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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41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1)04-0001-05 从19世纪初开始的埃及早期现代化经历了穆罕默德.阿里改革、赛义德改革和伊斯梅 尔改革等三个发展阶段。对于现代埃及国家的影响和早期嬗变而言，上述三个环节彼此 联系、互相影响、逐渐推进，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每一个环节都包含着一定的历 史进步因素，也蕴藏着某些扭曲甚至延滞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失误。本文拟对埃及早期现 代化的道路与模式(西方化改革和农业立国道路)作基本的评估以期加深对埃及早期现代 化的理解。 一、改革与埃及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 作为推动社会变革进步的基本运动和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 历史进程，改革与现代化是世界近现代历史上不可阻遏的两大潮流。对于广大后发展国 家来说，我们认为，改革是其现代化启动的有效机制，改革又是其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器 。在上述意义的基础上，改革就是现代化必要的组成。① 纵观1805—1879年的埃及历史，可以发现埃及作为一个较早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的 东方国家，其早期现代化具有明显的“防御—外发”型的特点。在埃及早期现代化的启 动、发展和深入的过程中，改革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最先开启了埃及的早期现代化。1978—1801年拿破仑所率法军 对埃及的入侵和占领是第一次世界现代化大潮对埃及传统社会结构的一次震荡性冲击， 以此为标志埃及被拉入现代世界。民族危机伴随着国内的社会危机以及穆罕默德.阿里 为了寻求其家族对埃及长期统治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成为促使穆罕默德.阿里掀起改革 的大旗以迎接西方现代性挑战的压力和动力，从而启动了埃及的早期现代化。[1]这里 所谓启动“早期现代化”主要指如下两层含义：第一，就其实质而言，它已经是一个传 统的农业社会开始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程；第二，就其阶段和成效而言，它还是现 代化发展较早的时期，仍主要停留在器物和制度层面而很少涉及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层， 尚不是一个社会的全面转型。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埃及的经济、军事、政治、社会文化等 各个方面，是对埃及传统社会体制一次伟大的挑战和超越。阿里的改革不仅实现了国家 的安宁和统一，而且通过一系列“西方化”措施引进了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建立了埃及 第一批机器工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社会风气为之一 变，埃及从此走上了漫长的现代化之路。通过改革，埃及虽然名义上仍是奥斯曼土耳其 帝国的一个行省，实际上却成为一个拥有主权可与其宗王国相抗衡的国家，其强大的实 力在以后30多年的时间里有力地抵御了西方国家的入侵。埃及的现代化运动处于拉幕之 初的蓬勃发展之中。改革增强了国力，在新兴统治集团的支持下，穆罕默德.阿里发动了连年的征战。战 争又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现代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它使英 土无法容忍埃及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以及在军事上的强盛势头，其结果是英土联军 挫败埃及军队。战争的失败导致阿里改革的结束。 然而，已经揭橥的埃及早期现代化却并不因此而停止。在特定的时代和条件下，如果 说改革的契机意味着现代化的启动，那么改革的深入则意味着现代化的发展。在经过阿 拔斯一世(1849—1854年在位)短暂的停滞后，1854年7月继位的赛义德对内继承穆罕默 德.阿里的遗志，对外模仿奥斯曼的“坦齐马特”继续进行改革，这是埃及早期现代化 进程在挫折之后又一次可贵的探索。赛义德改革作为埃及早期现代化的中间环节起了重 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1863年继位的伊斯梅尔自幼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他继续在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进行改革。由于改革不仅公开标榜“全盘西化”， 究其实质乃是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和赛义德改革的继续，因此它是埃及历史上又一次以 “西方化”为标志和内容的现代化运动，从而把埃及早期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推向深入。 赛义德和伊斯梅尔的改革使埃及政治、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带来了 思想观念上的一些崭新的气象。即使用西方的眼光来看，这也算得上是一个进步年代， 埃及政府不仅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享有法律上的自治权，而且在行政管理、法庭制度、财 产法等方面基本实现了现代化。[2]铁路、通讯、报纸、学校、工厂以及苏伊士运河， 再加上政府和社会中的欧洲方式，都成为埃及现代性的重要标志。 但是，埃及早期现代化是以财政破产为代价的，因为几乎所有这些现代化成效都是在 外国资本的支持下取得的。到1875年底，伊斯梅尔所欠外债达9100万镑。在财政困境中 ，他被迫把苏伊士运河公司股金中的44%的股票卖给英国，连他自己都承认这是一笔“ 极坏的”财政和政治交易。[3]1876年，埃及宣布国家破产，埃及财政命脉完全被外国 资本所控制。1879年伊斯梅尔被黜。自此，以改革推动的埃及早期现代化打上了句号。 二、棉花种植和“以农立国”现代化道路的确立 如果抛开各种外在因素不论，单从埃及现代化的“本体论”出发，埃及是否真的象英 国人约翰.鲍林声称的那样“永远成不了工业品制造国”呢?事实上穆罕默德.阿里时 期埃及工农业的发展显示出埃及完全有条件也有可能走上一条工农并举、合乎正常的现 代化道路。推行一条以军事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战略是阿里改革最显著的特点。阿里先后 创建了纺织、制糖、造纸、染料等埃及第一批现代化工厂，而地位重要、规模较大的往 往都是军事工厂。到19世纪30年代末，埃及工业企业的投资达到3200万英镑，工厂雇佣 工人达6—7万人，占到全体就业人员的7%。斯塔夫里亚诺斯认为这个数字同20世纪80年 代埃及从事现代制造业的人数在总劳动力中的比例相同。[4]埃及生产的工农业产品不 仅能满足国内需要，有的还多余出口，尤其是纺织品。由此看来，所谓“埃及永远成不 了工业品制造国”只是一种对历史客观的遮蔽，彻底暴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埃及发展 工业化的恐惧、仇恨以及准备用武力压制埃及工业化的图谋。 埃及终未能走上工业化道路而是走上畸形的以棉花种植为主的农业立国道路是由以下 几方面因素造成的。 第一，穆罕默德.阿里卓有成效的、以推广和扩大棉花种植为核心的农业改革奠定了 埃及以农业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是埃及“农业立国”道路确立的国内经济因素 。 阿里任埃及帕夏之后，开始大力发展经济作物。1820年发现了一种质地优良的棉花品 种，它“能比其他各种短纤维棉花多卖得2至4倍的价钱”，阿里以此为契机，他“给农 民提供新品种的种子，教会他们合理种植，并在许多村庄建立轧棉工场。”棉花很快就 成为政府首屈一指的财源。[5]据统计，仅1821年，埃及就生产棉花944堪他尔，畅销欧 洲市场。[6]在棉花刺激下，埃及农业生产力得到巨大的提高。在1824—1840年间，尽 管在军事和工业上抽调大量人力，埃及耕种面积还是增加了约1/4。[7]由于阿里把出口 棉花、谷物等作物所得的资金几乎全部用于工业化，这就奠定了埃及以农业带动国民经 济发展的基础，而以棉花为主的农业收入就逐渐成为埃及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这 必然造成经济结构的变化并孕育了严重的危机。首先，从农业方面剥夺过多的工业化资 金，损害了农业的利益，使得农业不能长期有效地支持工业化。其次，农业利益既已受 到损害，但为了保证工业化所需资金，就必然要求进一步扩大农作物种植和出口，使农 业愈加积重难返，无法脱身。 【本文摘自】《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通辽)2001年04期第1～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