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生在前现代欧洲国家的那种持续数百年的、彼此很难把对方一次性消灭的战争，推动了工具理性行为的扩张，不期然地促进了社会的积累性发展，从而给原本没有明确方向可言的人类社会一个“发展”方向 战争会给人类社会带来难以接受的破坏，现代军事技术，特别是核武器的飞速发展，甚至使人类获得了摧毁地球的能力。战争理应受到谴责。但是，在谴责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的同时，我们却不能忽视战争以及围绕战争所进行的动员所带来的种种非期然性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在历史上曾经对社会发展有过重大影响这一基本事实。在本文里，笔者将为读者介绍一些专门研究近代欧洲战争与欧洲国家及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工作。同时，笔者还想指出这些工作的一些弱点，以增进读者对于西方名著的鉴赏能力。限于篇幅，笔者的讨论限于以下六位学者：唐宁、珥特曼、蒂利、费讷、麦克尼尔和迈克尔·曼。 国内资源与科层制 唐宁的著作中提出了以下问题（Downing1992）：为什么在一些近代欧洲国家，战争摧毁了中世纪的宪政传统并促成了绝对国家（如法国）的兴起，而在另一些欧洲国家，中世纪的立宪制度却在战争中得以保存并促进了代议制政府的形成？他的论点是：当一个国家不需要汲取巨大国内资源以应付战争时，该国家的中世纪立宪制度就会得以保存。当一个国家不得不汲取大量国内资源以赢得战争时，为了有效地汲取资源，该国家就必须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从而导致该国家朝着绝对国家的方向发展。最后，面临战争威胁时既不能在国内也不能在国外获取相应资源的国家就只能灭亡。 珥特曼从另一个角度对唐宁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研究（Ertman1997）。他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在18世纪，欧洲某些国家转变成了科层制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却依然停留在封建国家的形态？他将这一差异归因于不同国家卷入战争时间的不同。其中心论点是：在公元1450年前，科层制这一管理模式在欧洲尚不为人所知，欧洲当时也缺乏训练有素的科层专业人员。因此，在1450年前就已经卷入战争的大量国家只能通过强化其封建国家机器来确保战争的胜利，确立了封建体制在这些国家的地位。而在公元1450年之后，科层制已逐渐被欧洲国家接受，与之相应的专业管理人员亦已大量出现，因此，此后频繁卷入战争的国家就能通过强化科层制来确保战争的胜利，这造就了科层制在这些国家的大规模发展。 近代欧洲霸主的更替规律 与前两位作者相比，蒂利想要解释的东西要多得多，但是其核心问题是近代欧洲霸主国家的更替规律，以及为什么所有欧洲国家最终都发展成了现代民族国家（Tilly1992）。他的中心论点是：在第二个千禧年期间，欧洲战争的发展经历了封建骑士战争、雇佣军战争、常规军战争和民族化战争四个主要阶段。早先的封建骑士战争对疆域和封建贵族势力较大的国家（如波兰）有利，而盛行于公元1400年到1700年之间的雇佣军战争却让商品经济发达但人口有限的城市-国家（城邦），如比利时、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繁盛一时。在几百年的战争中，欧洲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和对国民的控制能力都得到长足的发展，许多国家因此而发展出常规军。随着欧洲国家对国内兵源的依赖日益加深，那些兼有大型城市和广大腹地的欧洲国家，比如英国和法国，在战争竞争中逐渐占据上风。由于怀有民族主义情感的士兵在对他国的战争中会表现得更为勇敢，欧洲国家一旦面向国内寻求兵源，就会在本国推进民族主义化和军队专业化进程，以便在战争中胜出。于是，民族国家这一国家形式便在欧洲扩展开来。 军事发明与国家建设 费讷关注的是军事发明与其他社会结构性条件，包括统治性意识形态、社会分层体系和国家建设进程等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Finer1975)。他分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欧洲过去一千年的时间里，军事发明是如何改变战争性质的；第二，军事发明是如何推动统治者在战争中借助提高国家税收能力、巩固领土、推进政府职能专门化等手段而不断加强自身权力的；第三，上述过程又是如何促进欧洲的国家集权化进程，并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基础的。费讷的研究虽然没有触及欧洲的国家建设进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异，但为蒂利、唐宁和珥特曼的分析提供了具体机制。 在费讷对战争和社会发展的分析中，最为经典的是他对骑士战争消亡的研究。费讷指出，欧洲骑士战争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瑞士长枪兵的兴起。欧洲重甲骑士以其勇敢和跨马冲锋所产生的冲击力，曾经在欧洲世界所向披靡。但是，瑞士地处山区，贵族力量薄弱，百姓因不易控制而具有较大的自由。因此，瑞士在卷入欧洲战争以后，其主导军事力量是由自由民组成的步兵。为了抗击重甲骑士的冲击力，瑞士步兵数百人一组，手勾手组成了一个个密集的长枪阵。面对这样的“刺猬”，重甲骑士的冲锋自取灭亡，欧洲骑士战争因此而迅速消亡，以瑞士步兵为核心的长达数百年的雇佣军战争兴起。 市场与战争交互为用 麦克尼尔感兴趣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为什么起源于欧洲（McNeill1982）。他的视野因此是全球性的。麦克尼尔的论述从第二个千禧年中基督教欧洲所发生的双重社会演变，即市场化行为的涌现以及武器和军事组织的持续创新开始。在麦克尼尔看来，这两种变化均得益于中国北宋在经济和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本土，由于国家权力和儒教文化的双重压迫，经济最终未能取得突破性发展；而在欧洲，国家以及教会非但未能遏制市场力量的发展，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依赖市场来筹集日趋增长的战争费用。这种市场与战争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不仅加快了市场经济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并且最终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形成。 中世纪欧洲的特殊状态 与麦克尼尔相似，迈克尔·曼所关心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民主社会在欧洲的率先“兴起”。不同的是，迈克尔·曼想揭示的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Mann1986,1993），欧洲兴起仅是他要解释的内容的一部分。迈克尔·曼认为，（1）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是人类社会权力的四个基本表达形式。围绕每一种权力，人类都会建立起相应的组织和权力网络；（2）人类围绕以上每种权力所建立的组织和权力网络都不是纯粹的。比如，国家是政治权力的表达，但同时可以建立工厂、掌握军事暴力并捍卫某一意识形态；中世纪欧洲教会既是意识形态权力的表达，又像是一个非地域性的国家且拥有武装，还因为拥有欧洲近三分之一的土地而有着强大的经济权力；（3）社会变迁是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四个方面的权力和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4）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下，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四种因素的“耦合”方式以及其中的每一种因素，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完全不同。因此，任何非历史性的社会学解释都是错误的。但是，在特定的时空下，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这四种因素又可能会 “ 结晶 ”(crystallization)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这一相对稳定的关系为有限的社会学分析提供了可能。 基于上述理论假设，迈克尔·曼认为，欧洲社会的发展乃至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民主社会的形成，发端于中世纪欧洲在意识形态、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个特殊“耦合”，即，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世界（Catholice cumene）为欧洲提供了一个政治和文化上的整合力量，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长距离贸易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并在很长时间内担当了欧洲各国政治的协调者、领导者，甚至保护者。中世纪欧洲的“无头封建制”（acephalous feudalism）造就了欧洲的弱国家传统，给社会发展提供了空间。欧洲社会的经济力量就在天主教世界和“无头封建制”的夹缝中得以逐渐恢复、壮大，并发育成一个有效的权力行动者 (power actor)。大约在12世纪，或者说在经历了以上初级发展之后，欧洲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表现为战争（军事权力）的加剧和国家力量（政治权力）的增强。但是，在宗教势力和城市经济势力的制约下，欧洲没有发育出高度专制的国家，而是逐渐发展出弱专制、强协调的地域性国家，并且社会的经济权力在同一时期也得到长足的发展。 进入15世纪以后，欧洲国家的宗教势力（意识形态权力）在天主教与新教的争斗以及理性意识形态的冲击下逐渐下降；欧洲战争由于战争技术的改进变得越来越昂贵，为了维持越来越昂贵的战争费用，国家必须在社会中汲取财富，欧洲国家在此过程中得以进一步壮大。但是，在宗教势力和城市经济势力的制约下，欧洲国家继续向对经济发展有着促进作用的、弱专制强协调的有机国家（organic states）发展。这些有机国家的对外竞争和对内协调促进了社会权力的全面增长，并为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民主社会的来临提供了条件。 唐宁与珥特曼没有历史视角 以上工作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唐宁和珥特曼的工作，二是蒂利的工作，三是费讷、麦克尼尔和迈克尔·曼的工作。相对而言，唐宁和珥特曼的工作最为单薄。这两位学者虽然研究的是大地域、长时期的历史现象，但运用的方法却是典型的、在美国社会学中占主流的中层理论方法。该方法的精髓是，针对某一现象提出一个（偶尔是数个）作者认为具有学术意义的“为什么”式的问题（why question），然后找出一个（偶尔是数个）在逻辑上能对该问题进行解释的机制，并围绕这一机制编织一个合理的叙述，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这一方法简单明了，做出的解答也往往具有明快的逻辑。这类解答往往能够以一句话甚至一个词加以概括，因此很容易被肤浅地引用，从而形成较高的引用率。 但是，这类工作都不具有真正的历史视角。比如，珥特曼认为1450年前科层制这一模式在欧洲尚不为人所知，在此前就大量卷入战争的国家因此只能通过强化其封建国家机器来确保战争的胜利，于是就确立了封建力量在这些国家中的地位。但最近的很多研究表明，科层制这一管理模式早在公元10至12世纪之间就在欧洲的教会中逐渐确立，也就是说，科层制并不是不为当时的欧洲君主所知。唐宁的著作也有同样的问题，他的解释能回答为什么许多富有的欧洲城邦国家都保持了宪政传统，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英国也保留了宪政传统——与法国一样，英国的战争资源也主要来自国内。 随着战争形式的更新，欧洲国家的国力在飞速提高 蒂利企图解释的问题比唐宁和珥特曼的要多得多。仅就核心问题来说，蒂利所要解释的就有以下四点：为什么在封建骑士战争时期，疆域和封建贵族势力较大的国家往往会在战争中取得优势？为什么在雇佣军战争时期，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国家主宰了欧洲？为什么在常规军战争中，那些兼有大型城市和广大腹地的国家占据了上风？为什么民族国家成了18世纪末以后欧洲国家发展的普遍形态？蒂利不但提出的问题更多，而且把欧洲的变化放在以下两个相互作用关系中来考察，避免了机械的、以机制为基础的因果关系解释：一是，战争形式与国家能力的相互作用。在从封建骑士战争到民族战争的发展过程中，欧洲国家不但国力在飞快地提高，而且战争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每个阶段也完全不同。二是，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战争所需的资源必须从社会中汲取，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因此而决定着国家对战争资源的不同汲取方式。蒂利的分析策略因此还照顾到了历史时间序列中，各个社会机制的重要性及其互相作用方式在不断变化这一事实。蒂利的工作也有很多弱点。他的分析框架同时强调了经济力量（即被抽象化了的城市力量）、政治力量（国家）和军事力量在欧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完全忽略了意识形态力量的关键性作用。这就迎来了费讷、麦克尼尔和迈克尔·曼的工作。 路德的“小字报”撕裂了天主教世界 与蒂利相同，这三位学者都对不同宏观社会结构下微观和中观社会机制的重要性及其组合方式的变化，有着更为全面的理解，历史感也很强。或者说，他们对由于宏观社会结构变化而导致的微观和中观社会机制重要性的变化以及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和组合方式的变化，都有很敏锐的观察力和辩证把握能力。与蒂利不同的是，这三位学者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他们都强调意识形态力量在欧洲近代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 麦克尼尔是20世纪美国的历史学大家。作为历史学家，他的工作在解释的力量上与历史社会学家相比显得不足，但麦克尼尔具有历史学家的高度把握能力和解读专长，因此他的著作充满了睿智，绝没有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所特有的那种机械。费讷和迈克尔·曼都是在英国成长起来的巨匠。费讷是一位政治学家。虽然费讷对欧洲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民主社会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他的兴趣却始终集中于欧洲国家及全球的政治发展以及战争在其中的作用（Finer1997）。为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最为全面的解释，并且强调战争在其中的关键作用的则是迈克尔·曼的工作。 迈克尔·曼的分析框架十分灵活。这使得他能够在有限的知识范围内既保证对事物的洞察和把握能力，又能就事论事、毫不教条地对各类复杂现象做出精辟的分析。他是20世纪当之无愧的韦伯分析传统的优秀传承者。但是，他的工作也有许多弱点。首先，迈克尔·曼天才性地强调了意识形态组织对于维持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性。比如，我国当前有许多仁人志士大力提倡复兴儒学，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催生了以于丹现象为代表的儒学商业化倾向。究其原因，在于这些仁人志士不懂得儒学在古代中国得以发扬光大的两大组织基础——科举制和宗法制——均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是，迈克尔·曼对意识形态权力的定义和分析却忽略了意识形态内容的重要性。比如，中世纪天主教对单一上帝的追求导致了它对《圣经》文本真理性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以及对神秘魔术性宗教思潮的打击。这为文艺复兴后欧洲理论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全面扩展铺平了道路。天主教的一神教性质不但造就了《圣经》的真理性，还导致教会对《圣经》解读的绝对权威性的捍卫。这成为统一的天主教世界的软肋，使得路德的几张“小字报”就引发了一场“真理问题大讨论”并撕裂了天主教世界。其实，与明末李贽对儒学的抨击相比，路德对“赎罪券”的攻击不知要温和多少倍。但是，儒学提倡的是道德而不是真理。明朝的士大夫根本没有兴趣与李贽进行一场“对与错”的论战，而书生也把主要精力放在读四书五经、登科中举上，以李贽为代表的明末异端思潮就在这种不争论的气氛下被边缘化。古代意义上的天主教的脆弱性和儒学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两种意识形态在性质上的不同。然而，正是天主教世界的分裂导致了长期的宗教战争和教会势力在欧洲政治中的边缘化。这为欧洲群雄逐鹿提供了动力，并为民族国家的兴起铺平了道路。意识形态内容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只有经济和军事的竞争才会直接对生产效率和社会技术提出要求 包括迈克尔·曼在内的上述所有学者对战争的非期然性社会后果的理解，除了上面指出的各自特殊的弱点之外，还有一些共同的缺陷：他们所强调的都是战争与社会的关系，包括战争如何导致国家能力的增强、不同形式的战争如何促进不同国家形态的发展，等等，但是都或多或少地轻视了围绕战争而产生的两大互相关联的根本性机制：（1）战争促进了工具理性行为在社会上的扩张；（2）战争提高了人类社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并为社会带来了累积性发展（毁灭性的核战争除外）。 要促进工具理性行为的扩张，一个社会必须有以下“博弈”规则作为主导：（1）竞争的核心在输赢而不在对错；（2）输赢的定义非常清楚且稳定不变：（3）博弈规则必须稳定而且博弈链很长，或者说必须让输方或旁观者能够总结经验，然后与赢方在同一规则下继续博弈。只有在这三个条件保证下，博弈的参加者才能不断学习怎样以输赢式的工具理性方式思考问题、总结经验，并不断提高。 我们知道，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是人类社会权力的四个抽象化和理想化了的表达形式（ideal types）。考察围绕这四种权力中的每一种而产生的冲突或竞争，我们会发现： （1）两个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虽然博弈链可能很长，但它们之间却是以“对错”而不是“输赢”的方式在进行竞争，并且一方“输了”往往是因为其他原因所致（比如被武力镇压），因而输赢未能带来信服，或者说输赢的定义和规则多变很难让输方接受（读者可以想象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冲突的历史、现状和前景）。 （2）前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冲突或竞争也不符合上述博弈规则。前现代政治冲突的输赢虽然比较清楚（输了甚至可能被害或被关押），但这冲突往往是在“对错”和“输赢”高度混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类冲突，规则多变且在不同场景下截然不同。与此相应，这类冲突的博弈链一般比较短。一个国家如果在不同时间里发生两次重大的政治冲突，由于许多社会条件在两次冲突之间可能已经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斗争因此就像是在玩另一种规则截然不同的牌。 （3）在社会上，能够促进工具理性行为增长的冲突或竞争的社会行动主要有三种：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竞争、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以及年复一年的体育比赛。限于篇幅，我不准备专门解释为什么市场条件下的经济竞争和年复一年的体育比赛会造成工具理性行为在社会上的主导地位。我同时想指出，并不是所有形式的军事冲突都完全符合以上博弈规则。美国与伊拉克的战争，虽然两国在战场上争的是输赢并且伊拉克输了，但因为两国实力相差悬殊而不具有很长的博弈链，使得伊拉克方面无法总结经验、改进武器，与美国再战。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忽略不少国家从美伊交战的结局中看到美国武器的厉害并从中汲取教训这一事实。换句话说，因美伊交战而引发的军事竞争链并没有因为伊拉克的惨败而彻底中断。但是，发生在前现代欧洲国家的那种持续数百年的、彼此很难把对方一次性消灭的战争，却更接近于上面所总结的那种能够促进工具理性在社会中赢得主导权的博弈规则。这就是为什么发生在第二个千禧年的欧洲战争对欧洲国家的“现代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原因。战争不但能够推动工具理性行为的发展，而且能促进人类社会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的累积性发展。尽管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也会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技术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发生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上的争斗本身并不会带来生产和技术能力的累积性发展。只有经济层面或军事层面上的竞争和冲突才会直接对生产效率和社会技术提出要求，不期然地推动了社会的积累性发展，从而给原本没有明确方向可言的人类社会一个“发展”方向。 虽然军事和经济层面上的竞争或冲突都能促进工具理性行为的发展及社会生产和技术能力的提高，但这两个层面上的竞争或冲突也有根本的不同。简单地说，由于大规模战争必须由国家来组织，并且为了赢得战争，人民不得不给予国家大量特权，因此，反复的战争会强化政治（国家）权力在社会上的支配地位。相反，经济层面上的竞争（市场经济）则分散在社会中。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力量发达后，它不但因为分散在社会中而很难被国家全面控制，而且能通过其组织力量（即“经济权力”）与政治力量（国家）相抗衡。关于这一点，迈克尔·曼在分析欧洲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现代民主的兴起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这正是蒂利理论的核心。 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吗？ 迈克尔·曼的理论还有不少其他缺点，但我想就此打住。其实，上面提到的两个关于战争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性机制，都是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思想（尽管斯宾塞的表述没有这么精确）。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原因导致现代西方学者对这两个机制的忽略：内疚和误解。现代西方有良知的学者一般都对19世纪欧洲国家在东方和美洲所采取的野蛮殖民主义政策感到内疚，斯宾塞的理论因为政治上不正确而被忽视。现代西方学者还错误地认为斯宾塞的理论有历史终极论（teleological view of history）的嫌疑。这是一种误解。当斯宾塞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候，他指出的其实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历史终极，而是一个加速人类文明灭亡的陷阱。这是因为，本文中所总结的这两个根本性机制都是不具有任何稳定性的正反馈机制：战争促进工具理性行为的发展，而工具理性行为的发展又会增加战争的可能性；战争提高了人类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而技术和生产能力又反过来增加战争的破坏能力，以至于发明了能毁灭地球的原子弹。我们必须承认战争背后的一些客观规律，但在同时，我们必须反对战争。 关键词：欧洲现代化战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