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以皇帝为首的官僚行政体系的确立 从奥古斯都以后，罗马国家开始被称为“帝国”（Empire），而罗马帝国的最高首领被称为“皇帝” （Emperor）。 Emperor,这个英文单词所包含的意思，正好基本上和汉语中的“皇帝”相似。虽然当时的罗马人和中国人完全不认识，但他们却创造了十分相似的政体——统一的军事官僚帝国；十分相似的职位――不论是将它称为“皇帝”还是“Emperor”。罗马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向外征服，到奥古斯都公元前27年自称“奥古斯都”，已经控制了大部分的欧洲，再到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这段时间正好对应中国的秦、汉两朝：秦朝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汉朝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我们说：历史经常会出现惊人的相似；可是，各文明体之间也会出现惊人的相似，哪怕她们完全的互不了解，完全不可能互相学习。 奥古斯都对国家行政体系的改革工作，被他的继承者们继续着。官僚行政机构继续发展着，领导权日益集中在皇帝手中。元老院被排除于行政工作之外。皇帝掌握了罗马国家的全部资源，只有他一人才有权处理罗马帝国的收入和安排支出。整个帝国官僚行政体系全部由皇帝掌握，从而出现了一个由皇家官吏组成的新社会阶级。这个阶级在奥古斯都时代尚处于萌芽状态，而到了他的继任者的时代，这个阶级在人数上和势力上都迅速增长了。 约翰•麦克指出：“罗马政府自从奥古斯都以后在不断完善着。其中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就是在克狄奥斯治下，帝国的官僚机构迅速壮大。而随后的皇帝哈德良则把这一套官僚体系建设得十分富有组织性。••••••哈德良把文官体系和武官体系分开，••••••哈德良要求自己的官员们具有专业能力。上述皇帝的努力都提高了帝国运转的效率和皇帝的权威。”9 所以，罗马帝国可以被称作“官僚集权国家”，在这一点上和中国历代王朝相似。罗斯托夫采夫这样论述罗马帝国的社会性质：“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执掌国家大事――外交、军事、国家财政。这个中央政府的首脑就是皇帝，他是居于首位的统治者，是元首，是领导者。他的代理人，有文职的，也有武职的，都以他的名义行使职权。••••••它是一个专制的君主政府，不过因为把某些特权赐予了罗马公民的上层阶级，同时因为各城市有自治之权，所以专制的程度有所限制。••••••罗马帝国与现代同类型国家的区别就在于：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既不是由帝国中有政治权的国民选举出来的，也不受他们的控制。••••••这个中央政府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不过这个城市（罗马城）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的霸主了。”10 罗氏的这番话，如果用在我国的秦朝、汉朝，乃至唐宋元明清历代中国王朝，我看都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5．理想的皇帝 作为国家中统治性的军事官僚集团的首领，皇帝既要为自己和集团内的各级成员谋取更大的物质利益，要从老百姓那里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又要管理整个社会，维持社会秩序。作为被统治者，农业社会里的农民百姓是接受皇帝的权威的，因为他带来秩序、和平和安定。至于要缴纳一定的剩余产品，他们也可以接受，接受保护就要缴纳保护费，这种黑社会式的做法，不能说就完全没有道理。 如果一个皇帝，既要从老百姓那里榨取过分多的剩余产品，又不善于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在管理社会、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做得比较差，那他就显然不是一个好皇帝。这样的皇帝，既不符合老百姓的利益，也不符合官僚集团的总体的和长远的利益。因此，如果作皇帝的是一个贪图享乐、自负自大、目光短浅、愚蠢昏庸的人，坏皇帝就出现了；这时，虽然整个社会对皇帝的约束机制十分的弱，但不论是在官僚集团内部，还是在民间，都始终有一种呼声和力量，试图把当时的皇帝往“好皇帝”的模式上矫正。 1世纪时的多米戚安皇帝，就是一位典型的坏皇帝。他不听任何人的意见，对付反对者十分的严厉残酷，他和尼禄、卡利古拉等被称为是罗马帝国历史上最坏的皇帝。对于他的统治，不仅是广大的平民百姓，而且官僚集团内的大部分人都是怨声载道。针对他的行径，斯多葛派和犬儒学派提出了关于“好皇帝”、即“王政”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反对皇权，但反对专制暴政。在当时的哲学家迪约•克里索斯托姆所著的《王政论》中，“王政”的思想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其要点如下：皇帝之立，出于神意，其所作所为自应符合天意。但是，他本身并非一位神；他不应将自己的权利视为一种个人的特权，而应将其视为一种职责；他的生活应该克勤克俭，而不应当耽于逸乐；他应当是臣民的父亲和恩人，而不是他们的主子；他的臣民是自由的人，不是奴隶；他的臣民必须爱戴他，而他必须既爱民、又爱兵；他必须英武，他又必须慈祥；最后一点，他必须有一些人辅助他，这些人应当分掌国家的政权。可以说，没有哪一个罗马皇帝真正符合“王政”的标准。以皇帝为首的那个统治性的官僚集团，对平民百姓的压迫压榨关系，在所有的农业社会中都是一样的；在农业社会中，就官僚集团和平民百姓的关系来说，压迫压榨是最本质的关系。但是，压迫压榨的关系不能太过分、不能太露骨，太过分太露骨，这种关系就难以持久。所以，不论是罗马国家还是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把官僚与百姓的关系比拟成父子关系，以至于韦伯把父权主义作为传统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形态。父权主义就是要在这种关系中，既要讲统治、管教，也要讲道义、情感、共同利益，这样才有利于官僚集团与百姓关系的长期维持。“王政”与“父权”是一脉相承的。 斯多葛派和犬儒学派的上述王政学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并不新鲜。儒家学说中有很多类似的思想。按照冯友兰的论述，儒家学说中，有两种治道。一种是王道，另一种是霸道，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种类。如果圣人为王，他的治道就叫作王道，他是通过道德、通过令人信服的方式进行治理；而霸主的治道则是通过暴力和强迫。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说：“以力假人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1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在农业社会君主制的前提下，所有的人，都要讲道德、讲爱人、讲规矩。相对于那些不爱百姓、不讲道德的君主的行径，儒家(和斯多葛与犬儒主义一样)讲“王道”“圣人为王”“君臣有义”“仁者爱人”，这当然是蛮可爱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欢迎的；只有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农业性政治社会基本的规范变得不合时宜的时候，百姓们才会感到儒家不可爱的一面。 在农业文明的国家形态中，人民大众所能设想的最好的政治状态，就是开明专制了，就是“王道”“圣人为王”；就像在农业社会中，人民所能设想的最好的官，就是清官了。农业社会中农民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好皇帝，有一个清官。如果今天的人指责他们为什么这么奴性，为什么不使用民主的方式，选出皇帝选出官，监督皇帝监督官，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这就像指责他们为什么不使用拖拉机来耕种，而是数千年如一日地使用老黄牛来耕种一样的没道理。在农业中广泛地使用机械化，是需要长期的生产力发展的积累的；实行民主政治，则需要更长期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的积累。伊恩•罗伯逊（Ian Robertson）认为，要实现民主，起码要具备6个社会条件，首先就是比较发达的工商业，以及社会被充分地城市化。12在一个小村庄里，确实可以实行一定的民主；但没有哪个农业国家，其范围仅仅是一个小村庄。农业国家一定是一个较大范围的政治体，它一定是通过军事和暴力手段而不是民主的方式建立的。 6．如何看待罗马法 任何一个规模较大的国家，不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会有法律，并以此去处理大量的社会事物和社会纠纷。在中国历代王朝，刑法一直比较发达、完善，休斯•托马斯在《世界历史》中则历述了世界各个古代国家的法律情况，包括埃及、伊拉克、印度和中国等。13而罗马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家，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组织体，没有一套法律是不可想象的。 罗马的法律是从公元前450年的十二铜表法发端的，而到奥古斯都成为元首后发展为一套十分齐备的体系。主要原因是奥古斯都委派了一些法律专家，在很多法庭判案上给予指导，并制定法律条文，积累以后便成为一个内容齐全的法律体系。 罗马法律包括三方面。第一是罗马公民法（Civil Law）。它应用于罗马公民，包括元老院颁布的法令、元首颁布的法令、法官颁布的法规、以及一些传统习俗。第二是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它应用于罗马帝国治下的、不分民族的所有人民；它保护奴隶制和私有财产，并保护商品交易行为，比如买卖、合伙制和合同；它并不优先于罗马公民法，而是对它的一个补充。第三是自然法（Nature Law）。它由斯多葛派提出，虽然没有多少具体内容，但它强调一个重要理念：自然法是自然和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秩序，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拥有基本权利，而政府对这些权利不能侵犯。人们不能通过元老院或其他组织来摆脱自然法，如果国王不遵守自然法那他将自动变成暴君。西塞罗说：“真正的法律，是和自然和谐统一，并永恒地适用于所有的人；任何违反它的法规都将被禁止。”14 罗马法的产生，标志着文明的进步。社会体需要秩序，大的社会体更需要秩序。如果一套规范化的秩序能应运而生，则会对该社会体的维持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从这个角度说，如果没有儒家学说，那么中国古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可能就不会那么和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纷争就会多一些，社会可能就不会那么安定。罗马法也有这个社会功能。在罗马之前的其他社会体中，和罗马同时代的其他社会体中，都没有罗马法那样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弗斯特指出：“可以把罗马法和罗马帝国以前的其他国家的法律相比较。比如古埃及的法律，就是国王和法官说的一些话，没有统一的基本原则。巴比伦和希伯来人的法律只有限制很紧的法律条文，没有给法官留下根据具体情况斟酌的余地。希腊城邦国家的法庭则过分尊重了法官的意见，而不怎么考虑以前的先例。••••••罗马法学家们关于罗马法的制定是做的如此出色，以至于当时罗马帝国以外的野蛮人都直接搬用罗马法。罗马教会的教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照抄罗马法。”15 一些倾向于从文化传统中寻找造成今天东西方差别原因的学者，经常用罗马法、尤其是自然法来说明东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不同；我的观点与他们不同。 第一，在罗马真正起作用的，是罗马公民法和万民法，它们基本上都是罗马的统治者颁布的，维持的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佩里•安德森认为：“奥古斯都选择著名的法学家为顾问，并授予他们解释法律的权利。••••••有产阶级的财产受到保护。刑法——基本上是为下层阶级制定的——仍保持着以往的专断和压迫的特性，它保证了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元首制保存了罗马古典司法体系，同时附加上公法领域中新改进的皇帝权利。”16。有人会说：罗马法保护私有制，从而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开了先河。罗马法确实保护私有制，但它保护的是奴隶私有和大小地主们的土地私有，这实际上是把统治阶层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合法化、常规化的做法。而保护土地私有，同样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做法。西汉王莽曾试图废除土地私有，结果只能以失败收场。费正清说：“王莽在公元9年下令废止土地私有制，私人土地一律转为‘国有’并分配给农民耕种，同时还废除了奴婢制度。如此极端的措施即使在汉武帝时期也是不可想象的。••••••新朝本来就苦于经济、政治的衰退，如今王莽的‘国有政策’又使他失去了豪门贵族的支持。”17所以王莽的政权很快就灭亡了。 第二，在罗马法中，自然法确实在道义上起到一种整合全体人民的作用；但它主要是作为一种理念存在，它既没有什么具体内容，也不能在现实中得到真正落实。其实相似的理念在中国传统中同样存在，作为中国古代官方正统学说的儒家，就一直有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至高无上的思想。 冯友兰解释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时认为：“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的，即所谓‘君道’。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这就是名实相符。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们称他为君。”18费正清则认为：“孔子不反对君主世袭制，但他强调君主首先的任务就是以身作则按照道德准则办事。” 19冯友兰说明孟子思想时说：“君若没有圣君必备的道德条件，人民在道德上就有革命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杀了君，也不算弑君之罪。这是因为，照孟子说，君若不照理想的君道应当做的做，他在道德上就不是君了，按孔子正名的学说，他只是‘一夫’。孟子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20费正清则这样说明孟子的思想：“在政治方面，孟子甚至比孔子更为强调统治的基础是伦理道德。••••••事实上，‘天命’还是通过民心而得到体现的，如果百姓诛杀或罢黜了国君，这表明国君失去了上天的支持。因此孟子得出结论说，武王伐纣，‘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21接着，“儒学在宋代理学思潮中发展到了极致，••••••国家被视为一个大家庭，君主同父亲一样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象孟子所强调的，他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22所以，不论是罗马帝国还是中华帝国，其官方思想中都有道德规范至高无上的理念；君主必须服从道德规范而不是相反。如果这种理念真的得到落实，那么罗马帝国以及中国历代王朝，便不会每到后期，百姓就因不堪重负而民怨沸腾、揭竿而起。可见，虽然这种理念会在社会上起到一定程度的维持社会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但肯定起不了根本作用。 专制社会是有法律法治的，在这一点上，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是一样的。它们的区别在于以下三点。 其一，社会规范、法律的形成机制不同。比如中世纪领主与隶农的关系规范，是在领主对隶农拥有更强大力量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罗马法，则是由罗马贵族中的法学家们制定的；比如中国古代的刑法，也是由官僚统治集团制定的。简单说，农业国家中——无论是统一的军事官僚国家还是松散的封建国家，法律都是统治者们制定的，至少是得到了统治集团的首肯，而且要有利于统治阶层的利益。而典型的工商业国家，因为实行的是全民民主制，所以法律是由大多数国民制定首肯的，要满足大多数国民的利益。其二，社会规范、法律的内容不同。专制社会强调对百姓的统治，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要满足这一需要；民主国家的法律则会强调对民众权利的保护。如果一个国家处于农业文明阶段，其法律的内容就会相对简单；而工商业社会的社会生活比农业社会的复杂一万倍。当一个社会体——比如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活在迅猛地复杂化、多样化时，大量新出现的社会关系就需要制定规范来加以调节；而原有的社会规定或法律则因为社会的变化而需要重新制定。于是，民法、商业法、契约法、诉讼法、行政法、家庭法等就会纷纷应时而生。 其三，法律制定的详细性、法律执行的严格性不同。专制社会的法律，条文相对较粗，在具体执行时有较大空间；而且在执行中，由于执行者受到的监督不强，所以不时会发生不按照法律办事的情况。比如休斯•托马斯就指出：“从罗马的一些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法律经常被忽视，而贿赂法官的现象则十分流行。”23而一个较为民主的社会，在这两个方面都与专制社会相反。 古罗马社会可以被称作“农业文明阶段的军事官僚集权国家”，其国家机器和百姓之间是专制和压迫的关系。因此，古罗马和中国历代王朝的社会性质是一样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多地方体现出惊人的相似。在中国，大一统的农业官僚集权国家延绵三千余年，在西方，同样性质的社会体则以古罗马的形式持续了七、八百年。为什么后来中国和西方走上了不同的社会道路呢？那将是另文探讨的问题了。 注释1．John P.Mckay/Bennett D.Hill/John Buckler,《A History of Western Society》，Third Edition,Houghton.Company，1987，137页。 2．E.M.Burns，《Westen Civilizations》，W.W.Norton&Company,INC，1973，178页。 3．E.M.Burns，《Westen Civilizations》，W.W.Norton&Company,INC，1973，181页。 4．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9页。5．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48页。6．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49页。7．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51页。8．Kent Foster，《Man and Civilization》，Lyons and Carnahan,Inc， 1965， 137页。 9．John P.Mckay/Bennett D.Hill/John Buckler,《A History of Western Society》，Third Edition,Houghton.Company，1987，175页。 10．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96～201页。 1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90页。 12．伊恩•罗伯逊，《社会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650～651页。13．详参Huge Thomas，《A History of the World》，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9，155～158页。 14．Robert E.lerner /Standish Meacham /Edward Mcnall Burns, 《Western Civilizations》Volume 1，11 Edition， W.W.Norton & Company,INC 1988，200页。 15．Kent Foster，《Man and Civilization》，Lyons and Carnahan,Inc. 1965，148～149页。 16．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7页17．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86～87页。1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52页。 19．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52页。20．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90页。 21．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60～61页。22．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70～171页。23．Huge Thomas，《A History of the World》，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9， 159页 E_mail: xiaoqun_zhang@hotmail.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