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寅恪的治学风格直追清代朴学谨严方法，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游离于 “乾嘉之间”，自好曾湘乡张南皮。对于作历史研究的来说，讲究的是扎实 的功底，无一字无出处，无一案无可考。 这在今天看来，尤其是极为难得。所以陈寅恪虽然极为博学，却只称自 己是隋唐专家。其实他甚至会阅读十几种文字，据传近代学者中大抵只有辜 鸿铭可以和他相比（辜大概会九到十一种外语），可见其之才学之大，又岂 只在隋唐政治制度呢？他不过是追求了一种极为严格乃至于有刻板之地步的 治学态度而已。而这恰恰是搞研究者必备，而我们今天所缺少的。 汤因比作为西方现代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其历史研究倒大具有横 扫千古、鄙睨众生之气概。他作的是所谓的“大历史”，时间跨度大、空间 也不受多少限制，横亘古今、旁征博引，确实显示出了他的博学。汤因比的 历史研究，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一战之后有关西方没落的命题，因此本质 上是对斯宾格勒的一个反动；为西方找出一条避免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 落》指出的死寂的出路，是他费了二十年时间写就的十二卷煌煌巨著《历史 研究》（Studyof History）的主要目的。而一旦西方的末日问题似乎被 他从“理论上”和西方战后时期的“实践上”（尤其是美国战后的振兴）所 “解决”，他也就不再那么吸引人注意了。所以汤因比为西方所瞩目的是在 四五十年代，那时西方世界正笼罩在共产主义的阴云中煌煌不可终日。而到 了六、七十年代他的晚期，美国再次燃起了西方振兴的希望，他的历史研究 也就不再为世人所侧目了。 由此可见，陈寅恪和汤因比对历史考察的角度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也大 不一样。从时间空间跨度来说，前者不及后者，因为陈寅恪恪守乾嘉风格， 治学谨严，不好虚解，不作泛论，为此他更是把自己的大多数精力集中于隋 唐政治制度，着眼点自然不如汤因比大；但惟其如此，其力度自然就远非后 者能比。 其实中国自己也有一个和汤因比治史相近的人物，就是钱穆钱宾四。钱 穆和陈寅恪同为本世纪中国四大历史学家之一，但就从对作为纯学术之历史 学的进步来看，他们两个之间的作用及在历史学研究上地位差距，却不在小。 其实钱穆和汤因比的文字，都具有了大众化通俗化的倾向，因此更易于为大 众所接受；而陈，则是纯粹的历史学家。因此，若从大众亲和力的角度来看， 读钱穆的包容了中国五千年从历史到文化到学术到政治等几乎所有人文领域 的几十卷《钱宾四全集》，或者读汤因比的鸟瞰古今视天下英雄如无物的千 尺文章，自然会比读陈寅恪的即便最富有情感色调的《柳如是别传》或《论 再生缘》却是字字有来历的薄册子要轻松，更不用论去读他的那些将古今天 下材料都尽备于脑中却只三言两语即点破之的历史专著了。从历史学研究本 身来说，他的力度，又岂是其他人所能比拟的呢？ 这大概也是所以汤因比钱宾四是历史学家，或者是大历史学家；而陈寅 恪，却是历史学家的教授的缘故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