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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在于辩同异，从异中见同，从同中见异。世界历史于诸多国别史基础上发展而成，或者说是由扬弃诸“小一”（国别史）而成的“大一”（世界史）。不过这个“大一”并非抽象的明一，而是由诸“小一”有机地构成的一。因此，世界历史研究的关键之点就在于明一、多之关系。比较研究的辨同异正是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明一、多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历史的比较研究，不论在国外还是国内，现在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取向。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或者全球史（Global History），现在也是一个日益为人们重视的研究领域。其实，比较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几乎和历史学一样的古老；而世界历史的写作，也在很早的时期就是历史学家的一种高尚的理想了。希罗多德（Herodotus）所写的《历史》虽然以希腊波斯战争为主题，但是它也涉及了当时他所知世界的历史。司马迁所写的《史记》虽然以当时的中国通史为基本，但是也涉及了当时他所知的世界；而且，以后的中国历代的“正史”，大多数都继承了《史记》的作法。当然，这些都不是世界史，而只是一种史家注意周围世界的倾向；真正叙述全世界历史的书的出现，在时代上则要晚得多。因为在世界范围的联系出现以前，要求写真正的世界史，那实际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按严格的要求来说，即使晚近某些以“世界史”为题的书也未必真能算得上是世界史。这一篇小文的目的，就是要谈谈历史的比较研究和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关系。 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就是对于不同对象进行的互为参照的研究，在一般情况下多用来说明对同时并列的诸对象的研究。“比较”一词，英文作Comparison，法文作Comparaison，德文作Komparation，皆来自拉丁文Comparo，这个字由com和paro组成，前者意为“共同，后者意为“并立”、“平列”等，原有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结”、“结合”的意思，引申而为“比较”、“对照”的意思。在中国文字里，情况也很相似。“比”字在甲骨文和金文里与“从”字不分，都是两个“人”字并列，所以“比”字原意本是“并列”；《说文解字》把“比”字和“从”字分开（只是两个“人”的方向与“从”字相反），解释说“比，相次比也。”这也就是并列的意思。而“较”字却是“对照”的意思，例如，《老子》第二章：“长短相形”，王弼本作“长短相较”。“形”与“较”（与“校”相通）在这里都是对照、参校的意思。所以，在中国语言里，“比较”也是由并列而引出对照、比较的意思来的。 “比较”这个词虽然产生于同时并列的事物之间，但是它一旦作为一种方法用于历史的研究上，就在原有的同时比较之外，又加上了历时性比较的方面。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不外乎明同异。横向的共时性（Synchronic）的比较说明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的同异，纵向的历时性（diachronic）的比较说明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同异。前者说明历史的时代特点，后者说明历史的发展趋势。历史的比较研究，从总体来说，就包括这两种取向。 以上说到历史比较的功能在于明同异，其实，同异也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赖以实现的前提。历史时期相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的比较才是有意义的，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与其自身没有比较的价值。这就是说，无异之同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历史时期不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的前后比较是有意义的，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之间就没有比较的价值。这就是说，无同之异也不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总之，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所以，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一般说来虽然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只要从一个相同的角度去看，其间仍然是可以比较的。例如，西周时期的中国与中古时期的欧洲，主体非一，时代不同，本来不具有可比的条件；可是，只要我们注意到二者皆有分封制度，那么其间的异同就颇有可讲究的了。又例如，近代美洲的易洛魁人与古代希腊人、罗马人本来并无相同之处可以构成比较的条件，但是，当人们注意到它们都有氏族、部落制度，那么其间的异同也就大有可研究的了。这就是说，以上所举的两个例证虽然主体不同，时代也不同，但是其可比性在于其间可能有在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相同。这种相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时间相同，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时间相同。这也是一种横向的比较，一种相对共时性的异体比较，而其作用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纵向的发展趋势。应该说明的是，这样的比较研究，能够给予我们的启发性与危险性都比较大，所以运用时必须十分谨慎。 本文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05期第46-5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