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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伟大的作品，正如一个伟大的城市一样，都有一个开端；而一部描写一个伟大城市自开端以来的宏伟历史的作品，以什么言辞作为开端才是合适的？ 在李维那里，这个开端是谦卑的，但绝不是卑微的。他说，他不清楚他完成的写作任务是否能够给予他付出的劳动以恰当补偿，即便他知道，他也不敢冒险去说。（Facturusne operae pretium sim si a primordio urbis res populi Romani perscripserim nec satis scio nec, si sciam, dicere ausim）在序言的前六句话中，他事实上指出了他的写作面临的三项困难：第一，这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有无数史家已经写过（虽然只有李维的作品传到我们的手中），要推陈出新，必须别出心裁；第二，它需要艰苦的努力，因为涉及长时段的历史，也因为在这期间，罗马已经从一个微小的城市发展成为一个疆域广阔的帝国。第三，当代的读者更期望作者书写新近的败坏，关于起源前后的描述，给他们带来的乐趣并不多。对于第一个困难，李维给出的是个谦卑的回答：如能尽他自己所能叙述这个世界上最优秀民族的业绩，这本身就是个乐趣，即便湮没无闻，也能以那些湮没自己名声的那些人的卓越与伟大来自我安慰。第二个困难显然不是言辞能够回应的，李维并没有在序言中作专门的回答；对第三个问题，李维指出，他的想法恰恰与同时代的读者们恰恰相反，他之所以追溯往事，正是为了避免因关注当代弊病所带来的忧虑（cura）。这一回应无疑会引起读者们如下的疑惑：是否因为直面当代的败坏使人过于痛苦，所以李维才采取了一个逃避的策略？而他的写作，是否因此变成了好古的，把玩式的自我麻醉活动？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否还能被称为一个伟大的史家？ 这些疑惑并未得到直截了当的解答。李维在紧接着的第六句提出了一个新的困境：远古的传说遥不可考，与其说适合对于前人行迹的永不败坏的记录（incorruptis rerum gestarum monumentis），还不如说更于适合诗性的故事（poeticis magis decora fabulis）。在这里，诗歌与历史记录之间的张力就显现出来了。李维在此采取的态度是既不肯定，也不驳斥（nec adfirmare nec refellere）。这一nec … nec … (既不…也不…)的结构与开头第一句话形成呼应。从表面上看，这个态度似乎就是一种无态度。但对远古的传说既不肯定，也不驳斥，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对待远古历史的态度：这些传说在客观上的真假，并不是问题所在。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们的价值又在什么地方？第九句将作者的意图和盘托出：需要关注的是生活方式（vita）与风俗（mores），知道国家何以兴衰。而第十句则进一步以警句的方式揭示了历史对于阅读者的价值：Hoc illud est praecipue in cognitione rerum salubre ac frugiferum, omnis te exempli documenta in inlustri posita monumento intueri; inde tibi tuaeque rei publicae quod imitere capias, inde foedum inceptu foedum exitu quod vites —— 观照历史中的种种例子， 以便为自己与国家吸取应当仿效的东西，并避免那些开端恶劣与结局不光彩的东西。 而罗马的简朴美德保持了如此长的时间，如此晚地受到贪欲的侵蚀 —— 对此，李维又谦卑地加上了一个限定：他其实并不确定，这到底是因为他过于热爱他承担的工作，还是因为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罗马更伟大，更富有良好的典范。在此， nec… nec…的句型再次出现，像在上面一样，李维给出两种可能的解释，让读者自己选取其中一种。但事实上，他对这两种解释显然是有着自己的判断。类似的例子，在史书的正文中层出不穷。对于许多事情，李维故意让两种解释在叙事中并存，让读者自己选取一种。这并非是对于读者的放任自流，因为在上文，李维已经交代了他所进行的是一种树立典范人物与事件的写作，显然，他也期望他的读者带着这样一种眼光去阅读，从中获得教益。而同时，他在给出不同解释的时候，也给出了一定程度的暗示，向读者表明他自己的立场。 对于罗马晚近的败坏，李维并不加否认。他承认，当罗马财富少的时候，它的贪欲也越小；但随着财富的增多，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但是，他特意交代，这样一部宏大的作品不应以怨言（querella）开始。相反，它应当开始于美好的征兆，如果采取诗人的习惯的话， 那就以对神灵的祈祷与献祭开始。在此，史家以诗人的习俗开始自己的写作。回顾前面，我们能看到，这正是对于其写作的第三个与第四个困境的回应。同时代的读者们希望能读到他对现时代的抱怨与批评，而李维却刻意避开抱怨，希望自身的写作以美好的希望开始；同时，在诗歌与历史之间，李维以采取诗人习俗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历史不能与诗歌完全分隔开来，史家写作的目的，与诗人的教化目的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 李维对于神灵的态度，是若干部博士论文中争论的主题。有人认为他虔信神灵，有人认为他只是以神灵解人事，对于神灵真正存在与否不置可否。本文不试图介入这场争论，只想指出，李维在最后提议向神灵祈祷，正如罗马的一般宗教仪式试图达到的目的那样，是为了求得一个美好的征兆，给人以信心与希望。或许，他对怨言的排斥，正是要表明这样一个意思：一部伟大的作品，必须给人以生活下去的信心与希望，即便写作者本人处于一个堕落的时代。如果是这样的话，李维是否真正如他自己所说，是要通过研究古代而使自己避免当代的烦扰（cura）？ 或许，他的回到古代，只是应对当代问题的一种迂回的策略：在一个美好的典范败坏的年代，重建那些伟大典范的权威？ 所有生活在堕落年代的写作者都必须面对李维所面对的这个问题： 在一个堕落的年代，我们的写作从何开始？李维完全可以从怨言开始，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这能抓住他的同时代读者的心，从而克服他的写作所要面对的一个困难。但是，怨言不应该在一部伟大的作品开端而存在。这意味着，怨言有损于一部作品的伟大品格，抱怨是有待于被伟大作品超越的情绪。 在周礼之中，良好的哀乐应当是“哀而不伤”，“哀而不怨”。“哀”与“怨”有什么区别呢？在“哀”之中，一个人痛感美好事物的失去，但其对于美好事物的热爱始终如一；而在“怨”之中，这种失去的痛感已经控制了哀伤者，使之丧失了热爱美好事物的能力，甚至表现出对于美好事物或隐或显的仇视。他仿佛发现过去的一切都是虚幻的；他现在以“真实”的名义致力于对于那些虚假的偶像的毁坏，而这往往为他自己带来一种道德上的快感——他是一个污浊世道的受害者，但他抵抗它，揭露它的真相，他在那瞬间仿佛成为了社会的“良心”。但是，他以“真实”的名义对于伤痛的反复述说，并没有增加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热爱与追求，反而败坏了这个世界残存的那一点敬畏。“启蒙”与“败坏”，很多时候难道不就是一纸之隔？ 而谦卑的史家李维则说：让我们以对神明的祈祷开始。三部伟大的希腊-罗马史诗——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都是以对女神的祈祷而开始的。 与史诗的诗人一样，李维向诸神祈祷，希望他们降福于他的书写。这一祈祷，已经将李维与那些以“真实”为准绳的“社会良心”们区分开来；这一祈祷，让一位作者在开始书写之前自我净化，并将自身的书写置于一种自觉的敬畏之中。而正是在这种敬畏的起伏之中，隐藏了罗马的命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