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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对百年中国史学进行总结，这是一件十分必要也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通过对过去的追述和对历史的思考，了解我们过去都做了些什么，考虑如何才能把史学工作引向深广，会有助于我们认识现在的情形和未来的趋向，这其实是一项打好基础、在起跑点就确立优势的工作。面对百年这么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时间刻度，我们深感有必要总结这段时期的历史学。《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的面世，可谓适逢其时。这里，我从这套著作所体现出的五个“新”特征，谈谈它的学术成就。 新时代：20世纪的中国史学，是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并迈向现代史学的时期。这种急剧而深刻的变革，不仅体现在史学成果的形式上，由一条又一条的札记变成了专题论文，由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变成了章节体；也不仅体现在史学成果的内容上，在以叙述为主要方式复述历史、着重于弄清楚历史真相的同时，更多了分析的成分和理解的因素，历史由以描述为主，变成了以解释为主。而且还在于，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走出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阴影，实现了学科的独立化。 的确，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富有历史感的民族，有着丰厚的历史传统。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中，史书无论是部数还是卷帙，都毫不逊色甚至多于列在四部之首的经部之书。对历史的重视和史书的众多，乃至派生出“六经皆史”、“史外无学”这样的说法。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传统学术的层次结构和主从关系，在传统中国，占支配地位的其实是经学。13部儒家经典，花费了我国学者极多的工夫。一代代学子为应付科考、打基本功诵读的是这几部书，一代代学者注释疏证、考订辨证的主要也是这几部书，一代代帝王经筵日讲的也是这几部书。史书的研究如同其它古学的研究一样，都是经学的附庸。“古韵的研究，古词典的研究，古书旧注的研究，子书的研究，都不是为研究这些材料的本身价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 (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词》[Z].《胡适文存二集》[Z]卷一.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3页)它们的差别，在于是作婢还是作夫人的差别。 学术近代化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的专业化。所谓的专业化，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确立学术的尊严，学者们树立起了学术本身就具有不假外求、独立自足意义的意识。一种学科，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本身就具有独立的价值，不再是在服务或服从学科之外的其它目的中获得意义。二是从混沌的潜科学的状态中走出来，按照现代学科的标准，厘定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重新划定各个学科的疆界。 在《二十世纪史学名著》中，有通史，但更多断代史和专门史，诸如宗教史、哲学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乃至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这正是史学专业化走向深入的表现。唯一的疑问或许出在《观堂集林》，这部著作除了《史林》14卷之外，另有《艺林》8卷、《缀林》2卷、《别集》4卷和《外集》。其实，内容的驳杂不过是表象，以序跋、札记形式面世也的确有因袭的成分，但实际上，《观堂集林》在同时期的所有著作中，是最富有近代性格和气质的，它是我国学术走进近代之后的一部标志性著作。王国维主张把学术当作目的，而不仅仅是当作手段，认为这是学术发达的根本所在。在他看来，一门学科要成为科学，就必须分类，划定学科之间的界限。在我国学术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的过程中，王国维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新材料：史料对于史学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我们虽然不赞同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极端说法，但史料的重要性是无可否认的。没有史料，史学就无从成立。正如梁启超所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9页)正因为如此，新的特别是重要史料的发现，往往会促进史学的繁荣乃至一门分支学科的成立。 在进入20世纪的时候，中国史学就因为史料的大发现，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机缘。1899年发现的殷墟甲骨文和1900年发现的敦煌文书，在一开始就给新世纪的史学注入了活力。在20世纪中国的土地上，各种文献不断出现，但甲骨文和敦煌卷子一直是其中最重要的发现。经过持续百年的学术研究，甲骨学特别是敦煌学早已成为世界学林中的显学，而且，对其资料的运用和研究成果的借鉴，使得上古和中古史的研究面貌一新。 “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Z].《金明馆丛稿二编》[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6页)《二十世纪史学名著》作为百年史学成就的代表作，它们的作者自然是取用当时的新材料、研究时代所面临问题的“得预潮流者”。有的人甚至以一生的精力，专一于先发现史料的研究，如李济、胡厚宣等人之于甲骨文，向达等人之于敦煌卷子。收录在《二十世纪史学名著》中的《安阳》、《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就代表了这方面的成果。 史学大家一个典型的特征，就在于他们对学术的发展异常敏感，能敏锐地意识到史学发展的方向，并自觉地参与其中，以独树一帜和令人倾服的成果，对后学产生“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的意义。他们开阔的视野和旺盛的创造力，使他们不可能因特定新材料的发现，而改变自己早已明确的学术发展路向，但他们总是自觉地利用新材料，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纪史学名著》那些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史学工作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郭沫若等，都程度不同地利用了甲骨文和敦煌卷子的资料，也都因为取用这些新材料而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加丰硕。 新视野：20世纪中国史学获得新的生命力的另一机缘，是国际学术文化的交流。得益于这种交流，各种各样的学理和方法传入，极大地开阔了史学工作者的视野，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和思路。正如陈寅恪早在1935年所说的：“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 (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Z].《金明馆丛稿二编》[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9页)脱离了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发生影响这样的背景，李大钊《史学要论》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以及桑西门、孔道西、鲍丹、孟德斯鸠、韦柯、理恺尔等人历史观、历史思想或历史哲学的介绍就没有可能，第一批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国历史并取得卓越成果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人的成就就，也同样不可能取得。 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不仅在历史观和史学方法上，扩展了史学工作者的视野，而且表现为许多学人走出国门，获得了一些新的文献，丰富了固有的资料库。即以30年代以前而论，游历世界各国的中国学者如张元济、傅增湘、孙楷第、王古鲁、郑振铎、王重民等，在日本和欧洲查阅、摄照、复印到许多在本土失传的中国古籍和重要史料。在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就有诸如《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记巴黎藏本王宗载〈四夷馆考〉》这样的内容。 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人的视野大大拓展了，世界意识大大增强了。反映在史学研究上，表现为世界史研究的勃然兴起。世纪之初，有众多《万国史记》、《万国通鉴》、《万国通史》被译介到中国，并由此为契机产生了中国自己的世界史。收录在《二十世纪史学名著》中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就是中国人编著的第一部世界通史著作。在邵循正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中，作者把当时的国际形势、法国政局的变化和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研究，同样表现出恢弘的空间意识。 新史观：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唐太宗李世民所谓的：“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自身之龟镜。” ( 《册府元龟》[M]卷554《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657页)以及其父唐高祖李渊所谓修史的目的，在于“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 ( 《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Z].《全唐文》[Z]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8页)，就是政治家对这种历史观的代表性表述。史学的成果，大可以作为帝王治国的鉴戒，小可以成为个人修身的鉴戒。但传统史学观的缺陷并不在于这种鉴戒史学本身，而在于这种史学观的单一性。 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并迈向现代史学，这是多样化历史观产生的原因，反过来也可以说，多样化历史观的出现，是近现代史学成立的标志。随着近现代史学对传统史学以政治事件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突破，从而将人类过去的全部存在和经历的各个侧面，诸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心理、制度、习俗和日常生活等，都纳入到了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之中，多样化的历史观也随之出现：民生史观、生机史观、文化的生物学观或人文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综合史观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对20世纪中国史学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20世纪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也走过一段因为简单化和机械化而导致的弯路，但它在与其它形形色色的历史观的争辩中，不断吸收养料，发展自己，影响对方，从整体上丰富了20世纪的中国史学。它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主张要用辨证的观点看问题，认为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因素，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等等，这样的观点，为人们提供了洞察历史奥秘的新眼界和新工具。特别是在它的旗帜下，集合了一支规模宏大的史学队伍，从国别史、专门史、断代史和各分支学科，全方位地烘托出20世纪中国史学的辉煌。收录在《二十世纪史学名著》中李守常、郭沫若、范文澜、剪伯赞、周谷城、吕振羽、侯外庐等人的著作，就是这一历史观在20世纪前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新方法：历史观和史学方法是统一的，我们虽然不能简单地说有怎样的历史观就有怎样的研究方法，但研究方法总是受特定历史观的指导或支配的。比如，在传统的鉴戒史学中，服务并服从于弄清历史真相这一目的，考据方法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研究方法。 由于“德先生”和“赛先生”持久的影响，史学的科学化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最执着的追求。几乎所有的史学流派，都以科学相标榜，以科学为号召。在中国史学追求科学化的进程中，“实验方法”最有代表性，而收录在《二十世纪史学名著》中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实验主义代表人物胡适的代表作。 胡适晚年曾说，他一生的著述，都是围绕着方法打转的。在他看来，“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 ( 胡适.《我的歧路》[Z].《胡适文存二集》[Z]卷三.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332页)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被看作是胡适学术工作的中心思想。《中国哲学史大纲》正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修改扩充而成的，他名为《先秦名学史》的博士论文，原题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可见，胡适把方法问题置于哲学史的核心地位，也当作了本书讨论的对象。在以方法论为线索的讨论对象时，胡适也在其中自觉地运用了证明的方法、剪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和系统的方法，以完成哲学史明变、求因和评判的任务，以实例建立起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规范。从而使这部著作成为“中国学者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 ( 耿云志.《〈中国哲学史大纲〉前言》[Z]. 《中国哲学史大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考虑到名著总是具有经过一段历史时间甚至是一段较长的时间检验的特性，收录在《二十世纪史学名著》中的著作，它们的作者都已经辞世。现今在世的一些史学家，他们的著作在学术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因限于体例，没有能收录其中。尽管如此，《二十世纪史学名著》依然能展示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果，也体现了世纪之交中国史学界努力从事学术文化积累的用心和眼光。无论是想了解20世纪的中国史学，还是研究新千年之际史学界对刚刚过去的百年史学成果的评价，《二十世纪史学名著》实在是一座绕不开的丰碑。 (徐梓，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10087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