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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研究苏格拉底的申辩可以发现，他之不肯直接从事政治活动实际上是基于两个理由，一 个理由是他认为搞政治容易丢失性命，如前所述。这种观点和他不满于当时的现实政治有关。第二个理由则有所不同。第二个理由并不包含着对现实政治的贬意，因而更具普遍性。他说：「我 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说，是一只牛虻，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他，使他的精神焕发起来。我就是神赐给 这个国家的牛虻，随时随地紧着你们，鼓励你们，说服你们，责备你们。]27这表明，苏格拉底之坚持「以私人的身分」干预政治，乃是由于他认为这样做对国家、对社会能起到一种特殊的、 其它方式不可取代的好处。尽管这种好处不易被人理解，反倒容易招人们恼火，「就像一个人正在打盹，被人叫醒了一样，宁愿听安尼托的话，把这只牛虻踩死]。但是，对于国家、对于社 会、对于现实政治、对于执政者以及对于整个人民，那种从在野的立场发出的批评是十分宝贵的，不可缺少的，它可以使国家保持生气、刺激智慧、提高德行、防止腐败。 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意见或许和老师本人有重要的不同。在柏拉图的理想 国里是没有给「牛虻」留下位置的。这也难怪，理想国本来就说的是「理想」而非现实。在理想国中，统治者按定义来说就是十全十美的。他们绝对不存在变得怠惰、愚蠢、自私和腐化的任何 可能性，因此自然用不着什么牛虻之类来批评或提醒。但是，苏格拉底所实实在在遇上的恰恰不是尽善尽美的理想而是不假掩饰的现实，他清楚地意识到现实的执政者们是完全可能犯错误并且 已被事实证明是经常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牛虻」就是极其必须的了。苏格拉底以牛虻自喻，竭力向众人说明这一角色的积极作用，并肯定那是一个真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所适宜采取的 立场。值得强调的是，苏格拉底虽然对当时的现实政治颇为不满，但他并无意煽动人们起来造反，他始终诉诸人们的理性，始终坚持向众人申说道理。他严格守法律，即使当其面临不公正的 死刑判决时依然如此。他把雅典比作一匹硕大的骏马，并明确表示感谢雅典对自己的养育之恩，这表明他对他的城邦是热爱的、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至死都要作一个好公民。苏格拉底用自己的 一生揭示出一个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所应当采取的一种原则立场，用自己的死亡证明了这种立场的光明磊落。这对于西方后世的知识分子培养自己的人格、认清知识分子的特定社会职能，无疑 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重大影响。 由苏格拉底提出、由柏拉图发挥的关于应当由最有知识的人治理国家的思想，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也很早就提出了这种观点。并且在贯彻实行这一主张方面 做得比西方人更为出色。著名的科举制度就体现了这一思想。当然，人们可以批评科举制的实际内容并不符合它的意旨：一个人仅仅是文章写得漂亮，何以证明他就一定具有政治才能呢?不 过，倘若我们考虑到智力的某种相通性，那么恐怕就得承认，精通经书、善赋词章总还意味着有较高的理解力和表达力，由于这种成就决非一日之功，我们也就得承认那些考场夺魁的人们总还 是有相当刻苦精神的。这些优点虽然和政治才能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直接等同，但一般而论，大概也有一点正相关。 更何况，科举只是做官的门坎，考试成功只是获得了当官的资格，日后的升迁情况则需依据 实际的政绩(理论上如此)，也就是通过实践来了解政治才能的大小。因此，作为一种自上而下地在亿万人民中选拔极少数具有起码的政治知识或政治才能的人才进入统治者基本队伍的切实可 行的办法，科举制度确有自己的长处。无怪乎当时一些西方人要为之赞叹不已了。读过帕金森《官场病》的读者们想必都还记得书中对选拔官员的各种五花八门的办法的描写，比较之下，科举 制显然还不是最无稽的，也许，公平地说来，它还应视为一种明智之举（如果不把它绝对化的话)。事实上，一直到今天，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选拔文官时仍把一定形式的考试 作为一项基本内容。 科举制是否实现了它的目的，即把一切有才能的人都吸收到统治者的行列中来，当然是大可怀疑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看，一个能够把一切人才纳入执政者队伍的体 制是不是好事情?这倒是必须深究的一个问题。看来，中国古代很少有人怀疑这第二个问题。古人歌颂好社会时有几句惯用的成语，日「安居乐业」，日「天下太平]，其中也有一句叫「野无 遣贤」。这就是说，古人常常是把一切人才被揽入政府之中看成是美好社会的一个标记的。孟浩然吟了一句「不才明主弃」，就惹得皇帝很不高兴。历朝历代，名声在外而又不肯出任为官者， 除非隐姓埋名、以愚顽自称，否则处境就很危险。可见，由于过份强调「野无遗贤]的至善境界，反倒对那些不愿作治人者的人才构成了一种压力乃至威胁。 对于「野无遗贤」这种思想，英国哲学家约翰．S．密尔提出过尖锐的反对意见，在《论自 由》一书中，他说，「如果一国中所有高才竟能都被吸引入政府中去，那么一个趋向于做到这种结果的建议才真足以引起不安。试想，假如凡需要组织协调或需要以广大和全面的见解来从事的 社会事业，其各个部分都掌握在政府手中 ，又假如政府的职司普遍都有最能干的人来充任；那么，一国中所有扩大起来的文化和实践出来的智慧，除掉那些纯粹思考性的以外，势必都集中于 一个人数众多的官僚机构，而羣体中其余的人势必只注目在它身上来谋求一切；一般羣众要做什么，须求它指导和指挥；有能力有大志的人们则向它谋求个人的升迁。于是，谋求钻进这个官僚 机构，钻进之后又谋求步步高升，就成为大家进取的唯一目标。在这种政制之下，不仅在外边的公众由于缺少实践经验之故没有资格来批评或制约这个官僚机构的工作，就是专制制度的偶然机 遇或者平民制度的自然运用间或使一位或若干位有志改革的统治者掌握大权，也不能实施与这个官僚机构利益相反的改革。] 另外，密尔还指出：「若把一国中的主要能手尽数吸引入管治团体之内，这对于那个团体自 身的智力活动和进步说来，也迟早是致命的。他们既经结成一个队伍，运用着一个所有制度，一样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定则来进行的制度，这个官吏团体便不免在经常的诱引下逐步堕入惰 性相沿的例行公事之中，或者，假如他们有时也厌弃那种老马推磨的作风的话又猝然陷入这个团体的某一领导成员所偶然幻想出来的没有完全经过证验的、不成熟的见解里面。]在密尔看来， 当时的俄国和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连皇帝也没有力量反对那个官僚集团，统治者自己也成为他们的组织和纪律的奴隶。显然，密尔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以古代中国的情况而论，王 安石即使靠了神宗皇帝的支持也无法取得变法的成功，而阻障他们成功的力量就是那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几乎无一不是通过科举上来的饱学之士（宋朝的科举制很完善，其政府 官员高度知识化，也就是说，政府官员都是知识分子出身）。 由于在一般情况下，知识分子的数目总是大大超过「官」的位置，所以必然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会处于「在野」地位。「野无遗贤」在事实上是从来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可是， 既然一个社会以野无遗贤相标榜，那就使得不曾轮到官做的知识分子日子很难过：社会不承认你是人才。这和崇拜权势的习惯心理相结合就造成了整个社会表面上最尊崇知识而实际上却最不理 解、最不尊重知识的真正价值的坏风气。它极大地摧残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既然一般人都认为有本事就该入朝为官，所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就完全不具有自己也 还应有独立的人格这一意识。那些在野的知识分子总是时时处处把自己摆在「在朝」的位置上去思考、去行动。所谓「身在江湖，心在朝堂」，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古代中国， 「士」既是「官」的后备队，又是「官」的延伸和辅助：不是「官」而做着「官」要做的事，不过手中无权而已。从意识上看，在野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是依附于、从属于政府的力量。至于 像苏格拉底那样独立不倚地追求真理、批评社会和人生的态度，他们显然是十分缺乏的。以上只是大体言之。我们不应忘记，在古代中国，也确有一些知识分子能以自己的特有的行 为方式扮演过独特的社会角色。先秦诸子自不待言，后世的许多思想家、文学家，例如宋朝的朱熹，虽然任有官职，但其影响社会的主要方式却无疑是知识分子的。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既有独 立的思想，又有刚直的人格，为坚持真理而毫不为利禄所动。此外，像汉之清流、明之东林所代表的「清议」之风，都体现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种社会使命感，当黄宗羲、顾炎武们提出要独 立地追求知识、主张学校应成为民间的舆论阵地并明确地注意到「政府」与「天下」之间的区分时，那种对知识分子社会职能的自觉性便达到了古代社会高峯。他们和西方以苏格拉底为第一个 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很类似的。不幸的是，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自汉以后，中央集权制度日益强化，而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社会地位则日益衰微，他们的使命感与社会良知也日益淡薄。除 了少数出类拔萃、特立独行之士外，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品格境界变得很卑下，投机钻营、无所操守的情形十分普遍，这一点即使在所谓纯思考性的事业方面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士风既是如 此，「天下事，可知矣]。 把苏格拉底与孔丘做一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⑩若以学说的宏大丰富，我们得说苏格拉底不如孔丘。事实上，苏格拉底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苏格拉底 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个思想。他在理论上给后世的影响比不上孔丘。但是，倘若就人格的感召力而言，倘若就其作为一种精神、一种帮助后世知识分子形成某种品格 的精神而言，他们两位颇堪匹敌。并且我们还认为，苏格拉底在这方面的影响似乎更为有益。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主要倒未必是孔丘本身有多少不如苏格拉底的地方，毋宁说那是由于二人遭 际不同所致。 本来，苏格拉底和孔丘都主张怀疑、主张独立思考、主张为求知而求知。另一方面，这两位哲人一样，他们首先地和主要地是伦理学家、政治学家而不是自然哲学家、逻辑学家或认识论学 家。造就是说，他们并不完全属于那种一心一意地追求真理，义无反顾地听凭理性的指引，不管所导致的结论会产生什么社会效果的一类人。但不同的是，在孔丘那里，这后一方面的倾向表现 得比较明显，当孔丘正面提出种种道德主张时，他通常是只进行说明而不进行论证。而苏格拉底呢?由于苏格拉底强调「美德即知识」，由于苏格拉底为了使对方深化对美德的认识而无休止地 提出诘难，造就使得他的思想带有比孔丘那里更多的论证和逻辑性。第二，苏格拉底恰恰是以败坏人们的道德而被控处死的，反对苏格拉底的人既把世风日下的社会后果归咎于他，却又拿不出 象样的论据来驳倒他的学说：而苏格拉底则坚决否认这一罪名并至死仍坚持进行他平素里行的那种讨论。这自然就更加显得苏格拉底是「为了求知而求知]的人了。譬如一位艺术家导制了一部 电影，社会上一班正统人士指责这部电影伤风败俗 ,社会效果不好，要求对他进行惩罚，但这位艺术家英勇地坚持原先的立场，对严厉的惩罚毫无惧色。这样，在后人的心目中，就很容易给这 位艺术家涂上一层「为艺术而献身」的油彩，以为他就是纯粹的追求艺术者的典型。然而究其实，这位艺术家倒可能是一个道德学家，他的本意也许倒是用艺术来启迪道德。 阻碍一个社会前进的因素之一便是把某一位伟大人物及其思想偶像化、教条化，这几乎是古 代每一位伟大思想家死后所不可避免的命运。孔子由于对道德和政治问题发表过一系列正面的意见，这些意见便很容易被后人把它变成用以束缚后人思想的不变的教条。但苏格拉底却有幸免于 受到这种一宠遇」。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受到普罗塔戈拉相对主义的影响，从来不肯将自己的结论独断化。他强调一个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他不断地提出问题，并不正面予以回答；他否 定别人每一个答案，但自己一个答案也没有。如果说在孔子那里，被后人最为重视的常常是他的种种结论，并他的探索精神则被排挤到次要地位以至被忽视、被遗忘、被否认；那么对于苏格拉 底，人们却不能不首先注意到他的怀疑态度、他的求索精神。崇拜像孔子一类的老师，可能会使人觉得最重要的莫过于领会圣人之言，把现成的知识学到手；而崇拜苏格拉底却很容易使人懂 得：对真理的追求胜过对真理的占有。 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怀有匡时救世的热情，他们都对社会进行认真严肃的批评。但是，孔子显然要比苏格拉底更热中于参与实际政治活动，他最关心的是指导或辅助有道的君主治国平天下。 苏格拉底却无意仕途，满足于作「牛虻」，即以公民的独立身分研究和批评社会。效仿孔子，人们会觉得「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的正道；效仿苏格拉底，人们却会意识到坚持真理与道义的 立场对社会批评监督也是知识分子的本务。照说，执政管理与批评治学是可以互相补充、相互促进的。但是问题在于：一个社会不可能长期地没有权力，然而它却很可能长期的只有权力而没有 对权力的监督。要让人们懂得服从权力的必要性是不难的，可是，要让人们懂得监督权力的必要性却要难得多。毕竟，苏格拉底的榜样更加可贵，起码是更少流弊。最后，苏格拉底特殊的死亡 方式使他的人格的意义变得更确定、更不容误解、更难以盗用。孔子可以被当作向上爬的敲门砖，可以被当作谋求权势的挡箭牌，可以被当作压制批评、保护专制的教主，但苏格拉底却只能 被当作苏格拉底。两千多年来，在一般西方人的心目中，苏格拉底意味着独立不倚的精神，意味着不倦不休的探求，意味着不计个人利害、超脱世俗成败的高贵气概，意味着永远坚持知识分子 的良心与良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