出水、陆十万大军进攻高丽，第二年败回。660年（显庆五年），唐先灭百济。666年（乾封元年），唐又派兵攻高丽，两年后攻下平壤灭高丽。唐朝在高丽设置了都督府、州、县等行政机构。以后唐朝的势力退出朝鲜，新罗于675年（上元二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统一以后，和唐朝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新罗商人给唐朝带来了各种土特产品，从唐朝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新罗还经常派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以新罗人为最多。840年（开成五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达百余人。新罗留学生不少人参加过唐朝的进士科举考试，有人进士及第后，还留在唐朝做官。唐朝文化对新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巨大的。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639年至749年，新罗相继设立了医学、天文和漏刻博士，来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和历法。8世纪中叶，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建其行政组织，788年，新罗也采用科举制来选拔官吏。朝鲜原来没有文字，7世纪末，新罗学者薛聪创造了“吏读”法，用汉字作为音符来标记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帮助阅读汉文，对文化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当时，新罗使臣把茶种带回国，从此朝鲜开始种茶。唐末五代时，雕板印刷术也传到了朝鲜。在长期的友好往来中，朝鲜文化对唐朝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高丽乐继续受到唐人的欢迎。在长安居住着不少朝鲜音乐家，他们对中朝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当时，在唐朝进口的货物中，以新罗的数量最大，这都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对天竺：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唐时统称为天竺。唐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戒日王）征服了天竺五部，以后就不时遣使来通好，唐太宗也一再派出使者报聘。当时两国的贸易往来极为频繁。孟加拉、印度半岛东西两岸，经常有中国商船泊港；印度的商船也经常到广州、泉州来贸易。唐朝输往印度的商品有麝香、丝织品、瓷器及铜钱等。从印度输入的物品有宝石、珍珠、棉布、胡椒等。长期的友好往来促进了中印的文化发展。在文学方面，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国产生了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变文。在艺术方面，敦煌、云冈、麦积山以及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和雕塑，都保留着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此外，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也陆续传入，对中国产生较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在7世纪末叶，中国的纸经中亚传到了印度，以后又经尼泊尔传去了造纸术。从此，印度结束了用白桦树皮和贝叶写字的时代。玄奘高僧在两国交流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对阿拉伯：唐朝称阿拉伯为大食。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后，东灭波斯，西陷开罗，建立了势力达到中亚、南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帝国。651年（永徽二年），大食遣使和唐朝通好，此后，大食遣使来唐有三十七次之多。大食所辖阿拉伯一带商人到中国的也不少。当时，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不少人在中国定居落户，有的还在唐朝任职。751年（天宝十年），唐将高仙芝在怛罗斯战役中为大食所败，不少唐兵被俘，其中包括造纸工人。大食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厂造纸，于是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中亚，又传到西亚，最后西传到了非洲和欧洲，为西方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近代考古工作者曾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西岸的沙玛拉城遗址，发掘出大批中国陶瓷，其中有唐三彩、白瓷和青瓷三种，在北非的福斯特（即开罗古城）遗址中，曾发掘出唐朝的青瓷器。这些来自中国的工艺品正是中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对真腊：真腊原是扶南的藩属，6世纪后期它以武力推翻了扶南王朝，建立以吉蔑族为核心的高棉王国。617年（大业十三年），真腊国建立不久，便派出使者到中国通好。唐朝时，两国邦交进一步密切。623年（武德六年），真腊派使者来唐。628年（贞观二年）又同林邑一起派使者来唐，唐太宗回赐了很多礼品。以后，真腊国的使者屡次携礼物来聘问。当时，真腊也是与唐朝有重要通商关系的国家之一，双方的贸易联系相当频繁。 对越南：唐朝时，在越南中部立国的是林邑。623年和625年，林邑王范梵志两次遣使来唐通好。625年，唐高祖曾举行盛宴欢迎林邑使者，并赠送使者锦、彩等丝织品。贞观时，林邑也一再派使者送来驯象、五色带、朝霞布及火珠等物。高宗、玄宗时期，林邑仍经常遣使来唐。749年（天宝八年）曾送来真珠一百串、沉香三十斤、驯象二十只。至德以后，林邑改称环王国，仍和唐朝通好。终唐之世的近三百年中，林邑使臣来唐达十五次之多。在长期的交往中，唐代的典章制度也传播到越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东罗马：643年（贞观十七年），东罗马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并回赠绫、绮等丝织品。在唐前期，东罗马遣使凡七次。东罗马的皇帝、贵族、妇女都喜爱服用中国的丝织品，所以当地成为唐朝丝织物的重要转输地。东罗马的医术和吞刀吐火等杂技也传到了唐朝。现代在西安、咸阳等地都曾发现东罗马金币。 对波斯：唐时期与西亚的波斯和东罗马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波斯萨珊王朝，由北魏到隋唐与中国的关系都很密切。7世纪中，波斯为大食所灭。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先后定居长安，后皆客死唐朝。当时有许多波斯人流亡到中国，并且落户。波斯商人的足迹，遍于各地。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城市中开设的波斯胡店，以经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而驰名。在今天的吐鲁番、西宁、西安、太原以及广东的英德等地，都曾发现过波斯萨珊朝的银币，有的数量还很多，这证明唐朝和波斯的商业贸易是很繁盛的。波斯和唐朝在文化上互相促进、互相影响，关系密切。波斯输入唐朝的东西很多，其中有菠菜和波斯枣。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商品源源不绝地远销波斯，并通过波斯转输西方。现代在伊朗境内曾发掘出不少唐三彩，即为明证。 对阿富汗：在中亚还有吐火罗国，即今之阿富汗。唐初，吐火罗多次派使臣来唐通好，唐高宗亦曾派使者到那里访问。玄宗时期，双方往来更为频繁。如724年（开元十二年），吐火罗使臣一次就给唐朝带来乾婆多罗等药物二百余种。 对昭武九姓国：唐朝时，在今中亚锡尔河以南至阿姆河一带，有称为“昭武九姓国”的康、安、石、曹、米、何、史、火寻和戊地九国。相传九国的祖先是月氏人，为匈奴所迫，迁居此地，故总称昭武九姓。这些国家善商贾，很早就和中国通商。唐平西突厥后，他们名义上内附于唐，实际上唐朝并不管他们的内政，这就便利了他们和唐朝的交流。当时在中国的外商，以这些国家的为最多。近年在西安、洛阳出土了许多昭武九姓中曹、石、米、何、康、安诸姓的墓志，他们有的为唐立了军功，有的担任过唐的军政职务。石国、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和柘枝舞也传入长安，为唐人所喜爱。说明昭武九姓国与唐朝关系是很密切的。 唐朝初服饰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唐代开始，工艺装饰普遍使用花卉图案，其构图活泼自由、疏密匀称、丰满圆润。特别是波状的连续纹样与花草相结合后，就是唐代盛行的缠枝图案。 唐代服饰图案，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天赋神授的创作思想，用真实的花、草、鱼、虫进行写生，但传统的龙、凤图案并没有被排斥，这也是由皇权神授的影响而决定的。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向于表现自由、丰满、肥壮的艺术风格。 晚唐时期的服饰图案更为精巧美观。花鸟服饰图案、边饰图案、团花服饰图案在帛纱轻柔的服装上，真是花团锦簇，争妍斗盛。正如五代王建所说："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翩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华贵优美的服饰图案，是画工们在敦煌石窟用艰苦的劳动为后人们保留下来的珍贵形象的资料。唐代服饰的发展是整体上的发展，这时服饰图案的设计趋于表现自由、丰满、华美、圆润，在鞋、帽、巾、玉佩、发型、化妆、首饰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特点。 6. 唐朝的服饰特点以冠服制度为依托，严格实行冠服制度。 冠服制度是封建社会权力等级的象征，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儒学，则把恪守祖先成法作为忠孝之本，强调衣冠制度必须遵循古法，特别是作为大礼服的祭服和朝服，不能背弃先王遗制，故称法服；它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宫廷日常服装称为常服，常服具有时代的特征。唐高祖李渊（公元618年至636年）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新律令，即著名的“武德令”，其中包括服装的律令，计有天子之服十四、皇后之服三、皇太子之服六、太子妃之服三、群臣之服二十二、命妇之服六。内容基本因袭隋朝旧制，天子的14种服装为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缁布冠、武弁、弁服、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白恰。皇太子的六种服装有衮冕、远游冠、公服、乌纱帽、弁服、平巾帻。群臣的22种服装有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平冕、爵冕、武弁、弁服、进贤冠、远游冠、法冠（獬豸冠）、高山冠（侧注冠）、委貌冠（与皮弁同制）、却非冠、平巾帻、黑介帻、介帻、平巾绿帻、具服（朝服）、从省服（公服）、婚服；皇后的三种服装有袆衣、鞠衣、钿钗襢衣；皇太子妃的三种服装有褕翟、鞠衣、钿钗礼衣。命妇的六种服装有翟衣、钿钗礼衣、礼衣、公服、半袖裙襦、花钗礼衣。以上各类服装的配套方式和服用者对象及服用场合，《唐书·车服志》都有详细说明。凡是从祭的祭服和参加重大政事活动的朝服（又称具服）、制度与隋朝基本相同，而形式上比隋朝更富丽华美。一般场合所穿的公服（又称从省服）和平时燕居的生活服装常服（又称燕服），则吸收了南北朝以来在华夏地区已经流行的胡服、特别是西北鲜卑民族服装以及中亚地区国家服装的某些成分，使之与华夏传统服装相结合，创制了具有唐代特色的服装新形式。其中像缺胯袍、〓裆、半臂、〓衣、大口裤等都是例子。缺胯袍就是直裾，左右开衩式的长袍，又称四〓（音撰，衣缘也）衫，它可以和幞头、革带、长靿靴配套，成为唐代男子的主要服装形式。唐代官服发展了古代深衣制的传统形式，于领座、袖口、衣裾边缘加贴边，衣服前后身都是直裁的，在前后襟下缘各用一整幅布横接成横襕，腰部用革带紧束，衣袖分直袖式和宽袖式两种，窄紧直袖的称为〓衣，《释名》说它“言袖夹直，形如沟也。”这种款式便于活动。宽袖大裾的款式则可表现潇洒华贵的风度，称圆领衫、袍，上自帝皇、下至厮役都可以穿。幞头、圆领、革带、长靿靴配套的服式，一直流传到明代。 唐代冠服制度在武德令推行之后，也在不断修改完善，它上承周汉传统，从服装配套、服装质料、纹饰色彩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系列，对后世冠服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唐以前，黄色上下可以通服，例如隋朝士卒服黄。唐代认为赤黄近似日头之色，日是帝皇尊位的象征，“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故赤黄（赭黄）除帝皇外，臣民不得僭用。把赭黄规定为皇帝常服专用的色彩。唐高宗李治（公元650年至683年）初时，流外官和庶人可以穿一般的黄（如色光偏冷的柠檬黄等），至唐高宗中期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恐黄色与赭黄相混，官民一律禁止穿黄。从此黄色就一直成为帝皇的象征。 唐高祖曾规定大臣们的常服，亲王至三品用紫色大科（大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玉带钩。五品以上用朱色小科（小团花）绫罗制作，腰带用草金钩。六品用黄色（柠檬黄）双钏（几何纹）绫制作，腰带用犀钩。七品用绿色龟甲、双巨、十花（均为几何纹）绫制作，带为银銙（环扣）九品用青色丝布杂绫制作，腰带用瑜石带钩。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7年至649年）时期，四方平定，国家昌盛，他提出偃武修文，提倡文治，赐大臣们进德冠，对百官常服的色彩又作了更细的规定。据《新唐书·车服志》所记，三品以上袍衫紫色，束金玉带，十三銙（装于带上的悬挂鞢〓带的带具，兼装饰作用）。四品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袍深绿，银带九銙。七品袍浅绿，银带九銙。八品袍深青，九品袍浅青，瑜石带八銙。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黄色，铜铁带七銙（总章元年又禁止流外官及庶人服黄，已见上述）。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因怕八品袍服深青乱紫（古代用蓝靛多次浸染所得深青泛红色光，故怕与紫色相混），改成碧绿。自春秋时期齐桓公（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穿紫袍始，才确定了以紫为上品的服装色彩格局，至宋元一直未变。到明朝才被大红色所取代。《新唐书·车服志》记载文官官服花式，有鸾衔长绶、鹤衔灵芝、鹊衔瑞草、雁衔威仪、俊鹘衔花、地黄交枝等名目。 唐代政府规定的服装色彩制度，在实际生活中其实是无法彻底执行的。唐高宗咸亨五年（即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五月，因在外官人百姓于袍衫之内，穿朱、紫、青、绿等色短衫袄，或在乡间公开穿这些颜色的袍衫，故又颁布过禁令。 唐代武官的服制花色，规定武三品以上、左右武威卫饰对虎，左右豹韬卫饰豹，左右鹰扬卫饰鹰，左右玉钤卫饰对鹘，左右金吾卫饰对豸。又诸王饰盘龙及鹿，宰相饰凤池，尚书饰对雁。后又规定千牛卫饰瑞牛，左右卫饰瑞马，骁卫饰虎，武卫饰鹰，威卫饰豹，领军卫饰白泽，金吾卫饰辟邪，监门卫饰狮子。唐太和六年又许三品以上服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对孔雀绫袄。这类纹饰均以刺绣，按唐代服装款式，一般应绣于胸背或肩袖部位。 唐代在战场上驰骋的都是人披马甲不具装的轻骑，步兵甲占步兵人数60％，《唐六典》记唐甲有13种，即明光甲、光西甲、细鳞甲、山文甲、乌锤甲、白布甲、皂绢甲、布背甲、步兵甲、皮甲、木甲、锁子甲、马甲。 7. 8. 9. 10. 11. 唐女的襦、衫等上衣是各个阶层的常服。元稹诗句“藕丝衫子藕丝裙”，张佑诗句“鸳鸯绣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欧阳炯诗句“红袖女郎相引去”。从这些诗句看，唐代女子着襦、衫已非常普遍，而且喜欢红，浅红或淡赭，浅绿等色，并加上“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金银彩绣为饰，外观更是美不可言。襦的领口常有变化，襦衫领型有：圆领、方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盛唐时代有袒领，即领口开得很低，早期只在宫廷嫔妃、歌舞伎者间流行，后来连豪门贵妇也予以垂青，唐朝贵妇的长裙从唐墓门石刻画和大量陶制女俑来看，袒领流行开来，或许已经遍及黎庶，因而当时艺术形象中出现的袒领女装形象为数实在不少。裙，唐代妇女下裳为裙。这是当时女子非常重视的下裳形式。制裙面料多为丝织品，但用料有多少之别，通常以多幅为佳。裙腰上提高度，有些可以掩胸，下身仅着抹胸，外披纱罗衫，致使上身肌肤隐隐显露。如周昉《簪花仕女图》，以及周濆“惯束罗衫半露胸”等诗、画即描绘这种装束，这是中国古代女装中最大胆的一种，足以想见当时思想开放的程度。唐代裙的质料、色彩和样式均大大超过前代，可谓群芳争艳，瑰丽多姿6楼 1楼 粉胸半掩疑暗雪-----唐代妇女开放的服制 像唐宫廷中演奏的十部音乐（燕乐）中，就有八部是来自异国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西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天笠、高丽）。人们在宗教信仰上也有充分的自由，统治者对外来宗教不排斥，所以在原有的佛教、道教之外，西方的袄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也在此时相继传入中国2楼 唐代的妇女更有着前代和后代妇女都没有过的自由，她们可以时时抛头露面，到郊外市里游玩、听戏、看球，也可以在春季和男子一起到风光胜地踏青，杜甫的名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丽人多"形容的就是这种景象。他们更可主动追求爱情，未婚少女可私结情侣，已婚女子也可以离婚，改嫁之事屡见不鲜。 在这种开放的社会中，唐代妇女一改过去哭不露齿、站不依门、行不露面的传统，在服饰上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尝试，像废弃了遮蔽脸面的幂罱面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天宝年间，不少妇女还模仿男子的装束，着起幞头袍衫，最初在宫里中流行，后渐传至民间，成为普通妇女的日常装束，我们可以从唐代著名画家张萱所画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看到这种装束。 唐玄宗开元年间，胡服之风盛行，妇女多着胡装。唐代所谓的"胡服"，指的是包括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服饰和印度、波斯等外国服饰。妇女在着胡服的同时，腰间还系有革带，再饰以胡装，大有娇健英武、跃马扬鞭之势。与此同时，胡舞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娱乐方式，所以才有了安禄山为讨好唐玄宗、杨贵妃而拖着他几近垂地的胖肚子飞快地跳起了胡旋舞的故事唐代女服的领子也有种种不同的款式，比较常见的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盛唐以后，还流行过一种袒领，里面不穿内衣，袒胸脯于外，唐诗中的"粉胸半掩疑暗雪"，"长留白雪占胸前"的句子形容的就是这种装束。 另外，还有一种更加开放的服装，"绮罗丝缕见肌肤"，里面不着内衣，仅以轻纱蔽体，在中晚唐代时十分流行，并且一直延续到五代，这可从唐代另一位著名画家周盼的"簮花仕女图"中看到。这种大胆的装束在中国封建社会是极少见的。唐代妇女服饰按时代可以大约分这么几种： 我们现在总说到的衣裳二字，其实衣是衣，裳是裳，衣是上身穿的，裳其实是指现代所说的裙子，衣与裳分开。这种妇女的服饰不是连衣，而是分两截的穿法一直延续到明末。 上衣的穿法基本上是右衽交领或对襟系上带结，下面的裙子围起来系上长长的裙带，上衣或者掖里面或者自然的松散着，后来这种松散的上衣不断加长，一直覆到膝盖部，就后来发展成了明代的背子。随着发展，唐代的妇女上衣种类一般分为襦，袄，衫三种。襦是一种衣身狭窄短小的夹衣或棉衣。袄长于襦而短于袍，衣身较宽松，也有夹衣或棉衣。襦、袄有窄袖与长袖两类。 衫是无袖单衣，功用吸汗，有对襟及右衽两种。衫在春秋天也可穿在外面，但和穿在外面有短袖的衫不同，后者就发展成了背子或半臂。而在以前，裙子的造型向来都是一种长方形的方片直裙，有点类似今天的和服裙子。 方片裙的样式显得较呆板硬性，因此女性穿起来并不能显出美丽来。因此到了唐代，裙子的形式流行高腰束胸，宽摆拖地的样式，既能显露人体结构的曲线美，又能表现一种富丽潇洒的优美风度。 这种裙子的结构必须和人体的主体结构有机适应，所以是一种下摆呈圆弧形的多褶斜裙，或喇叭裙。顺便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高腰将裙带束到胸部的裙子，至尽还影响着朝鲜韩国的女子裙装风格。 唐代的裙装，有的还作半露胸的款式，周濆《逢邻女》诗："慢束裙腰半露胸"。李群玉《赠歌姬诗》："胸前瑞雪灯斜照"。方干《赠美人》诗"粉胸半掩凝晴雪"。欧阳询《南乡子》："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花"。都是半露胸式裙装的写照。 二就是到了中晚唐时期，服装中加强了华夏的传统审美观念，开始复古。从以显出女子身材为主逐步恢复到秦汉那种宽衣大袖，飘逸如仙的风格，服式越来越肥。这种风格定了型一直影响到后期华夏女装的基本理念，既宽松随体肥大，这自然在后来也成了礼教所要求的对象，柔和自然，无形无欲 12. 13. 14.“慢来罗裙半露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开放的程度。 15.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影响社会风尚、衣冠服饰的一个重要因素。服装是社会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政治气候宽松，人们安居乐业。唐朝的京师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古城西安，雁塔晨钟、草堂烟雾、灞柳风雪、骊山晚照、华岳仙掌、碑林石刻仿佛还萦绕着袅袅的盛唐之音。和唐朝政府有过友好往来的国家，曾经有三百多个。灿烂的中国文化，通过他们传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仍把唐朝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的礼服，可见影响之久。外国的友好使者云集长安，也把他们的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八百里秦川。唐朝的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吸引了外来的技巧和风格。对异国衣冠服饰的兼收并蓄，使唐朝服饰的奇葩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16.由于唐朝采取开放政策，对西域、吐蕃的服饰兼收并蓄，因而“浑脱帽”、“时世妆”得以流行。这就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与前两次服饰大变革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服饰大交流是由南北走向向东西方向流动。 17.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腰带形式也深受胡服影响。在此以前，人们的腰饰是以金银铜铁，这时候流行系"蹀躞带"，带上有金饰，并扣有短而小的小带以作系物之用。这种腰带服用最盛是在唐代，以后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 18.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19.唐代服饰，特别是女子装束，不光为当时人们所崇尚，甚至于今日人们观赏唐代服饰，亦觉兴奋异常。这里没有矫揉造作之态，也没有扭捏矜持之姿。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充满朝气，令人振奋又使人心醉的服饰。其色彩也非浓艳不取，各种鲜丽的颜色争相媲美，不甘疏落寂寞，再加上金银杂之，愈显炫人眼目。其装饰图案，无不鸟兽成双，花团锦簇，祥光四射，生趣盎然，真可谓一派大唐盛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