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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廷军区制又称塞姆制，是公元7—12世纪在拜占廷帝国境内推行的军事和行政制度，即按军区、师、团、营等军事序列管理帝国各级行政区域。这种军政兼容、兵农合一的制度促使拜占廷农兵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对加强拜占廷国防力量，稳定社会经济均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迄今为止，中外拜占廷学者对军区制问题仍未给以足够的重视、特别对军区制的重要历史作用认识不足，没有对之开展必要的研究。本文试图从军区制的起源入手，对军区制的发展和农兵阶层的形成，特别是对这种制度的历史作用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同仁。 一 拜占廷军区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试行和推行两个阶段。公元7世纪中期以前，军区制还仅在拜占廷个别地区试行，此后便在整个帝国境内推行。目前，已有大量历史资料证明拜占廷军区制形成于公元7世纪。学者们对此意见也比较一致。然而，关于拜占廷“军区制”名称来源的认识却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塞姆（������������）一词源于阿尔泰语Tuman，意为“万人”[①a]。这种意见之不可信赖在于，阿尔泰语对希腊语的影响一般认为是从公元8世纪以后开始的，而军区制在公元7世纪末已经普遍存在于拜占廷全境。更有力的证据表明，这是一个具有希腊语词源的名词，来源于希腊语“������������s”一词，据著名的拜占廷学者N。伊科诺米基斯考证，该词原意为“花名册”或“士兵名册”[②a]。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七世（945—959年）在其《论军区》一书中也明确指出“塞姆”一词来源于希腊语[①b]。 军区是由公元7世纪末拜占廷的“总督区”（exarchates）演变而来。当时，帝国大部分地区推行省区管理，仅有迦太基和拉文纳两城由总督统辖。这两个总督区是拜占廷中央政府控制西地中海霸权的立足点和重要的贸易港口。早在公元4世纪，迦太基即发展成为仅次于罗马的西地中海第二大城市。公元533年，拜占廷军队重新控制该城以后，它更一跃成为非洲大政区的首府和当地谷物出口的主要集散地[②b]。而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拉文纳在公元4、5世纪日耳曼各部落入侵西罗马帝国的战乱中，逐步取代罗马和米兰的地位，成为意大利首府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中心。公元540年，拜占廷军队重新控制此城之后，更确定了该城在西地中海的重要地位[③b]。由于两城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它们均于公元6世纪中期被确定为总督区。其管理上的特征是军政权力合一，由总督区首脑总督控制。这种体制有别于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527—565年）统治时期拜占廷地方军政权力分离的省区管理。两区均受到外来民族入侵的巨大威胁，拉文纳总督区面临伦巴德人的军事压力，迦太基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汪达尔人。总督区的管理形式有利于总督的一元化领导，使总督统一指挥区内军事和行政活动，便于应付战时的紧急军务[④b]。 总督区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军区，并在拜占廷全境广泛推行，与当时拜占廷面临周边民族军事入侵的巨大威胁、边关吃紧的形势有密切的联系。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拜占廷边疆地区，特别是东部边境便遭到外族不断入侵。查士丁尼一世死后，局势进一步恶化。当时，波斯军队从东面侵入拜占廷的亚洲属地，先后夺取了叙利亚、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等重镇，兵抵博斯普鲁斯海峡。同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部落从北面大举南下，侵入帝国腹地。西哥特人则在西面夺取了拜占廷的西班牙属地，伦巴德人也迫使拜占廷在意大利的势力龟缩于拉文纳城内[⑤b]。公元7世纪中期，随着阿拉伯人的兴起和扩张，拜占廷的东部局势更加紧张，四面告急，战事不绝，朝野上下惶惶不可终日。据当时的史家记载，人们惊呼“世界末日来临了”[⑥b]。 正是在这艰难危急的背景下，皇帝伊拉克略一世（Herakleios，610—641年）开始逐步建立军区。最先建立的军区有亚洲领土上的亚美尼亚和奥普西金军区，其后，基维莱奥冬、阿纳多利亚和色雷斯军区也分别建立。上述几个亚洲军区在反击波斯人入侵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皇帝伊拉克略一世屯兵东征、最终击败波斯人的基地。自公元7世纪中期，军区制在帝国境内逐步推行，至公元8世纪中期，拜占廷大部分国土均被置于军区制管理之下，全国共建立六大军区，即除了上述五个军区外，还有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希腊军区。此后不久，又逐步组建起海上军区，辖治爱琴海上大小岛屿[①c]。 【本文摘自】《历史研究》(京)1996年05期第114-12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