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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创建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是当代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复兴组织。早在1948年，其支部已遍及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巴勒斯坦、伊拉克，成员达500万，另有500万同情者[1]（P328）。目前遍及中东的各伊斯兰激进组织，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其有关联。该组织的创始人哈桑.班纳（1906—1949），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运动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他和赛义德.库特卜、拿.阿卜.阿拉.毛杜迪一起被称为“当代伊斯兰复兴思潮的先锋和缔造者”，“其思想和方法被从苏丹到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们所研究和效仿”[2]（P155）。因此，研究班纳的思想，对探讨当今风起云涌的伊斯兰运动的渊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以伊斯兰教为指导，重建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政治制度是班纳的理想目标。 伊斯兰教是班纳思想的基础和根本出发点，是其行为准则。他撰述了大量阐释伊斯兰教的著作，把伊斯兰教看作是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是国家、政府和民族，是道德、文化、法律、科学和司法，是意识形态，是崇拜、家园和国籍，是圣战，是书和剑”[3]（P219）。从伊斯兰教出发，他反对民主，认为它违背天命，但并不反对代议制，甚至夸赞“宪政是世上最接近伊斯兰的制度”，称它和四大哈里发时期的舒拉制相似。他视议会为民族论坛，但反对党派制，认为党派制分裂了伊斯兰民族，主张实行一党制。 重建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政治制度，是班纳的理想目标。在他看来，第一代穆斯林是伊斯兰思想的代表者，那时他们忠于《古兰经》，伊斯兰是主要“国籍”。而当今穆斯林未实践《古兰经》戒律，丧失对安拉的信仰，社会和生活行为背离了沙里亚法。鉴于此，班纳创建了穆斯林兄弟会，以“领导人类走向正道，回归真主之路，以伊斯兰之光照亮全世界”[4]（P340）。穆斯林兄弟会的口号高度概括了班纳的理想目标：“安拉是我们的目标，《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先知是我们的向导，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真主光荣献身是我们最崇高的理想。”[5]（P19）班纳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须经历宣教、组织和行动三个阶段。他指出，统治者的责任、乌玛的联合和对乌玛意见的尊重，是未来伊斯兰统治的三根支柱，称其是四大哈里发时期所实施的制度。班纳视哈里发是穆斯林团结的象征，主张“将哈里发思想和恢复哈里发的行动放在我们计划的首位”[6]（P35），称重建哈里发制是穆斯林的宗教义务。 班纳的经济社会观颇为独特。他提出了建立伊斯兰经济体制的十条原则：（1）充裕的资本是人们的生计基础，应合理投资和利用；（2）为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工作；（3）开发自然资源；（4）禁止赌博、利息与欺诈性贸易；（5）缩小、消除贫富差距；（6）建立社会保障，保护丧失劳动能力者的生计；（7）鼓励慈善事业，提倡协作和社会互助；（8）保护与公共利益不冲突的财产安全及私人所有权；（9）规范管理金融业务；（10）国家有责任维护经济秩序，公平合理地处置公共资金[3]（P226）。针对埃及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班纳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如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他主张将外国公司收归国有。为消除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他提出限制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将其多余土地分给小农，给地主以适当补偿。他还提出将扎课特（天课）变为救济穷人的税收，并实行累进所得税。 反对西方，鼓吹圣战是班纳的现实选择。班纳猛烈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念，称其造成了权威主义、经济剥削和社会不公正，不仅损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而且导致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垮台。他认为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是穆斯林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指责“欧洲人诱使穆斯林国家向其借款，西方资本、公司、银行充斥穆斯林国家，使其为谋取经济利益能随意改变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他们建立学校和文化机构，传播不可知论、无神论及对宗教、民族的蔑视，企图使穆斯林放弃自己的文化、宗教而西化”[3]（P222）。班纳还以巴勒斯坦为例说明西方国家的本性：“尽管阿拉伯国家对西方言听计从，但结果是十字军东征的西方帝国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完全沆瀣一气。”[1]（P229）虽强烈反对西方，但班纳并不反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主张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应用科学、宣传手段、医疗设施，发展轻重工业，以加强穆斯林自身的实力。他甚至表示不反对学习外语。 班纳推崇暴力，宣扬圣战，称圣战是“伊斯兰教义的一部分，真主要求信道者以自身强大的力量来恐吓敌人”[3]（P230）。他将圣战视为穆斯林摆脱衰弱状态，获得解放的惟一出路：“安拉明确要求为其目标而圣战，蔑视、压迫、反叛都将失败，惟一的依赖是传播圣战的召唤。”[7]（P14）对于埃及多年同英国谈判未获成功，班纳认为埃及的惟一解放之路是宣布英国为敌人，废除英埃协议，为圣战而动员全民族，并称已为此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说：“穆斯林兄弟会不仅仅是哲学口号，它还意味着圣战、斗争和工作。”[8]（P10）班纳组建了远征队、童子军、派遣队与特别支队，开展了一些反对英军占领苏伊士运河区和巴勒斯坦地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圣战行动。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还以志愿兵名义参加了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当然，班纳本人也为自己的圣战行动付出了生命代价。因穆斯林兄弟会在1948年12月刺杀了埃及首相诺克拉希，班纳1949年2月被埃及国家警察暗杀。 虽鼓吹圣战，但班纳主张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宣教、动员群众。在1941年穆斯林兄弟会第六次会议上，他警告追随者在群众未发动起来时不要冒险，提出劝告、传播圣战的召唤和议会斗争是现阶段的主要斗争方式。为此，班纳建立了清真寺、学校，出版著作，发行杂志、小册子，宣传其主张，以扩大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从上可以看出，班纳竭力主张恢复和实践伊斯兰教初期的教义和政治，其思想呈现出鲜明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特征。在目标实现途径上，具有渐进性；在具体实践上，又不乏灵活性。如班纳激烈反对党派制，但又和许多政党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自己也曾两度（1941、1945年）竞选议员，但均被取消候选人资格。 2.哈桑.班纳思想的渊源有多个方面： （一）班纳的思想萌发于其早期受到浓厚的宗教意识影响 班纳1906年10月14日出生于埃及布海亚拉省马赫穆迪亚村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其父为当地一清真寺的伊玛目，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之一的罕伯里派，该派以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著称。在父亲的影响下，班纳年幼时即熟读《古兰经》，对伊斯兰教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拉沙德宗教学校上学时，受校长谢赫.穆罕默德.扎赫兰的影响，阅读了大量宗教书籍，掌握了伊斯兰教知识。17岁时，班纳到开罗的达尔.乌鲁姆大学学习，在其心灵深处萌发了复兴伊斯兰教的强烈责任感，决心“以18世纪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如瓦哈比运动）和19—20世纪伊斯兰民族主义者前辈为楷模，关注穆斯林社会的复兴模式……向现代社会提供思想意识和组织上的伊斯兰反应”[2]（P157）。自幼受家庭熏陶、系统的宗教教育及个人对宗教的浓厚兴趣，使伊斯兰教在班纳的脑海中扎下了根。他认为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与价值体系，能为穆斯林提供全方位的“答案”。伊斯兰教不只是班纳判断事物的出发点，还为他提供了思想来源和方法，如他的著作中大量引用《古兰经》经文和圣训来论证其主张的合理性。在虔诚的穆斯林看来，班纳《古兰经》式的语言风格，无疑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容易引起穆斯林的强烈共鸣。 （二）班纳的思想是他对困扰穆斯林社会的时代难题——传统与现代化的剧烈碰撞作出的回应 班纳生活的时代，穆斯林世界已全面衰落，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土耳其推行世俗化改革，废除哈里发制，取消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引起全世界穆斯林的震惊和失望。在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迅速发展并建立了以色列国。在埃及，一战后民族主义运动高涨，获得了半独立地位，实施了宪政。但在英国与埃及国王的干预下，宪法数度被中止，内阁接连垮台。1936年的民族主义运动，虽迫使英国撤军，但据《英埃同盟条约》，英军仍有权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区。1942年英军包围王宫迫使国王让亲英的华夫脱党组阁，彻底摧毁了宪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战败，以色列的成立，埃及在摆脱英军占领上显得继续无能为力，以及众多的失业、贫困和腐败，使得人民对自由民族主义所抱的最初的信念动摇了。”[2]（P156）在这王朝丧失威信，政党毫无信誉，社会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穆斯林民众固有的宗教意识和宗教热情被唤醒，这为班纳倡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兴起与传播提供了肥沃土壤。 【本文摘自】《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04期第101～10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