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伯河口 民主宪政在希腊的失败并没有直接导致其在当时整个的西方世界的失败，罗马——台伯河口的一个富有朝气的新兴共和国继承了这种传统，并将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罗马发达的私法与希腊的民主相结合，而崇尚“世界国家”与自然法的斯多噶学派几乎就是共和国时代的正统。 罗马人最初的构成就是一群亡命之徒，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与地域认同感先天性地不及希腊人，故而世界国家的概念很合他们的胃口。从民族性格上来说，与希腊人相比，罗马人更近于无私，本质上来讲，希腊人都是有点偏执的个人主义者，而罗马人的观念却是一种集体主义，例如，历史上，汉尼拔只要一日还占领着罗马的领土，罗马人就一日不议和、一日不受勋、一日不娱乐乃至禁止妇女哭泣；共和国时代的罗马人普遍有一种钢铁般的意志，在决定两国国运的扎马会战中，西庇阿的罗马军队面对汉尼拔的迦太基大军，在数量与质量的双重劣势下，最终依靠坚定的意志扭转乾坤。我相信，这种观念与意志是与罗马共和国民主与法治的结合相辅相成的。罗马人自打出现在这历史的舞台上，就表现出来这样一种令人惊喜的健康活力。 如果说，民主是希腊人的伟大思想贡献，那么相应的罗马人的伟大贡献就是“制约与平衡”。罗马共和国继承了雅典民主宪政的传统，与帝国时代“皇帝的意思即法律”截然相反，共和国的宪政明确认定，“人民，而且只有人民，才是全部法律的渊源”。同时，罗马共和国在权力构架上，比雅典更合理，也更有效，正如西塞罗所言：“最高权力归人民，实际权力归元老院。(potestas in populo , auctoritas in senatu)”执政官只是元老院决议的执行者；元老院掌握着实权，体现了贵族间的妥协，元老院的合意有效阻止了专制的出现；从雅典一脉相传而来的人民主权思想，使人民的合意有权否定元老院的决议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人民大会和保民官的设立，使元老院的专横极其困难，这就是平民与贵族产生了有效的制衡。而罗马元老院鹰徽上“SPQR”的字样，并非是元老院的意思，它实际上是“全体罗马人民和元老院”的缩写，正是这种“罗马式的民主”的绝佳体现。 在共和国近五百年的历史中，罗马一刻也没停止过扩张，罗马的“帝国主义”决不是雅典式的民众狂躁或心血来潮，而是一种处心积虑，征服欲深深植根于这个民族，远比民主更深入人心，这是伟大的罗马人的阴暗面，最终把他们带向了深渊。 这里值得探讨的是罗马的军事体制。罗马人体格健壮且好斗，但与扩张中的那些对手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优势；罗马的将领都来自平常的公职岗位，战时自然成为军官，绝大多数并不见得有多强的指挥能力，实际上在我看来，共和国历史上值得称道的将才也就是西庇阿和恺撒，即使是被人们称为“伟大统帅”的费边，也只是一个战略大师，在战役战术层面上乏善可陈。罗马真正的力量源泉是其独特的军事体制。 在那个年代，由于国家通常都较小，为了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希腊各城邦和罗马都是一种全民皆兵的体制，这种体制被顾准称为“公民军”，又由于当时没有发明马镫，骑兵的战斗力有限，所以军队的主力都是步兵方阵。 在希腊，公民自备装备上阵，由于马匹和盔甲昂贵，所以形成了贵族充当骑兵、中产阶级充当重装步兵、贫民充当轻步兵的局面，在战斗中，骑兵位于两翼，任务是奇袭、突击、迂回与追歼；重装步兵是全军的核心，他们以坚定的步伐、密集的编队稳步向前，同时正面接受对方的冲击；轻步兵的位置并不固定，他们通常是标枪手或弓箭手，甚至只是“拉拉队”，若非战局近于绝望，他们是不会被推到阵前的。相应的结果是，骑兵由于其任务的危险性和本身的缺陷，通常是伤亡最为惨重的单位，比如，亚历山大彻底结果波斯帝国的高加米拉会战中，马其顿全军阵亡三百余人，居然有二百六十多人是执行侧翼迂回任务的皇家骑兵，而这些勇猛的骑兵无一例外都是皇室成员、贵族子弟；重装步兵尽管要正面经受冲击，但因为坚甲厚盾，只要阵形尚在，不把侧翼和后方暴露给敌方，伤亡通常有限；至于轻步兵，甚至无需接敌，伤亡往往最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冲锋陷阵为国捐躯有时也是一种特权。这样下来，只要经历一场战斗，死的最多的总是贵族或上层人士，社会都会产生剧烈的震动，这一方面是平民有机会获得进入社会上层以填补贵族名额的空缺，使精英阶层有机会获得新鲜血液，但另一方面却使社会总处于一种令人不安的动荡中。 罗马早期的军事体制与此不同，尽管罗马原则上也要求公民自备装备，但编队的方法却更科学。罗马人将全军分为三线，第一线是“青年军（Hastati）”，由刚入伍的年轻新兵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密集投枪以削弱敌军；第二线是“主力兵（Praetorian）”，由服过役的壮年构成，顾名思义，他们是罗马的主力；第三线是“后备兵（Triarii）”，由服役多年、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他们是罗马军队的精华所在。后备兵的称号是一种荣誉，既是资历也是战斗能力的象征，不到关键时刻，后备兵决不出击，“动用后备兵”这个罗马成语的意思就是到了乾坤一掷的时候了。青年军达到相应的资历，就可以转入主力兵或是后备兵中。罗马的这种体制在共和国初期无往而不利，结合罗马人坚毅果敢的性格，其完善甚至达到了统帅上了战场都无需细致指挥，大致把握即可的程度。而且，不以出身而以军中资历来编队，避免了希腊的那种社会动荡。 共和国时代的中早期，罗马国内很少内讧，激烈的争论往往总是就事论事，毫不涉及私人恩怨，团结一致使共和国每每在不利的境地下力挽狂澜。在与迦太基共和国旷日持久的争霸战中，罗马军队面临严重的困境，他们不得不脱离生产，离开本土，进行补给极端困难的远征。两国在意大利、西班牙、西西里和北非全面交战，罗马几乎全部适龄男性都在各个战区服役，伤亡惨重，农业生产基本陷入停顿，经济行将崩溃，那段艰难的岁月，元老院和罗马人完全是靠坚定的意志咬牙挺过来的。这是罗马意志而非军事的胜利。 战争结束后，罗马共和国开始了由马略领导的军事体制改革，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常备军代替了“公民军”。这支军队由国家给予军饷和装备，也不再以资历来编队，他们使用的划分标准是职业化的军兵种，士兵被统一叫做“军团兵（Legionary）”。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那样，这次军制改革，是罗马走向专制的开始：“当罗马的统治局限在意大利的时候，共和国是容易维持下去的。所有的士兵同时也就是公民，……元老院还密切注视将领们的一举一动，它根本不使他们想到要做出违反自己本分的事情。 “但是当军团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和大海的时候，战士们在许多战役中就不得不留驻在他们所征服的地方，这样他们就逐渐地丧失了公民们应有的精神，而在手中掌握着军队的将领们感到自己的力量很大，就不想再听命于别人了。 “于是士兵们这时就开始只承认自己的将领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共和国的士兵了，而是苏拉、马里乌斯、庞贝、凯撒的士兵了。共和国再也无法知道，在行省中率领着军队的人物到底是它的将领还是它的敌人了……” 随后的历史中，罗马军团高歌猛进，西班牙、北非、高卢、希腊、不列颠相继被并入罗马共和国，扩张使人民疯狂。元老院还控制着这一切，但明显的，控制力在减弱。一方面是远征的将领们越来越不听话了，另一方面也确是当时客观的技术条件所限。这种控制力的减弱，导致了野心家们活动的日趋频繁，当罗马不再有像迦太基那样强大的外敌时，内战的阴影随之而来。 如同雅典的僭主，罗马的野心家们靠的也是欺骗与暴力，不同的是，后者的分量大了。 此时的罗马，已不再是像过去那样的一个城市了：“过去的罗马城里，人民是被一种同样的精神，对自由的一种同样的爱，对暴政的一种同样的憎恶所鼓舞的；过去在那里，对于元老院的权力和显贵的特权的嫉妒总是和尊敬混合在一起的，这种嫉妒不过是对平等的一种爱罢了。意大利各民族成为了罗马公民后……表现出了对一个强大的保护者的依赖……野心家们把别的城市的居民和整个整个的民族引入罗马，为的是在选举时制造混乱或是操纵选举；集会成了不折不扣的阴谋；……人民的法律，人民的权威，人民本身都成了空中楼阁；而无政府状态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人民竟无法再知道人民是通过了某一个决定还是根本没有通过什么决定……” 在欺骗性宣传的作用下，元老院被丑化了，而形形色色的野心家们被描绘成传奇式的英雄，一个个偶像被树立起来。人们认定，元老院迂腐而软弱，已经无法治理好这个国家了；这个国家的未来需要的是一个强力的统治者，是一种坚定意志的统治，这样的意志曾让罗马共和国渡过一个个难关，而此时却要葬送掉共和国，引领罗马走向帝国。 不是野心家们颠覆了共和国，而是人民以人民主权的名义抛弃了元老院为代表的旧的体制和传统，簇拥着野心家步入了权力的中央。人民继希腊的民主悲剧后，再次以一种狂热改变了历史，但这次却是以国家利益之名。 我这里不想具体多说罗马的野心家们如何深得民心、如何攫取权力以及如何相互倾轧来巩固权力，只想说民主宪政的悲剧又一次上演，罗马人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通往帝国之路。 罗马帝国继续创造着它的辉煌，只是这种辉煌已经与民主宪政无涉。当乌尔比安说出皇帝不受法律约束（Princeps legibus solutus est）这样的话时，伟大的罗马法学就已经丧失它的灵魂。 元老院上高悬的有“SPQR”字样的鹰徽被帝国的国徽代替，这个国徽的主体由重叠在一起的“PX”字样构成，那是斧子与棒束的抽象，就是我们熟悉的“法西斯”。帝国的中心逐渐离开了台伯河口，离开了当年人民激烈辩论共商国事的广场，古朴的元老院会堂逐渐冷清，而高大威严的帝国皇宫拔地而起……至此，民主宪政在西方世界终于悲壮地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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