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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座瑰丽的花园，而以雅典为代表的教育则是这座花园中的一束奇葩。和自然界的花卉一样，雅典教育在其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也经历了一个由兴盛到衰败的全过程，留下了值得后世人们研究思考的珍贵资料。事实上，这一教育无论是对当时古希腊的教育，还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以及近代欧美的教育，都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因此，剖析雅典教育兴衰的历史原因，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教育的发展规律，搞好当今的教育改革不无启迪借鉴的意义。 一 公元前6世纪以后，雅典跃入了古希腊的先进城邦之列。教育上也形成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学园林立，智者云集，人才辈出，学派蜂起，进而推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评述的：“这个小小的希腊民族在哲学方面正如在许多其他方面的多方面的才能和活动，保证了它在人类历史上的卓越地位。”[1]西方许多教育史学家也赞誉雅典这一时期的教育为“和谐发展”的教育。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雅典教育如此繁荣呢？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工商业经济发展的要求。教育作为一定社会经济的反映，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并反作用于社会经济的。古代雅典位于巴尔干半岛东南部，濒临地中海，境内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手工业相当发达。优越的地理位置，给古代雅典对外经商、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沿海地区的比利尤斯港是世界商道的交叉点，使雅典很快成为与周围城邦以及埃及、腓尼基等东方古国进行国际贸易的中心。希波战争后，雅典人凭借雄厚的经济力量和强大的海军取得了海上霸权，新的城市中心也由战前的小亚各城市转到巴尔干半岛诸城邦。这时的雅典人清楚地意识到，原先的农业经济已经不是继续发展经济的主要途径；要使国家经济不断繁荣，必须依靠海外的商业经济。这样，早期主要对年轻一代进行的单纯的军事、体育训练，单纯培养强悍军人的教育，客观上已不能适应发展着的工商业经济的要求。显然，真正要实现城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愿望，教育不仅需要培养忠于国家的军人，而且还必须培养出大批有文化的灵活的商人、外交家等其他各种人才来掌管国家各部门。这就给教育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客观要求并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其次，是民主政体产生的影响。教育也是一定社会政治的反映并服务于该政治。雅典的民主制度正是给其教育的发展培植了肥沃的土壤。众所周知，从梭伦开始到伯里克利，经过了平民和贵族的激烈反复的斗争，雅典国家的民主政体终于确立和完善起来了。在雅典国家内部，公民是能够真正享受到充分民主的。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能参与政事，发表政见或直接担当起国家重任。这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尽管其中带有相当程度的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成份并且排斥奴隶阶级的参与，但它毕竟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尝试行使民主权利的第一次伟大的实践。正因为如此，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能参与政事，刻苦锻炼身体，以成为刚健骁勇的战士和优秀的公民。国家也非常注意培养公民的这种爱国热忱和关于理想公民的观念，采用的手段就是教育。而这种教育，无论对于成年人或青少年，主要都是依靠体育锻炼和文艺的熏陶，亦称“缪司教育”来进行。 除了民主制度本身给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外，那些坚持民主政治理想的领袖的功绩也是不可忽视的。雅典的政治家或思想家都非常重视教育，并且特别强调儿童教育。在伯里克利时代，希腊文化教育达到了光辉的顶峰，伯里克利和他的一群开明的朋友，努力把雅典变成当时世界文化教育的中心和西方古典艺术繁荣的花园。在他的统治下，国家收入的大部分是用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即使象庇西特拉图，虽为僭主，但其所作所为基本遵循了梭伦的原则，也为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再次，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推动。古代希腊世界是由被爱琴海包围的众多的岛屿、半岛和绵延的沿海地区所组成。据考证，远在公元前3000年，勇敢的水手们已开始频繁地泛舟于 各海湾之间，而季节风的发现，和以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要求，使得雅典与东方世界的交流成为更加方便与自然的事了。这种交流，表现为一方面受东方文化教育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善于吸收别人的长处，揉和在自己的文化教育之中，创出了自己新的特点。这种交流，在教育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东方世界的智者纷纷来雅典聚徒讲学，传播东方的文化科学知识。在长期流动性的教育实践中，“智者派”适应民主制度的需要，创立了“三艺”（文法、修辞学和辩证法）的课程内容，并且还十分重视传播与航海和其他贸易关系密切的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在儿童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上，“智者派”通过大量的教育实践，也创立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教育理论。例如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哥拉不仅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的哲学命题，而且在教育上提出：“要想成为有教养的人，就应当应用自然的禀赋和实践，此外还宜于从少年时就开始学习。”[2]在教学方法上，“智者派”尤其重视实际练习。他们认为，没有实践的理论和没有理论的实践都是没有意义的，从而使雅典教育进入一个更加蓬勃发展的阶段。另外，雅典学者如柏拉图等也常去外邦访学，努力吸收别人的营养，熔化在自己的血液里，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流派，并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对方。 第四，是宗教信仰开放的结果。古希腊的宗教和东方的宗教不一样，它没有东方宗教那么森严、神秘和恐怖的感觉，也没有东方那样严厉保守的僧侣阶层去竭力垄断教义的解释权和控制人们的思想。在这里，宗教空气是非常自由，甚至开放的。首先，他们信奉多神教。广大希腊世界每一地区都有自己的神，甚至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有一个神在主宰着；每一个季节，每一项与人民日常生活有关的事都有一个神在保佑着。这些神跟凡人一样，充满了世俗的情调。这正是希腊人热爱自由的民族天性的反映。因为神和神活实际上都是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的，他们从不喜欢神成为他们精神的桎梏和压在头上的大山。 这样的宗教观点和人文主义色彩在教育中得到了反映。民主的宽松的学术氛围培育出希腊教育家独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许多教育家在观察教育问题时，并不是根据神的谕示或权威的判断，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是非，用全部的身心去研究自然和人本身的。因此他们的教育思想具有求实精神，极力张扬人的价值和人的一切合理的欲念，用体育锻炼出儿童健壮且美的体格，用美育发展儿童的行为美和语言美，用德育剔除儿童心中的邪念，使他们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巨大的毅力，用智育使儿童获得真正有用的学问，成为“身心既善且美”、“和谐发展”的人。 第五，是科技文化发展的促进。古希腊的科学技术知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积累起来的。最初的许多哲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科学家，例如泰利斯以研究天文学著名，他曾经准确地预测了公元前585年的日蚀；毕达哥拉斯精于几何和数学，几何学中的“毕达哥拉斯定理”据说就是他发现的。唯物主义的伟大代表德谟克利特曾经研究过天文、地质、物理、气象和生物等学科，在数学和几何学方面曾经提出圆锥体、角锥体和球体的体积计算法，被马克思恩格斯誉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3]在文学艺术方面，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是最早的希腊文学杰作；雅典娜女神像等许多优美的雕象和浮雕体现了希腊造型艺术的高度成就。所有这些科技、文化方面的成就也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荷马的诗篇等成为儿童学习的教材；算术、几何的新成就被引进了数学领域，以至柏拉图的学园大门上高悬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的告示，展示人体健美的雕刻艺术更是促使了体育锻炼的蓬勃开展。 总之，是上述多方面的原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雅典前期教育的繁荣。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教育就其本质来说是奴隶社会的教育，是大、小奴隶主阶级及其子女独享的教育，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并带有特殊地域特点的产物。因而在许多方面表现出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潜伏着必然衰败的隐患。 二 如果说公元前5世纪以前，雅典教育的隐患是潜在的，那么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前4世纪初，这种隐患就逐渐地显露并明朗化了。那就是，雅典教育在达到自身的鼎盛期后，则逐渐地无可挽回地衰败下去了。以往龙腾虎跃的体育馆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昔日弦琴之声不绝于耳的音乐学校杳然无声，无人问津，整个教育的大厦歪斜崩塌了。那么，又是什么魔力使如此繁荣的雅典教育很快衰败下去的呢？仔细分析，似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内战迭起，社会动乱，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存在着两大集团，除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外，还有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希波战争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雅典和斯巴达在希腊世界中的地位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两不相悖。有时为了共同的利益，还携手并肩，一致对外。然而这种均衡的局面在希波战争后遂告破裂。这时，奴隶制经济的发展早已超越了城邦的范围，自给自足式的城邦经济再也不符合现实经济的发展需要，致使两大集团间经济和政治的矛盾日趋尖锐，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一场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可是战争的绵长和破坏的残酷都大大地超出了双方的预料之外。正如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历史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说，这次战争“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祸害和痛苦。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被破坏，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流亡者，这么多生命的丧失”！[4]而雅典在战争中的损失最为惨重，还在战争的第一阶段，雅典农村便受到斯巴达军队的严重蹂躏，集中在城内的居民又遭受鼠疫之害。在战争最危急的时期，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几乎一度陷于停顿，特别是公元前412年发生了两万多手工业奴隶的大逃亡，更使其工商业经济一厥不振，元气再难恢复；农村中小农经济更受到严重的打击，许多农民被迫贱价卖掉土地，到城市流浪。于是雅典公民群众的大多数即农民和手工业者陷入了极为艰难的境地。大战终于以雅典的惨败而告结束。公元前404年的和约规定雅典必须撤除城防，仅保留12艘军舰，取消提洛同盟，承认斯巴达的霸权，放弃大部分海外属地。这样，雅典虽然保留了一个名义上的大城邦的地位，但国势却大为衰落了。很明显，严重的内战和社会动乱使雅典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把一个繁荣兴旺的雅典拖入了灾难的深渊。在这种形势下，国家哪有财力和物力支撑教育？统治者哪有精力和心思顾及教育？一般公民又如何能送和送得起子女进学校，教师们又如何能安安稳稳地执教于三尺讲台？！教育的衰败便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其二是社会迅速分化，民主政体瓦解，城邦沦为军事独裁者的附庸。长期的战乱加速了社会的分化，雅典出现了贵族专权、豪富横行的局面。随着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公民上层分子中的很多人则利用战乱扩充权势，发财致富。贵族奴隶主在政治上东山再起，加强了地位；工商业奴隶主则乘机进行投机买卖和武器生产；而在战争中发了财的将领则很快变成了奴仆成群、田连阡陌的豪门。他们大都兼并土地，大放高利贷，加速了一般公民的没落。失掉土地和被奴隶劳动排挤出作坊的手工业者变成了游民无产者，他们麋集街头，为饥寒所迫，和豪富阶级日趋奢华的情况形成尖锐的对照。因此，全国许多地方爆发了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平民联合行动的起义，有时奴隶也参加到起义的队伍中来，共同对大奴隶主阶级进行彻底的清算。 与此同时，以往行之有效的民主政体也分崩离析。雅典在战败后，曾由斯巴达扶持建立了一个贵族寡头政权，虽然这个政权很快就被推翻，仍然恢复了民主政体的形式，但由于广大自由公民的没落，雅典的民主政体已徒具形骸。以公元前4世纪的实际情形而论，在这些“当权”的“主人”之中，已有极大的部分是无产公民。他们专靠政府救济为生，公民权几乎是寄生性的护符而已。这种徒具形骸的雅典民主政体，对大奴隶主贵族派来说已经是赘疣。因此，不少奴隶主便觉得原有的民主政体已显得过时，已不能更好地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要求有一个能稳定当时社会的更强有力的专政。于是他们宁可放弃城邦的自主、独立，而去欢迎新的足以巩固其既得利益的马其顿军事独裁者。这说明，城邦内部已经衰朽，民主政体已名存实亡，结束城邦制的力量只能从希腊各邦之外产生。这样城邦制度便退出了历史舞台，雅典也在北方入侵者的扫荡下变成了马其顿的附庸。在这种情势下，做为雅典城邦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制度，也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失去了曾经促使它繁荣昌盛的内在动力，学校教育已成为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活力的躯壳。 其三是主智主义代替了“和谐发展”，学校中形式主义日益严重。雅典丧失政治独立后，以它为代表的希腊文化开始了凋蔽的过程。新的统治者——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了包括雅典在内的地中海东岸西南亚的大部、非洲的埃及等地，建立了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并把当时的希腊文化带入了被征服地区，籍以巩固征服者的统治。作为希腊文化的一部分，雅典型的学校教育制度，此时也被广泛地移植到小亚细亚、两河流域、波斯、埃及等地，并取得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这期间，在雅典本土上，学校教育的内容却起了很大的变化，具有了不同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教育的特征，那就是主智主义代替了“和谐发展”，学校中形式主义日益严重。具体表现是，在小学教育方面，文法学校的文法教师已经占着统治地位，音乐教师与体操教师的地位已经微不足道。教学的主要内容是文法与修辞，文法教师虽然有时也教一些算术和几何，但他们的教学工作主要面向语文。在高等教育方面，原以军事训练为主，盛极一时的士官学校，也随着雅典政治独立的丧失而失去了现实意义。这就决定了这类学校衰落的命运，过去是强迫入学的士官学校，现在改为志愿入学，学员却越来越少，年限也由原来的两年缩短为一年，教学内容也转向修辞与哲学，有些则索性停办了。至于勉强维持的修辞学校及修辞课程等，也伴随着国家独立的丧失、民主政治的消逝而削弱，演说在希腊人的生活中逐渐不起作用。其教学内容也日益流于空洞无物与形式主义化。青年人普遍精神颓废，学校中学风腐败。所有这些，无一不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密切相关。 其四是鄙视生产、技术和一切与手有关的行业的劳动。有些西方教育史学家曾把雅典后期教育衰败的原因归过于希腊人喜幻想、爱艺术、崇尚理想、缺乏行政才干和不注重实行的民族性格。这种说法貌似有理，但却没有说明问题的本质。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奴隶制度本身。恩格斯在论述奴隶制的灭亡时曾说过：“垂死的奴隶制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使自由人鄙视生产劳动……自由人的劳动又是道德上受到轻视的。”[5]是这根毒刺刺伤了雅典公民的心灵，刺伤了整个后期的雅典教育。 雅典后期，奴隶制已开始走着下坡路。随着国势的衰微，奴隶主阶级的上层统治者政治上日益腐败，生活上日益腐化，终日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中，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受他们的影响，一些具有“公民”身份的自由民阶层的人也以政府的救济为生，终日游手好闲，不事农商，而热衷于官方集会上的无休止的争辩和政治斗争，虽然已穷困潦倒，但鄙视奴隶及其劳动的观念却根深蒂固。他们由鄙视从事体力劳动的奴隶到鄙视生产劳动和一切与手有关的行业劳动。连建筑师、工程师、教师与医师，也因为与手打交道而沾染上“卑贱”职业的痕迹。所以在雅典，许多有钱人家把“教师”视为奴隶的职业。花钱买奴隶做“教仆”，替自己的孩子拎书包，背弦琴，跟前侍后，随时给予检查辅导。歧视教师、歧视教育的情况可见一斑！ 这种情况反映在教育思想上，即表现为希腊化时期的大哲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理性”的学说。亚里土多德以他的“理论理性”的学说，加强了柏拉图所已经开始的主智主义的教育传统。他的“文雅教育”思想，把学校课程区分为两类：有用的和文雅的。在他看来，“有用的”学艺是不高尚的，不文雅的，因为它服务于事功和实用；“文雅的”学科是高尚的，“人性”的，因为它服务于闲暇。[6]这就为鄙视生产劳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也说明了教育史上一条重要规律：判断一种教育是兴旺还是衰败，其标准不在于数量，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教育的精神内容。当一种教育脱离了社会需要，与生产劳动、技术相脱节时，它的生命力也就告停止了。 由此可见，雅典教育的衰败既有其随着奴隶制的衰亡而衰亡的内在的不可避免性，又有其根源于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正是这种内外矛盾的交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影响，才使这曾繁荣一时的教育一败涂地，留下了值得后世人们反思的资料。 三 我国唐代著名政治家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世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雅典教育兴衰的历史正像一面镜子，给我们以启迪，使我们能站在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考虑过去，总结经验，减少失误，从而更好地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 （一）教育的发展要有一个安定团结、民主宽松的社会环境。承前所述，雅典前期教育之所以兴旺，是由于当时国内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主的全民族同心协力的社会环境；它后期的衰落，也起因于连年内战、社会动乱和人心的离散。这使我们看到，教育的发展太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只有社会安定团结，教育的发展才会有基础，教育也才会受到全社会的重视；也只有社会环境民主宽松，也才会政治清明，人心思定，人人为社会前进、教育发展出力献策。相反，如果一旦失去良好的社会环境，失去稳定，就会痛悔莫及。不惟整个社会遭殃，老百姓受苦；就是教育上渴望办成的事，则一件也办不成，民主科学更谈不上；甚至连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会毁于一旦，专制腐败、愚昧野蛮的东西也就会乘机泛滥和横行；学校教育也会名存实亡或朝不保夕，雅典后期的情况不正是这样吗？ （二）教育的发展要与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从雅典教育的实践中，人们可以看到，它的前期教育之所以繁荣，就是因为其生产力发展，经济实力雄厚，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同时教育也更加促进其经济的发达。而后期的情况却正好与此相反；社会生产力的停滞、倒退，导致了学校教育的大滑坡。这说明，教育的发展受着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只有大力发展生产，教育才会有振兴的可能；也说明，一个教育发达的国家必然也是经济发达的国家，经济发达但教育落后的国家是少有的。只有把教育搞上去，只有把生产力中最主要、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素质提高了，经济也才能上得去。相反，教育落后，国民文化素质差，无论怎样搞，经济也上不去。所以，人们的眼光要看得远一点，要重视教育，要舍得在教育上花大气力，下大本钱，这样，整个社会也才会受益无穷。 （三）教育的发展要立足本国，吸收借鉴别国的经验。雅典教育兴衰的历史又向我们说明，世界各国的教育都不是绝缘体，各国的学校都是混血儿。正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智者派的纷至沓来，才使雅典前期的教育蔚为大观。所以，发展教育既要立足本国，发扬本民族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教育体系，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局部和个别地区的经验，而应该有国际的眼光，兼采众长，利用人类共同的智慧，这样才能克服经验主义和地域主义。特别是当今世界，教育已跨越了国界，正向国际化、一体化方面发展。学习各国的经验、长处，才会使我们的胸襟更为扩大，经验更为丰富，方法和路子更为宽广。相反，搞“全盘西化”，一味照抄照搬别国的一套或闭关锁国，盲目排斥国外一切于我们教育发展有益的经验，都只能是东施效颦，弄巧成拙或作茧自缚，束缚我们前进的手脚。 （四）教育的发展要反映社会发展多方面的需求，要与生产、技术紧密结合。雅典教育兴衰的历史还向人们昭示，教育作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它不仅服务于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反映着社会发展多方面的需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科学文化的传播，充当生产斗争的工具和科学文化的工具，尤其与生产、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从雅典前期的教育实践中人们可以看到，学校教育从生产、技术中获取营养，设置课程，充实教材内容；生产知识和技术经验通过学校教育得以总结、传播和进一提高。因此，生产、技术是教育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教育是生产、技术发展的杠杆和桥梁。教育离开了生产、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徒具形式、没有灵魂的躯壳。雅典后期教育的衰落正有力地说明这了一点。相反，生产、技术离开了教育就只能停留在一般经验的基础上，既得不到科学的总结，也得不到广泛的传播，不能使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巨大的生产力。因此，教育与生产、技术的紧密结合，是教育发展的一条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 （五）教育的发展要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从雅典前期的教育实践中，人们还可以看到，雅典的智者、学者们，除柏拉图等少数人外，大多数人主张教育要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理论上他们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等哲学命题，在实践上他们采用各种方法，启迪青年的思想认识，竭力引导青年走入社会，适应社会，充分挖掘每个人的潜力，最大限度的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为社会做出奉献；同时使人的一切合理的欲念得以满足，成为“身心既善且美”、“和谐发展”的人。而且在雅典前期的教育实践中，体育、美育、智育、道德教育，劳动技术教育等教育的基本形式已初具雏形。这说明，不管教育的性质如何演变，内容如何不同，但教育的五大组成部分，却古今相同。无论是雅典人提出的培养“和谐发展”的人的目标或马克思主义关于“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始终是人类追求的关于人的教育思想。只是后者是前者精神的发扬光大，是对雅典“和谐发展”精神的科学把握和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把握的古希腊精神的超越，是人的更自由、更全面发展的科学学说，是人类彻底解放的旗帜。 所有这些，便是我们从雅典教育的兴衰中得到的最主要的现代启示。 【注释】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第26页。 [2]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146页。 [4]转引自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21页。 [5]转引自曹孚、滕大春等编：《外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 [6]同[5]第62页。 （原载《教育史研究》199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