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讲者小传 王加丰 1949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为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史和现代化理论。代表性科研成果有：论文《加尔文与法国宗教改革》、《关于东方道路理论的问题》、《资本主义起源及现代经济发展初期的政治前提问题》、《理解：二十世纪西方历史学的追求》、《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宽容与不宽容问题》；著作《朴正熙“开发独裁”体制研究》、《扩张体制与世界市场的开辟———地理大发现新论》、《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与人合作）；译著《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与人合译）、《历史思想导论》。 当前，很多人在谈人文精神。有许多事情，谈论的人多并不是好事，因为那是问题严重的反映。我想，人文精神就属于这样的一个问题。这里想讨论的是：500年来，人类的人文精神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或者是深入了还是变得肤浅了？ 从物质或技术的层面讲，500年来人类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约16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高声宣布：“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如果我们承认经济的进步必然带来人类精神的进步，那么现在的人文精神应该比文艺复兴时代多得多、深刻得多。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从通常的角度看，我们的人文精神是极大地增加了。比如，在发达国家或者在我国的香港，大家都很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遵守公共场所的行为规范；特别是，对弱者和穷人的关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对残疾人、儿童和妇女的关照也达到了人类从未达到过的水平。又如，最近上海一家报纸谈到了法国对儿童权益的保护，其保护之周到让人赞叹不已。再从历史上讲，1864年成立的国际红十字会禁止枪杀俘虏，二战后一些战争的决策人开始注意不轰炸居民区等，这些无疑都是人文精神的发扬光大，被称为人道主义或革命的人道主义，受惠者首先是广大普通百姓。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标志能说明人文精神的增加，那就是有能力、有条件谈论和欣赏人文精神和高雅文化的人口极大地增加了。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人文精神确实一直在发展，而且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但为什么仍然不断有人在呼吁人文精神的衰落呢？我看，除了在500年来的历史潮流中，确实有不少事情让人对人类是否在进步感到怀疑之外，还有三个主要原因，使人们对人类精神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产生了怀疑。 第一，那种以人文精神为最高培养目标的教育消失了或几乎消失了 我国一部权威的教育思想史曾这样讲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人文主义者从提倡‘人性’出发，批判经院主义教育，提出了对于健康的、积极的、乐观的人的崇拜，将人的身心或个性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当代剑桥思想史学派的领军人物斯金纳曾这样讲到英国人文主义者的追求：“文艺复兴关于人文学科教育的思想与新知识的发现几乎没有联系或完全无关。它主要被看成挽救和保存古代智慧形式的一种练习，这种古代智慧形式比任何现代世界所能渴望得到的东西要更为深厚”，“无论如何，对都铎时代的每一个人文主义者来说，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这五部分课程大纲构成了人文学习的精髓，这是不可能有疑问的”。 这样的教育目标今天只存在于一些空洞的理论中，实际上已经消失了。拿英国来说，这样追求的时间也不长。到17世纪中后期，古典语言的教学在英国就受到了冷落。担任剑桥大学希腊语教授的艾萨克·巴罗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我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就像一只雅典的猫头鹰，被赶出其他鸟类的伴群；而自然哲学的课堂却总是满满的。”这门课教不下去了，因为没有学生。于是这个巴罗教授于1663年辞去该教席，改任新设立的卢卡西数学教授的席位，成为牛顿的前任。这说明，现代社会的发展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应用技能的发展，这主要是靠应用技能的教育来实现的。这也是摆在所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艰难的选择：是着重培养学生拥有高尚的精神和追求，还是着重让学生拥有谋生的技能？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吗？ 19世纪上半叶，正当英国接近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卡莱尔在《文明的忧思》中发出令人震撼的感叹：“人类丢失了自己的灵魂！”那以前及那以后，类似的谴责不绝于书。半个世纪前奥克肖特在《大学教育的特点》中仍坚持说：“对于一个学习某种实用技能的人来说，一门‘科学’是一个可以使用的信息的集合体，但是在大学里，一门科学是一种智力的追求，一种解释所探究的思想和谈话的方式。”但在世人眼中，这类主张越来越失去光泽，文艺复兴时期的追求和实践似乎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奥克肖特也明白这一点，1951年时他就说道：“30年前，斯宾格勒预测，在西欧，‘文化’将在更大范围内让位于‘文明’，并且劝告我们说，如果想顺应历史潮流，大家都应成为技术人员。”这个预测并没有错。不久前，从网上看到一个美国教授批评美国MBA教育的文章，真有点淋漓尽致：“美国的经济学研究已日益成为一种缺乏人性的处理数学公式的伪科学。这种经济学已经征服美国的商业教育，并已与贪婪至上的强盗贵族文化相融合。美国的MBA教育要求工商管理硕士们把普通雇员当成可任意使用的成本，并要求他们不加批判地轻信这一福音：公司只为报答抽象的股东而存在。”许多人可能不同意这种说法，但它确实说明了当代教育存在的基本问题。 当然,当代的许多教育家都希望鱼和熊掌兼得,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实际上，他们的侧重点早已不一样，因为“精神”是软指标，而专门技能则是硬指标，正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大学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志。 第二，科学与人文、应用科学与理论科学的区分和对立越来越明显 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但那时科学在人文的大旗下感到十分满足。比如，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教育家埃利奥特主张：一个年轻的英国绅士在完成古典教育后，应该学习英国普通法。另一个教育家维夫斯则强调先学习传统的三学科（语言、逻辑和修辞），然后应该学习数学和各种实用技艺。按照涂尔干的分析，16世纪有两大教育思想。一种以拉伯雷为代表，其特点是“一种全面扩展人性自然的需要，但同时首先是不加拘束地喜好广闻博识，是无法满足的求知欲望”。另一种以伊拉斯谟为代表，这种思潮只强调学习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在拉伯雷的教育思想那里为学习各种科学知识留出的位置，在伊拉斯谟那里都“被说与写的技艺所占据”。教育的根本目标成了训练学生赏析希腊罗马时代的经典巨著，并从精神上加以仿效。从这两种教育思想中，已可看到日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冲突的萌芽。但在这时期，对科学的追求是一种对知识的追求，还不太含有或根本未含有经济追求的成分，其目的就是表明人的伟大与能力，这样的追求实际上是人文追求的一部分。 随着资本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伊拉斯谟所主张的教育思想渐渐不再适应形势的需要。虽然在人文主义者那里，科学与人文基本上是统一的，但在以后的发展中，这种统一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各个领域专业化的发展，一个人再要掌握那么多的知识已经不可能了，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分工是必然要发生的；另一方面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和实用的追求日益吸引更多人的注意，毕竟谋生和发财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更加重要得多的东西。19世纪末，尼采大声宣告了这种冲突。不久后，法国的涂尔干宣布：“所谓古典传统具有永恒价值的古老信念，现在已经确确实实动摇了。”上世纪30年代，胡塞尔宣称：“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其对生活的意义。”他还说，那时候，人们对“文化危机”发出了“普遍的悲叹”。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科学技术是离不开文化的发展的，比如，一定的法制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但它所要求的文化，与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往往是有距离的，与科学技术关系最紧密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目标的人文精神，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明”。不久前，我国有人写了一篇“小”文章，对“文明”和“文化”进行了区分，很有道理。这篇文章讲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讲文明和有文化是两码事。“桃花源”里很文明，那儿“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但他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所以没有文化。文章还提到，这是香港资深出版人陈万雄先生的观点，陈先生在谈及香港现状时就强调“讲文明不等于有文化”，因为文化在那儿有一种“边沿化”的趋势。这里，“文明”指的是科学技术及与之相应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及其实践，其直接作用是保障物质追求有序进行，是广义上的文化的一部分；而这里讲的文化，指的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人自身的完美为最高目标的追求，是以一定的物质为基础但又超越纯粹物质追求的精神追求，相当于本文所讲的人文精神。 我们以往对20世纪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冲突的理解可能有不恰当之处。科学主义所包括的，不仅仅是对科学的崇拜，而且应该包括与科学发展直接相关的文化方面，即那些相关的规章制度。当然，“文化”的发展也是需要这些规章制度的，但科学和文化与这些规章制度的关系往往是有差别的；而且，对文化来说有些更加重要的东西，对科学是无关紧要的。比如，遵守交通规则是文明的表现，是科学发展和文化发展都不可缺少的；但是否坚持用人性化的目标来制定交通规则那是有很大区别的，至于人文精神对人的全面发展和完美的追求，对科学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目前还有一种趋势，那就是把人文教育等同于公民教育，这是一种真正的误解。现有的公民教育最多也就是一种“文明”的教育。文明并不排斥人道精神，但它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并不怎么关心，一个“好”公民不一定就是具有深沉的人文精神的公民。人文精神首先体现在对人的价值、对人类或对生命的价值的充分肯定，对人的独立自主和追求完美的肯定；而公民教育是不同的国家或社会都需要的，其目的就是使他或她适应于在某一特定的社会中工作和生活，其功能与过去社会的“臣民教育”是一样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后半叶，正当人们在讨论“两种文化”的冲突时，科学家内部开始出现一种“失衡现象”：从事应用研究的“科学家”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而愿意终生从事艰苦的理论研究的人在减少。前面讲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求知，这正是理论科学的本质。如果带着强烈的经济利益的渴望来研究理论科学，即使不会马上造成理论科学的终结，也会给它带来很多麻烦。但是今天，愿意以求知的态度来从事理论科学研究的人已经越来越难能可贵了，西方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 第三，文化的商业化趋势正在蚕蚀人文精神的最后堡垒 商业文化，就是文化的商业化或者说文化的主要功能是为商业服务，为追求物质利益服务，这当中各种文化产品本身也成了买卖的对象。从正面来说，商业精神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支柱，没有它就没有现代社会；但它有其可怕的一面，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买卖对象。160多年前，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人的生命的现实的异化仍在发生，而且人们越意识到它是异化，它就越成为更大的异化”。160多年后的今天，至少在西方，马克思这句话的真理性是无需怀疑的。 从总的来看，整个文化的商业化趋势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它正在侵入人文传统的某些最后的堡垒。1999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詹姆斯·维农写了一篇文章，叫《关于当前不列颠“史学危机”的思考》。文章一开始就谈到，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近几年英国史学界不断有人谈论史学危机，但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这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是一个“技术或制度的问题”。所谓技术问题指的是一套新的管理制度，即“高等教育投资机制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影响“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性质”，而且也影响“就业形式”，使历史学缺乏人员更新的正常制度。1992年英国政府实行《研究评估操作法》（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用来检查学术研究的数量与质量。1996年再次进行这种评估。从此，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要每四年一次接受计量，历史系被分为5等。研究不再是个人的事情，史学家的工作必须受到公开检查，每四年必须有成果发表。政府机构在研究生教育上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如惩罚那些未能保证在三年内让博士生完成学业的系等。 从16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到现在的教育，功利性的东西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人文性的东西虽然努力保持自己的位置，但总的趋势是不断让出地盘。许多消息都告诉我们，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拦的，因为它出于人们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也出于各民族竞争的需要，也就是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谁要是不遵循这种趋势，谁就可能落后挨打。2001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长期以来一直鼓吹“亚洲价值”的李光耀在谈到全球化对亚洲的影响时指出：“某些儒家价值已经差不多过时，遵循儒家传统的社会要紧随全球化的步伐前进。这种价值必须予以改进。”不久前，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中国试题显示出英国正在数学方面落后》的文章，结果许多英国人在网上惊呼“我们的大学数学考题竟是中国初中生都会的”题目，并担心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影响到英国未来的经济繁荣”。近年来英国人在不断讨论英国数学教育落后的问题，有的专家甚至认为现在英国人的数学水平处于“灾难边缘”。今年8月2日，美国国会还通过一项新法案，目的在于提高美国人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水平，以增强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消息表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求知精神或自我完善的追求的复归。它们并不是在解决我上面讲的科学内部的“失衡现象”，而只是说明：世界各国，不管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都把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放在首位；政府出于功利性的原因不得不重视理论科学的研究，而百姓同样出于功利性的原因，不太愿意从事理论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因为那样做十分辛苦而且收入有限。 在这种大趋势下，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求知和追求自我完善的欲望，越来越多的人只追求眼前的人生目标，那就是纯经济的目标，所有的政府和社会及整个舆论氛围都支持这么做，很少有人对此提出抗议。 我以前相信，西方社会在生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一直在不断地生产精神财富。但从其发展趋势来看，前景也堪忧。 一方面，现代化是为了改善人的生活，提高人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发展是现代化的最高目标；但另一方面，科技竞争和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使这种目标成为空想，因为竞争本身是工具性的，人只不过是竞争的工具。在这种竞争的必要性下，个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合理化了，并得到了多方面的鼓励。尼采等人文主义者的学说就是对这种现实的抗议，但这种抗议有什么用呢！看看现在大学的走向就可知道，人文精神在其深度上的衰落，或在某种程度上的快餐化是不可避免的。 文化的作用，或者说人文精神的作用已经很少会有人怀疑，但在经济利益和国防的重要性面前，它就相形见绌。毕竟，现实的紧迫需要是更重要的。法国的让·拉特利尔说道：“文化应提供的是根基和最终目的，它应能使一个人找到自己在世间的位置，明白其作为一个人的作用，并通过生活的踪迹和符号来理解他的人性。”同时他又说：“虽然如此，科学和技术毕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我们已见到的，它们对文化的影响直至其起决定作用的核心深处，它们自己设定新的价值观念并带来了具有最为广泛的历史性目标和最高的伦理性质的客观可能性。”这里讲到，科学技术能“自己设定新的价值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它说明现代科学技术会自行创造符合它所需要的“文化”，那就是造成促使它发展的制度或文化氛围。至于说它“带来了具有最为广泛的历史性目标和最高的伦理性质的客观可能性”，我持怀疑态度，因为这种可能性不一定能实现，而且这种可能性有时也是徒有虚名而已。 由资本主义产生所引发的这场国家间的竞争及个人对私利的追求，这场以浪费和破坏为其基本负面作用的运动，正朝着可能不可恢复、不可挽救的道路上走下去。最近，西方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有可能成为自己成功的牺牲品，这种可能性正在变成现实。市场经济，有许多东西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一个半多世纪前马克思所担忧的资本主义的异化问题，其实是与市场经济分不开的。它与国家间的竞争结合起来，形成了无比强大的、不可动摇的力量。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市场经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卷入发展经济和研制最新武器的竞争，这方面的必要性是既无需讨论也不会引起太多争议的，而对人类本身发展的关注实际上被置诸脑后了。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文明”，而这个世界上的人正变得越来越重视眼睛看得到的利益，我们有办法改变这种情况吗？仅从科学的角度看，古希腊的一些哲人提出来并加以讨论的一些假说，如日心说、原子论等等，要到文艺复兴以来才真正发生作用；古希腊人容忍这些人的劳动，并给予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我们今天的社会还能做到这一点吗？ (责任编辑：admin) |