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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用这个双重标准去衡量一个文明——它达到的多样性的程度和它保持的统一的程度，那么很难说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人不是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最文明的人。事实是，几乎所有我们用来定义行为和知识的分支的词汇都源自希腊语，比如化学，物理，经济，政治，伦理，美学，神学，悲剧，戏剧等等，这是对他们拥有自觉的区分的强有力的证据；他们的文学和历史证明他们有能力维系一种对普遍的相互关系的感觉，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这种感觉，而他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也丧失了它。 “因为他们的祖先是 那些古老的海盗，他们流浪着抢掠 在克里特的废墟上建立海岛的统治， 当他们嚣张的来自自由城市的敌人 毁掉了他们一百四十年的联盟 在马拉松和伊索斯之间；直到从击溃 薛西斯和他非凡的军队的自豪中，他们开始 让那次最值得纪念的入侵在亚历山大的光荣面前 相形失色，在其异国姻亲的幕下，他们密谋扩张 他们的野心，赢得宽广无边的，难以控制的疆域 并以他们的气概，分散之后重铸 伟大的，日益坚硬的罗马的合金。” （罗伯特·布里德吉斯《美的遗言》，第一章，758-770） 在希腊，贫瘠的山脉分隔着小块的富饶地区，这种地理状况促进了多样性，向新殖民地的迁移，还有交换的经济（而非单纯以使用为目的的生产）。因而，在首次进攻爱琴海的时候，希腊人与其他的家族武装部落的区别不大——《伊利亚特》和《贝奥武甫》中描绘的生活是相似的——在相对较小的区域里，多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很快地发展起来；爱奥尼亚的专制和法制的城市国家，比奥亚的封建寡头政治，斯巴达的军事武装国家，雅典的民主，几乎所有这些可能的类别，事实上都是一种，即埃及和巴比伦尼亚那样的属于主要的河流——盆地地区的扩展的中央集权国家。 因此，对理解，质询，考量和实验的最初刺激正在于此；但是这不能解释希腊人的行为中所展示的非凡才华和他们吸收影响变为己有的能力：与罗马人不同，希腊人从未给人留下折衷的印象；他们做的一切都有自己鲜明的特征。 正如这个导言最后的年代表所示，希腊文化有连续的三个中心，爱奥尼亚的沿海地区，雅典和亚历山大。斯巴达作为一个原始风格的化石般的国家始终在这个普遍的文化发展之外，刺激着邻国的恐惧、排斥和羡慕。然而，无论结果是好是坏，她间接地通过柏拉图，像任何其他的希腊文化成分一样影响了世界——即由国家有计划地教育其臣民；诚然，国家不同于统治阶级，个人，和社群，这一概念可以说是来自斯巴达。 荷马雄踞希腊文学的开端。如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比其他民族的史诗更好，那不是因为它们的内容而是因为它们有更加复杂的想像——情况看上去似乎是，它原初的材料被如此精细地加工到现在可见的形式里，是因为它基于一个远为文明的境况（比如和英雄时代过去很久已经不足为信的日耳曼民族相比）。然而，很难对二者做出客观的比较，因为日耳曼史诗没有更深入的记载；而荷马通过罗马人已成为欧洲文学基本的灵感来源，没有他就没有《埃涅阿斯》、《神曲》、《失乐园》，也不会有阿里奥斯托、蒲柏、拜伦的喜剧史诗。 荷马之后的发展大体发生在爱奥尼亚，而且大部分出自或者围绕着暴君的宫廷，这些暴君当然更像梅第奇家族而不是现代的独裁者。爱奥尼亚的科学家和抒情诗人有一个共同点——反对多神崇拜的神话。前者以原理而非独断的意志去对待自然；后者认为他们的情感是自己的，来自单独的个性而非上天赐予的。泰勒斯对所有事物由水构成的猜测是错的，但这背后存在一个洞见——无论自然中有多少领域，它们必然相互联系——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们所知道的科学解释不可能的。同样有影响的是毕达格拉斯从他的声学研究中得出的论断，一切事物都是数字，即事物的“本质”，它们是什么并如何运转不是因为它们的材料，而是基于它们具有的结构，这可以用数学术语来描述。 希腊的自然概念和后来的自然概念的重大区别在于希腊人把宇宙和一个城市-国家相类比，所以对他们来说自然原理就像人类的法律，它们不是描述事物如何运转的原理，而是为事物而设的法律。当我们说一个落体“服从”重力原理，我们无意识地回应着希腊思想；因为服从暗示着不服从的可能性。对希腊人来说这不是死去的隐喻；所以他们的问题不是思想对物质的关系，而是质料对形式的关系，物质如何被充分地“教育”，也就是说符合法律。 抒情诗人在他们的领域里同样地重要；因为西方文明正是通过他们才学会把诗歌从历史、教学和宗教中区分出来。 希腊文明最著名的阶段当然与雅典人联系在一起。街上的任何一位行人都听说过这些名字：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利庇德斯，阿里斯托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即使他除了名字什么都不知道。如果稍微见多识广一点，他会知道伯利克里、德摩斯梯尼和修希底德。除了荷马之外，这些人都是雅典人。 雅典时期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以梭伦和克里斯梯尼建立的政治和经济的雅典商业民主的城邦为开始，它的力量在对波斯入侵的胜利中体现出来；后期是政治上被挫败的产物，先是被斯巴达，后是被马其顿。前期的典型表达是戏剧，后期的则是哲学。 与之前的爱奥尼亚文化相比，雅典戏剧的特点是从奢华轻浮回到了严峻简约，而且回归神话。最重要的是，在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种艺术，戏剧，成为了全体人民的主导性的宗教表达方式，而剧作家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荷马和品达与雅典的悲剧作家相比更像世俗作家，他们在教育上的价值当然被少数统治者享有，但他们仍然主要是娱乐表演者，其重要性逊于祭司和传达神谕者。现代戏剧发源于复活节和圣体节这样的宗教节日，雅典戏剧同样与榨酒节和酒神节联系在一起。现代戏剧开始从属于宗教仪式，之后离开宗教而发展出自己的世俗生涯，然而雅典戏剧的价值则由投票决定，尽管它明显是艺术作品却成为了主导性的宗教实践，比献祭和祈祷都要重要。在19世纪和我们的世纪，单个的艺术天才时常宣称自己有最高的重要性甚至说服了一小部分唯美派；然而只有在雅典这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事实，因而天才不仅是宣称自己有特殊的权力的孤独者而是社会中备受称颂的精神领袖。与之最接近的现代活动不是任何戏剧，而是球赛或者斗牛。 希腊悲剧转向神话，但不再是荷马的神话；爱奥尼亚的宇宙论者已经做出了他们的贡献。诸神不再一定是强大的而且偶然地代表正义；这时候他们的力量变成次要的，而变成他们用来加强他们具有并代表的律法的工具。结果，神话从属于诸神之间的力量的消长；因为宙斯越具有唯一神的性质，他的重要性就越大，而其他的神就越无个性，越具有寓言意义。而且，宙斯背后出现了很“非神话”的命运的概念。这时候具有人格的宙斯还是非人格的命运始终无法联系起来，像犹太人的创造者上帝达到的那样，这一步是希腊的宗教想像力从未迈出的。或者说，最终宙斯成为造物主，一个自然中的秩序的寓言性的人物，而命运成为真正的上帝，或者是运数或者是非人格的观念或第一因，在这种情况下戏剧不再是说教的天然工具而是被神学所替代。 也许，埃斯库洛斯对欧里庇德斯的怀疑主义的虔诚非常短暂，而希腊悲剧为时不长，这些都多少与此类原因有关。如渥纳尔·加格尔（Werner Jaeger）指出的，索福克勒斯与另外两位剧作家的不同在于，尽管他们的兴趣基本一致，他更关注人的个性而非宗教和社会问题。如果希腊悲剧进一步发展，它应该会从索福克勒斯继续向前，抛弃与神话和节日的关系并成为一种世俗的艺术；也许正是它的成功把它过分地与神话和节日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无法突破，无法做到比如说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那样。因此，尽管希腊悲剧作家极受后世作家的敬仰，他们未尝有过太多直接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哲学家们发挥的影响更加显著，因为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建立了思想生活的基本前提，真理的统一和多样；再者，他们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特定的划分的始作俑者。比如，如果我们试图阅读印度哲学，一个理解的巨大的障碍是人和自然的结合点是用不同的方法标示出来的。我们的划分和标识是希腊式的；而且我们发现很难去相信别的样式的存在。 希腊文化的最后阶段即希腊化时期或者亚历山大时期，它回到了爱奥尼亚的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但是没有将其与社会政治生活联系起来。其时的重要成就在科技方面。如希腊文选所示，其文学高度讲究而且漂亮，然而总体上无聊，至少对于当今的时代而言是这样的，因为它对文艺复兴以来的二流诗歌有巨大影响。它是我们的最差的“古典”遗产，包括丘比特的小无赖，花卉的目录，希丽亚的胸部之类。 基督教是犹太的历史宗教经验和非犹太人对它的思考和组织的产物。希腊思想是典型的非犹太的而且与犹太人的意识冲突。作为一个希腊人的基督徒会试图在世俗的琐碎和虚假的出世精神之间来回摇摆，这两方面本质上都很悲观；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会被引向一种错误的严肃和不宽容，以至于把异己当作恶人而不是蠢人来进行迫害。宗教裁判正是非犹太的对理性的兴趣和犹太的对真理的热情的产物。 历史上最明显的例子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在《谈论迪克·威丁顿》一书中，海斯凯茨·皮尔森（Hesketh Pearson）和休·金斯密尔（Hugh Kingsmill）收录了一篇希拉尔·柏勒克（Hilaire Belloc）的访谈，其中谈到犹太人： “可怜的宝贝儿，生来就知道自己属于人类的敌人……因为耶稣被钉上十字架。那一定感觉很糟糕。” 我不相信柏勒克先生是个十足的傻瓜，然而他的说法跟亚当说“那女人骗了我，而我确实吃了苹果”异曲同工。他不可能不知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是罗马人干的，或者，让我们来个当代版，那是法国人干的（英国人会说，“我的天哪！”，然后表示赞同；而美国人会说，“太不民主啦！”而且派摄影师前往）。罗马人这样做是出于不重要的原因：耶稣在政治上让他们反感。而犹太人要求这样做是出于严肃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耶稣有亵渎之罪，也就是说，他错误地宣称自己是弥赛亚。显然，每个基督徒既是彼拉多又是该亚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