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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历史学家、荣誉教授拉蒙·迈尔斯办公室，四周满满的书柜一直顶到高高的天花板，使得空间略显局促。2006年6月的一天，笔者正在他办公室一起交流历史学问题，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原来是《纽约时报》记者商定电话采访时间，话题是朝鲜可能发生的导弹试射，请教迈尔斯教授的看法和预测该事件发展的后果。迈尔斯放下电话后对中断谈话表示歉意，并告诉我他经常接到这一类的采访。当我着手准备这次笔谈时，脑际间首先浮现出这一场景，它似乎可以为本次笔谈的主题提供一个生动的注脚。事实上，它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证。在美国，在西方，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高层决策机构，都可以看到历史学家的身影。史学与政治、社会保持着顺畅的沟通渠道，大到震动全局的世界性事件，小到一个社区的刑事犯罪分析，都离不开历史学家的参与。中国古代历史学历数千年之久，一直保持着经世致用的传统。今天，不但国家的治理依然需要从历史学中获取经验，而且几乎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社会组织，甚至每一个希望有所成就的人，客观上都有着对历史学的需求，也就是说，历史学的服务对象，已经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主要是政府，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历史学本应有三个服务对象——政府、社会和历史学家——但问题是，我们曾经说过，今天，主要还只是历史学家自身在接受着历史学的服务。大多数历史学的成果基本上只在历史学家圈子里循环，在历史学家圈子里被认识、被利用。所以，历史学如何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是当今我国历史学转型的一个重要任务。 不过，这里的“历史”是指极其严格意义上的严谨的历史学研究成果。愈是强调历史的时代性，就愈要强调尊重历史学的历史性，即作为一门严谨的人文学科自身固有的规则，强调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治学。决不媚俗，决不投机取巧，决不人云亦云。 有鉴于此，史学研究者和史学教师必须对历史心怀虔敬，必须有道德坚守，然而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以往我国史学界曾经长期受到“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研究模式的影响，以原则为先导，往往先确定一个“正确的观点”，然后在宽泛以至漫无边际的范围内选择“史例”，甚至不惜剪裁史实，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到后来也弄不清哪一种描述是事实真相了，史学失去了自身的面貌，失去了尊严。一些西方学者为了追求自己预定的观念或“模式”，同样有损害历史事实的问题。政治哲人施特劳斯曾经对西方近代以来“政治的哲学化”和“哲学的政治化”两种倾向提出批评，从而凸现出近代西方文明中深刻的精神紧张。其实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史学的哲学化”问题。在那样的情况下，历史研究不是从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事实本身出发，而是让后者成为某种人为“模式”或“哲学图式”的填充物、证明物。 例如，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就是工业化，而工业化就是对农民的剥夺，便是一个明显的历史误区。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老话题了，所以愿意再一次重复它，因为我们的感受太深，或者说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而且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三农”问题仍然是困扰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其实质是对农村、农业和农民地位的认识问题。以往，所谓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三农”是现代化的一个负数，一个包袱，一个要解决、要消化的对象，从来都将其排除在动力范围之外，而且认为这个结论是天经地义无须争辩的，因为它是历史。殊不知它是假历史。其实，以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为例，不是以农业的萎缩为代价，也不是靠“挤压”乃至牺牲农民的利益，恰恰相反，在资本主义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吞噬掉之前，它是以个体农民物质和精神的普遍发展为基石的。此前不是农民的普遍贫困，农村经济的普遍短缺，而是农民的普遍富足、普遍积累与消费、商品交换和劳动力交换的充分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带动农村变革的群体——富裕农民阶层，进而发生了一场持续二百年的农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乡村面貌，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 工业革命后，传统农民从英国历史上最后消失了。但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不可忘记，这是英国真正的历史。它是农民的历史，也是现代化的历史。可惜，在以往我们的认识里，这一段历史多有盲点和误解。比如，关于英国圈地运动一类的原始积累，过多地强调了对农民的剥夺，而无视此前农民普遍的积累、普遍的发展，并由此奠定原始积累的基础；片面夸大暴力的作用，将原始积累的暴力现象本质化，以为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完全可以靠暴力确立，而无视原始积累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属性。实际上，英国的圈地者包括领主和乡绅，也包括许多富裕农民，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雄心勃勃，致力追求更大规模和更高商业效益的约曼农场主。如果英国没有占人口1/3左右的富裕农民，不要说后一种圈地没有阶级和物质基础，而且前者也会失去原始积累的性质，即不会生成资本主义农业的古典模式，不会有近代产业化农业的真正发展，如果那样，就无异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兼并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暴力积累，同时也是市场积累，重要的是开辟了市场积累的道路。 可见，学习或理解历史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情。对一段历史的误解乃至歪曲，当限于书斋论道时，只是历史知识的准确性问题，但潜移默化地形成对实践的误导时，将会是一场灾难。原来历史离我们很近。所以，对历史应当心存敬畏，史学工作者应谨遵职业操守，维护史学的尊严，承担起这份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有人将历史学归于科学，有人归于人文，无论如何，真实是历史学的根本属性，失去真实，史学也就失去生命。所以人们宁愿容忍史学枯燥，却不能原谅失实。兰克的名言：“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历史学家就怎样叙述”，仍然可以写进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宣言。历史是什么？每个人依据自身体会可以做出不同的回答，而“历史就是历史”却是永远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讲，克罗齐关于“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说出了一定的真理，而认为“一切历史就是那个时代特定的历史”，则说出了更多的真理，也是更基本的真理。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