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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和独立手工业生产……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1。)古雅典城邦 社会就是如此，而且它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即农民阶层被纳入到城邦的政治体系 中，成为社会的主体阶层，而不象其它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农民仅仅是社会的一个从属 阶层，这也是区别希腊城邦和其他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注：黄洋.古代希 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城邦制度的形成[J]，复旦学刊，1995，(1)。)因此，我们关注 作为雅典城邦公民主体的农民在城邦由盛而衰转折时期的社会心理变化特点，对于研究 古雅典城邦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要求报复 主张战争 持续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是古希腊各城邦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它亦意味着雅典黄金时代的结束，此后繁荣、昌盛、和平为饥饿、瘟疫和战争所代替。 作为雅典城邦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的主体的农民，在这一长期动荡变化的年代里，他 们的社会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表现为要求报复，主张战争，以保卫他们既得的 利益。 雅典经过公元前8至前6世纪的改革，最后建立了奴隶制城邦。这时，雅典的阶级关系 发生了很大变化，恩格斯指出：“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 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 的对立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5。)雅典 的小私有者，摆脱了贵族压迫，在历史上第一次踏上了政治生活的舞台。在公元前5世 纪上半叶的希波战争中，阿提卡农民以城邦的主人自居，英勇抗击了侵犯希腊的波斯大 军，从而摆脱了波斯侵袭的威胁。雅典农民在希波战争中捍卫了祖国的独立，因此，战 争之后雅典的强大与繁荣，给他们带来了显著的利益。雅典的海上威力保证为以生产经 济作物为主的农民从黑海沿岸运来廉价的谷物，还可以从世界各地运来其他商品。这样 ，农民们对自己拥有的一切已感到满足了。 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由于斯巴达陆军的侵袭，威胁着阿提卡农民，当局就建议他 们连家搬进雅典城，在城里等待战争中最困难的时刻过去。阿提卡的土地所有者，都深 受战争之害，特别是农民受害尤烈。曾亲自参加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 昔底德，对当时被迫离家出走的农民心理作了详细的记述：他们“很悲伤，很不愿意抛 弃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古代神庙，很不愿变更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把每 个人所认为是自己的市镇加以抛弃。”(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谢德风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18.119.141.516.516～517。)因此，当斯巴达人最初侵 入的时候，阿提卡农民在情绪上是主战的。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阿卡奈人》，即反 映了雅典这一心理，该剧的“开场”写一个农民狄开俄波利斯一清早就来到公民大会会 场，希望在大会上讨论与斯巴达人议和的问题。可是大会辜负了他的期望，竟不让主和 的阿菲忒俄斯讲话，甚至把他赶走了。 二、不再尊神 违法乱纪 战争改变了雅典公民的生活方式，动摇了他们对神的尊奉。入城的雅典农民，少数人 有自己的房屋可住，也有少数人能够托庇在城里的亲戚朋友家；但大多数人找不到地方 居住，于是他们到过去禁止人们去住的雅典卫城、神庙等地方住下来，在从前遭神诅咒 而不能居住的地方盖起了房子。(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1978.118.119.141.516.516～517。)由于人口拥挤，卫生条件差，战 争期间雅典发生了一场灾难深重的瘟疫。据估计，有三分之一的雅典人因此丧生，即大 约减少10万人。有些染上瘟疫的人尽管保住了性命，但其身心均受到严重摧残。 战争加瘟疫使雅典人正常的价值观受到冲击，雅典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 修昔底德指出：“他们决定迅速地花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 样是暂时的，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表示自己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因为一个人是不是能 够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是很有问题的。……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 了。至于神祗，他们认为敬神和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见好人和坏人毫无区别地 一样死亡。至于违犯人为的法律，没有一个人预料他能够活到受审判和处罚的时候；反 而每个人都觉得，对于他已经下了更为沉重的判决，正悬在他的心头上，他想在这个判 决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乐趣，这是很自然的。”(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18.119.141.516.516～517。)在这种信仰危 机之下，法纪在他们眼里简直荡然无存。 三、反对战争 渴望和平 在战争最初的4年，不论哪一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斯巴达已经4次侵入阿提 卡，破坏了农民的田园。秋天，敌人又回去了，因为在破碎的国度里长时间呆下去，军 事供给困难。夏季躲在雅典城里的农民们，在敌人退出以后就纷纷回到自己的田园，重 新从事耕作。他们焦急地等待，能永远回到自己土地上耕作。这种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 ，也便越来越折磨着他们。他们于是开始谴责伯里克利，说他不应当劝他们作战，认为 他们所遭受的一切不幸都应当由他负责，渴望与斯巴达讲和，但派出的使者没有得到任 何结果。公元前422年上演的《和平》一剧，反映了雅典农民这一心理变化特征。剧中 农民是以战争的主要反对者的身份出现的。(注：阿里斯托芬喜剧集[M]，罗念生译，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121。)主角特律该俄斯(种葡萄者)为整个希腊谋取和平， 他号召大家跟他一道把和平女神拯救到人间。和平女神重返人间，农民们的幻想和希望 立刻流露出来：“我当着宙斯说，锋利的锄头在闪耀，草叉在太阳下面发着亮光。可以 拿它们把葡萄园清理得很漂亮!我多么希望赶快回到田野上，重新拿铁锹翻耕那期待已 久的土地!”(注：和平[A]，566～570行。)公元前411年，《吕西斯特剌忒》上演。该 剧反映了妇女们要求停止战争的强烈愿望。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痛苦，吕西斯特刺忒 说：“我们生育了孩子，还要送他们到重甲兵部队里去作战”。(注：吕西斯特刺忒[A] ，589～590行。)阿里斯托芬认为城邦繁荣要以农为本，因此需要和平。在该剧残篇中 他说：“只要战争一结束，有了完美的‘和平’和一辆小牛车，我就要去挖土种地，然 后好好洗一个澡，再来吃油亮亮的面包和新酿的葡萄酒，还有那卷心菜。”(注：残篇[ A]，109。) 四、为了糊口 充当工具 本来，雅典农民是剥削奴隶和剥削盟邦的参加者，他们完全接受雅典奴隶制民主的基 本原则。在这种情况下，雅典农民把民主制理解成全体公民平均分配城邦收入的法制。 战争使城邦制遭到破坏，农民收入锐减。伯罗奔尼撒战争年代，付给陪审员报酬，这对 于很多破产的、背井离乡的农民来说，可视为赖以糊口的机遇。后来陪审员的“每日津 贴”，由2个俄波罗斯提高到3个俄波罗斯，这点钱多少能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开支。没 有其他收入的老年农民争当陪审员，希望能赚到3个俄波罗斯。而政治煽动家们正利用 农民这一心理，使陪审法庭成了政客们的工具。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马蜂》揭露了政治 煽动家对农民的欺骗：“父亲，你听信谗言，自个儿把这些人选来做统治大伙儿的老爷 ……可是除了这一点津贴外，他们什么也不给你，而且津贴也是一滴一滴地，每一次一 丁点，象油一样的滴给你，让你够一天的吃喝。”(注：马蜂[A]，666～700行。) 五、投身党争 崇尚民主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三个年头，雅典政体逐渐由城邦民主制向寡头制过渡。但自由 农民热爱马拉松时代的民主爱国精神，他们通过由自由农民组成的海军积极投身党争， 他们拒不承认雅典的寡头政府。其时，流落在东方的亚西比德开始与海军谈判，结果他 被召回并被任命为海军总指挥。在他率领下，雅典海军击败了斯巴达海军，重新控制了 通往黑海的航路，斯巴达一度被迫求和。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国内的民主派。公元前410 年，以克利俄丰为首的民主派东山再起，推翻寡头派，民主政体得到以恢复。 【本文摘自】《湖南社会科学》(长沙)2002年03期第96～9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