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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如何放秦桧归宋，若能留下详实的 历史 记录，反而应是怪事。诚如已故爱国历史学家刘子健先生早已指出，“一般印象总疑心秦桧是女真金人的奸细”，“这只是怀疑，并没有实证”。刘先生的思路是“从他的亲戚里去找，线索有了”。“秦家和他们的亲戚，有的帮宋高宗，有的帮刘豫，私下联系，两头活动”。①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史学家们一般还是认定秦桧就是奸细，例如被公认为是 中国 宋史界泰斗的已故的邓广铭先生，就在其《岳飞传》（增订本）第８０页中使用了“女真贵族阴遣汉奸秦桧归南宋”的标题。 近年来，对秦桧是奸细提出异议者，是何忠礼先生，他在《岳飞 研究 》第４辑《〈老学庵笔记〉中所见的秦桧》和《南宋史稿》第８１至８４页中，主要是以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为证，他说，“秦桧南归，事关重大，但人们对他所以能够南归的原因，且众说不一，从而成了历史的悬案。一种人以为秦桧自己设法逃归的；另一种人则认为是金人为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战争，故意将秦桧作为内奸纵归的”。“ 分析 上面两种说法，我们认为，尽管秦桧南归后，坚持对金屈辱投降的路线，犯下了种种罪行，其所作所为，在人们看来，确实很像是一个金人打入南宋内部的奸细，但是平心而论，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所说的话，是颇多疑问的”。“可是，与秦桧生于同一 时代 的‘朝士’，且见多识广，力主抗战，对秦桧又极无好感的陆游，却作了与朱胜非截然相反的记载。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陆游撰《老学庵笔记》已是秦桧死后四十年以后的事，此时桧之冰山已倒，凶焰早息，揭露秦桧生前的种种罪行，已经无所顾虑，陆游更无必要为他讳护。故与《秀水闲居录》相比较，《老学庵笔记》和《中兴遗史》所载秦桧由金方逃归事，其可信程度确实要高一些”。今将《老学庵笔记》卷１载： “秦会之在山东，欲逃归，舟楫已具，独惧虏有告者，未敢决。适遇有相识稍厚者，以情告之。虏曰：‘何不告监军（完颜挞懒）？’会之对以不敢，虏曰：‘不然，吾国人若一诺公，则身任其责，虽死不憾。若逃而归，虽欲贷，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监军，监军曰：‘中丞果欲归耶？吾契丹亦有逃归者，多更被疑，安知公归，南人以为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顾我。’会之谢曰：‘公若见诺，亦不必问某归后祸福也。’监军遂许之。”①《两宋史研究汇编·秦桧的亲友》第１４５页。 １ 首先，从年龄上说，陆游与秦桧虽仍是耳目相接，却不能算“同一时代的‘朝士’”。何忠礼先生认为陆游“无必要”为秦桧“讳护”，是有道理的；但说“与《秀水闲居录》相比较，《老学庵笔记》和《中兴遗史》所载秦桧由金方逃归事，其可信程度确实要高一些”，就可以商榷。因为从时间上说，后两书出现较晚，决非两个作者亲历现场，了解秦桧归宋的底细，无非是得之道听途说。《老学庵笔记》的成书大约在秦桧死后三、四十年，①时间相隔不近。如果稍为了解一点金史的话，依金太宗时的政制，就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在“东朝廷”的地位而论，他放一个秦桧归宋，绝对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根本无须承担多少 政治 责任。上引记载的对话，如“公若果去，固不必顾我”之类，就是不合情理的。这就多少反映了道听途说的不可信。 朱胜非与陆游不同，是与秦桧同时代的宰相，他与吕颐浩的私人关系不错，而与李纲、赵鼎、秦桧等人都有嫌隙，这些在《秀水闲居录》中所反映。但何忠礼先生说他“力主和议，政见本与秦桧一样”，却是不符起码的史实。朱胜非任相期间，最重要的政绩之一，是坚决主张并支持岳飞军克复襄汉。绍兴五年（公元１１３５），宋高宗依赵鼎的建议，命令前任宰执上奏，条陈对金政策。从《三朝北盟会编》所载的朱胜非奏看来，他的主张是与李纲、吕颐浩等人相似的，而与他们相对立的正是秦桧和汪伯彦。今摘引朱胜非上奏的一段最重要的话如下： “今内外劲兵无虑三十万众。兵既众矣，患无可作之气，今则勇气可作。气既作矣，患无可乘之机，今则机会可乘。不于此时，速谋进取，使既作之气复堕，当乘之机复失，以数年尝胆之勤，为一旦噬脐之悔，可胜惜哉！”② 如果硬要将朱胜非归之于投降派，岂非是太冤枉了。何宗礼先生引用《秀水闲居录》，摘自《中兴小纪》卷９，其实，此段文字经清人修《四库全书》时篡改，如将“挞辣”改译为“达兰”，“虏”改为“金”之类。他另在注中说：“《会编》卷二二０所载略同。”这里涉及一个如何用较原始的记录和版本的常识性 问题 ，即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四库全书》。今存较原始的《秀水闲居录》有关摘录正见於《三朝北盟会编》卷２２０，因为此段文字未经清人篡改。然而何宗礼先生对此问题似乎并不在意，类似的情况在《南宋史稿》中并不罕见，这只怕有一个史学的基本素养问题。以下摘录《会编》原文，从秦桧拜相开始： “未几，桧果相。次年，植党以排吕颐浩，上乃悟，尽逐其徒，桧亦罢政。前一日，召当制学士綦崇礼，谕以桧二策，仍出其元奏云：‘以河北、河东人还金虏，以中原人还刘豫，如斯而已。’令载之制词。至四年，虏使李永寿、王翊来聘，①参见中华书局标点本《老学庵笔记》前言注①。②《三朝北盟会编》（以后简称《会编》）卷１７６，按众宰执上奏时间，《会编》系于绍兴七年，应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后简称《要录》）卷８７绍兴五年三月所载为准。 ２ 首言此事，正与桧语合。盖桧自京城随虏北去，为彼大酋挞辣郎君任用。虏骑渡江，与俱来，回至楚州，遣舟送归。桧，王仲山婿也。仲山别业在济南府，为取数千缗，赆其行。其后挞辣统兵犯淮甸，朝廷遣魏良臣、王伦奉使至其军中，数问桧，且称其贤。乃知桧之策出于虏意也。桧之初归，自言杀虏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然全家同舟，婢仆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归也。” 按何宗礼先生摘引的《中兴小纪》文字无开头到“正与桧语合”一段，亦无“其后挞辣统兵”到“出于虏意也”一段，“婢仆亦如故”的“如”作“无”，当然以“如”为优。朱胜非的记录旨在说明秦桧“北人归北”的建议乃“出于虏意也”，这当然是证明秦桧身份重要线索。此外，“桧之初归，自言杀虏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这当然也是秦桧自己留下了重要的破绽。 何宗礼先生说：“只要具体分析一下朱胜非的这段话，就会知道其攻讦成分多于事实，不足令人凭信。”他又具体分析说：“胜非闲居八年，绍兴十四年（１１４４）卒。《闲居录》正是他晚年退居秀水（今浙江嘉兴）时作。但是，本书既有不利于秦桧的 内容 ，在胜非生前是决不可能流传于世的，反之很难说没有后人附益之辞，这是疑问之一。楚州距济南有上千里之遥，未知金人豢养秦桧为奸细，何必非从那里取王仲山别业之钱以赆其行？这是疑问之二。有宋铜钱，一缗重五斤。千缗则达五千斤，桧长途跋涉去南宋，让他携带这么重的货币以行，未知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若谓并非铜钱而是金银，胜非又安得而知之？这是疑问之三。宋代国史及秦桧《北征纪实》皆言桧借故逃脱，并未有“自言杀虏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之语，而胜非为何要作如此记载？这是疑问之四。” 按《宋史》卷２０３《艺文志》著录有“朱胜非《秀水闲居录》二卷”。《 文献 通考》卷２１７载：“《秀水闲居录》三卷，陈氏（振孙）曰：‘丞相汝南朱胜非藏一撰，寓居宜春时作，秀水者，袁州水名也。’”此段是摘录《直斋书录解题》卷１１。今存《说郛》 ４１有此书残编七条，类似笔记小说。按朱胜非最后“奉祠八年，寓居湖州僧舍”而病死，①并非寓居秀州，即今嘉兴，何宗礼先生说他“晚年退居嘉兴”，系误。至于他何时寓居宜春县，已难于稽考。宋人对《秀水闲居录》的作者并未提出怀疑，如《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大史书中都广泛引用此书，李心传又往往在《要录》注中作了考辨和取舍。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４４绍兴十二年三月乙卯注，可知《秀水闲居录》中时间最晚的一条记载，可能是叙述当年科举的舞弊：“是年有司观望，所荐温士四十二名，桧与参政王次翁子侄预选者数人。前辈诗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今不然矣！”李心传在注中引用此说，是作为正文的依据。诚如何宗礼先生的①《要录》卷１５２绍兴十四年十一月乙丑，《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１５。 ３推断，《秀水闲居录》得以躲过当时很厉害的文禁，是很不容易的，但此书毕竟在文禁后传世了。 何宗礼先生认为，“很难说没有后人附益之辞”，作为“疑问之一”，是有可能的，但应当按照胡适先生早已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原则，进行求证。李心传在《要录》注中已经对《秀水闲居录》的记载正误有所考辨，却没有提出“后人附益”的问题，八百年后的今天，只怕更难以作“小心的求证”。 至于何宗礼先生的第二、三条疑问，似并不涉及多大的实质性问题，但据秦桧自撰的《北征纪实》，他从金人那里逃归，是“许重赂”于“舟人”，到达宋军寨中，“有副将刘靖者，宿议相图，以取囊橐”。①此处不妨引用《三朝北盟会编》卷２２０《中兴姓氏录》的记载： “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舰，全家厚载而还，俾结和议，为内助。桧至涟水军贼丁 寨。诸将度曰：‘两军相拒，岂有全家厚载逃归者，必大金使来阴坏朝廷，宜速诛之，以绝后患！’贼军参议王安道、机宜冯由义力保护之。” 按何宗礼先生说：“还有两种是无名氏的《林泉野记》和《中兴姓氏录》，不过他们的说法与《秀水闲居录》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沿袭《秀水闲居录》而来的。”此说又是缺乏“小心的求证”的一例，说是“沿袭《秀水闲居录》”，其实是难于拿出什么依据的。参对上引的两书文字，显然找不出“沿袭”的蛛丝马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引《林泉野记》的文字与《中兴姓氏录》相近，此处不再重复摘录。依据秦桧自述与另外三书的记载，可知秦桧归宋时，确是“囊橐”甚丰，“厚载”本身就有可疑的成份。 关于何宗礼先生的第四条疑问，即“桧之初归，自言杀虏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确是一个重要问题，但要从秦桧自撰的《北征纪实》中，只怕难以寻找答案。因为从今存互相矛盾的记载看，秦桧前后说法不一，其实是谎话不圆，而不得不屡易其说，而《北征纪实》则是最后的定稿。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９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载： “秦桧入见。……桧自言杀监己者，奔舟来归，朝士多疑之，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桧善，力荐其忠，乃命先见宰执于政事堂，翊日引对。” 何宗礼先生说“宋代国史及秦桧《北征纪实》皆言桧借故逃脱”，其实，宋代的官史除会要外，都已佚失，但上引《要录》的记载，应视为今存较原始者，何宗礼先生似不应视而不见。此外，《宋史》卷４７３《秦桧传》大致是抄自南宋修撰的纪传体《中兴四朝国史》，此传说： “桧之归也，自言杀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朝士多谓桧与（何）、（孙）傅、①《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注。 ４ （司马）朴同拘，而桧独归；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逾河越海，岂无讥诃之者，安得杀监而南？就令从军挞懒，金人纵之，必质妻属，安得与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桧善，尽破群疑，力荐其忠。” 由此可知，如果秦桧的南归之说最初就讲得合情合理，就没有那么多人引起怀疑了。何宗礼先生对朱胜非《秀水闲居录》提出的第四条疑问，正在于自己没有认真阅读史料。《卢溪文集》卷４７《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阁向公行状》载，向子 对胡安国说： “与桧同时被执军前，鲜有生也。独桧数年之后，尽室航海以归，非大奸能若是乎！”① 研究秦桧南归，必须涉及他被俘北上，前后跨四个年度的相关记载。何忠礼先生写道：“尔后，金太宗‘高其节’，以赐其弟左监军挞懒为任用。”“高其节”三字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３８建炎四年十月辛未的正文。尽管是古代史书上的原文，但作者的倾向性还是十分明显。实际上，“高其节”当然是不准确的，准确的用语应是“变节”。同时被俘的宋朝官员到北方后，都守节不屈，而秦桧却是唯一的例外。《靖康稗史笺证·呻吟语》载： “（靖康二年，即建炎元年）十月，虏迁从官陈过庭等至显州，惟秦桧依达懒，居留弗遣。” 时显州已升广宁府，②此处仍沿用旧名，为今东北辽宁北镇县。陈过庭等人被流放到那里受苦，唯独秦桧却“依达懒”，而留在号称“东朝廷”所在地的燕京。③这是被俘宋人的记录，可见秦桧在充当俘虏当年，即很快变节投敌。《鄂国金?续编》卷２０《鄂王传》记述秦桧的事迹，固然有综合其他记载的成份，此处不必赘录，单引不见于他书的一条记录： “亲王（郓王赵）楷府卒有自虏中逃归者，时虏方来索逃亡急，二人走蜀，投吴，尝言之蜀人，谓兀术尝招桧饮，其家亦与焉。兀术之左右侍酒者，皆中都贵戚王公之姬妾也，知桧夫妇得归， 嗟叹，亦有掩泣者，兀术曰：‘汝辈安得比秦中丞家！’” 完颜兀术是以主战著称的，秦桧居然成了他家的座上客，与“左右侍酒”的赵宋“贵戚王公之姬妾”适成鲜明对照，亦足见秦桧在女真贵族心目中的地位。洪适（音kuo）所撰其父洪皓行状，今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卷２２１和《盘洲文集》卷７４《先君述》，①此条为《要录》卷１３６绍兴十年六月乙丑所引用。《要录》作向子 。②《金史》卷２４《地理志》。③“东朝廷”之说见《会编》卷４５《金虏节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