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动物为主题，进行艺术创作，是远古人类文化共有的特征。但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各民族，所创造的动物艺术形象又各具特色，各不相同。本文所要谈及的，是公元前10世纪～公元1 世纪盛行于亚欧大陆游牧民族文化中的动物纹艺术。学术界称其为草原风格的动物纹，即在游牧民族的兵器、马具、日用器皿、服饰、带扣、牌饰、织物上装饰的各种动物形象。其中有马、牛、羊、骆驼、鹿、狮、虎、豹、狼、野猪、兔、飞禽及神话传说中的各种幻想性动物，如翼马、狮身鹰首怪兽等。这些动物的造型，或侧身直立，或回首长啸，或成双成双相向而卧，或背向伫立；有的动物躯体做各种团蜷姿势；有的后半体扭转，成为独树一帜的特殊造型。具有草原风格的动物纹是游牧艺术工匠，运用金银青铜的雕铸、模压，石、木、骨皮的雕刻，毛织品图案的绘织，彩陶器皿上的描绘，多种复合材料的制做等高超的工艺手段，使各种动物千姿百态的呈现于装饰物之上，形成一种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艺术风格流派众多，流行地域极广的，独特而博大灿烂的远古游牧文化艺术。 亚欧地区的考古成果表明，黑海流域、西伯利亚、伊朗高原、哈萨克草原、蒙古草原、阿勒泰地区、中国北方以及西南某些地区都具有草原风格的动物纹。从19世纪以来，上述各地陆续发现的草原动物纹艺术，引起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通过对其艺术风格的研究，划分出斯基泰式动物纹，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纹、鲁里斯坦动物纹、鄂尔多斯式动物纹、阿尔泰巴泽雷克兽纹等类别。其动物纹的源流问题，学术界学者各持己见： 1.草原风格动物纹的创造者是黑海沿岸的斯基泰人，其它地区的动物纹是受斯基泰艺术的影响产生的〔1〕。 2.伊朗的鲁里斯坦是动物纹艺术的发源地，鲁里斯坦艺术在斯基泰动物纹艺术形成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2〕。 3.斯基泰人在前亚居住时期和其它前亚文化并例，互相借鉴，其中包括了复杂的选择某些近东艺术成分的过程。这种成分成为高质量的斯基泰艺术形成的基础。〔3〕 4.动物纹艺术是多源性的，它们的一系列肖像图案的共同性应看成是意识形态的某种统一〔4〕。 笔者认为，最后一种观点比较客观而合乎历史事实。因为游牧的经济生活，使远古时代的游牧民族“全部经验的最重要部分都是和动物界相联系的，而且在这个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他们的世界观”〔5〕， 即动物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动物是神灵的化身，是力量的象征，是神圣权威的标志。这种思想意识，激发着不同游牧部族的艺术工匠的创作欲望，促使他们去表现与各自部族图腾崇拜、神灵崇拜或是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借以寻求精神的慰藉和表达其审美情趣。思想意识的类同，生产力水平的相近，又使亚欧草原动物纹艺术表现出形式和手段方面的类同。金银和青铜动物纹尤其突出。我们可选择典型例证作进一步说明。 在金质动物纹艺术品中，亚欧各地的艺术风格虽然不尽相同，但大多用于王公贵族的头冠、衣饰和生活用品的装饰这一点却是基本相同的。如以圆雕表现动物立体的身形；浮雕刻画动物的皮毛斑纹、骨络唇褶；镂空透雕凸凹起伏的视觉效果，复合材料制品表现对象的真实和玲珑华贵。凡此种种，都是为了给王公贵族赋予神一般的威严，以示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贵。例如，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古墓出土的金衣贵族，头戴金冠，身穿金衣，足登金靴，系由上千件的金片组合而成。金衣襟边袖口，金冠的基座四周，胸前挂的金项圈上，都装饰着种类不同形态各异的动物纹〔6〕。有关专家认为，其中的许多动物， 是古代神话中神的化身。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上阿鲁柴登古墓出土的金冠，冠顶半球体之上，傲立着一只展翅的雄鹰，鹰的头、项部嵌有绿松石；球体扇形面上，浮雕着狼咬羊的图案。整个冠饰，构成了雄鹰俯视狼咬羊的生动画面〔7〕。冠饰带的两端，分别作成浮雕的虎、盘角羊、马的形状。 其构图意境，在于显示神鹰的强大威力及佩戴使用者的至高无上。阿富汗境内的古代大夏王墓地，发现了2万多件金器中， 同样有数量众多的动物纹艺术品。其中，龙的主题十分突出，如双龙守护国王耳坠。龙纹脚镯，龙纹短剑鞘等等，也都体现了龙这一神话动物对王权的守护和支持〔8〕。在新疆阿拉沟塞人贵族墓出土的上百件金银饰件中，虎、 狮、熊等动物纹达几十件之多。金碧辉煌的动物纹艺术品蕴含着古代亚欧各游牧部族人民丰富的思想意识和艺术情感。 青铜动物纹，在亚欧动物纹艺术中占的比重也比较大，流行地域也极广泛。它的内涵，大多是和游牧民族对所崇拜的神灵的祭祀有关，许多动物纹是塑造在青铜祭坛上的。游牧民族的艺术工匠，通过青铜雕铸，再现动物体态特征，突出表现动物肌体构造之完美，强壮和矫健，强调雄浑、庄严的神韵，总的艺术格调凝重质朴。在这种格调之中，由于时代早晚不同和各地文化传统的差异，又包容了或是形态逼真的写实风格，或是概括写意的简约格式，还有抽象夸张的浪漫情调，虚幻神秘的怪异造型等等特色。譬如，中国北方，尤其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动物纹，以现实主义艺术手法为主，黑海之滨的斯基泰式，则有概括写意的风格化模式；〔9〕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特殊的地理位置， 造成了各种艺术形式的交融，青铜动物纹也呈多样化的格调，既有形象逼真的虎纹、熊纹、牛头纹，也有幻想性的双翼对兽纹等等。东西南北各方面的因素，都若隐若现地展示出来。 皮质动物纹，以发现于前苏联境内阿尔泰山区巴泽雷克贵族冻土墓中的出土物为典型代表。其中包括了皮雕和皮质贴花两种形式：皮雕是在厚皮革上用浮雕手法雕琢出一个个动物造型，最具特色的有山羊、马和鹿。这些精雕细琢的皮质动物纹上，还往往施以金粉，以达到华美绚丽的艺术效果。皮质贴花是将薄薄的皮革按需要剪出大大小小的图案，再着以色彩和金粉，其中最精美的有虎噬山羊纹、翼虎噬羊纹、虎噬马鹿纹、有翼怪兽决斗纹、怪兽叼鹰纹、绵羊头纹、虎头纹等等。这些贴花纹饰，多用于装饰鞍具，而且往往和彩色毛毡互为表里，有的毛毡为里，皮革为面；有的皮革为里，毛毡为面，构成一种既耐用，又有装饰效果的艺术形式〔10〕。这些皮雕和剪贴的动物纹，是古代阿尔泰居民对动物纹艺术的一大贡献。 木质动物纹，数量相对较少。典型的有巴泽雷克古墓。新疆且末扎洪鲁克古墓和吐鲁番苏巴什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巴泽雷克的木质动物纹是以浮雕手法表现动物，装饰车马具。扎洪鲁克的则是在一把木梳柄部的两面，以阴刻手法刻画出两幅图景。一幅是一只狼在追赶一只小羚羊；另一幅是两只大角盘羊带着小羊奔跑。苏巴什的刺猬形木盆，是把木盆的外形削刻成刺猬形，又在刺猬的背部刻出网状花纹，以象征它满身的尖刺。各地的艺术工匠，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选用木头做原料，创造出风格特色迥然不同的木质动物纹。 毛织动物纹是动物纹艺术中另一重要分支，以图案化风格为主要特征。新疆南部地区的一些出土物令人瞩目。例如，与扎洪鲁克木梳同时出土的一块毛布上，就织制着一排大角羊的侧像，图案线条简洁流畅，色彩明快和谐，是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毛织动物纹。到了汉代，毛织动物纹在新疆更加发展。和田洛浦山普拉丛葬墓中出土的毛织裙带上，以连方形式织制着形态或相同或相异的动物图案，有鹿头纹、鹿全身纹，骆驼纹和山形纹；独角怪兽纹，胡蝶纹等等〔11〕。其中，鹿纹的表现最多，而且形式多样，反映出由头像到全身像，由具体到抽象的这样一种发展过程。鹿角的描绘，更能说明古代艺人对鹿的深刻观察和体会。往往是一个连方的鹿角表现其正面形状，另一个连方表现其侧面形状。鹿纹全身像中，鹿身上还装饰有羽翼、尾部也有变体装饰。鹿四周的空隙处，也填充了象征性的变体装饰。山普拉毛织带上的动物纹，已是动物纹艺术发展到顶峰期的佳作。 骨、石、陶器上的动物纹，各地也有发现，但数量不如金和青铜质那样繁多。骨质动物纹以骨镳形式出现最多。把骨头雕刻成动物形象，腹部穿孔，作马具使用。这种形式是欧洲草原斯基泰式动物纹的重要题材之一，新疆和静察吾呼文化中也有发现。 石雕动物纹，在新疆有二例。一是伊犁霍城地区发现的羊头石雕。它是在一椭圆形石头前半部，雕刻一正面羊头像。羊的大角向下弯成半圆形，鼻子突起，眼圆而鼓，嘴巴呈一微凹的圆点。石的后半部为一深凹的圆窝状。这种器物的功用，估计与生殖崇拜有关。另一石雕兽形是阿勒泰地区出土的兽柄石臼。石臼柄端刻一兽头，头上有双角，口微张，形态古朴。古阿勒泰地区有悠久的石雕传统工艺，将动物纹艺术与这种工艺相结合，自然是得心应手。 陶器上彩绘动物纹也是动物纹艺术的一种表现手法。新疆察吾呼文化遗址中，除发现青铜和骨质动物纹外，还有陶器上的彩绘驼纹和变体蛙纹；温宿县包孜东古墓中，除大量出土青铜动物纹外，还发现了一件鸭形陶壶，其壶体鸭形状，头颈部为流口，腹部贴有凸棱以似羽翅，表现手法颇为独特，是半游牧地区动物纹艺术的特色。游牧民族长期游牧、狩猎的生活，使他们对动物的感受最为深刻。动物的奔腾跳跃，野兽的凶猛顽强，飞鸟猛禽翱翔于天际的自由，正好和游牧民族粗犷膘悍的心理张力及其自由奔放的游牧生活相一致，相协调，从而也激发了他们的审美情感和艺术创造灵感，使动物的飞跑奔放之美，猛兽的威武勇猛之气，通过草原艺术工匠之手再现出来，最终形成了盛行长达10个世纪之久的、辉煌灿烂的草原风格的动物纹。 【本文摘自】《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乌鲁木齐)1995年04期第48-5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