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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２７０多年的清朝封建统治，使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终结，建立起共和国；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及其代理人；促使新兴民族资本主义实业集团纷纷成立，阶级利益重新分化组合；新的生产力代表者———产业工人队伍开始形成并逐渐壮大，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辛亥革命不仅在国内引起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使中国以崭新形象呈现于世界，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亚洲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深远历史意义至今仍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得到显现。 １辛亥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地位和权益是从清朝政府取得的，清朝的命运必然为其所关注，为不愿意失去原有的在华利益而不能甘充当旁观者，武昌起义后，各国军舰均驶往汉口，部分海军陆战队在汉口登陆，组成陆上武装力量，为维护其既得权益而成临战态势。德国军舰在１０月１７日曾一度向革命军开火。但是，由于各国间利益分配不平衡，帝国主义列强最后都没有阻挠中国革命，而是采取了中立，并着手选择新的在华代理人。 英国：政府阻挠革命与民众客观清醒的认识。辛亥革命胜利后，英国为确保其在华利益，极力阻挠革命进程。一是把持关税，极力主张六个列强国家从财政上帮助新代理人袁世凯，干涉南北议和，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孤立和压制革命党人。二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受英国控制的政府，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致电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我们渴望看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不论处于何种政体之下，悉以中国人民的愿望为定。”①等于英国宣布支持中国建立的共和“统一”于总统袁世凯之手。三是与日本达成密谋，进一步在西藏支持分裂活动扩大势力范围，不许中国干涉“西藏的内政”，不能容许中国在拉萨或西藏保持无限制的军队。对于辛亥革命，英国的民众却保持了客观和清醒，英国传教士埃德温•Ｊ•丁格尔（中国名字丁乐梅）以亲身经历写下的《中国革命记》一书，代表了当时这个阶层的英国人对辛亥革命的看法：“我们不得不认识到，这不仅是一个皇帝的逊位，而且是守旧而虚假的中国文明在生机勃勃的西方文明面前的毁灭。四亿人的庞大中国，丰富的煤、铁和其它矿产资源，儒教、道教和喇嘛教的传统信仰，都会变成西方文明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中国人不再被他们傲慢的西方邻居排挤和强迫做生意的时代终会到来。相反地，很快地我们会和这里的人民进行一场艰难的国际性商业竞争，虽然我们曾因为他们的恭顺而轻视他们，认为他们仅能以手工劳作为我们服务。”［１］俄国：积极策划外蒙独立，人民期盼俄中友好。沙俄虎视中国边疆领土为时已久，积极在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培植亲俄势力，先后收买内外蒙上层分子乌泰、海山、陶克陶呼、哲布尊丹巴八世和杭达多尔济等，成为沙俄入侵蒙古地区的重要内应。１９１２年１月，用策动外蒙“独立”的同样手法，在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导演了一出“独立”丑剧。英、俄在西藏问题上达成妥协：沙俄控制外蒙，英国控制西藏。沙俄在侵略中国过程中与日本、英国相互勾结，以中国东三省北部、蒙古、新疆为侵略目标，活动极为猖狂。对于沙俄的侵占计划，俄国民众却不以为然。 ｌ９１２年１０月２５日，作家高尔基在意大利的喀普里岛养病，写信给孙中山表示对辛亥革命的祝贺与敬佩。高尔基写道：“我是一个俄国人，也正为着你所奋斗的那些同一思想的胜利而斗争；不管这些思想在什么地方取得胜利，我和你都为它们的胜利而感到幸福。我祝贺你的工作的完满成功，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士，都怀着关切、高兴和对你这位中国海格力斯的敬佩的心情，注意着这个工作。”“我们，俄国人，希望争取到你们已经取得的成就。”［２］美国：政府选择新代理人，民众对革命抱厚望。美国政府为维护在华既得利益，不支持孙中山和中国革命，１９１１年孙中山两次赴华盛顿谒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均被拒绝。美国标榜“严守中立”，实际是在选择新代理人。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致电各国，指出没有理由干涉中国局势，美国愿与其他国家密切合作采取中立立场。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选定支持北洋大臣袁世凯，希望其能维护并扩大美国在华利益，抵制日本、沙俄在我国东北进一步发展。即使在孙中山南京宣誓就职，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后，美国仍然认为孙中山能否控制局势大可怀疑，塔夫脱政府采取了拒绝与民国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直到１９１２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１９１３年５月２日，美国驻华代办向中华民国总统递交国书，正式承认中华民国②。与政府不同，美国公众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希望辛亥革命可为“整个亚洲的复苏指明道路”，显现新时代的曙光。麦克威廉士、荷马•李（１７８６－１９１２）、布思（１８５１－１９１３）、戴德律（１８６４－１９３２）等孙中山的美国友人，热情支持孙中山为民主革命进行国际宣传，协助孙中山制订军事战略和筹款计划，甚至来华参与临时政府工作，表达了美国民众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法国：政府的利益均沾和民众对革命的支持。法国在华势力有西南三省、租借的广州湾以及山海、天津、汉口的租界。当时法国正与德国有摩洛哥问题的严重争执，不能把更多军事力量投入远东，标榜“团结协商”“利益均沾”是出于事实上的无奈。与其他列强一样，法国也看好袁世凯，法国外长保安卡累就曾照会各国，认为可以直接推荐袁世凯为总统后选人。法国人民对辛亥革命给予了积极支持，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１－２４日，孙中山由伦敦到达巴黎，在巴黎度过了繁忙而紧张的三天。法国外交部的文件说，孙中山“同一些政界人士以及同东方汇理银行的经理进行了交谈”③。议员阿尔弗雷德•马塞、吕西安•于贝尔及博雷尔等人，均答应竭力劝说法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德国：专心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德国在华势力较小，辛亥革命爆发后，英美等国采取中立立场，德国只能效法。 德国代理外交大臣齐谋门说：“帝国政府自中国骚乱开始以来，即坚持这样的原则：这是中国内部的事，必须首先让中国人自己建立秩序。但是，如果发生像是不可避免干涉的情况时，按照帝国政府的意见，这一干涉只能由与中国有利害关系的一般列强经过协商后共同实行。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希望避免个别国家单独行动，借此获得特殊利益。”德国在中国与英、法、俄之间没有根本的矛盾冲突，不希望自己的力量被牵制在中国内部事务中，因而支持袁世凯上台。德国驻华公使哈豪森在给首相的电报中说：“如果人们置袁世凯政府命运于不顾，让可以引导到一个混乱局面上去的一些未成熟的或超出这个目标的政治企图自由发展，则其危险将会更大。”①日本：政府和民间对辛亥革命态度完全不同。日本趁中国混乱之际，乘机在东三省扩大势力。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７日，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指示日本驻俄大使向俄国当局说明：为维护日本“在该地区之权益，保全关外铁路免遭破坏，维持北京与该地区之交通运输”，日本“或将不得不增派若干军队前往该地”。俄国则表示对此“不持异议”。②与此同时，日本和俄国开始了分割内蒙的阴谋活动。孙中山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结识了许多日本友好人士，如：山田良政（１８６８－１９００），孙中山称之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宫崎寅藏（宫崎滔天，１８７１－１９２２），孙中山送他“推心置腹”的条幅，清王朝则悬赏白银１０万两取其头颅；梅屋庄吉（１８６８－１９３４），孙中山赞颂梅屋庄吉夫妇像慈母一样不求任何回报地支援中国革命。他们赞助辛亥革命，把孙中山看作中国的希望，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真诚援助。辛亥革命爆发不久，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孙中山身处逆境之中，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流亡到日本时，日本人民不改初衷，继续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 ２辛亥革命对亚洲各个国家的影响 孙中山在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并没有把眼光局限在中国的范围之内，在１８９５年到１９１１年在海外流亡１６个年头，他与日本、菲律宾、越南、朝鲜、印度、马来亚、缅甸、泰国的革命志士建立了广泛联系，对这些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早在１８９７年，他在谈到其革命动机时就表示要与亚洲被压迫民族一起，“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兴起革命军。”［３］越南：辛亥革命极大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潘佩珠和孙中山先生早在１９０５年就在日本相识，他们经常深入探讨和交换意见。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和国民党对越南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很多帮助。１９１２年１月，潘佩珠到达广州。散处中国各地和留在越南本土的革命党人百人齐聚广州，想借中国革命胜利机会，恢复越南江山。志士阮仲常说：“中华革命党成功之风潮，影响于我国甚大，人情激奋，比前大增。在外若有先声，在内不患无再活之气势。”潘佩珠说：“此信一来，而余喜猎故态，又怦怦然欲动。”“中华民国之建立，风声影响，颇及于吾国。吾国民气大振。冒险为亡命者，接踵于粤城。”［４］ １９１２年２月，在孙中山策划支持下，越南维新会在广州改组为越南光复会，仿同盟会纲领“驱除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国”。越南光复会的成立体现了潘佩珠接受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影响，标志着潘佩珠思想上彻底摆脱君主立宪走向民主共和。２月下旬，潘佩珠与孙中山还有一次会面。当时，孙中山决定让位给袁世凯，国事丛杂，潘佩珠和孙中山见面只谈了几分钟。晤谈较多的是黄兴。黄兴表示：援越实为我辈不可辞之义务，但此时尚属太早。现在所能为君计者，惟有选派学生进入我国学堂或军营，储备人才，等待机会。潘佩珠闻言，颇为失望。 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越南胡志明等响应号召，在广州组织“亚洲被压迫民族协会”。菲律宾：辛亥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相互支援。１８９９年，美菲战争爆发，孙中山对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侵略，极为愤慨，曾经两次帮助菲律宾在日本购买武器，派出侯宝华将军率领华侨英勇作战。阿奎那多总统派革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那•彭西到东京向日本政府求援，日本拒绝援助菲律宾独立军。在日本民党首领犬养毅斡旋下，彭西拜结识孙中山，孙中山向彭西表示：“愿意尽一切力量帮助菲律宾人民的独立事业，甚至提出，愿意率领中国的革命同志参加菲律宾独立军。”孙中山与彭西约定，当菲律宾革命军大举反攻美国侵略军时，他将与彭西、杨衢云、宫崎寅藏率领兴中会会员进菲律宾助战。菲律宾历史学家蔡德这样评价：“菲律宾人民永远感激中国的恩德———一种不是用鲜血或金钱所能报答的恩德。”１９１２年，彭西著《孙中山———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出版，彭西说：“孙中山深切关心菲律宾人民和国家历史的发展以及革命的形势，同时他善于把远东许多国家出现的问题，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因为他认为这些问题都有许多共同点，而且认为各国人民需要建立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的关系。因此，在他的影响下，在东京成立了‘东方青年协会’。这个协会由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组成。孙中山是这群青年学生的热情鼓动者之一。” 印尼：辛亥革命促进民族解放运动高涨。１９０８年５月２０日，印尼的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至善社在中爪哇的日惹成立，推动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印尼先后成立了一些民族主义的团体和政党。１９１１年，梭罗在印尼成立“伊斯兰商业联合会”，次年更名为“伊斯兰教联盟”，１９１３年发展到８万多成员，是印尼以宗教组织面目出现的，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联盟。１９１２年，印尼民族主义者又成立了“东印度党”，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提出了印尼各族人民包括在印尼的各国侨民，团结起来争取印尼独立的民族独立纲领，制定了明确的革命纲领和奋斗目标，揭开了印尼民族解放运动的序幕。许多印尼华侨公开或者暗中支持印尼的民族解放运动，推动了印尼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印尼共和国的缔造者苏加诺总统，从１９１８年开始就接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苏加诺１９５６年在中国清华大学时演说中再次说：“在青年时代，我阅读过三民主义，我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四次，从头到尾地详细阅读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鼓舞了我年轻的灵魂，后来我年纪大了，变得更成熟了，我把孙逸仙博士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加以综合，我把三民主义同我精神世界里所接触到的伟大人物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它不是三民主义，而是五民主义，或是‘潘查拉希’。（印尼建国五基，即印尼建国五原则：民族主义，人道主义，民主协商、社会繁荣、信仰神道。）如果说中华民族把孙逸仙博士当作他们的领导者，那么，我苏加诺作为一个印度尼西亚人，也衷心地感谢孙逸仙博士，直到我进坟墓的那一天。”［５］缅甸：辛亥革命激发了“温达努”运动。 １９０７年，缅甸民族运动的领袖、爱国僧侣吴欧德马为寻求革命真理东渡日本，后经中国留日学生的介绍，会见了孙中山，交谈后深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启迪。１９０转自:http://www.21ks.net９年吴氏应孙中山的邀请，同孙一起到中国参观访问。他们在旅途中就今后如何加强两国共同团结反帝，进一步开展民族运动等问题充份交换了意见。回国后，吴欧德马组织了佛教僧侣的政治组织———佛教团体总会，提出反帝口号，并与缅甸人民团体总会共同发起“温达努”（爱国的民族精神）运动，提倡爱国的民族教育。１９３０年成立“缅甸德钦党”，缅语“德钦”，意即“主人”，寓意“缅甸人是缅甸的主人”，正是孙中山的“亚洲人是亚洲的主人”的思想。吴欧德马还热情赞颂缅中友好，强调中缅两国人民亲如兄弟，团结起来，才能取得反帝斗争的最后胜利。为了推动缅甸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德钦党领导人德钦巴东仿照同盟会《民报》，创办的《书苑》杂志，连续刊载《孙中山———中国革命的领袖》《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等文章，有的单独翻译成缅文出版发行。正如缅甸作家貌貌别所说，当时缅甸的进步青年为寻求革命真理莫不求教于孙中山的学说。［６］ 缅甸第一任总理吴努也说：“在我们的国家里，孙中山的名字是人们所熟悉的，而且受着深切的敬重。”印度：辛亥革命倡导中印联合起来争取民族解放。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领导全国的民主革命运动时，曾与印度革命者进行广泛探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也刊登支持印度革命的论文，转载印度报刊文章，宣传印度革命，其中《支那、印度联合方法》等文章，倡导中印联合起来，为争取民族解放共同奋斗。１９１２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虽国事繁多，但仍关心印度之独立活动，特别授意戴季陶，对于英国追缉下藏身无所、遁迹无地之印度亡命志士，要密加护持。［７］１９１８年印度孟买爆发了几十万纺织工人的大罢工，１９２１年，印度爆发大规模的人民抗英运动。孙中山热情赞扬印度人民的觉悟和独立运动的发展：“印度久受英国压迫，近亦引起反动，其革命思想，与前不同。观最近英文报所载，印度人之革命而被英国政府逮捕者，为数达６００余人，可见印度之革命精神，颇有进步，未必终为英国所屈也。”孙中山强调中印两国应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殖民压迫：“在亚洲则印度、支那为受屈者之中坚。” １９２４年２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介绍并肯定了甘地领导的印度不合作运动，对印度反英斗争、甘地坚定的革命意志充满敬意。朝鲜半岛：辛亥革命给从事民族解放运动的志士以鼓舞。孙中山革命之初，与韩国开化党人有过亲密接触，１９１０年８月《日韩合并条约》，日本并吞韩国，实行殖民统治，大批韩国爱国志士流亡中国，开展抗日复国斗争。申圭植等人投身辛亥革命，参加中国同盟会。１９１２年，成立新亚同济社，吸纳两国志士。１９１３年中国二次革命爆发，在沪的韩国独立运动领袖申圭植、曹成焕等，参加了国民党的倒袁活动。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对韩国革命者产生积极的影响，辛亥革命成功给从事韩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志士以极大鼓舞，韩国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派遣大批革命志士到南京会见孙中山，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１９１９年３月，爆发了３０万群众参加的游行示威，稍后发展成为“三•一八”人民大起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成为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转折点。１９２１年９月，申圭植以韩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身份赴广州访问，会见孙中山，宣布承认“护法政府”为中华民国正统政府。［８］孙中山郑重接待，同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接纳韩国青年学生到中国各军事学校学习，为韩国培养军事人才；在广东设韩国临时政府代表处，给当时孤立无援的韩国临时政府以极大支持。为支持韩国独立与民族解放，广东各界发起组织中韩协会；大批韩国青年来到广州，有的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成为韩国民族解放运动军事领导人才。中国革命党人为韩国的独立与民族解放作出卓越贡献。新加坡：辛亥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１８１９年，英国为与中国进行贸易，在新加坡建立了贸易站，从此新加坡开启了英属殖民地时期。从１９００年７月到１９１０年７月，十年间，孙中山到过新加坡七次。 １９０６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新加坡设立南洋分会，吸收会员１２人，南洋华侨踊跃捐款，支持该会的革命活动。同年７月，孙中山再次到新加坡健全同盟会组织，前往马来西亚（当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统称马来亚），先后去吉隆坡、槟榔屿等地组建同盟会，把南洋同盟会的领导机构设在新加坡。帮助办好《图南日报》和《中兴日报》，孙中山在新加坡用“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发表文章，以充足的论据与保皇党人进行论战。通过辩论使革命主张日益深入人心。一年多的时间，新加坡的同盟会员就发展到４００多人。１９１０年７月，孙中山前往槟榔屿，１０月传来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孙先生知道后非常兴奋，前往欧洲开展外交活动。１２月１５日，回国途中又到新加坡，新加坡同盟会员已发展到１５０００人，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新加坡成立北京国民党星洲联络支部，学习和落实三民主义的“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政策。在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庭院内屹立着一个高约３．５ｍ，重约１６０００ｋｇ的大石头。一面刻的是李光耀的题词：“孙中山，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人”。另一面刻的的孙中山的名句“天下为公”。［９］ 马来西亚：辛亥革命带来了新的革命思潮。欧洲殖民势力为了满足发展经济的需要，把大量中国和印度劳工移居到马来半岛，这些移民成为发展当地经济的主力。孙中山从１９０５年开始就在马来西亚宣扬革命理念并组织同盟会，他于１９０６年将海外革命基地移至庇能（槟城的旧称），同盟会的宣传活动，使不同籍贯的华人通过联系，发展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１９０９年，在打巴成立了集群社。１９１０年１１月同盟会在槟城召开了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策动广州“三•二九”之役的秘密会议———庇能会议。孙中山的积极活动为马来半岛带来了新的思想和革命思潮，马来西亚华人非常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数以千计的青年回祖国参加革命活动，发展学校教育，传播标准华语，辛亥革命为这里的华人带来了治世经验、民族主义兴起、团结力量增长、政党政治。全世界仅存的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光华日报》，就是孙中山１９１０年１２月在槟榔屿庄裕荣故居一手设创办的。［１０］国民党在马来亚合法活动，到１９２５年注册被吊销继续秘密地存在，为日后的抗日战争、马来亚的政治运动等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泰国：对民族主义政党———民党左派产生重要影。辛亥革命的进行和成功对泰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１９１０年，曼谷各企业的工人举行了颇为闻名的大罢工。这次罢工实际上使暹罗首都各行业活动陷入了瘫痪。“在整整三天的时间里，商场无人问津，人力车也不工作了，所有工厂都被迫停工。罢工被镇压下去了，４００名工人被逮捕。这次罢工是暹罗工人运动高涨的显明例证。”［１１］ 泰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民党的左派领袖比里．帕依荣，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重大影响。暹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比里•帕侬荣（１９００年———１９８３），在１９２７年成立的暹罗人民党，又称“民党”，在政治纲领中提出，推翻君主立宪，经济上实行改革，思想理论带有明显的三民主义印记。他曾说过：“俟中国建设告成，泰国愿为之一省”。但是，由于他没能依靠群众的力量去推翻帝制，只是寄希望于政变，１９３２年６月，以民党成员披耶帕凤为首的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泰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制，１９３３年６月，披耶帕凤领导少壮派军人再次发动政变，帕侬荣任内务部长。 ３辛亥革命深远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以反帝反封的革命实践，推翻了封建制度，为世界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打响了民主革命的第一枪，极大地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特别是亚洲人民的革命斗志。他的民族主义理论、反帝思想和民主革命学说，曾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并对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人民摆脱殖民统治、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意义。 ３．１切实地推动了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新生的中国”和“亚洲的觉醒”，“四亿落后的中国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１２］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核心是民族主义，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最早是在海外华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亚洲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是华侨旅居最为集中的地区。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１１年的１１年间，为了发动广大华侨支持国内革命，孙中山曾先后到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八次之多，到达日本的次数就更多了。所到之处，他总是宣传革命思想，为当地华侨所接受后，再通过华侨传播给当地人民，从而促进了华侨和当地人民的觉醒。当时亚太地区各国同中国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因此，孙中山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各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殖民统治，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亚太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要求。孙中山的革命学说成为各国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思想武器，影响和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辛亥革命成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亚洲觉醒的主要标志，孙中山的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理论，促进了亚洲人民的觉醒和各国之间的团结，是人类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和平事业的巨大贡献。 ３．２为后继的革命事业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１）必须发动群众作为反封建制度的基础。革命纲领没有触动封建专制的经济基础，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革命党人往往是孤军奋战而不是去充分发动群众，群众也不具备被他们发动起来的前提，因为不能满足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求。革命者是一些敏感地察觉到国家面临危亡的知识分子，而农民和工人则忍受于相对平静的日子，不能理解革命的紧迫性，振臂高呼之后，响应不甚积极，只有采取暗杀手段，制造轰动效应。自始至终没能解决好如何发动农民和工人起来革命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也只是口号，从未真正实施，因而没有触及封建专制的社会经济基础，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没有被革命所震动和积极发动起来，既不是积极的参与者，也不是成果的维护者，革命党人没能真正得到中国社会最广大农民和工人的支持。 （２）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民族主义的要害本是反对帝国主义，辛亥革命却过分强调反满，形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满族的异族仇恨弱化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孙中山临终认识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但为时已晚。南京政府成立后，急忙向英国政府表态：“和平的前景是良好的。”１９１２年１月５日发表《对外宣言》宣告：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外债、赔款、特权等，“均认为有效”。幻想以承认这可耻的遗产，避免触怒帝国主义进行干涉，换取对新建国家政权的承认和支援，事实证明，若不坚决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赢得民族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３）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做革命的后盾。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强大的势力，新兴产业工人队伍力量尚处于薄弱状态，难以形成革命的高潮；正如鲁迅指出的：“在中国，改革最快的还是火和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在于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１３］ （４）必须防止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由于外国资本过早渗入，市场、技术、资金各方面都受到制约，民族资本刚起步就面临强烈竞争，必然产生想要摆脱束缚和控制的革命性要求，但是由于力量弱小和市场、技术、资金各方面对外国的依赖，又不敢彻底与之决裂，经济上的依赖性决定了政治上的妥协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的两面性，使之缺乏革命的坚定性和长期性，能革命在一时一地获得成功。由于利益关系必然会导致对新的国家政权建设的阶级利益要求，形成武昌起义后看似全国响应的革命形势，而众多旧军阀、旧官僚投机革命，各自为政，袁世凯凭借军事实力成为新的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革命党人在推翻清政府后竟与之达成妥协，南北分立，南京政府反被驾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国才能独立富强，而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节，要特别警惕防止他们的妥协性分化革命力量。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人们坚信：世界上没有力量可能在亚洲恢复农奴制度，可以阻挡亚洲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一定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最终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正在成长和壮大起来无产阶级一定能够把革命斗争引向新的发展阶段，实现各国人民的解放。 选自中国杂志网 参考资料: http://www.zhazhi.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