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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学时读到柳宗元，当然也就读到《封建论》，首先解题，这是例行的，可这次老师的“解题”挺费劲儿：这里的“封建”之义，不是我们通常所称的从秦始皇统一开始到辛亥革命推翻的“封建社会”的“封建”，而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封建”，指的是秦之前周王朝所立“封土建国”的制度，秦始皇统一就废了封建改行郡县。于是好一番训曰：“封”者，……也，“建”者，……也云云。本义、引申义……全明白了，就只剩下一个“疑义”让人犯糊涂：既然此“封建”非彼“封建”也，那为何偏要来个同名同姓？人嘛，同名同姓太多，是因为需要起名儿的人无限，而姓氏有限，能寓意不凡的人名用字也有限，于是就累坏了那些讨人喜的字，实属无奈；给社会制度起名似乎不是那么回事儿，大中华的历史虽长，可是，从秦始皇创了皇上的天下到溥仪丢了皇上的江山，这两千来年的日子不仅是有限的，绝对是唯一的，而可以用来为它起名的候选词呢，除了前朝用过的那三两个，从理论上看，简直就是无限的，不说什么“皇权”呀、“帝制”呀、“集权”呀……，最现成的，既是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那么“郡县”也能算上一个，再不就叫个“官僚”什么的。真是“阿猫阿狗”的什么不行，偏要叫“封建”。虽人有同名同姓，也没人非给弟弟起个自家哥哥的名儿。疑则有问，问之，却无解。老师所长本为文学，抑或是不便相解。我只好来了个无师自通―当视作古今词义变化——心下自喜是疑则有进了，从此恬然。 是1998年12月的一天，因几个不明白的问题登门求教于李慎之先生，赐教之馀，先生示以新作《发现另一个中国》。李老的文章我一向喜欢，至于崇拜，每得之，数读不厌。此番读来，能“发现另一个中国”令人惊且喜，而在我，则最大的发现当属先生缀于篇末的 “质之高明”之论： ……有一个名词（或曰概念）的用法是我所不能同意的，那就是“封建主义”。我认为封土建国，史有明文。中国在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以前，照中国人自己的说法，一直是封建制度，其意识形态大略亦与西洋中世纪，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相当。把中国自秦始皇起的社会制度称为封建主义实在是近几十年才大行其道的（在此以前的名家，如陈寅恪、冯友兰就是压根儿不用这个名词的，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也不用这个词儿）。然而究其实际，则与中国原来所说的封建与日本、西洋的封建（feudalism）大不相同，当然也与马克思所说的封建不同（他心目中的封建主义本来就是西方通用的封建主义概念），因此，名实不副，只能乱人视听。[1] 不禁愕然且赧然。李先生关注“封建”既久，十多年来每每以文正之。我辈疏浅甚矣，“封建”之异，竟以古今词义之变为说，更以教书为业，不知误人几多子弟。有愧于自己的孤陋寡闻，急忙去翻书，早已认识的许多文字，仿佛都有了新解,封建之本义自见焉： 甲骨文： “封”字作“ ”，义为在土坡上种树划明疆界； 《说文》： “封，爵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建，立朝律也。”； 《左传》： “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桓公二年》）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僖公二十四年》） “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僖公二十四年》）； 《史记》： “……周封八百，姬姓并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显，而伯禽以周公立，咸为建国诸侯，以相传为辅。”（《三王世家》） “太史公曰：……故王者壃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襃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于天下也。”（同上） “昔五帝异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时而序尊卑。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同上） 可知，自商周以来，王者封土地于诸侯，诸侯则于封地之中建立邦国，是为封建。 史载，封建之制始于黄帝，至周初而盛，所封国甚众，自数十至数百，其说不一。以姬姓为主，少数异姓。所封“公侯伯子男”五等，序列严整。受封诸侯应听命于天子，并有定期朝贡及提供劳役军赋等义务，另一方面则享有对邦国之土地和人民的世袭统治权，所谓“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 延至战国，列国封食邑于贵族功臣，受封者享有征收赋税的权利，而无世袭统治权。秦国等诸侯国已出现郡县之制，以强集权。 秦有天下，李斯上议“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置诸侯不便。”始皇以为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御史掌监郡。”（《汉书·百官表》）均为中央所派之官员，遵皇命而行使其管理权，无占有权，更无享世袭之利。 汉立，论秦过，以“封建”矫之，封立子弟功臣，致祸乱数起，中央政府苦于平叛之艰难，遂逐渐削减诸王治国之权，使其“惟得衣食租税”，“食土而不临民”。 其实，“封建”之从来，在当年令我好生糊涂的《封建论》中早已被不糊涂的柳宗元先生说得清清楚楚： 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幅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捍城。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 故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封建”所指与今之所谓自秦始皇至溥仪的“封建”社会根本不是一回事。那么以此“封建”名彼“封建”，何为滥觞？ 或曰，“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词，是日本学者在一百年前从Feudal System翻译过来的。”[2]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注文中作如此一说。也就是说我们借用了日语中一个与汉语的“封建”长相酷似，近乎克隆的外来词。说是我们借用，大概应是日本人初译Feudal System时，先借用了我们中国人老祖宗的“封建”，并以其指述中国皇权官僚之世，岂料借错了，对错了号。正如黄仁宇先生接着就说的：“其实，中国的官僚政治，与欧洲的Feudal System差别很大。当时译者对中国明清社会的详情并不了解，而欧洲的Feudal System也只是在近三、四十年来，经多数学者的苦心研究，才真相大白。”可知，借出去时就错了，还回来时当然也就对不了，竟然让自家人不识自家物了。难怪黄先生要声明“本书的英文本论述明代社会，避免了Feudal System的字样，在中文本中也不再用‘封建’一词来概括明代的政治与经济。” 西人的“封建”为何物？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释“封建主义”之义： 一种以土地占有制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封建主义一词指“封建社会”，这是特别盛行于闭锁的农业经济中的一种文明形式。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完成官方任务的人，由于同他们的领主有私人的和自愿的联系，接受以领地形式给予的报酬，这些领地可以世袭。封建主义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采邑制或庄园制，在这种制度中，地主对农奴享有广泛的警察、司法、财政和其他权利 这里的“封建”近于我们传统的“封建”，而远非秦之后的“封建”―“近于”者，在近，而没有等同之义。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社会形态何以尽同？―又一个此“封建”非彼“封建”。 好端端老祖宗的贻训不用，明白白西洋人的概念又错用，只拿了东洋人的误解来乱用，难道是中国的学人全都糊涂了不成？其实不然，不仅如陈寅恪、胡适等大师从不以秦始皇之后者为封建，就是几十年前受教育的普通读书人，亦无此谬说，秦之废封建立郡县，实在是当时一般中国人的常识。只从本人架上极有限的书中，稍稍翻检，即得几处： 胡适先生于民国七年作《中国哲学史大纲》[3]，认为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是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论及这一时代的时势，则屡屡出现“封建”一词：“那时诸侯互相侵略，灭国破家不计其数。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的消灭了。”；“古代封建制度的社会，最重阶级。”言及孔子哲学之大旨“正名”时如是说：“孔子眼见那纷争无主的现象，回想那封建制度最盛时代，井井有条的阶级社会，真有去古日远的感慨。” 三十年代初郑振铎先生所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秦统一天下前的统一，“不过分封藩王，羁縻各地的少数民族而已。他们仍然保持其封建的制度，不甚受命于中央。到了秦统一之后，方才将根深柢固的分散的地方王国的制度打得粉碎，改天下为郡县，……”[4] 蒋伯潜、蒋祖怡二前辈，于1942年父子合著“国文自学辅导丛书”，意在向国人介绍传统文化中经典之作的源流嬗变，实乃使其通俗化、普及化之举。丛书的《经与经学》一册中有言：“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改郡县，这是我国政治制度上一次极重大、极剧烈的改革，周朝以前行之数千年的封建制度被根本铲除了。就历史的观点上说，中国真正统一的局面至此方才完成，确是我国划时代的政治变动，虽然古代的封建制度至战国时已呈崩溃之象，可是政治上、社会上重大的改革，往往不为安于旧习的人们所赞成。”[5]“封建制度的崩溃，开始于春秋中叶而完成于秦，西汉初年和郡县夹杂存在的诸国，不过是封建制度的回光返照，故如昙花一现而即灭。这原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的。”[6] …… 凡此虽无以尽举，然足证李慎之先生所言，今日的“封建”之说，“是近几十年才大行其道的”。此道大行应属积非成是，李先生每每论及可谓语出惊人：“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先生特别提醒我们“不肯随声附和的史学家是决不如此滥用‘封建’一词的。不信，你查一查一生‘未尝曲学阿世’的陈寅恪先生的文集，决不会发现他会在任何地方把秦始皇已‘废封建、立郡县’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7]看来，“封建”之变已非一般学术之辨。 “政治势力”如何压倒“人文精神”，远非几句话可以说清楚。不过大致与20世纪20年代末兴起的一场“史学”论战有关，只不过这论战真是一场为论战的论战，不是古人几千年的社会忽然重新演绎了一遭，也不是地下挖出了什么宝贝令历史改写，实实在在是所谓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还加上急用先学。那年头中国正急着要革命，这革命属于什么个性质，能名正言顺地用什么个方式，当然要先看看自己是什么个社会。于是乎，仿佛满世界的热心人都盯上了中国，要给中国帮这个忙。苏联人、日本人争论得不亦乐乎，不仅让马克思社会发展五形态的理论传入了中土，列宁更是针对那时的中国有过定论：是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是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到二十年代末，列宁已经不在，可斯大林对中国事务是明令要派“保姆”直接插手，拉狄克的中山大学按联共（布）党史的教程培养着中国革命的指导干部，又逢与托洛斯基斗得不可开交，也引得中国的党派摆开了阵势。一面是陈独秀们、“新生命”们坚持己说，死不改悔；一面是从莫斯科学成而归的中国秀才潘东周们叫阵，东瀛归来的郭沫若为主将，更有中国中央委员会为中国社会的形态、自己的革命方式拟草案、行决议，皆以马克思之说，特别是十月革命的故乡送来的列宁斯大林之法“规范”中国社会形态。于是我们就有了我们自己的史学大师，就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体系，于是中国社会形态符合了革命的需要：古代社会重新分期，从秦始皇开始搞定了“封建”，眼前的社会也要正名，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了。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放之中国自然也是准的，终于，红红火火的革命就闹起来了。 不过，“半江瑟瑟半江红”，从头到尾就有不少的治史人是散淡于炙热之外的，如陈寅恪，如胡适……在他们那里，关于“封建”是中国人自家的事儿，本来就是、且依然是一个无须“复议”之案，更无须与国际的“马列”接轨。胡适先生干脆说自己是孤陋寡闻之人，不知道今日中国有什么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今人盛赞“五四”的反帝反封建，反帝自然是好理解的，只是那反封建，令人好生糊涂，那时文化人的“封建”是周时的封土建国，与所反的帝制无干。陈独秀、李大钊在内，何曾有人作“反封建”一词？就是鲁讯，那会儿也没说会“吃人”的是“封建”。“五四”如何会举起了“反封建”之大旗，实在是一笔糊涂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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