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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初清一色男人世界的不列颠帝国驻中东外交官的集体中，一位身材纤细、头发浓密、衣着整洁、头戴流行钟型小帽的女子，格外引人注目。这位女性就是格特鲁德·贝尔（Bell, Gertrude Margaret Lowthian，1868～1926），她对现代伊拉克国家的建立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贝尔1868年出生于一个大铁器制造商家庭，1886年进入牛津大学，成为牛津历史上第一个获得一等学位的女性。相貌平平与满身的学究气，决定了贝尔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婚姻市场上的价位，于是她开始学习波斯语，并于1892年去了她的叔父出任大使的伊朗。在伊朗，她写了第一本游记，翻译了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诗集，并与一位英国外交官坠入了爱河。在遭到父亲的反对后，强烈的感情遂终生郁积心中。在接踵而来的十年中，贝尔接连两次环球旅行，成为她宣泄心中郁闷的惟一方式，为此于1897年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和考古学，并于有意无意之间开始介入部落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的夏天，贝尔跟随考古学家与间谍双重身份的劳伦斯（Lawrence,Thomas Edward,1888～1935）一起撤到了开罗一个英国情报部门。1916年贝尔来到巴士拉，1917年又到了巴格达，并最终被任命为英国驻伊拉克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爵士（Sir Percy Cox,1864～1937）的东方事务秘书，负责与阿拉伯人的联系。摩苏尔、巴格达、巴士拉是前奥斯曼帝国的三个省，这三个地区的情形截然不同，相互之间交织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恩恩怨怨。在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下，居人口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却要接受少数逊尼派的统治，而后者只是加披了一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外衣。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长期的实地观察，贝尔坚信阿拉伯人能够独立，至少有足够的能力建立一个形式上的自治政府。显然，贝尔高估了自己与考克斯在伊拉克的个人声望，而低估了宗教和什叶派神职人员在伊拉克事务中影响力。她在信中写道：“在当前趋势下，毫无疑问他们会投靠我们。”而事实上，早在1916年爆发的“阿拉伯大反抗”中，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就与英国军队发生了冲突。1920年的夏天，整个幼发拉底河中部地区的什叶派部落都爆发了起义。在镇压起义的战争中，数百名英国军人和将近八千名伊拉克人丧生。于是，贝尔改变了初衷，和她的上司考克斯爵士一起，制定了此后八十年间为各种政治势力所沿用的伊拉克立国大策，其主要点包括：保留库尔德山区（必要时不惜诉诸武力）作为与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地区；将逊尼派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派的地位提升到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之上；压制什叶派神职人员，或将他们放逐到伊朗；收买大地主和部落首领；部署空军基地作为政治控制的一种形式，等等。1920年12月18日在给父亲的信中贝尔写道：“伊拉克只能用强权来统治，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还没有开化的国度。”第二年春天，温斯顿·邱吉尔在开罗召开会议，贝尔不仅成为与会的惟一女性，而且她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采纳。根据贝尔的意见，确定了在摩苏尔、巴格达、巴士拉等三个奥斯曼省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伊拉克。1921年12月4日，她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不无轻松地说：“今天早上，我在办公室愉快地划出了伊拉克南部沙漠的边界线。”更让贝尔感到高兴的是，考古学家劳伦斯的门生、曾在叙利亚被法国人驱逐的哈西姆家族（Husayn Family）的费萨尔（Faisal I,King of Iraq,1885～1933），被推举为伊拉克国王，他的弟弟阿卜杜拉（Abdullah，1882～1951）同时被扶上外约旦国王的宝座。在巴格达举行的虚假公民投票的结果让人大喜过望，支持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六，使这两个政治决定发生了法律效力。伊拉克议会通过了《英伊条约》，英国的委任统治被伊拉克的独立所取代。年轻的费萨尔国王在就职演说中充满了天真，他说：“当我们以爱国者的身份讲话时，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人和库尔德人这些词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伊拉克。”“伊拉克”（Iraq）一词被认为是希腊语美索不达米亚一词的阿拉伯语意译，也有人认为是出自古阿拉伯语词汇，意为“血管”，指两河地区河网稠密酷似人体的血脉。总之，在费萨尔及其追随者的心目中，这个新国家意味着阿拉伯民族的往昔荣耀即将重放光彩。贝尔激动不已，她不无骄傲地写道：“我再也不参加推举国王这样的事了，因为责任太重大了。”她自己很长时间都陶醉在伊拉克人的推崇之中不能自拔，人们还给她取了个昵称叫做“Khatun”，意思是“优雅的女士”。考克斯爵士于1923年离开巴格达之后，贝尔失去了政治上的保护人，而祖国也并不欢迎这位奇女子，她只有重新钻进中东的考古学领域，并努力促成了世界著名的巴格达考古博物馆的建立。1926年7月12日，格特鲁德·贝尔猝然而逝，她被葬在了巴格达——这个她一生为之努力的城市。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明文规定，英国应对置于其委任统治之下的原奥斯曼领土，“加以指导和协助”，促使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国家。1932年10月3日，伊拉克正式获得独立。但这仍只是表面上的独立，因为根据英伊不平等条约，伊拉克仍是英国的保护国，英国仍在伊保留两个空军基地。贝尔的伊拉克，即由西方人控制的伊拉克，存在了三十几年。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最先摆脱英国控制、实现共和的埃及，被视为中东北非反帝反殖的革命圣地，而纳赛尔则被视为这个地区公认的革命导师。阿拉伯社会主义和自由军官运动，一时成为了中东北非地区革命的旗帜和“惟一”正确的道路，为泛阿拉伯革命各国所高祭。1958年7月14日凌晨，巴格达的广播里奇怪地奏响了《马赛曲》。伴随着这一革命旋律，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将军领导的“自由军官委员会”动用一个装甲旅的兵力，推翻了费萨尔国王。伊拉克共和国成立了。卡西姆将军奉行酷刑主义，并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复兴社会党，反对纳赛尔主义。他同共产党一起执政，对库尔德人采取怀柔政策，甚至还退出了由华盛顿和伦敦控制的《巴格达条约》。1959年10月，卡西姆在巴格达险些被刺死。袭击他的人中有一个年轻人名叫萨达姆·侯赛因（“萨达姆”，阿拉伯语意为坚定不移的战士）。这个年轻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党员受伤后逃到了大马士革，后来又亡命开罗。在四年后的一次政变中，卡西姆被处决，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接替其职务。1968年7月17日，一群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军官策动政变推翻了阿里夫。十一年后，长期负责安全和情报部门的萨达姆终于登上总统宝座。此时的伊拉克已不再是由某一个部族，而是由一个政治小集团——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统治了。此党创建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一个谋求阿拉伯世界革命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自由与社会主义”的跨国政党，创始人是居住在伊拉克的叙利亚人阿弗拉克，伊拉克和叙利亚都只是其下属的地区支部。该党主张：“在所有阿拉伯国家分别夺取政权，然后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实现统一，复兴阿拉伯祖先的光荣。”对于几代叙利亚政治家而言，建立一个“大叙利亚（包括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在内）”始终是挥之不去的政治梦想。因此，此后叙伊两国领导人争夺地区政治主导权的斗争始终未曾停止。在1991年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中，与伊拉克西北接壤的叙利亚即毫不犹豫地派兵参加了对伊作战。顺便说起来，伊拉克东南方向的科威特，过去只是奥斯曼帝国巴士拉省的一个县，1960年在英国人的支持下独立成为一个酋长国。其不仅占去了两河流域绝大部分海岸线，还分去了世界上最丰产的油田，伊拉克长期对此耿耿于怀，这也成为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理由。伊拉克的西邻约旦王室，同为哈西姆家族，在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中，眼看着伊拉克费萨尔王室被满门抄斩，自身则在美国保护下，依靠超常的外交能力生存至今。但是，同以色列一样，约旦也是中东少数不产石油的国家，能源上完全依赖伊拉克的优惠供应。因此，两国关系长期处于微妙状态。伊拉克的北邻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因库尔德问题长期与伊拉克不和，更直接与间接地参加了美国发动的两次海湾战争。可见，伊拉克长期生存在十分险恶的周边国际环境之中。两伊战争之后，伊拉克因入侵科威特而被完全孤立于中东乃至阿拉伯世界之外。因此，在布什父子发动的两场海湾战争中，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并未向伊拉克提供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支持。面对整个西方世界，伊拉克实际上是在孤军奋战。加之国内什叶派穆斯林与库尔德人的反抗，从根本上注定了萨达姆政权失败的命运。 五 第二次海湾战争暨伊拉克战争已落下帷幕。媒体关注的焦点，也迅速转移到了战后大国关系的调整和中东乃至世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上，而把战争本身留给了军事历史学家。就在伊拉克人民开始享受独裁统治崩溃之后的政治自由时，巴格达的政党和政治派别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共产党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民主党人、“自由军官”以及什叶派和库尔德派别，纷纷冒出地面，跻身战后伊拉克的政治舞台。战火方靖，什叶派穆斯林即大规模地前往圣地卡尔巴拉朝圣，在那里响应最大的什叶派政治组织——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领袖穆罕默德·哈基姆的号召，为建立伊斯兰国家做准备，哈基姆随即从流亡地伊朗回到阔别了二十三年的祖国。哈基姆的弟弟、副主席阿卜杜拉·阿齐兹·哈基姆表示，国民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愿望将在自由选举之中实现，因为什叶派人口占国民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些媒体认为，美国在重建伊拉克的政治设计中，显然低估了什叶派的因素。自由选举有可能导致伊斯兰教激进势力的崛起，而这显然与美国发动战争的初衷相悖。北方的库尔德人呢，凭借倒萨有功和战争中跑马圈占的地盘，自然希望实现自身梦寐多年的政治及经济权利诉求，但他们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并未获得改善。这不禁让人回想起几十年前一位有识之士的话，他说：“邱吉尔有一个很荒唐的想法，他要把基尔库克和摩苏尔这两个‘油井’连在一起，但种种因素却把这两个‘油井’隔开了；他要把库尔德人、伊斯兰教逊尼派教徒和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联合起来，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三部分人之间的隔阂却越来越大。”几十年过去了，这段话仍像昨天那样新鲜，而美国人在伊拉克重建时所面临的问题，也几乎丝毫未变。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将会出现一个美国式的伊拉克吗？抑或是伊拉克将陷入永无休止的混乱，成为二十一世纪文明冲突的前沿？ 过去的几十年中，在整个中东地区，我们看到一种十分悖谬奇特的政治景象：一方面，深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韧于埃及革命的自由军官运动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的感召与影响，中东北非一大批国家几乎是用与埃及相同的方式，通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君主专制，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战后的政治安排下，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海湾产油国，始终秉持君主专制体制。两者虽然都是阿拉伯国家，都信奉伊斯兰教，但在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却往往水火不相容。前者社会体制较为开放，奉行政教分离的世俗体制，教育、文化、社会风尚较为开化，甚至说较为西化，经济上则多实行国有制，尤其是把石油企业收归国有；后者则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以宗教统领社会意识形态，更为保守与专制，虽然因石油而富国，却并未取得应有的社会进步与开放。令人不解的是，前者（除埃及等少数国家）大多（如叙利亚、黎巴嫩、阿尔及利亚、也门等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关系紧张，甚至被斥之为所谓“邪恶国家”（如伊拉克、利比亚等国），而后者（如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却与西方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长期保持着紧密的经济政治与外交关系。这里，似乎存在着某些历史错位。“9·11”事件之后，西方国家吃惊地发现，本·拉登及“基地”等世界恐怖主义组织的主要成员的政治与财政支持，大都来自海湾国家，迫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得不重新考量其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不得不重新调整其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战略布局。就在此次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布什总统在一次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中东“民主多米诺骨牌”理论，表示美国将在伊战之后，以伊拉克为起点适时启动民主改造阿拉伯世界的计划。果然，伊战落幕伊始，美国高官即马不停蹄地造访中东国家，布什总统则明确提出了所谓美国与中东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同时美国开始裁撤在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军事基地。就在此时，沙特阿拉伯发生了针对西方尤其是美国侨民的系列恐怖爆炸事件，美阿的传统关系出现了疏离迹象。据传言，华盛顿还计划重建一条1948年废弃的输油管。这条始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输油管，自库尔德人控制的摩苏尔，途经约旦，然后向西通往以色列北部地中海港口海法。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托管统治，油管被废弃后，从伊拉克输入巴勒斯坦—以色列的石油被转而输入了叙利亚。只要打开地图即可明了，重启伊拉克—约旦—以色列输油管道后，伊拉克石油将绕过与美国关系紧张的叙利亚，通过约旦，输往中东极度贫油国家—以色列。该管道的恢复不仅将改变该地区的地缘经济结构，为伊拉克重建带来收入，同时将解决以色列的能源危机，并可成为改变该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的利器，排挤叙利亚，打破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长期的能源围困，建立以以—约—伊为核心的新型地区经济政治结构，可谓一石多鸟。控制伊拉克石油，使伊拉克石油重返世界市场，将会使美国有能力挥舞起“古巴比伦的石油鞭子”，抽打OPEC，抽打俄罗斯，抽打欧洲，抽打这个世界。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人们曾目睹了石油怎样具备了缔造或粉碎一个国家的能力；在今后的日子里，全世界的观众或许将会从一幕幕的电视直播中，一再地观摩由“石油相思”所导致的、如刚刚落幕的伊拉克战争那样的“血色的迷狂”。推进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经济，显然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初美国手中挥舞的中东之剑此呼彼应的锋利双刃。 人类的历史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开篇的，历史也绝不会在这里结束。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河是人类文明的母亲河。古埃及和古印度文明，在两河文明的促进下发展；希腊人从那里学到了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犹太人从那里学到了神学，并将它传播于世；阿拉伯人从那里学到了建筑学，并以此影响了整个中世纪的欧洲。还有以撒之父亚伯拉罕（Abraham，father of Yitshaq），这位最为著名的苏美尔牧羊人，四千年前，从乌尔出发，辗转经过今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到达迦南（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遂成为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祖国，亚伯拉罕的故事也得到三大宗教的共同采纳，而他本人更被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尊崇为共同的祖先。在这个地球上，大概没有一处像两河流域那样，遭受过如此众多战争的蹂躏。自苏美尔时期以降，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马其顿帝国暨塞琉古帝国—安息帝国—罗马帝国暨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暨伊尔汗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西方不列颠帝国，直至今日，战争仍是这一土地上最鲜明的主题。饱受摧残的美索不达米亚大地已伤痕累累，但依旧昂然卓立于两河之间。几千年文明冲突与融合的伟力，不断地夯实着一个又一个帝国的废墟、文明的断层和失落了的古代天堂，积淀起了无比丰厚的文化层累，使得她更具悲怆的庄严与魅力。历经万劫的两河文明犹如涅槃的凤凰，在烈火中冲天悲鸣，一再呼唤着人类的理智与良知。文化的生命力就是如此恒久而神奇。在这座由全人类的历史铸就的黄钟大吕的轰鸣中，今人所津津乐道的所谓文明冲突的话语，竟显得如此渺小与卑微。据《圣经》记载，巴比伦人一直想要造一座通往天堂的高塔。今天，两河流域的原野上就坐落着许多巨大的金字型神塔。显然，在延绵四千年的历史时序中，人们始终没有放弃造塔的努力。无论是加喜特巴比伦王朝的颓塔，还是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萨迈拉清真寺的尖塔，都有环绕而上的阶梯，似乎是要请天上的神灵顺梯而下，抑或是地上的人民可以藉此在神灵的引导之下获得通往天国之路？ 哲人黑格尔如是说：“亚细亚在特性上是地球的东部，是创始的地方。欧罗巴，一般说来是旧世界的中央和终极，它绝对是西方，亚细亚却绝对是东方。”如同自然界的太阳一样，历史的众神之车也是从东方到西方经天而行的。苍茫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旷野，正是人类文明的朝阳初升之地。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后，在两河之地生儿育女其乐融融，却被上帝视为邪恶，降洪水灭之。义士诺亚（Noah）造方舟带领人类避过此难，并放飞和平鸽探知洪水消退的消息。那洁白的和平鸽终于衔回了新嫩的橄榄枝芽，带回了绿色和平的消息。这时正值黎明，太阳重新升起，依旧是那么新鲜、明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