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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下半叶亚洲经济特别是四小龙的崛起，为儒家学说赢来了所谓“第三期发展”；而新旧世纪之交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似乎又为儒家学说赢来了“全面复兴”：中国人的自信心越来越高，意识形态也在悄悄地发生某些变化，一改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的谦恭姿态，越来越明白地宣示，中国人固然应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等长处，但是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应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精神。 儒学传统对于现代化或许确实不足以构成根本性的滞碍，亚洲以及中国经济的成功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儒学尤其是儒家伦理。不过，这种说法无疑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他们对儒家伦理的解释往往被描述为与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有相等或相似的功能，有时又被描述为与西方工业伦理基本一致，以为真正意义上的儒家像清教徒一样，也通过对自我价值的内在估量而获得巨大能量，它的潜力同清教徒的潜力一样大，尽管它没有产生与资本主义类似的精神，但其所具有的超越政治的独立性，重视道德人格的自主自立，所含有的内在紧张感和活力，及其道德形而上学理想等，都与韦伯所说的清教伦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解释尽管强调了儒家伦理与新教伦理的区别，却又在相当程度上承认二者之间的相通与相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伦理与现代化并不冲突，甚至能够开出现代化的说法，虽然有东亚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作为支持，但在理论上却又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个致命的漏洞，即他们心目中的儒家伦理尽管依然带有东方文化的色彩，但他们毕竟是站在“西方化”的立场上作出的“现代性阐释”。 其实，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与进步取决于多种因素，文化传统只是这诸多因素中的一种。如同思想的发展、变化并不完全依赖于物质生产的状况而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一样，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也完全有可能相对独立、相对自由的发展和变化，处在儒家思想传统统治下的东亚社会照样可以实现经济腾飞，实现现代化，足以对西方世界构成新的“挑战”。当然，这样说的依然是根据一个假定性的前提，即儒家思想传统是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与现代化之间存在根本性的滞碍。 不过，这种假定性前提毕竟由来已久。远的不必说，即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例，思想先驱们为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为了中国尽早实现现代化，无一不把矛头指向传统儒学和它所规范了的伦理标准与行为模式。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写道：“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易白沙认为，中国如果坚持尊孔方针不变，就根本无法摆脱困境，步入现代化之途。 易白沙的观点在五四思想先驱者中还算是比较温和的，而吴虞与陈独秀则根本否定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丝毫的正面作用。吴虞认为，中国历史之所以仅成此一治一乱之格局者，其最根本的责任只能由儒教来承担。他在1916年致陈独秀的封信中强调：“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热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者，势也。” 对于吴虞的说法，陈独秀以为深得吾心，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至于儒学与现代社会的不合之处，陈独秀在《孔孟之道与现代生活》写道：“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 五四思想先驱的反孔言论说出了部分真理，但勿庸讳言，也有许多时代局限和偏颇可议之处。然而由此回到讨论主题，我们便不难发现，如欲主张儒学不仅无碍于现代化的发展，而且是一种促进力量的观点时，便不能不面对五四思想先驱者对儒学的责难，不能不化解他们所提出的儒学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紧张。 为了化解儒学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紧张，一种比较著名的解释是，儒家思想有两个方面需要清晰地加以区别：一面是政治化的儒家，另一面是儒家伦理。政治化的儒家就是政治权力高于社会；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高于个人的创造性。这种形式的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加以彻底批判，才能释放一个国家的活力。另一面是儒家个人的伦理，它着重自我约束；超越自我中心，积极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个人的进步、工作伦理和共同的努力。所有这些价值，正是东方儒学文化圈实现现代化应该充分利用的智慧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