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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是依据荷尔德林1748年5月24日的一首题为《希腊》的诗句改写的，原诗是这样的：“灵气缭绕／四周及远处古老的传奇／当新的生命重生于人性／岁月就这般没入沉寂”。（荷尔德林《塔楼之诗》，先刚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54页） 在荷尔德林短暂的创作生涯中，曾写过好几首关于希腊的诗作，海德格尔也以这些诗作为题专门做了几次《荷尔德林的大地与天空》的学术演讲，其中引述了荷尔德林在写给一位朋友（波林多夫）的一封信中的几句话，用于表达他当时在法国南部时的感受：“南方人处于古代精神的废墟中，他们的身强力壮使我愈加熟悉了希腊人的真正本质；我了解了希腊人的天性和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身体，他们在他们的气候中生长的方式，以及他们借以在元素之伟力面前保护其高傲天才的法则。”（参见《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192页，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版）什么是“元素之伟力”？荷尔德林在这封信中谈到了雷雨、火光这些“自然现象”，认为它们不单单是“自然现象”，而是“民族性地构成着”、“以天命方式构成着”的“某种神圣的东西”，“它来去匆匆的冲动，荒蛮的特征，以及以自然的不同特征在某个地带中的同时发生，使得大地所有神圣的位置都集中在一个位置上”。黑格尔对“元素之伟力”另有一种解释。他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讲到希腊哲学时说，“希腊人中最伟大的便是那些个体性：艺术上、诗歌上、科学上、义气上、道德上的那些杰出人物。如果和东方人想象中的华美壮丽弘大相比，和埃及的建筑、东方诸国的宏富相比，希腊人的清妙作品（美丽的神、雕像、庙宇）以及他们的严肃作品（制度与事迹），可能都像是一些渺小的儿童的游戏：希腊所发展的思想，尤其是这样。”（该书“引言”，第161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黑格尔说，希腊人重视“元素”，且不谈这与他们把某种“实在”（如水、火、气、数等等）、“某种确定的自然元素”（该书第197页）认作“普遍”、“原则”、“绝对”有关，重要的在于它体现出了一种精神，一种“把不可度量者与无限华美丰富者化为规定性与个体性”的精神。黑格尔认为这就是古代希腊人的精神，它体现为尺度、明晰、限制和目的，体现为决不可放弃的“个体性原则”（该书第161、165页）。不但水火、大地、天空、风暴、山河等等都是“个体”，国家（城邦）也是“个体”，所以世界在希腊人眼中才“化作家园”，化作“无求于外无求于上”的“自己的东西”。（该书第158页） 普遍的、精神的、神圣的东西就沉没于这些个体性之中（用哲学的语言表达就是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但对希腊人来说这些东西还主要是感性直观的对象，是审美的对象，直到有一天返回自身，“成为抽象的主观性，在自身中发挥其自身成为一个思想的世界。”（该书第160页）当然，那是以后的事，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原则，但其根基却是希腊文明所奠定的，因为在当时自然的与精神的、世俗的与神圣的东西还关联在一起，共同构成为希腊人道德、法律、制度的基础。于是，这使我想到了三个构成希腊人文明火种的“伟大元素”，它们“灵气缭绕”，久久徘徊在西方文明的余波荡漾之中，并召唤着岁月如此这般的“没入沉寂”。 大 海 希腊人的精神与大海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么重要恐怕怎么说都不会过分。 希腊本土山岭绵延，土地贫瘠，山谷间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城邦（其实也就是国家，或理解为相对独立的区域社会）；大山割断了它们之间的交往，但却使他们知道了相互之间的依存，因为除了出于战争的需要而必须联络可能的盟友外，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还有一个共同享有的大海连接着他们。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上卷》中说，“任何区域社会的人口只要是增长太大而国内资源不敷时，在陆地上无法谋生的人就都会去从事航海。”（第30页）航海给希腊人的精神打下了这样的烙印：第一，从事航海的人可以来自各个不同的区域社会，于是大家也就有了一个可以共同交往的平台；第二，在航海中从事商业活动与进行海盗掠夺在开始时肯定是不分的，于是海德格尔在阐释荷尔德林的那封信时说，“在希腊语中，动词‘身强力壮’就是斗争、搏斗、把捉和承担意义上的‘好斗’，即那种斗争，赫拉克利特把它思为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并且对这种运动来说，诸神与人类、自由与奴役进入它们的本质的闪烁之中而显露出来。”“强壮英勇”的体型就如体现“元素之伟力”的狂风暴雨一样，成为一种精神的闪烁。（《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196页）罗素认为这二者的重要性在于使希腊人出于交往的需要而掌握了书写的艺术，有了文字的记载；黑格尔则在《历史哲学》一书中认为正是大海给了希腊人一种茫茫无定、渺渺无限的观念；面对大海，人最需要的就是勇气，因为大海邀请着你去征服、去掠夺、去寻找新的陆地（开辟殖民地）和追求最大化的利润。黑格尔说，平原把人束缚在土地上，使人产生无穷的依赖性；大海让人走出圈子去冒险，由于这里的“险”涉及生命，于是发生手段（冒生命之险）与目的（赢最大之利）的矛盾，其结果就是“手段”压倒“目的”从而使“冒险”成为一种超越“赢利”的勇敢、智慧和高尚，一种为冒险而冒险的娱乐，这也就是希腊人之所以崇尚体育比赛这样一种精神的由来。第三，如黑格尔所说，从陆地到海洋，从悬崖到丘陵，驳杂多变的地形和气候让希腊人猜测到“自然里有自然的东西”，把这个观点一引申，就是感官变成了思索，直观包含有诗意。这使得希腊的艺术家最早想到把石头雕刻成艺术品，让自然成为精神的体现。（《历史哲学》第97、247页） 也许当泰勒斯说万物的始基是“水”时，这里的“水”就指的是海水。 于是我想到了希腊人、犹太人、中国人在初民阶段对待“水”的不同态度。 希腊人对水的总的感情就是感激、神秘、检验勇敢和无休无止的搏斗（在大海面前是永远谈不上制服、驯服意义上的征服的）；旧约·圣经中记载的水与上帝对人类的惩罚有关，于是有了诺亚方舟，有了祭坛、祭品和与上帝的立约；黄仁宇先生则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说“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另一位英国人哈里斯也说，从历史上看，“一个社会为了解决效率降低的问题而明确选择了某一种技术生态战略后，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它往往无法补救其不明智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我们古代的华夏民族一旦选择了精耕细作的技术生态战略来应付人口的增加与资源的匮乏，那么也就等于放弃了其他各种可供选择的技术生态战略所可能带来的利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样而以希腊文明为火种的西方世界会那样的根本原因。其中还不止是个技术生态战略问题，它还涉及到政治制度、伦理道德、风俗民情等各个方面的最初形态。一旦如此这般地作出了此种选择，就很少有可能再变，经济学上把这叫作“机会成本”的过于昂贵（如社会组织系统的完善、大型水利工程的投入等等）；后人重温历史，萌生的却是某种对历史命运的感喟。（参见钟国发所著的《神圣的突破》第90－9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神 庙 从时间上判断希腊文明的火种闪烁，一般就以第一届奥林匹亚运动会的举办时间算起，按照《劳特利奇哲学史》第一卷《从开端到柏拉图》中的说法，第一届奥林匹亚运动会的时间被定在公元前776年左右，第一批神庙出现在公元前600至550年左右，而城邦的出现大概在时间上要更早一些。作者说，正是运动会和神庙的出现，“给一年的自然季节赋予了具有文化意义的规则性，而且节日庆典甚至有优先于战争和政治这些非正常事件的权利”，因为古希腊城邦间的战争尊重奥林匹亚运动会的停战协定（但愿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尊重这种协定——本文作者注），雅典公民团的会议也须避开神庙的节日庆典活动。（参见该书“年表”及第26页）。 神庙的出现对希腊人来说至少意味着这样三点：首先就是其体现出一种公共性的特征。古希腊文化学家让－皮埃尔·韦尔南在他的《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一书中专门讨论了神庙，认为神庙既是一个与世俗世界相隔的空间，又是一个与任何“私人灵堂”所不同的“属于公众、为所有公民共有”的公共圣地，它标志着一个城邦对这一方土地的“合法具有”。（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1页）我们现在都知道，无论是宗教生活、政治生活还是运动会，古希腊人留给我们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其生活的公共性；每个人也正是通过这些公共活动才能观察到自己在团体中的地位与影响。对古代希腊人来说，政治与伦理不分、神圣与世俗不分，神话与理性也不分；诸神就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之中，每个人、任何东西也都自有它的神圣性，只不过是按照几何比例处于不同的等级之中而已。这种“几何比例”意义上的平等（恰好也可以理解为等级层次上的不平等）之所以不同于“算术上的平等”，就在于它来自贵族对宇宙秩序的设想：神庙居于城邦的中心，正如地球在宇宙的中心一样；所谓“中心”，就指的是从这里（圆心）到各家各户（圆周）的距离是相等的，“不论是在社会中还是在自然中，环绕着这个中心的都是一个平等的空间，它是由对称的、可逆的关系构成的”。（参见韦尔南的《希腊思想的起源》，第114页，三联书店1996年版）于是围绕着神庙就有了一个“人类新秩序的象征”，它使得“几何平等”（或可理解为“几何等级”）这一自然宇宙的秩序同时也就成为了“公正”与“节制”的价值标准，成为了共同体之所以有神灵存在（灵气缭绕）的科学的（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依据。其次，神庙中的雕像（赤裸的男性和着衣的女性）尽管本身并不代表神，但却成为人思考神人关系的一种方法：《从开端到柏拉图》中写道：这些雕像可变的尺寸（一些赤裸的男性非常巨大，有的高达10米）使人注意到人类在决定自己的体积上的无能；雕像不变的外观也使人想到自己的易变和衰老；当埃及把政治权力转化为统治者永久的雕像时（埃及的雕像永远都是以统治者为原型的），希腊人却让这些雕像不代表任何人，只让它激起人类对神人关系、对永恒与不死、对如何与神圣相处的思索，因为“生长在古希腊城邦中就是生长在一个生活从一开始就为仪式所塑造的世界中，在这些仪式中，遭遇诸神是平常而重要的。”（该书第25页） 其实中国的庙宇也会给人同样的感受。但不知怎么搞的，又似乎总缺少一点纯粹的精神性的思索，比如神人关系、对永恒与不死、对如何与神圣相处之类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总免不了某种实际的、功利的“联系”，而所有这些“联系”的纽结则在政治；政治就是我们生存中最大的现实问题；而任何对某种纯粹精神性的追求，也就只剩下“出世”或“遁世”（即设法摆脱政治）这一条出路。所以我们的庙宇也就只好越来越“边缘化”到人迹罕至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