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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定是民主主义者才能使民主体制发挥机能。 伯里克利(Perocles)出身于雅典的名门贵族，他的性格也是真正的贵族式的，有良好的文化、音乐和哲学教养。他的思想也十分开放。 在保守派的领袖西蒙被驱逐出境的公元前461年，年方三十中旬的伯里克利登上了政治舞台。对于西蒙的被驱逐，伯里克利大概也在暗中起了不少作用，所以他才得以成为西蒙的后任。 被自己所属阶级的对立阶级推上台的伯里克利，在获得权力之后也没有改变自己权力的立足点。 前面讲过，城邦国家雅典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十人内阁”(或称十将军)构成的。这十人由市民集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可连选连任。在雅典掌握实权意味著要连续多年被市民集会推选为这个“十人内阁”成员，而且还得是首席成员。 伯里克利成功地做到了，连续三十二年!在民主选举，有时还要由抽签决定的雅典，伯里克利的成功被不少人认为是个迷。为什么他，只有他做到了? 伯里克利进一步完善了克里斯梯尼改革。他决定除了特别需要才能和经验的军事、财政的官员之外，所有政府官员在市民集会选举之后由抽签的方式决定官职。这些官员在执行公务期间，按天数发给工资。 抽签与工资相结合的这一国家体制是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影响力的完全的直接民主制。 在此之前的雅典从理论上给与了全体市民以平等的参政权力。但实际上所有公职都是没有工资的。这对于每天都要为三餐奔走的人来讲，就算当选，也无法从事公职的日常工作。伯里克利的决定解决了这一难题。 就这样，无论是在比雷埃夫斯港的造船场工作的员工，在偏远的乡下耕种狭小土地的农民，还是在雅典海军的战船上的划桨手，都名付其实地有了参政权。正因为有这些无产者的参加，雅典的民主体制才被提高到了一个顶峰。 伯里克利还从国库出钱，使雅典市民可以免费进入当时的主要娱乐场所的剧场。 更来劲的是，伯里克利还开始了规模庞大的复兴工程，著手修复在波斯战争中被破坏的神殿、剧场，并计划修得比以前更加富丽堂璜。对此很快就有人开始非难伯里克利滥用国民血税钱。好一个伯里克利，一点也不回避问题，他这样回答：“那好，从明天起所有的工程费用由我个人的财产来支付。不过，在神殿的正面要刻上我伯里克利的雕像，这大家不会有意见吧。”反对的人立刻就张口结舌了。这些建筑如此的辉煌壮丽，令外国游人禁不住赞叹不已，雅典市民的自豪感也在不断的赞美声中高涨。 伯里克利从登上政治舞台开始连续三十余年，几乎年年被选为十人内阁成员，而且绝大部分被选为首席成员。 雅典人与中国人有一通病：那就是对于别人的成功，极易嫉火焚心，就是说特爱得红眼病。对雅典人来说，比中国人幸运是他们有一个陶片放逐法可以用来对付政敌。而伯里克利却从未试图废止这个对当权者利敝两可的制度，也从未利用过这个法宝。 碌碌无为的领袖很容易被大众蔑视却不易丢掉乌纱帽。但伯里克利决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领袖，他创造了被后人称为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黄金时代。在希腊史上他是唯一能在希腊的民主制下连续掌权三十多年的人。或许正因为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而能得以巧妙的使民主体制正常运转。 他毫不介意有人指责他的政策是拉拢人心，有些史学家甚至说他用钱买选票，以他的家族的经济实力来讲这也不会是什么难事。但是他的的确确十分地热衷权力，就像优秀的演奏家热爱名贵的乐器一样认为强大的权力对自己是不可缺少的。 那么，拥有了在雅典只有他一个人才有的”名贵的乐器”之后，伯里克利演奏了怎样的”乐曲”呢? 在雅典不会有人怀疑伯里克利是民众派的领袖。虽然如此他不仅没有排斥保守派，反而完全继承了阿里斯德岱斯、西蒙的稳健保守派的路线，积极使用海军力量以维持制海权，以此确保并扩张雅典的市场，使雅典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努力地维持与斯巴达和波斯的友好关系。 但同时，他也吸收了特米斯托克利斯极力主张而没有实现的战略。他将斯巴达看成是与波斯同样程度的宿敌，认真考虑对策。一边尽可能的避免冲突的表面化，一边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消弱斯巴达的实力，在这点上他与特米斯托克利斯同样不择手段。 与特米斯托克利斯不同的是，伯里克利既是非凡的战略家也是有非凡教养的人。他的野心自然地淋漓尽致地发挥在使雅典成为希腊城邦国家之首的壮举上。 对于有才能的优秀的人材，无论专长什么领域，虽然没有给与市民权，伯里克利动用自己可以支配的部门给了他们很高的报酬。于是，哲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都纷纷奔向雅典，对他们来讲在雅典被认可意味著是登了龙门。起源于依阿尼亚一带的哲学便是在这时将其活动中心移到了雅典。也是在这个时代，雅典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当然指海军)上，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成为希腊城邦国家的代表的。现代人们满怀憧景、敬佩说起的“希腊文明”实际上是以伯里克利带给雅典的这三十年的和平为顶峰的，不到二百年间的产物。 依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记载，伯里克利曾这样说过： “我们雅典人拥有一个优越的体制，她使我们不必去羡慕别国的体制。这不是一个模仿他国而制定的体制，而是一个异国都想效仿的体制；这不是一个由少数人统治的体制，而是一个由大多数市民共同参与的体制。这个体制就叫做民主制。 “在这个体制下，全民拥有平等的权力。为我们的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所得到的荣誉只与贡献大小有关，而与其出身、地位无涉。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他所应得的荣誉不会因为他的贫穷而被剥夺。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公私，都享有完全彻底的自由，甚至包括猜疑、嫉妒的自由。……同时我们丝毫也没有忘记，作为消除每天疲劳的手段，让大家享受各种娱乐、接受更高的教养、每年定期招开运动会和组织各种庆典以及确保居住环境舒适的重要性……。 “关于教育，我们的竟争对手(指斯巴达)对他们的子弟从小就实行严格的教育，希望以此使他们具有勇敢坚强的气质。我们对自己子弟的教育不象他们那样严酷，但面对危险，我们的子弟所显示的勇气决不小于任何人。 “面对考验，我们不象对手那样通过非人的严酷训练而希望达到预期的结果，而是依靠我们每个人建立在自己的能力基础之上的决断力。我们所发挥的勇气不是用法律、习惯逼出来的，而是从我们每个雅典市民在维持正常的日常生活基础之上的各自的行动原则中产生的。 “我们热爱美好的事物，却有节度；我们尊重知识，却不沉溺其中；我们追求财富，但那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能力，而不是愚蠢地用来向他人炫耀。在雅典贫穷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努力去摆脱贫穷。 “我们尊重私人利益，为的是提高个人对公益的关心。因为我们相信以追求私利而发挥的能力可以应用到公共事业上来。 “在我们雅典，不关心政治的市民不被认为是喜爱平静、与世无争的人，而是一个做为市民不合格的、没有意义的人。 “总而言之，我们这个城邦国家雅典，在所有方面都是希腊的师范。 …… 他的讲话格调高雅，而又无可非议。简直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的经典。按说人类已经过了二千五百年进步，可是现在我们有多少领袖人物可以做出这样精彩的演说呢。 象王婆卖瓜吗?伯里克利所讲的每句话都是事实，而不是空洞的“就是好，就是好！”。古代的雅典的确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典范。 从罗马来到希腊的三人考察团，在希腊住了一年，所闻所见的正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 我们讲的伯里克利时代是指公元前460年到430年的三十年，而后进国罗马的视察团是在公元前453年到452年的一年间访问希腊的。 在伯里克利的晚年时，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那是公元前431年，罗马来访之后20多年的事。当时的罗马人没有见到。 也就是说，罗马考察团所见到的雅典是在伯里克利的全盛期、伯里克利的政策毫无障碍通行无阻时的雅典；而伯里克利则像无暇的大理石神像一样完美，像驱使自己的手足一样驱使著雅典市民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 面对这样的景观，大体上的人都会倾倒在雅典民主政的旗下，成为雅典民主政的信徒，将雅典民主政介绍给自己的国家。哪里还用等伯里克利的讲演，因为雅典民主政的实施结果使雅典成为连波斯都不得不另眼相看的强国。 但是罗马人竟然没有模仿雅典老大哥!而且也没有模仿连雅典都要时刻提防的强国斯巴达! 要是说访问了一个进入衰退期的国家，那谁都会以那里所展示出的种种缺陷为反面教材。但是，视察一个处在全盛期的国家而不去模仿，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 不过关于到底这三人在希腊看到了什么，回国后是如何汇报的，完全没有详细记录。或许在后来的战火中，相关的史料都散失了吧。只以日后罗马的发展进程来看，那三人考察团的人选可以说是最佳选择了吧，有先见之明，有历史洞察力。 自由和秩序的矛盾是人类所面临的永久课题。没有自由便没有发展，没有秩序发展就不能长久。而这两者竟然是相护矛盾的。因此如何将这两个理念在现实中和谐两立，是政治中最重要的命题。对于这个命题，雅典和斯巴达以不同的方式作出自了己的回答。我想至少在这一点上，对这两个国家的考察，不仅对罗马人有益，对当今的我们许多人都会有益。 那么，这三个罗马人会如何看待雅典和斯巴达的呢? 军事国家斯巴达对于实行税制等于军制的罗马来讲，无疑多少都会产生一点亲近感。而且斯巴达人所重视的朴实刚健的作风，对于此后二百年间一直以此为行动准则的罗马人说来也极易产生共鸣。 但是，斯巴达的社会过于封闭，不仅对别国关系长年不变，连国内的阶层也完全固定，这对于建国伊始便普遍与外族发生融合的罗马来说完全是一种异样的国度。 另外，斯巴达以培养职业士兵为至上目的，而罗马则认为士兵来自一般市民已经足够了；虽然在罗马也以服从为美德，但并不像斯巴达那样以此为所有日常生活的准则；在斯巴达追求私有财产会受到蔑视，而罗马的第一部法律是为保护私有财产而制定的。罗马人认为不用像斯巴达那样的压制自由也能维持秩序，不用像斯巴达那样将全部力量用来培训士兵也可足以保卫国土。 那么雅典呢?虽说是有伯里克利的巧妙的诱导，在罗马人眼里雅典的自由与秩序大概是非常和谐地两立了吧。 当时的罗马不仅是共和制，而且与雅典相同，处于平民阶层势力不断增强的状态。这不，在平民势力的压力下，罗马不得不派出考察团准备制定明文法。也就是说，公元前五世纪中页的罗马与雅典的克里斯梯尼时代(注1)的情况相似。这时的罗马就算采用了雅典民主制也不会令人吃惊。人类的历史很有意思，从来都不会只有非此既彼的两条路。罗马就使许多“进步”的历史家不无遗憾地说：罗马失去了一个实现民主制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雅典住了一年的三人一定有许多机会去接触和观察伯里克利的言行。而且越是接触的多，越会痛感伯里克利非凡的能力卓越的才华是极为不可多得的，所谓雅典五百年，罗马一千年才会出一个的稀有人才。也就是说，公元前五世纪时雅典的自由与秩序完美的和协共存无疑是要归功于伯里克利的能力的。著名古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的评价雅典的制度：“外观的民主，实质的独裁”。 也许不仅希罗多德看到了这个实质，那三个罗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这时的罗马刚刚抛弃独裁推翻王制实现共和不到半世纪，他们依旧对独裁有种神经质的抵抗感，尽管雅典的独裁者是那样地才华横溢那样地民主。独裁的缺点正在于其不可避免地极度地依赖执政者的个人才智，而且十分遗憾的是古今中外不知为何优秀的人材极少连续出现，但昏君一出便是接连不断。独裁制的最大缺点在于这个制度不存在监测机能，无法避免出现失误、恶政。对此我们中国人一定深有感触。所以那些认为中国现在只要一心抓经济民主早晚会到来、凡指责中国现在独裁政策便是破坏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想法正是没有看到独裁制的长远危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