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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乔治 弗斯科尔（Henry George Fischer）著 陈永生译
埃及上古时期，包括最初的两个王朝（公元前3050-公元前2670年）和一些更早的王，在艺术、建筑、技术、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技术进步要数表音文字的创造。许多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学者都没有意识到埃及文字的表音性，直到19世纪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Champollion）才将之破译。这里我将从时间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两方面考虑埃及文字的起源，指出对早期证据的解释，哪些已知，哪些还未知或不确定。这些证据很多不像早期苏美尔文的可用证据那样具有同质性和完整性。 很明显，埃及表音文字的第一个证据，出现在被视为与太阳神何露斯（Horus）一体的神圣国王统一埃及时期。同时期的证据保存的几个早期王名中，一般认为纳尔迈（公元前3000年）完成了这个统一过程，这在他的著名化妆用调色板上有所显示。此调色板出土于希拉孔波利斯（Hieraconpolis），上面展示的是：一个象征埃及北方沼泽地的半人形，其上有一何露斯神鹰，神鹰的一只手臂伸出去握着一个系在俘虏鼻子上的绳索（图一a）；带着上埃及王冠的王，抓着一个较写实的俘虏，此俘虏被标示为  （可能是被俘酋长的名字，也可能是地区名——“鱼叉湖”或“沟渠”）。但是并不能因此而下结论，因为每个埃及王在其统治的一开始都会重新设定一个表示上下埃及统一的象征物。还有一些得自上下埃及的陶罐上的铭文记录的早期的王一般认为是卡（Ka，图二），因此似乎卡（Ka）也曾统治过南北两个王国。同样，也可能是蝎子王（Scorpion）、何露斯· 拉（Horus Ro）或者伊瑞（Iry）统一了上下埃及，如果对王名的释读正确的话。或许后一个可以简单地读为  （何露斯），这有点类似于在带镶板的建筑正面的符号框（serekh）里面框着王名，上面有何露斯神鹰，但里面没有任何名字的情形。 为了澄清本文后续部分的时间参照，我们或许可以将埃及的上古时期分为如下四个时段： ——最早的统治者（公元前3050-前3000年）：拉（Ro）/伊瑞（Iry），卡（Ka或者Zekhen），蝎子王（Scorpion） ——第一王朝前期（公元前3000-前2850年）：（1）纳尔迈（或者迈尔纳，Mery-Nar），（2）阿哈（Aha），（3）哲尔（Djer），（4）杰特（Djet）。  图一：纳尔迈国王的礼仪用调色板：（a）背面；（b）正面
——第一王朝后期（公元前2850-前2750年）：（5）登（Den），（6）阿涅吉布（Anedjib），（7）塞麦尔凯特（Semerkhet），（8）卡阿（Qa-a） ——第二王朝（公元前2750-前2670年）：伯里布森（Periben）和 哈塞海姆（Khasekhem/Khasekhemwy）结束。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王名中的几个释读比插入说明的其他释读更有问题。这些插入说明的释读只代表了可能的释读中的几个。当然，“蝎子王（Scorpion）”避开了其他的读法，清楚地记述了一个字符。 埃及文字出现的时期同时也是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联系频繁的时期，埃及文字的产生肯定受到了苏美尔和埃兰的影响。埃及学家有时会忽略了这种影响，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影响是深刻和具有催化作用的。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接触是直接的，当然主要是通过船舶，沿着阿拉伯海海岸到红海，然后很可能经由Hammamat干河穿越陆地。接触中有货物的输入，更重要的是思想理念的输入。最明显的借鉴是滚印。滚印在最初的几个王朝和继起的古王国（第3-6王朝）广泛地使用，尽管它很快具有了完全的埃及特征，成为新发明的圣书字的载体。在这个时期，有几个非常有美索不达米亚特色的图案，出现在物品装饰上，如纳尔迈调色板正面的一对猫科动物，它们的脖子绞缠在盛眼颜料的颜料杯周围。同样，我们也很难否认亨利·法兰克福特（Henri Frankfort）的观点，他认为最早出现在埃及早期帝王时期的一种镶板建筑起源于苏美尔，这种建筑我们可以从展现王名的符号框（serekh）中看到。所有这种影响产生于苏美尔人逐渐创造出一个足以记录物品分配和编制词汇清单的文字系统的时期。而在埃及没有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被认为是表音文字孵化期的阶段。 埃及早期文字的证据非常有限。第一个证据来自卡（Ka）统治时期，上面有两种最基本的要素（单辅音音符和双辅音音符），还有一个三辅音的词符。这些文字是用墨水写在盛放墓葬祭品的坛子上的（图2[a]），它们是某种产品的名字——“上埃及的  ”和“下埃及的  ”，这两个王国读作“  ”和“  ”。尽管  和  的准确含义未明，但是那些有阿哈（Aha）名字的坛子上有非常相似的标签，只是  换成了  ，  换成了  （图二b）。这些例子还显示了埃及圣书字的一般方向，即字符面向右，向左阅读。  图二:卡（Ka）时期（a）和阿哈（Aha）时期（b）陶器上的刻符
似乎很明显，埃及人借鉴了苏美尔人的文字理念（其他很多方面也受到苏美尔人的影响），然而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埃及文字在形体和使用上有很大的不同。苏美尔文字最初也使用同埃及文字一样的象形符号，这些象形符号既可以表示所描绘的事物，也可以通过“画谜原则”（假借）表示那些不能用具体图像表现的词汇的读音。但是，最早的苏美尔象形符号只描绘了事物的最基本印象，而且初始字形很快变得不大容易认出。埃及文字则不仅更写实而且在三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自然主义达到了更高的程度，直到被基督教强制施行的实为希腊字母的文字代替。埃及文字的这种高度的自然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规模的画像和相同风格的圣书文字是互相补充的。然而在美索不达米亚，直到第二王朝时期（相当于埃及的第三王朝），铭文才和画像结合在一起，而且仅在这一时期才有少数这样的结合。此外，如一块乌尔南塞（Urnanshe，lagash的统治者）的浮雕石饰板所示，苏美尔文字后来直接刻于二维人像中，这完全不同于埃及浮雕中铭文与图像的互补使用。 与圣书体一样早地使用着的用画笔和墨水书写的草体文字，使圣书体的图画特点得到了进一步突显。埃及文字基于书写速度和书写效率的演进沿着这条分离但平行的轨道而行进，使得圣书体字形不需变化。随着圣书体和草体文字（希腊人称之为“僧侣体”）差异的增加，古王国和中王国（第11-12王朝）也曾分别使用两种半草体文字。半草体文字只在特殊情况下使用，诸如僧侣体文本的标题，正式宗教文本，以及某些适于刻写的木头、金属等材料上。 埃及文与苏美尔文的另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在于埃及文对“画谜原则”（假借）的运用具有很强的近似性（非准确性），只求辅音的一致，并常忽略弱辅音。鉴于埃及语属于闪-含语系（阿非罗-亚细亚语系），此语系的明显特征是具有三辅音词根，约翰 D.雷认为对元音的忽略源于用同一个符号表示具有相同词根的词的倾向。这个倾向是很有根据的，但是并不适用于单辅音符号。闪-含语系还有一个同样引人注意的特征，那就是不同语法形式（有时包括复数）中元音的变化和重音的移位。这可以用  （“田地”）一词来说明：科普特语中单数读音为  ，复数读音为  （尾音t已失落），我们可以看到元音的变换。埃及文字避免这些变化，很可能与埃及艺术（甚至文字自身的构成方式）注重事物的本质和永恒方面有关。个别单辅音符号有时源自被剥掉弱辅音的词：比如，  ，Jürgen Osing构拟为  。很明显学者们曾共同努力以找出所有单辅音音符，有一些出现在纳尔迈和他以前的王留下的为数很少的词中  ，其他的大部分都见于哲尔（Djer，蝎子王，第一王朝早期）墓周围的附属墓地的石碑上，几乎全部24个单辅音音符在第一王朝都有使用。双辅音音符和三辅音音符同样见于第一王朝及更早时期，其中特有的尾辅音重复（语音补充）亦是如此。埃及文的语音补充是与苏美尔文的又一不同之处，比如，   ，其中第三个见于阿哈（Aha）统治时期，第五个见于哲尔（Djer，蝎子王）统治时期，其他的见于登（Den）统治时期。这个特点很可能是埃及文的原创。 最初，单辅音音符是书写某些不能用其他方式写出的词语的必需；到了哲尔(Djer，蝎子王)统治时期，它们用于表示诸如代词后缀（suffix-pronoun）的语法成分，最后（至少是第二王朝末期）它们用于书写介词，如与格n（“to，for”）（参见图六、七）。埃及文献中为了以下目的继续充分地使用着单辅音音符：书写语言中的一些最常见词语，除了接近一半的简单介词，还包括  （名字）、  （知道）、   （健康的）、  （东西）、  （说）——在古王国时期这些都不需要定符（起分类作用的部件），  （Path），  （Re）等神名也不需要定符。从古王国开始，很多例子都规律性地加上了定符，如动词  （以套索捕获），名词   （野山羊）。这些例子显示了词尾表意部件的作用，或者是表示属（如第一个例子中的绳索，  ），或者表示种（如第二个例子中的野山羊，  ）。古王国时期，当临近的画像起到同样的作用的话，这种定符可能被省略，后来这种省略趋势有所减弱。因此单辅音音符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尽管它们只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正字法的一个元素。 虽然第一、二王朝的圣书字铭文中使用的定符远远少于古王国及以后时期（公元前2670年以后），但比相应时期的苏美尔文献的定符使用广泛得多。从一开始就出现的大型画像，经常起到与定符同样的作用。非王室人员的石碑也是这样，名字后经常有小画像，或许也可视为圣书字定符（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没有这样的定符）。那些框住一个或多个字符，以标志它们是一个王名、一个要塞（  ，扶壁墙）、一个小社区或葡萄园（  ，有栅栏的圈地）、或一个建筑（  ）的符号，更可视为定符。“城镇”的圣书字（  ）很可能从哲尔（Djer，蝎王）统治时期就用作定符了。有些情况下，比如  的使用，我们并不确定这个符号不读作一个单独的词。出现在利比亚、亚细亚和努比亚等地名后的地域符号（  ）也是如此。船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纳尔迈调色板中的那个船名一样（图一b）。一个较确定的例子是双腿的符号，它附加到其他符号上面，表示与“运动、移动”有关的动词，如见于第一王朝的  （带来），  （来）和始见于第二王朝的  （去）。另一方面，两个相似的复合符号  和  ，很可能是  ，  的混合物，表示“来自上埃及/下埃及的产品”。 这类有意义的复合符号在圣书字使用早期很典型。此种情况少见于苏美尔文，苏美尔文中只有一种简单的融合，如  （lu+gal，“王”；字面义是“伟大的男人”）。在图三左边有一个第一王朝的复杂例子。如前所述，王名被围在方框内，方框上面有一个代表太阳神何露斯的神鹰。其中的王是“太阳神阿哈”，重头棍棒和盾牌表示  （“斗士”），神鹰的爪子抓着重头棍棒和盾牌。这个意思还得到了重复：加于方框的一双手臂，一只手握着跪着的俘虏，另一支手挥舞着重头棍棒向俘虏进行致命一击。俘虏的标签是“努比亚”。尽管复合符号在古王国及以后仍继续使用，但圣书字的音符和意符一般以离散的顺序出现，这反过来推动了画像和铭文的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上古时期结束后才真正实现。即使当两个字符结合在一起时，部件和它们的关系也会清晰可辨。象前面提到的  这样的复合符号已经不再出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文字数量或许会象汉字那样激增。结果，不象汉字需要成千上万个字，埃及文字直到公元前342年法老时代结束只需要不多于400个字符，而且很多埃及字符的意思是不言自明的。随着时间流逝，僧侣体逐渐难学起来，因为它变得越来越抽象且更趋于连写，但是它仍旧是准确对应于圣书体的草体形式。  图三 阿哈（Aha）时期的木头标签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文字的字符库几乎显示不出与早期苏美尔象形文字的相似性。一些字符很可能来源于埃及本土文字出现前的象征物或族徽，比如刻在涅伽达（Naqada）出土的黑顶陶罐上的  （权杖），再比如一个更早的置于人双脚之上的陶罐，奇异地类似于前面提到的符号 。前王朝时期的一系列陶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人认为它们是埃及文字的早期形式，但是证据令人难以置信。此外，如亚历山大·塞福（Alexander Scharff）指出的，大量其他圣书字符描绘的很明显是属于前王朝时期末期的物品。这些符号包括与方框类似结构的器具。如  （梨形重头棍棒），  （匕首），  （燧石刀），  （容器）。 基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或许可以作进一步探讨。既然圣书字系统看上去似乎没有经历一个长的孵化期，它可能是某个人设计出来的。这使人想起那些后期的文字发明者发明出与启发他的文字迥异的文字的事实。这些发明者中有赛阔亚（Sequoya）创制了切诺基（Cherokee）语的音节字母表和尼雅（Njoya）王创制了班玛姆语（Bamun）的大约1000个有固定格式的字符，部分表意部分表音。后者更值得注意，因为它在1900-1918年间很快地被改良为只有70个字符的纯表音系统。 但不同于赛阔亚（Sequoya）和尼雅（Njoya）王，假定的埃及文字发明者很明显是一个画家。在创制圣书文字的同时他还创造了一种新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力图最清楚地展现事物外形，并常为此目的采用多种视角。我们已经注意到，埃及圣书字不象苏美尔文字那样变得抽象难以辨认，而是变得更加自然和精确。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最早期王名框上的凹背猎鹰，到阿哈（Aha）统治时期背部开始变得更加平直，而到阿哈（Aha）后面的王统治时期则呈现出非常优美合理的形象。艺术和文字的紧密关系，还可以通过另一事实来证明：古王国时期，尽管专有名词  （外形绘图员）通常专指画家，但是“书写”和“绘画”使用的是同一个动词  。虽然书写空间限制了对象的更细致展示，我们可以说任何其他文明中艺术和文字都没有结合得这样紧密。 参考前面的和后面的图，我们将现存的埃及文字最初使用的证据可以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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