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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与亚历山大，若不是他们生活年代相差一百多年，真是一个绝妙的对比。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率领远征军征服波斯之后，向印度进发。就在此时由于亚历山大霸占波斯王妻女，奢侈腐化，引起士兵不满，险些酿成兵变。关键时刻，亚历山大用极富煽动性的话语激励士兵，但并未转变危局，只好调头返回故里，放弃继续东征的计划。他没有能够建立更昭著的伟业，但建立了横跨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的马其顿王国，已经很了不起。一百年之后，东方的秦始皇一统华夏，霸业并不在亚历山大之下，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遥相呼应。 亚历山大与秦始皇所建立的王朝都是短命的。结果却迥然不同，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王国旋即分解为一个个蕞尔小国（与先前有些变化），马其顿王国这个庞然大物没有能够保存下来。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皇权专制帝国却在更换皇帝姓氏之后得以保留，延续两千多年。 从马其顿帝国解体的一刻起，欧洲小国林立、互相竞争、共同发展，中国中央集权，政出一门。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格局就这样基本被确立下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因此而日益对立，互不相容。 当时还没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大国，只有中国与印度是大国，都位于东方，而西方全部是小国。 亚历山大王朝与秦王朝覆灭的原因极其相似，都是王者过于贪恋权力与富贵，没有从长计议。亚历山大霸占波斯王的妻女，任命波斯人担任高级指挥官，疏远了子弟兵。秦始皇则建阿房、筑皇陵，沉溺美色，耗民脂膏，百姓生活无以为继，只得铤而走险，以造反求生存。 有一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西方与东方对待昏君的态度极不相同。西方是打倒之后逆之而行；中国是打倒之后，蹈其旧辙。不是吗？马其顿王国之后，西方再也没有出现过亚历山大那样的大一统局面。而中国，除了极少数时间而外，全部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一个王朝腐败，就会出现新兴力量来瓦解这个王朝，平均每隔一二百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战争，以解决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危机，直至归于一统，才得宁息。 大国、小国只是表象。剖析内部就能发现，实际上是“大国愈大”、“小国愈小”。中国大，不仅地域大，而且大一统权力大，国家行政权力全部集于皇帝及朝廷，皇帝一言九鼎，众人喏喏而从。欧洲国家本来就小，每一个国家再被分割为一块块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自治体，享有一定的行政或司法权，不必凡事都要看中央的脸色行事。按照东方的理念，除非君主被造反者颠覆，遭万人骂，被视为“昏君”、“暴君”，否则君王永远是正确的，即使政治狼籍也“万方有罪，罪在下级”。在西方某些国度却保持着放逐国王的习俗，也就是说，国王废弛政治要被被追究责任。 我想起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序言中所说的一句话，我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国度，这个国家的幅员与统治者的治理能力是匹配的……。在当时，这是一种簇新议论，现在仍然是簇新的。现代自治体制就建立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之上。如今自治体制已在很多国家中实行。 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中国的政治完全一元化，变为独裁者手中的玩偶。中国逐渐丧失民主的土壤，一点可怜的民主残余只能在专制的夹缝中艰难地挣扎，随时面临中断的危险。而在欧洲，马其顿王国崩溃之后，民主迅速地找到了自己的归依与揽系，牢牢地扎下了根。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日本、印度，还有欧洲诸国，今天之所以是现在的样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注定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