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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包含哪段历史时期？中学的教科书说：战国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是较纯粹的封建社会，此后直至建国前，是带有封建性质的四不象时期，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于我来说，这答案就象是一个真理，从来也不曾怀疑过。直到看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翻阅相关书籍，才知道，这种说法其实大有问题。 一、封建一词的由来 要说封建制度，必先说“封建”这个词。追本溯源，“封”是起土界之意，“建”是植树的意思。“封建”的原本涵义即是古代氏族部落在其居住地挖沟、堆土、植树、对外作为保护氏族或部落的藩篱屏障，对内作为采集和狩猎的区域场所。“封建”作为古代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全都同样存在过。 封建的引申涵义借用《左传》中的话就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这种“封藩建卫”的办法，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封建之制，或称分封制度，它既是巩固和扩大王朝统治的手段，又是贵族内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方式。 那么，“封藩建卫”的封建之制究竟产生于何时？众说纷纭。 自王国维作《殷周制度论》，提出封建之制系周公所创的观点后，一时史界风从，成为主流观点。但随着对殷墟甲骨卜辞的出土和研究的日渐深入，这种说法终被推翻。胡厚宣撰写《殷代封建制度考》，列举甲骨卜辞，证明殷高宗武丁之世，已有封国之事实。 但是不是就可以断言，封建之制是殷代开始的呢？也不见得。 胡厚宣先生在文章中还说：“举凡周初之一切，苟非后世有意之附会，则皆可于殷代得其前身也。”这种见解无疑是极高明的。但由此我们也可以怀疑，殷是否也是学来的？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一定的。试想，由部落的联盟进入奴隶制的国家，没有任何现成的制度可以依循，这样的国家必也是松散的联盟，只不过联盟的主体由部落变为诸侯国家，另一方面，对宗室及功臣最大的奖赏难道不是封疆裂土？而我这猜想也不是没有依据，依据就是《史记》。《史记·夏本纪》说：“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又说：“帝禹立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殷本纪》载：“帝盘庚之时……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遵成汤之德也。”可见不仅是商代初期，甚至夏代初期就存在。当然，由于《史记》成书距夏商太久，只能作为间接的证据，定论还需要其他史料来佐证。 二、封建一词的混乱 从上文可以看出，封建原是指“封藩建卫”这种制度，那么，应该只有在此制度下的社会才能称为封建社会，但为什么现行教科书说封建社会指战国至清这段的历史时期呢？ 这就要怪近代的大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先生了。 严复在其1904年发表的一部译著，《社会通诠》（爱德华·詹克斯著）中，他第一次将feudalism（西欧中世纪普遍推行庄园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基本特征：国家统治权力的分散、庄园制度和武士等级制、领主附庸制及其包含着的原始契约因素）译为“拂特封建制”或“封建制”。在当时已有的汉语中，用封建一词来翻译还是比较妥帖的。本来，这也没什么，但严复进而将西欧的feudalism与中国的传统社会完全对应起来。这样，“封建”就不再是“封藩建卫”的封建制，而是随西语feudalism而来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类进入近代国家前必须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即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劳动者（农奴）的社会经济形态。 这样的强行套用显然不合适。因为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得名，来自于其以分封为特征的采邑制。而在以土地私有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形态下，中国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早已不是封建制。但严复以“封建”对译feudalism的做法被其后的中国学者普遍接受，这既反映出当时的中国学者极度渴望新知，又反映出时人对西学的盲目崇拜。 此后随着中国学者的日渐成熟，对西学研究的深入，不同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蒋伯潜、蒋祖怡的《经与经学》、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等．仍然坚持“封建”是中国西周时代的特定概念，不能混同于西欧的feudalism，也不足以概括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是40年代初刊印的高中历史教材，其中“西周的封建社会”一章，说：“周代的社会无疑地是封建社会。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之一。”钱穆在《国史大纲》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不同意中国自周秦以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侯外庐写于40年代的《中国思想通史》说得更尖锐，他说将先秦封建制与秦汉以后的制度相混，是“语乱天下”。 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历史观在中国的历史教学和研究领域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这种不同的声音逐渐渺不可闻。大家都异口同声，说封建制度（社会）是从战国至清，倘使不这么答，学生会被老师判错扣分，学者则是犯了路线的错误。 一直到清末，人们对封建一词的理解没有多少变化，但至此，封建一词终于混乱了。比如批评某人思想保守说：“你这人太封建”，封建竟成了事实上的贬义词。 三、 封建制度的消亡 封建不仅是天子将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诸侯们也是照此办理，再将土地分封出去，这样，久而久之，国中便形成了势力极大的世袭卿大夫，卿大夫们不仅有自己的封地，还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并世代把持朝政。 东周后，王室衰微的结果是诸侯争霸。而诸侯分封卿大夫，其后果是，卿大夫势力日益膨胀，诸侯权力受到卿大夫的制约甚至威胁，卿大夫们废立君主甚至取而代之。三家分晋（晋国力强盛、土地广袤，山川险固，民风剽悍，自重耳称霸后一直为中原霸主，如果智氏能逐灭三家，当是最有希望一统天下）、田氏代齐，都是卿大夫专权的结果。至此，封建制的缺点暴露无疑。 诸侯自然不愿重蹈周王室的覆辙，于是纷纷采取措施，启用“士”人，打破卿大夫对朝政的垄断，收回不在位的卿大夫的封地，建立起无世袭的官僚制度，并逐渐推行郡县制度来对地方进行管理。而封建制的消亡就是因为出现了更为先进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郡县制。 郡县制设立较早的是春秋初期的晋和楚。楚最早设县，县多设在王国的腹地，和采邑不同的是，县的长官直接由君主任命。春秋后期，晋最早设郡，一开始出现时是为防备别国侵扰，所以长官称“守”。郡因为在边地，面积虽广，但人口稀少，地位不如县，所以有“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的说法。郡和县开始并无录属关系。但随着边地逐渐繁荣，人口渐多，为便于管理，郡下开始设县。战国时，郡县制得到发展，不仅边地设郡县，内地也开始设立，并逐渐由郡辖县。 郡县制因为其便于君主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因此受到各国君主的青睐，封建制度在春秋战国之际逐步趋于瓦解。秦灭六国后，面对比以往大了许多倍的国土，究竟该如何管理，君臣们发生了一场争论。相国馆说，燕、齐、楚这些地方偏远，如果不用宗室王子镇守，恐怕难以管理。廷尉（执掌刑律，相当于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李斯不同意他的观点，说周朝分封了许多宗室，但随着时间推移，血缘关系渐渐淡漠，以致后来互相攻击，连天子都无法禁止，郡县制度容易管理，当然比封建制好。秦始皇支持李斯的观点，说“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 这样，郡县制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也是第一次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内推行郡县制度，而中国今后历史虽然常有分裂，但统一始终为主流，很大程度上都是仰赖这项制度。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哉！” 实际上，终先秦之世，“封建”一词很少使用。倒是秦汉以后，有郡县制作为对立物，“封建”的特点才突显出来，该词出现的频率也增加了。 四、封建制度的反复 秦虽推行郡县制度，但封建制度作为一个生存了数千年的制度，当然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仍被许多人所怀念。 秦亡后，项羽自号西楚霸王，复辟六国贵族为诸侯，最后为刘邦所败。项羽的分封是力有未逮，没有实力消灭诸侯，因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封建。 而击败项羽后，刘邦的封建，就是有意识的了。刘邦君臣总结秦二世而亡的原因，结论是因为没有实行封建。可见，当时世人都以封建为理所当然。但刘邦的封建和前代又有不同，虽然开国时刘邦封了许多异姓王，但那是为和项羽争天下时不得已的措施，一旦站稳脚跟，刘邦便逐渐铲除异姓王，同时大封宗室，以拱卫中央。结果同姓诸侯王成为独立王国，最终酿成吴楚七国之乱。叛乱平定以后，那些王国的“封建”色彩大为削弱。汉武帝更施行推恩令，经过数十年的“削藩”，最终使封建制名存实亡。 第二次大规模的封建是西晋。西晋的封建是给自己吓的。曹魏时，宗室地位虽尊，但无任何特权，反被视为潜在的政敌如囚犯一般看管。宗室力量孱弱，导致司马氏轻松篡魏，司马氏自己用这种不光彩的手段夺取政权，当然也怕手下的大臣依样划葫芦，于是，大封宗室以为藩屏。结果，防止大臣篡位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诸侯王却乱了，紧随八王之乱而来的便是西晋的瓦解。 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分封是朱元璋，“封建”他的二十几个儿孙为藩王，不仅有封地，而且有军权。建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准备削藩，导致燕王朱棣的武装叛乱。江山易主后，朱棣上台，他也不能容忍封建，继续削藩，使得藩王不再成为一种割据势力。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几次大分封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封建制，即便以规模最大的西汉分封来说，也是“双轨制”，即诸侯国虽自治，京畿一带还是实行郡县制，史称郡国制。 其实，在明和西晋之间，还有一次不成功的封建尝试，这次的主角是天纵英才的唐太宗，这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唐太宗喜欢读史，追慕西周制度，希望能建立一种君臣共治的政治体制。他大封功臣，并下诏让功臣们成为世袭刺史。可没想到，受封的大臣们竟然都不领情，坚决不愿去封地就任,长孙无忌更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把太宗一番美意视为流放。太宗无奈地说：“意欲公之后嗣，辅朕子孙，传之永久，而公等乃复发言怨望，朕岂强公等茅土邪!”不得已“诏停世封刺史”。本来是奖赏大臣们，为什么唐朝的大臣们不愿就封呢？说明郡县制已深入人心，正如王夫之所说“知其（指世封刺史）适足以殄绝其苗裔而祸天下，苟非至愚，未有不视为陷阱者也”。 那么，现在就有个疑问了。明距唐（太宗时）已有七百余年，为什么在郡县制观念早已成为社会共识的情况下，朱元璋仍坚持封建？这原因就是朱元璋猜忌大臣。而出身低微的皇帝大都猜忌大臣，这是典型的不自信的反映。刘邦因为这个原因屠戮功臣，朱元璋也是这样，赵匡胤厚道些，但也要勒令原本和他称兄道弟的武将们提前退休。 五、封建制度的反思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的前言中说：“任何一制度，绝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尽管郡县制相比封建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也同样存在缺点，而封建制也非一无是处。 “封建论”是古代政论的重要命题，明以前，许多人如贾谊、魏征、李百药、柳宗元、苏东坡都从揭示封建流弊的角度议论过封建制，而明清鼎革之际，一批思想家从总结明亡教训出发，探讨封建、郡县两制的优劣，其间蕴含着不少真知卓见。 清初黄宗羲努力从政治层面阐发封建可资今用的积极意蕴。在《明夷待访录》的未刊篇《封建》中，黄氏说：“自三代（夏、商、周）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遂以为五德诊眚之运。然以余观之，则是废封建之罪也。”黄宗羲还设问：秦以前未发生夷狄灭国，是否因为“夷狄怯于昔而勇于今哉”？答案是否定的，他进而解释三代能抗御夷狄的原由：“则封建不封建之故也。”“若封建之时，兵民不分，君之视民犹子弟，民之视君犹父母，无事则耕，有事则战……”（这类似雷海宗在《中国的兵》一书中所推崇的“文武兼备”，有空当另述）。 顾炎武认为封建与郡县各有得失，应当以古封建精义弥补现实的郡县之缺陷。顾氏指出，君主集权的弊端在于，“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为求解救之方，在比较封建与郡县两制之后，顾氏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而明清时的主要问题是“其专在上”，鉴于此，顾氏提出一些改良策略（不赘述）。 在发掘“封建”古义的积极意蕴方面，清人袁枚独辟蹊径。袁氏指出，封建制政治多元，使各类人才得有生存空间，诸种学术得有拓展天地。他列举孔、孟，认为圣人、亚圣不可能在思想一统的郡县制、科举制条件下生发、成长，其学说的光大弘扬，显然得益于列国并立的封建格局：“赖有封建，然后栖栖皇皇，之卫、之齐、之陈蔡、之梁、之宋、之滕，几几乎有可行之势，而诸侯敬，子弟从，则声名愈大，千万年后，犹知遵奉为师，使圣人生于郡县之世，三试明经不第，则局促于一邦，姓氏湮列沉，亦遁世无闷已耳，安见其有以自立于天下耶？” 袁枚此说，深得我心。当年，李斯就是因为厌恶儒生们非议郡县制，想出了个“焚书”的馊主义，致使先秦书籍大多失传，造成文化史上一次空前大劫难。当然，也不能全怪李斯，在中央高度集权的环境下，即使李斯没做这事，以后还会有高斯、王斯来做，这不，没多久，又出了个董仲舒。 倘使古罗马帝国不崩溃，西方一直如中国一般大一统，则其近代绝不会走在中国的前面，说到这里，不由得又有些怀念封建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